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吗？＿＿山人神父

快乐的羊

我在前篇文章《基督信仰能克服文化障碍吗？》曾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基督信仰是否必须要让基督信仰先跨过中国文化这道门槛？虽然我在文章结尾道出：“中国还有文化吗？”的感慨，但是，不论承认与否，不论是死是活，强大的中国文化就在哪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无论谁从那堆已死去的文化中拉一半句“先哲名言”来救活自己无聊的浅薄都可以立即见效。


中国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去除虚伪、奸诈、功利，奴化、以及权谋心，它仍可以帮助人在生活伦理上纯朴真挚起来。“撵掉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张是把基督信仰亦当成虚无主义来接受的人才有的思想。“有容乃大”才是基督信仰的真正精神。但是，站在传统卫道士面前基督信仰真正遇到的问题是：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吗？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停混乱自己一心想建立本地神学体系的狂热者还是应该继续这种狂热吗？“基督”作为“信仰对象”是否必须把祂放在本土文化中去接受理解？这种文化亲切感真有利于真理毫无亏损地被中国人接受吗？

这里我们必须确认的事实是耶稣会士范利安、罗明坚的传教方式在利玛窦神父身上得到最大的执行与发展。利玛窦神父既决意结交上层人士，他就用自己所掌握的奇方异器吸引这些士绅大宦。中国人自古来就喜欢以情趣心接物识人，加之利玛窦神父有超人的记忆力，又以一个西洋人在中国古文化中可与士大夫阶层对话，所以，他在形成的文化圈内就有了一定影响力，加之当时儒士名流嫉惮佛教兴盛，利神父和大和尚莲池「天佛二教辩论」即引来许多儒士围观。总之，这种文化传教的方式让天主教在明季的中国即有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教会三大柱石，奠定了中国教会的基础。利玛窦一心想进北京面见皇帝，在当时这是一伟大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成功进入北京，但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去逝为止，利神父亦未见着神宗皇帝的面。但明神宗确实知道利氏其人，且垂恩有加。故在利死后，赐利墓地葬身。利玛窦神父万历九年（1581年）至中国澳门，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去逝，凡三十九年。后来人议论最多的亦是他所开创的文化传教方法。


大凡今天谈「本地神学」建设的人所谈论依据的无非是利玛窦神父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吴渔山神父留至今日的作品思想。而且这种风气一定是以谴责发生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是因外国传教士不懂中国文化、不肯容忍「尊孔祭祖」之礼俗而引起的遗憾浪潮。他们把清朝皇帝全面禁教的原因归在道明会不断引出的信仰文化挑衅上。但事实是这场教会内部的礼仪争辩道明会一直把它放在教会内部裁决，反而是一直相信走「上层路线」的耶稣会士把这场正常争辩引向政治朝廷裁判。走上层路线的人自然愿意依赖世俗权威。


利玛窦神父从来都具有「补儒、易儒、超儒」的伟大心灵，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但后来传教士在宫廷任职后，耳濡目染地对皇帝权威的崇敬逐渐高过了服从信仰的权威。而另一方面，道明会，方济会在中国民间直接接触的是老百姓，传教士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住他们的房，但宣讲传递的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西班牙人能用基督信仰把整个菲律宾改变成亚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那么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民间所做的亦是这种移风改俗的工作，传教士自然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习惯来包装基督信仰，如罗马皇帝皈依天主教后罗马教会顺利地把罗马太阳神的节日改变为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同样，现在教中人逝世后的「做七」圣仪，明显缘自佛教、洐化民间。中国人相信「死者为大」，于是，传教士要求取消对亡者的烧纸、摆供、叩头之后，却把「做七」赋予上教会圣仪的新意保留下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谁把信仰之根扎在中国人心里且直到今天未曾终断，那我一定要说是这批扎根在老百姓中间走底层路线把中国人变成「土鳖基督徒」的传教士们。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在中国管理传教的重担落在遣使会肩上，而遣使会所秉承的传教路线仍旧是走底层路线。有人认为康熙禁教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如唐时景教、元时天主教又一次断了香火，其实不然，按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之李文禄、李天一、张全、张化陇」记述，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尚有李天一、张全者在家热心诵经祈祷，且集资出钱建设教堂一座。今引方豪述：


雍正二年（1724年）即开始禁教，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教友，至乾隆四十余年仍热试如昔，历时六十余年，父子相传。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丝毫不赖外方，亦不需教士督促领导。即到京中向在朝廷供奉的西洋教士家人，索取「瞻礼单」，只因事涉历法，而瞻礼节日，又须阴阳历互推，教友实在无法自编自印；而其余经像乐器，仍由教友出钱购买，绝不存依赖性、岂不可嘉！？


由此可知清朝虽禁教严令，教士被逐，但除教士可以匿藏民间维护信仰外，另一主要原因是基督信仰已经在信徒心中扎根，故禁教虽已六十年，但信徒热诚如昔。如果说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传教士可以重新大批进入中国传教，那么从1782年间教友还可以自行热心神功如此之烈情况来看，我们相信到1840年传教士再进入中国时，民间私含基督信仰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处于天子脚下的宝坻尚可在禁教六十余年后教友私建教堂，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南方沿海及其周遭呢！很明显基督信仰在民间的稳固是由传教士扎根民间底层教化而来的，相反那种在「文化对谈」风气造就出来的基督徒除明末几位大贤外，清朝却无一人。


自然，有人会说，一个徐光启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可抵三百个「土鳖基督徒」的影响力，甚至还不至！但是，上文提到的「土鳖基督徒」李天一、张全，其时均已是七旬老人，为私建教堂、聚众念经事，受杖百余，发配边陲，且永不得赎释。那么，信仰之力真关乎文化？没有文化，信仰真进不了人的生命？另外，传教士一进中国，自然生活习惯全中国化，和老百姓一样，如雷鸣远神父及后来许多主教神父把一生都耗在中国，他们甚至从模样上都被中国化了！但，这里要区分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文化」，传教士随环境地域被「中国化」了，但绝不是被「中国文化」了。本地神学的建立者一直强调的是「文化」，即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这种中西体用论的角色互换其实是文化本位主义在某些人心中做祟。


山人认为：「文化传教、上层路线」只是一种方法，但决不是的一种绝对的方法。而今天所谓的神学本地化运动一直拿利玛窦神父来做幌子，却丝毫不在意利玛窦神父在当时对中国文化所抱的亦不过是一种容忍态度而已。所以，今天国内的一些本地化神学建设者其实一直是在用传统文化来包装自己的「奴化角色」，却从根本上忘记了：圣神的风随意吹，基督信仰力量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能够束缚住的！

王公明

圣神的风随意吹，基督信仰力量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能够束缚住的！
好，文章有力度，深刻，有思想。对各种要谈及的问题都有依据，好。

王公明

托尔斯泰直到八十岁还在学汉语，我知道的是，他对道德经非常推崇，其实那些感悟不到的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但现代的中国与中华文化已没什么关系，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什么孔子学院，什么老子学院，竟有人把儒家思想说成是魔鬼文化（就是那位出神入化的先生），道德经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那些半瓶子咣当的人最可怕，主耶稣就是被他们钉死的。

苏撒娜

圣神的风随意吹，基督信仰力量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能够束缚住的！赞！赞！赞！

基督福音的文化，摧毁一切邪恶黑道。斥责一切的荒谬。
光明的福音释放笼罩黑暗文化里的人。黑暗是人类一切失败的状态。
圣神的风随意吹~~~~~~驱散~~~释放~~~赞美主！！！

evangels

中国文化是一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擦亮眼睛

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吗？
到不如说基督信仰与世俗肉身与魔鬼相结合，更为“先进先知和先觉”。
天主教几千年来谁看见来？

吾从周

题目有问题，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