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我接到上海格寿平会长的信，要我在获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国内的怕有危险奉命逃出，已在国外的我却被派遣冒险回去，又一次置我于绝境。我思考之后回信表示接受。第一，我认为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怕共产党。第二，我年轻时，上海有许多“白俄”，这些都是苏联革命胜利后逃来上海的沙俄贵族，达官富翁，他们当时都幻想苏共失败后再回祖国。然而革命成功了，苏共政府巩固了，他们坐吃山空，生活清苦，处境凄凉。我想，中国共产党也一定成功而长久治理中国。我留在外国不回，不将成为“白华”吗？第三，有办法的逃离祖国，这些人是外国传教士以及外国传教士看中的人，他们是极少数。我国教友极大多数是农民，一部分是工人，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出不了国，传教士走了，年轻的神父修士走了，我们教友成为无牧之羊。我是中国人，中国神职人员，我应是善牧，理应回去照顾他们，基于这些理由我才写信给格寿平，接受他的指示，决心回国。
我去传信部拜见时任次长的刚恒毅大主教。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教会，曾是圣座第一任驻华代表（上面已提及他，这儿不再重复）。我非常尊敬他。他听说我要回国，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已开始为难教会，回去是冒险。他又说我可以派你去拉丁美洲工作，那儿缺乏教授。他问我耶稣会领导是怎样想的，我回说是上海的会长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去，刚总主教思考了一下说，那你回吧！我降福你。1950年6月我离开罗马，到今天已是2008年了，尽管我去过欧洲十来次，却没有再去过罗马，很是遗憾，不知何日能再去。
我毕业后，法国巴黎省会长给我3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两个地方或去美国，或在欧洲度过。我对美国不甚了解，我在罗马念书时，有美国同学，他们自成一个小圈子，我却和法、德两国的神父修士来往较多（其中有后来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枢机DECOORTRAY，慕尼黑总主教万德尔枢机WETTER，著名神学家孔﹒汉斯HANSKUNG等）。我于是先去西德，那儿我曾认识DONATE一家人（上面已提到），其继父GEORGMEISTERMANN后来成为名画家，其母亲EDELTRUD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兄CLAUS后来是汉诺威再保险公司董事长。我在德国1个月，她每天抽时间用心、耐心地教我德文(对他们一家，上面我已提到过)。去德国后，我去了比利时，去上面提到过的一个热心的家庭,先生CHARLESSTEVERLYNK是大企业家，在比利时、阿根廷都有工厂。夫人SUSANE是慈善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中国教难开始了，教会可能转到地下去，我得学一个手艺谋生，神学没有用途，我幼稚地想回国后当个出租车司机，既可赚钱养活自己，又可到处串门访问教友）。他们家在紧靠法国的COURTRAY市。我住在比利时耶稣会院内，早上到附近的圣女加拉隐修院(即方济各女会)献弥撒，然后去该企业家的工厂内。上午学开车下午学修车，厂方指定一名老工人负责我，我也用功学习，晚上去那家用膳后返会院。我拿到了国际驾驶证（是该先生托人办的,未经考试），也学习修车，至少路上车子抛锚后自己能初步处理。临走前我向隐修女会院长姆姆辞别，说我即将回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宣传福音，请修女们为我祈祷。她立刻叫来了一名年轻修女，她和我同龄，告诉她今后的任务是为我求天主。那位修女名叫MARIE，谦恭地接受了。我1987年出狱后再去访问比利时，韩德力神父告诉我说该修女一直为我祈祷着，我就去ROLAIRE(修女已调离COURTRAY，而在ROLAIRE修女院内)感谢她。先由修会院长接见我，叫来了全体修女，向我指出MARIE修女,我起身向她鞠躬道谢，并说我能活到今天，在狱中27年保持信德，实非易事，她的祈祷起了作用，她低下头，什么话也不说。1950年11月初次见到，1987年再见，事隔37年我们都老了。回国后我和她通信，再去比利时，人们告诉我她已蒙召归主，她在天上为中国教会求天主更有效力了。顺便说，我回国已57年,一次车也没有开过。
我在比利时得知耶稣会巴黎省传教部主任已给我订好了船票，将于12月8日在法国马赛乘CHAMPOLION号邮船去香港，我就去法国驻COURTRAY领事馆申请法国签证去法国,领事馆人员说：“你可填表，三月后来取。”我急了，向他说我回国的船票已订好，必须去马赛。他说这是政府规定。我垂头丧气向STERVELYINK太太诉苦,她说没事，明天我送你去法国。第二天她自己开了车，到边境时，她向比国警察亮出自己的身份，海关人员向她敬礼，什么也不问，放行。我到了法国境内，改乘火车到巴黎。
我急于要看望DELUBAC神父，上面我提到，这儿我再简单重述。他是我在里昂耶稣会神学院认识的，他是一位既有圣德又有才学的神父，他在里昂大学教授宗教学。当时，教会内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学家，提倡神学应一方面回到源头即圣经与圣传，尤其主张研究挖掘圣父学这个宝库，另一方面，应跳出士林神学的框框，主张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和现代社会相适应。法国耶稣会和道明会士中有不少杰出神学家，尤其里昂耶稣会神学院中的一批教授们，他们写的文章，编的讲义都具有这种倾向。这使教会中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教会内部思想领域中的争辩导致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8月12日发表了一个名为“人类”的通谕，打击了被称为“新现代主义”而尚未盛行的学派……DELUBAC神父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耶稣会领导把他调离里昂，派他去巴黎一座耶稣会院内管理一间只有两个书柜的图书室，不许他教书，不许他写文章，不许他接触青年学生。他服从了，默默无闻地每天去图书室上班，一个人先用鸡毛掸子掸去灰尘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书，等个别会士来借书还书。我见他时心里发酸，低下头来找不出话来表示敬佩之心，最后我说了一句：“神父你的沉默，你的服从比你写的书更伟大！”他微笑让我坐下，问我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即将回到共产党统治的祖国去。那时东欧教难的情况报上电视上都有报道，他凝视着我说：“服从？很好！也许你也将沉默，但圣神常在你心中，我的祈祷伴随着你。”辞别的时候我跪下请他降福，他念完祝福经后也跪下要我降福。和他一起遭受打击的有一位著名的道明会神父，名叫CHENU，他想不通，去找当时的巴黎总主教哭诉，该枢机对他说：“小神父，别哭成这个样子，应当相信，不出20年，教会大多数人将有与你同样的想法。”这句预言提前实现，“人类”通论发表于1950年，保守派代表道明会的GARIGOULAGRANGE和耶稣会的DHANIS神父等得意非常，谁知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召开梵二公会议，CHENU、DELUBAC、RAHNER神父以及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年轻一代神学家孔﹒汉斯与RATZINGER等人被邀请为公会议专家顾问，他们大大地影响了大会的进程。公会议发表的几个宪章，比如关于教会的《万民之光》《LUMENGENTIUM》、关于《天主启示》的《天主之言》《DEIVERBUM》、《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喜乐与期望》《GAUDIUMETSPES》等都明显出自他们。世界在前进，教会也在圣神光照之下与时俱进，只是经常会慢半拍甚至慢一拍而已。问题在于：当领导的、作学问的是服从圣神的指引与时俱进，还是企图拉住车轮，不让教会前进呢？
在巴黎和里昂的神学院里，我见到在共产党解放前夕逃出来的顾保鹄神父，我记得顾神父在巴黎大学的论文是：《公孙龙子》,内有白马非马等名言。沈戴祺、朱励德、周德福和郑圣冲等几位修士，他们学成后又去台湾，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后除了周德福（后改名为周宏道）来中国修院讲课外，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12月8日圣母无愿罪瞻礼日，我在马赛上船启程回国，同船共行的有原津沽大学校长刘乃仁和若干越南神父，同行的还有上海教友顾守熙先生的长子顾梅圣先生，他在他父亲的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毕业，他父亲叫他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一名姓丁的年轻修士，他在法国获取了哲学硕士学位后决心离开耶稣会还俗回国。
邮船目的地是香港，1951年初船靠岸，爱尔兰耶稣会神父来接我们，姓丁的修士没有香港签证，海关官员把他扣下，并声明要惩罚船长。来接我们的神父，认识海关关长，他打了电话，关长指示放行，小小风波平息了。我暂时住在香港华南总修院，准备回上海。
在香港时我见到了逃到香港的上海教友陆伯鸿先生的三公子陆隐耕先生和富商郁秋令先生，前者去了美国，后者死在香港。还见到在公教报当编辑的诸正瑛女士，她客气地叫我叔叔，她一直在公教报工作，直到退休，最近蒙召归主。
我在香港旅行社买到了香港到上海的火车票，我把行李“两个箱子”托旅行社船运往上海，随身带了一个小旅行包踏上回国征途。离开香港时火车站没有人送我，火车离开九龙，我心中想：别了，香港！别了，资本主义世界！永别了，欧洲的好友们！大陆上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心中没底，一切托给天主，只念一段经：“天主上智的安排总不会错。”给自己打气,壮胆,但主要的情绪是凄凉感。心中在想，我的领导老把我置于死地。不必怕，上智安排不会错，我会绝处逢生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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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3 19: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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