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郭西德司铎
圣郭西德神父（S. Albericus Crescitelli, PIME），一八六三年生于意大利，洗名博第（亚培利谷），属贝内旺教区，父母是虔诚的教友，因此圣人曾受过良好的天主教家庭教育，从小敬主爱人，很早就有了到外方传教的圣召。受完基本教育后，就进入城中的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座大修院也进入宗座外方传教会；修毕神哲学等课程之后，即晋升为司铎，大约在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五岁时，来到我国陕西南境教区传教。从此一连十二年，不辞辛苦，不避危险，努力传布福音，自己生活简约，但尽力救济贫穷，安慰忧苦的人，民众深受感动，因此很多人接受了福音，信仰了基督。
光绪庚子那年（一九○○），圣人正在陕西西南角上，也就是教区极西边的宁羌州燕子砭一带传教。起初虽闻谣言四起，盛传其它省份的教堂大多遭拳匪焚毁，神父还以为自己所处之地是世外桃源，无需多虑。农历四五月间，神父到一会口探望教友，同时向教外人传教。事毕，周行多处，那年正值荒年，饥民处处，神父尽力解囊相助，民众深感其恩德，入教者有七百余人之多。
自朝廷颁布禁教之谕后，风波更形险恶，神父身处危境，知所不免，但善牧为守护羊群，不愿离开，及至燃眉，教友迫其避难，始愿易地暂避，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携随从、挑夫、骑马途中，方过一河，太阳将下，卡官与神父相熟，延请入署，神父入署稍息。未久即欲起行，卡官说：「土人结集成群，欲与贵司铎为难，此行必不妥，不如返驾为愈。」话未说毕，闻炮鸣三声，群众拿着火把，执着器械，纷至沓来，举刀乱砍，神父手臂与脸部顿时鲜血淋漓；匪徒把神父捆绑了，弃于大路，自己则入肆饮酒庆祝，后又以臭水灌入神父口中，撕裂其衣服，灼烧其肌肤，并百般讥讽，终宵达旦，凌虐万分。
六月二十五日（阳历七月二十一日）晨，神父垂危，但仍祈祷不止，匪徒把他拖到河边，猛刺数鎗而死，享年三十七岁。恶党还割其头，断其手足，悉弃河中，随从神父的司事、挑夫，亦被捆绑后杀害。后教宗碧岳十二世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宣布郭神父为殉道真福，二OOO年十月一日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他与百余位中华殉道真福宣为圣人。
圣郭西德司铎，请为我们祈祷!
在华的罗马宗座修院
陕西南境的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修院（罗马修院）出现于十九世纪末王二十世纪初（一八八五年王一九二九年）之间。在浩瀚的中国传教历史中，它至今依然是短暂的、无关重要的，和鲜为人知的事件。郭西德神父在一九零零年七月一场广及华北多省的动乱——义和拳事件——中殉道，也许是罗马修院传教经验中唯一引入注目的事件。此外，有关郭西德神父事件，还有罗马修院传教活动的研究，都帮带显示出在历史和传教等方面有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事实上，正如在微观中，许多甚至所有关于晚清农村天主教传教区的问题和冲突，都浓缩在这次事件中。传教活动在农村中国所经历的种种问题，包括有民间宗教与天主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引发出不同的冲突：礼仪庆典和戏曲表演跟庙宇及其相关的税务息息相关；涉及土地的共同拥有权与本地庙宇纠缠不清，随之而起就是土地分配的问题：买地和供水的问题：不断出现的饥荒，以及所有涉及救济穷人、贷款和高利贷；朝廷官员、达宫贵人和以至士绅等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互动；多如牛毛的低下阶层加入黑社会以及「匪」帮；仇外及仇教的情绪；反基督徒暴乱；流言蜚语和流言所带来的痛苦，不一而足。
在本文第一部份，笔者首先概述罗马修院的历史以及它在华的传教事业，以及最终发生的郭西德殉道事件。在第二部份，笔者将提及晚清的农村传教区面对不同的典型问题。在第三部份，笔者报导传教区的冲突的元素，以及导致郭西德殉道的事件有关。
罗马修院的成立
罗马修院创办人是一位虔诚挚和开明的罗马司铎、伯多禄·阿凡诗尼神父，他获得教宗庇护九世批准，于一八六八年六月一日创立这修院。阿凡诗尼神父也是（宗座公报）的创办人，归属于的神父圈子的，都是支持一个更新的教会，更属灵和更具传教精神，不受欧洲列强的政治束缚。阿凡诗尼的意念虽然引起罗马教廷反感，却与庇护九世提出政教分离的政策一致。
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政治动荡导致宗座对罗马市的管治权于一八七零年陷落，拖慢了这计划的实践。一八七一年尾，来自都灵的咏唱司铎若瑟·奥尔塔尔达神父推动萨伏伊王国的传教精神，他给阿凡诗尼派来四个年轻人，组成修院的首个核心。一八七四年六月廿一日，比约九世颁布诏书，正式成立罗马宗座外方传教修院。可是，阿凡诗尼在两个月前，即一八七四年四月七日逝世，不过正值四十二岁的英年。他的逝世对于修院来说确是极大的不幸。阿凡诗尼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跟米兰外方传教修院院长若瑟·马尼洛尼主教的想法相近。但是，罗马修院必须屈服于罗马教廷的思想，而罗马教廷在失去了对罗马市的管治权后，已变得更加封闭和传统保守。当局引入教区修院的规例，向新修院施加严厉而拘谨的规炬。事实上，由于这种传统主义的特色不适合一个新的传教机构，因此，修院没有很大的成就，只有很少圣召。
直至一八八三年，修院派遣传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包括澳洲、印度、埃及、苏丹、美国、巴拉圭、玻里维亚、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和叙利亚等地。传教会的团结合一精神无疑因为这种分散而受到很大的痛苦。因此，在一八八三年，罗马修院受委托首次往中国陕西南境传教。一八九五年，修院受委托管理第二个传教区，即墨西哥的下加型瞄尼亚，但后来因墨西哥革命而放弃。
「罗马」传教士完全不是指罗马人，甚至来自意大利中部或南部的人。传教士主要来自皮德蒙特的维杰瓦诺教区，也来自北部其它的一些省份。
与米兰外方传教会合并
米兰修院跟罗马修院是十分相似的。自一八七八年起，它们一直考虑统合，并且在一八三三年一起举行派遣礼。然而，传信部一直唯恐失去他们专有的机构，所以，特别由于圣部的反对，始终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一九二一年，米兰修院召开大会，多亏米兰会的保禄·玛纳神父和罗马修院院长康乐尧主教（他先前曾在华传教）的倡议，有关问题得以重提。尽管两院的合并看来经已决定，亦获得教宗的支持，却再次受到传信部的阻挠。康乐尧主教也改变了想法，抱怨「米兰人想控制一切。」其中主要备受争议的问题：康乐尧所不满的事项包括神学院的选址。他属意罗马，米兰修院方面却不接纳。玛纳神父因谈判失败，尤其因为随之而来的冲突和争议感到十分难过。
最后，一九二六年五月廿六日，教宗比约十一世（一位米兰教宗）把罗马修院跟外方传教会修院合并于米兰。事实上，与其称之为合并，其实是罗马修院加入米兰修院，后者更保留所有特色和特权。然而，修会取得一个新名字：宗座外方传教会。于是，圣伯多禄圣保禄传教会或罗马宗座传教修院的简短历史便告一段落。修院存在的五十二年间，曾有八十位传教士，当它与米兰修院合并时，只有三十人（十一人在意大利，十人在中国，五人在美洲）。相反，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传教上则约有三百人。
陕西南境传教区
陕西是基督宗教信仰在华的摇篮。西安的景教碑可以作证（于公元七八一年竖立，并于一六三三年发现），早在公元七世纪首批基督徒团体已在陕西安置下来。从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洗礼池和坟墓，证明早于唐代，在汉中已有基督徒（六一八至九零六年），而在元朝（一二七七至一六三八年）统治期间，陕西也有方济会士。
陕西省的现代福传在晚明时期（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展开，随着艾儒略、汤若望和金尼阁等著名耶稣会士抵达。他们都是应两位在朝廷担任大官的基督徒邀请而来的。
一六三五年，被视为陕西基督信仰之父的方德望神父抵达西安，后来在汉中的小寨子逝世。方神父在西安和三原发展基督徒团体后，便横越秦岭，在那里赢得驯虎师的美誉，然后居住在陕西南境汉中四周的不同地方。他能够行奇迹的名声更借着其它事件而进一步传扬开去，使很多人皈依。因此，方德望神父去世的时候，传教区有二万四干名基督徒。甚至当罗马修院的司铎抵达时，当地的居民，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对于方神父的名声仍记忆犹新。
继耶稣会士之后，方济会士于二八九六王一八四四年间管理山西及陕西代牧区。但是，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基督徒被迫害，许多方济会士遭当局拘捕或被驱逐。方济会士得到来自那不勒斯圣家学院的国籍司铎协助。在某些时期，这些国籍神父是唯一留在陕西南境的司铎。
一八四四年，陕西脱离山西代牧区，成为独立的代牧区。据宗座代牧、方济会高一志主教（一八四八至一八八四年）的证词，在一八五七年，汉中已有一万名基督徒。陕西南境，还有整个陕西省，于一八六二年经历极之激烈的回民叛乱。汉中被围困达十一个月之久，屠杀过后，当地的教友人数由一万三千人跌至四干人。
一八七八年，汉中一如华北的其它省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饥荒，西方的一些研究亦有提及，因为这是传教机构首次有机会提供援助。
一八八三年，陕西宗座代牧林奇爱向宗座建议，在秦岭南面成立陕西南境代牧区。代牧区将包括两个民事的地域，即汉中市及兴安县，共有廿八个大型中心，约有五百万居民。新的代牧区交由罗马修院管理，因为后者一直希望拥有自己的传教区。
罗马宗座传教修院与陕西南境传教区
罗马修院的首批传教士于一八八五年初首度被派往汉中，而新代牧区于一八八七年六月廿八日正式成立。起初，代牧区的行政任务委托给瑞良神父署理：他曾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代表教宗良十三世向光绪皇帝呈交信函。其后，瑞神父加入汉中罗马修院的司铎行列，但他拒绝出任陕西南境宗座代牧一职，仅继续担任传教区总务，直至去世为止。
一八八八年，安廷相（主教获委任宗座代牧，当地已有七千七百名基督徒，约一千名慕道者，以及五十二个基督徒团体。安廷相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古路坝兴建主教公署，那里还有一座修院，四间学校，以及一所专门收容女童的孤儿院。圣家修院的三位国籍司铎协助从罗马修院而来的传教士传教。一八九一年，嘉诺撒会修女抵埗，并获委托管理一切妇女工作。
一八九五年，安廷相主教因健康理由，或（根据巴主教的记述）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晋牧，所以退休返回意大利。他的继任人是廿九岁的拔士林主教，真的可以被视为汉中传教区之父，并且是罗马修院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士。
一八九八年发生了一宗企图起来反对意大利传教士的事件。然而，总体来说，陕西一带颇能避免反教事件的影响：因此，该次事件可说是一次例外的和独立的事件而已。事件的主要涉案者在对传教区造成严重破坏前已经被捕。一八九九年十月十四曰，拔士林主教用以下的说话来描述事件的结局：
罪犯满意我们施加的条件：他们颈上戴着镣铐，并由大官和众人陪同，前来道歉，承诺将来怎样都永不会反对教会。即使当中最坏的人曾在几个月前表示会来砍掉我的头，然后用我的头颅来造一个起义的碗……，他现在也变得谦虚和含糊其辞地请求我的原谅。虽然颈上的镣铐被除去，但他不会像别人一样自由，他仍在狱中饿死。现在，这里相当平静和安宁：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官吏与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笔者仍未能证实那些土匪是什么人，他们发动判乱的动机在于什么，他们的领袖是否已被任由饿死，刑罚是否得到传教±的建议或容忍，他们的介入会否已拯救他。我们值得注意，那个「最坏的」暴徒向拔士林主教所作出的恐吓，使人想起郭西德被杀一案的情景。他在两年后被杀，尤其是他的头被砍掉，受尽耻辱。一九零零年，传教区除了在偏远的燕子砭，发生了郭西德及其它基督徒和慕道者被杀一案（七月廿一日）以外，没有好像其它省份一样，受到义和团之乱所带来的严重冲击。
二十世纪初，多亏人民和权威之间保持颇为和平的关系，皈依的行动是大有可为的。拔士林写道：
真的可以说，教会现时不但支持人民，同样支持所有民间和军方的权威。对有些一人来说，教会现享的特权也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理由：因此，在接纳新的皈依者时，我们都十分谨慎和相当小心，希望先全面考验他们。
朝廷封赏代表教会所享受的特权达到高峰。一九零四年的年初一，拔士林获赏二品顶戴，其它两位传教士夏芝哇和康乐尧获赏三品顶戴。著名传教士摄影师南怀谦为我们留着了那个情景，照片中出现的是三位获赏的神父以及另外十人，巴主教提供他们的名字：王神父、毕德修、斯科皮尔、卡尔波尼诺、摩尔塔拉、皮洛蒂、罗斯、康道华，以及耶稣会的罗斯。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零零年夏天的暴乱之后，清廷所采取赔偿的政策，倾向于以赐封来表扬主教和传教士。传教士所进行的调停工作、协调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都得到赞许。目的是希望在暴乱之后有关方面减少索偿的要求，从而安抚民心。一些传教士抗议这些封赏，因为会造成滥用和流言，有时又须要花费、宴会和奢侈品，为传教士是不适宜的。
一九零四年，在燕子砭所属的宁强县，当局为汉中代牧兴建了一座公署，作为郭西德被杀的部份赔偿。
一九零四年初，代牧区有人口五百万，但只有一万一千名教友和一千八百五十名慕道者，约有四十座教堂和小堂：有十七位意籍传教士和四位国籍司铎：嘉诺撒会修女在古路坝开办孤儿院、诊所和学校。在距离汉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心，也是传教区的公署，有一座由拔士林主教兴建的主教座堂。一九一零年，传教区有一万三千名教友，以及超过五千名慕道者。
一九一一年，汉中经历了民国革命因推翻满清帝国所带来的动荡。意籍传教士牵涉新旧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满清官员恐怕性命受到危害，纷纷在天主教会的公署寻求庇护。多亏传教士的调停，满洲人获得保证，他们的性命不会受到伤害，并取得通行证回乡。驻华的部长在意大利汇报，汉中和古路坝公署的紧张气氛造成当地代牧及其它传教士被杀的消息。
随着汉中恢复和平，新主教座堂（由拔士林于一九一零年着手兴建）的建筑工程得以复工。教堂的钟由意大利运到，而隆重的祝圣福礼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举行，同时庆祝拔士林主教的晋铎纪念。南神父再次用他的照相机使庆典永存不朽。
拔士林主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曰逝世，当时的教友，包括慕道者，已接近二万人。传教区有十五位欧洲籍和国籍司铎。一九一九年四月，康道华主教出任宗座代牧，继续他前辈兴建新公署、教堂和学校的工程，而学校也收录年幼的女童。
一九二六年，即罗马修院与米兰修院合并那年，康主教请辞。他的继任人是巴主教，他于一九三四年出任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巴主教的继任人是祈济众主教。一九二九年，代牧区由罗马修院移交到宗座外方传教会，当时有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七名教友，五千名慕道者，一百四十二个传教站，十四名意籍传教士，八名国籍司铎，十六名意籍嘉诺撒会修女及八名国籍修女，七十二名传道员，四十五名女传道员，四十一个流动洗礼池，廿三名教师，一间修院和四十五名学生。当地也设有一所收录不同基督宗派的女子小学，三间孤儿院，一间善终院，一间医院，两间药房，和一间痲疯病院。
除了使徒工作以外，罗马修院的神父亦从事文化及科学研究。上文提及的摄影师南怀谦神父，我们便可透过最近出版的刊物和展览会再次接触他。李开螯神父是地震学家。罗马修院的未来总会长康乐尧神父，则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色。
郭西德神父热爱自然科学，他在工作的区内研究自然奇珍异物，撰写有关中国竹、壶、穴、蚕、臭椿属植物和菌类植物等文章。这些论文刊登在罗马修院的（通讯），内容也包括中国文化、习俗、医学、烹饪、卫生和宗教礼仪等等的丰富资料。
一八九八年，罗马修院的传教士把一批丰富的科学收集品从陕西南境运往都灵的世界展览会。这个庞大而几乎独一无二的展品，是由郭西德神父亲自分类。本地的动物群主要代表是美丽而色彩丰富的雀鸟，植物群则是意大利本上没有的矮树和树叶，而矿物学的展品则是陕西的矿石。罗马修院获颁荣誉证书。但不幸的是，展品后来分散到各处。
郭西德神父来华传教
郭西德，一八六三年六月三十曰生于阿韦利诺省阿塔维拉，属贝内旺教区，在家里十一个子女之中排行第四。一八八零年，他加入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分别在额我略大学及圣阿波利奈尔大学进修。一八八七年六月四日，他在罗马晋铎，然后前往阿塔维拉举行首祭。他在其出生的小镇过了数月，协助病人及因患霍乱而垂死的人。他非常勇敢地投身这项自愿的服务，并获得当地政府的赞赏，以及意大利政府的正式表彰。一八八八年春，他出发前往陕西南境的传教区，于同年八月抵达。
十二年来，他以忘我的精神在代牧区的不同村落工作；他的长上都视他为卓越的传教土，热心勤奋，他的德行和素质绝非假装，而根深蒂固的。他的精神、性格和思想，可从大量的书信往来而看得见，包括数百封信，主要是家书。郭西德富有慷慨和牺牲精神，并不断被委托前往最遥远和最艰苦的地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对于研究文化和自然科学亦感兴趣。
郭西德的传教方法，是中国农村传教区所采用的传统方法。他的使徒职务在于促进实践天主教教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爱德服务，并因而吸引新的基督徒皈依．每当抵达新的地区时，郭西德都会问及当地的基督徒和慕道者人数，地区的面积，居民是否要忍受任何虐待，以及他们的需要等。他尝试使冷淡的基督徒重新实践信仰，他探访病人，改善贫穷的小圣堂。郭西德最大的关注，就是尽量使最多的人皈依。巴主教就这课题写道：
一位充满热诚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土，内心看来只有一个渴望，就是有更多慕道者，而每当有新的成员抵达时，他就视之为特别的胜利。
很难说巴主教这番话只是表达一种仰慕，或者也暗示他太过热诚或欠缺谨慎。
郭西德在他从燕子砭寄出的最后信件中，一如他曾无数次向拔士林表达，渴望尽可能有更多人慕道。身处非常复杂的境况，郭西德明白皈依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但他是一个热诚而乐观的人，并很能够体谅他直觉信任的人：
正如你所知道的，希望往往是徒劳的，但在此时此地，它比我们所期望的还高。这是皈依的人数：五百六十或更多的慕道者。他们属于不同的家庭，尤其走还有未前来的妇女和儿童，大致上都同意皈依，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数会逐渐到达七百四十。妇女很是羞怯，但我期望她们会很快克服这困难。另一方面，有些家庭的一家之主并不出席，但他们已让我知道，他们也会很快来的。一个人不能期望他们热心，这是急不来的，我相信开始了的上作会由恩宠完成；但我们须特别为那些前来的人感到喜悦。在卅八天内，他们来自一百六十八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来崇拜，然后离去。他们没有向我要求金钱，也没有好像别人的行为一样。的确，许多人之所以前来，是避免受到他们的……压迫者不公平的辱骂。但他们是好人，也不是最贫穷的人。许多人所犯的错，是太过善良，或拥有别人所想的东西。
郭西德神父做了很多事来帮助穷人，甚至提供金钱的援助。他亦十分关注拯救那些被遗弃的女童，还有那些遭父母企图杀掉的女童。郭西德在很多封信里提及如此众多女童的悲剧，诉说无数悲伤的片段，其中有一个女婴的惨死，她被人扔在茅坑两次，可惜他未能把她救出来。
他在一八九九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收养和教育弃婴的工作有一定的成果。这是极之慈善和文明的工作，因为可以使那么多的穷苦儿童免受饥饿和死亡，也能在那些软弱的心灵灌输怜悯之情：谈到这问题，我必须表示，我们已尽一切所能。当我抵达传教区时，孤儿院内只有十三个女婴。现在，即使新孤儿院仍未完工，却已经满额。孤女的人数比较十一年前多出十倍。再者，我们是从不缺乏女婴的：中国人总是想摆脱女婴；我们怎能不照顾一个被人静悄悄地遗弃在我们门前的无辜受造物?就我而言，我只祈求免受因未能接收她们而带来的惩罚。
他对弃婴的爱也见于离开宁羌州之前所写最后的书信。他在信中已预言自己的死亡：
谁知道在那遥远的县里会发生什么事，生死都在天主手中；倘若我发生了什么事，愿我的少许储蓄会用来拯救和教育外教儿童。
一九零零年三月，他遵照拔士林的吩咐，前往西边的宁强县。当地生活艰苦，但民风骄傲强悍。由于该处远离权力中心，所以，地方的财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九零零年六月二日，郭西德抵达燕子砭，七月二十日被俘虏，遭受虐待，并在翌日与传道员和一些人被杀。郭西德遇害时只有卅七岁。一九零一年八月，有六人因屠杀而被处死，而其它罪犯则被判下同的刑罚。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宣布郭西德为真福。教宗的演词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描述郭西德神父殉道的一段：
站在人的立场来说，他的死亡是可怖的；也许是历史所记录最骇人听闻的。未能幸免任何痛苦，不论是残暴的刑具，或是时间的长短、最野蛮的侮辱，或是心灵的痛苦，或是假朋友的虚伪出卖，或是谋杀者的敌意和恐吓的大喊大叫，或是被遗弃的黑暗。
二千年十月一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广场宣布郭西德神父等一百二十位中华殉道者为圣人。
农村传教区与地方冲突
农村宗教与乡村的组织
近年，曾经进行几个有关十九世纪在华传教的研究，主要以总理衙门（满清帝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为基础。这个材料提供重要的元素，有助理解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农村社会，乡村结构是怎样，以及它们与基督徒宣讲之间的冲突。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北部的农村宗教与乡村组织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北方的农村一般是由多户家庭组成的，因此，庙宇充当融合、社交联谊、施行权力和控制的中心。
其中一个导致关系紧张的原因，就是基督徒可豁免纳进庙税；这些税项是用来资助传统庆典，求雨的巡游和戏曲。地方制作的表演称为「庙会」，是在庙里举行的，也是宗教庆典与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戏剧人物构成集体想象，人们的模范，尤其是青少年的模范，以及普及文化的内容。义和团主要成员来自青少年，他们从农村庙宇广泛上演的戏曲中永不言败的主角身上，学习了英雄人物的行为。
根据传教士的描述，这些戏剧演出不但是不道德和下流的，也是迷信的。因此，按照一八六零年的条约，传教士得到保证，基督徒无需缴付该类税项，亦下会因而遭到报复。
以下的事件清楚说明这个问题。一八八一年四月一日，在（山西省）大同县榆林村，一群人来到没有纳进庙税的基督徒关祥（音译）的家里。他的妻子已有三个月身孕，却因反对群众而遭殴打，结果失掉了孩子。五天后，又讨伐另一个家庭。传教上获悉后，向宫府投诉。县官传召第二次袭击的受害人，他名叫YangDianzi，并问他：
「你属于那个国家?」YangDianzi说：「我属于清国（即中国）。狂怒的县官说：「如果你属于清帝国，那么，为什么你追随洋鬼子和他们离经叛道的宗教?你没有纳税来支持村里的工作，所以被殴打。你怎能把这带到衙门来?你必须缴税，否则，你无权住在这里，你必须离开，去外国吧。」
巴主教报导，向慕道者讲的其中一句侮辱说话就是：「你不再是汉人，而是洋人。」豁免纳进庙税，又获得衙门的保护，都强化了这种信念。基督徒所获得的豁免，被视为威胁到这些民间和宗教倡议的生存。当地的庙宇实际上是农村社交生活的中心，因此，庙宇的活动，包括戏剧表演，都是社群的活动。纳税是合乎逻辑和行政的结果。条约和传教士尝试区分公共事务和宗教活动，因为公共事务为所有居民是必须的，但宗教却不是。在传统的中国农村，这种区分很难得到认同及落实。传教士的宣讲自然为北方的农村生活带来令人不安的元素。各种跟庙宇连系的活动和组织本来是整个社群的参与，但已变成自愿的组织，只涉及一部份人口。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至少在陕西省，回教徒在一八八二年暴乱之后，也获得这些豁免。
天灾和赈济
在清帝国的乡村，庙宇附近的物业是村民共享的。当村内有少数人成为基督徒后，便会要求把土地分配，很容易产生矛盾、猜疑、怨恨，并引发食水和粮食短缺的恐惧。
据称在某些地方兴建圣堂和小圣堂，会破坏当地的风水，为整个小区造成负面的后果，此举也引起争议。传教亡和基督徒有时被控触怨神明，要为各种天灾负责。
在晚清期间，基于人口的变迁，耕地减少，生产自然下降。食水供应亦跟土地的分配息息相关，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农村地区仍缺乏有系统的食水分配……
在北方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经常发生天灾。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发生的饥荒，北方五省已有一千万人死亡。为解决这个问题，兴建大型公众粮库，储存粮食，以供荒年之用，或由朝廷拨款赈灾。公众粮库有时遭人劫掠，尤其是遭军队劫掠，
或者在运输和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粮食于是变坏，而在偏远的省份，百姓要忍饥受饿，甚至饿死。传教士在饥荒时伸出援助，而普遍上亦较多帮助穷人和借贷。此举已在不同场合导致地方群体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自从晚明耶稣会传教区的时代起，传教土已借钱给有需要的人。然而，为避免滥用传教士的慷慨，或因利益而皈依，于是鼓励尽可能还款。因此，传教士偶然被指控为诈骗或压迫穷人。
诉诸公堂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传教士把民事案件诉诸公堂，此举也成了导致敌视传教士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受到条约保护，传教士在面对地方官吏时有更大的谈判力量。他们在买地、用水和其它民间及社会事务等方面，都较容易赢得官司。
有些传教士由于缺乏经验，或为了讨好基督徒，便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支持某些不一定公平的官司，得到地方宫的讨好，因为他们不能反对外国人。于是，基督徒被控为了世俗利益和机会主义而皈依，包括为了寻求司法上的保护而求助于传教士。
当然，大部份传教士都是出于维持正义而诉诸公堂的。甚至有一些共产党革命家也承认这一点。毛泽东的亲密盟友陈伯达指出，许多农民加入教会，是为得到保护，以免受到封建士绅的压迫，传教士也为他们争取，在公堂上替他们辩护，免受地主的虐待。我们已在上文提及郭西德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曰的信中，已经讲过类似的事件：
真的，有许多人也来，定为免受到压迫者不公乎对待。
非礼的指控
有关传教上涉及非礼的指控，往往是困扰在华传教事业的严重问题。早在晚明时期，已有针对传教土的指控，包括利玛窦和汤若望，指他们涉及非礼和性罪行。类似的指控透过大量反基督徒小册子而广泛流传。我们应谨记，中华帝国的社会，尤其在农村社会，对于两性之间的公开交往是极之保守的。即使医生也不许探访妇女。他们唯一可以接触女性的身体部位就是手腕，病人则用一个小人像来指出身体那部位疼痛。就外国人来说，如果与女性结伴，即使沉默寡言，也令人觉得可耻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反基督徒文学（辟邪纪实）（一八六一年）是流传得最广泛的小册子，在反基督徒运动担当重要的角色。这本文学著作包含骇人的描述和图画，指控传教士犯了最令人恶心和残忍的罪行，几乎都是性的罪行。传教士也被指控其它罪行，例如剜掉孩子和临终者的眼睛来制药（其后也说用来制造照相机），刦开孩子的心绑架及杀害他们，放高利贷，在井里落毒等等。当代研究中国反基督徒运动最重要的学者保罗·高汉指出，这种资料不断被人重复，最后有人相信，甚王连绅士也相信。
因此，传教士必须采取审慎的对策。首批耶稣会士已发明了一种制度，就是在听妇女办告解时，有第三者不断监视着神父和悔罪者，却又听不到说话的内容。耶稣会士替妇女施洗时，亦要删除一些次要的礼节，例如把唾液点在耳朵，把盐放在口里，把油放在胸口和头上．此举惹来道明会士的反对。根据有关研究传教区的手册所载，在华的传教上接触妇女时必须遵守非常特别的限制和注意事项：
传教士与妇女交往时要非常谨慎或小心。如可能的话，除了在公开的小圣堂外，他们不应接见她们；他们必须要求她们一定要结伴前来……如果证实有问题走不能公开的，听众稍为坐在一边，并让众人看得见。至于妇女办告解，在这些情况下，要避免异教徒的轻率目光和说长道短，是困难得难以置信。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基于什么理由或前提，传教士都不可以在日出前或日落后听妇女办告解。他绝对不可被说服在没有成年人同处一房间作证之下听妇女的告解……为妇女付临终确定致命的，尤其假如对方是年轻的］在这些情况下，当然要省略在脚上傅油……无论如何，传教士总该避免接触妇女的手腕……他从不可以抚摸母亲怀中的婴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亲自抱起他们。
排外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洋务运动的尝试失败，排外运动出现，甚至因连续被西方列强及后来（一八九四年）的日本打击而变本加厉。推翻满清后，「救国」的口号鼓动和突显强烈的民族情绪，因此，排外情绪具有反帝国思想的特质。随着朝廷经验严峻的时刻，排外情绪同时达致高峰。当局应用一种为世界各地熟悉的政治分散手法，刻意强化排外情绪，来分散国民对内部危机的注意。一九零零年夏天发生的事件，正是这现象的清晰例子。
秘密社团
秘密会社的起源可追溯至清代较早期的历史，在反社会团体中构成最有组织的异见势力。反社会组织的其它组成部份，就是那些有别于法律的规定，例如土匪、流氓、异见绅士等。谢里登·狄隆提供一张清单，列出一八四零年至一九五零年间在中国运作的二百五十一个秘密社团。
地方土绅察觉到秘密会社和基督宗教是同样危险的：两者都被视为离经背道，最终为政权构成威胁。有些人甚至把教会视为秘密会社。某些历史学者认为，基督徒当中也有些人是来自秘密会社的。另一方面，秘密会社受到民族思想推动，往往视基督徒为洋人的盟友，所以是他们的敌人。因此，传教士相信反基督徒的失序经常受到秘密会社影响。
郭西德神父殉道
被义和团杀害?
郭西德神父的被杀，一般都归咎于义和团之乱。这也是笔者所一向知道的和相信的。例如，盖杜神父在他最近出版的宗座外方传教会的浩繁历史中说：「罗马宗座外方修院最闪烁的明珠是真福郭西德……于一九零零年在中国为义和团致命。」不同的教会小册子和文件，或多或少都讲述同一的内容。然而，原本的文献资料，包括教会的和中国的资料，都证实义和团没有杀害郭西德。事实上，义和团从没有扩散到陕西省那么远。郭西德被杀一案，不但为罗马宗座修院的传教区，也为陕西省来说，始终是一次个别事件。除了墨朗的研究外，有关义和团的多不胜数的研究甚至没有提及郭西德一案，但他也能正确地没有把郭西德的殉道归咎于义和团。
义和团之乱只扩散到北方的少数省份，因为其它省份受到限制、遏止或镇压。陕西总督端方果断地反对义和团，以及朝廷于七月五日所颁布、正式许可起义的诏书。翌年，陕西北境署理代牧何理熙神父向宗座建议，给端方总督颁授宗座勋章，表扬他保护基督徒。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郭西德殉道与义和团之间的关连只在于一个元素：郭西德的敌人结果得知朝廷在七月五日颁布的诏书，并利用它来掩饰自己的罪行。一九零零年夏，许多人利用该诏书来替自己的个人报复行动辩护。因此，基于浮浅的知识和分析，连义和团从没有做过的行为都被归咎于他们。在以下将要分析的研究中，林瑞琪也指出在一百二十位中华殉道圣人当中，大部份人并非为义和团的拳民所杀，而是死于清廷官僚势力的刀下。
在暗杀前发生的冲突
在一九零零年发生的饥荒期间，朝廷已安排向有需要的家庭拨款赈济。虽然数量不多，但没有人会放弃这些赈济。自一九零零年三月，郭西德已被派往偏远的宁强县。负责在该区分配赈济的是一名官吏，而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称他为滕村爷。笔者认为滕村爷很可能是滕街贤：他是一名绅士，牵涉郭西德被杀一案。正如我们很快会看见的，中国政府当局方面的资料来源亦引述此人。据中国的数据显示，滕街贤是贡生；贡生透过捐钱给官府而得到「绅亡」的称衔。滕氏跟基督徒和传教士之间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过去，他曾把一块稻田租给汉中附近的一名基督徒。当被问及捐钱给宗教庆典时，该名基督徒予以拒绝，但后来遭到四名「恶棍」殴打。拔士林于是要求县官保护那名基督徒，滕尚贤则被判罚款。据郭西德说，滕街贤是专横的放债人，亦曾经煽动几宗谋杀，不但百姓，连当局也害怕他。
滕尚贤获任命向受饥荒影响家庭分配政府的赈济，他利用这次机会来反对郭西德的影响力。滕以基督徒没有捐助宗教庆典开支为借口，决定他们得不到朝廷的赈济。滕用挑拨的口吻回答郭西德派来的信差，说：
洋人神父有钱，就让他给异教徒分配二百两白银，而我会把我的赈济分配给基督徒。
正如上文所提及，滕的信念也得到许多人认同：基督徒是洋人，不再是华人。洋人，包括传教士，都被视为富有的人，因此，滕好像别人一样，认为金钱是属于华人的，不应浪费在洋人身上。其它村长模彷滕的榜样，没有给基督徒分配救济。因此，一些候任慕道者决定等待，并看看事情的发展，才教加入教会。
郭西德发现自己身陷困境。他原先看到本可获得其它慕道者，这为他是最重要的事，但这前景似乎正在消失。同时，基督徒和慕道者迫他争取正义，即获得朝廷救济的平均分配。郭西德转向宁强县宫，要求他颁布法令，在分配救济的事宜上，众人都应得到平等看待，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时，滕也控告神父和基督徒。
县宫可能根据朝廷一般支持传教士的做法，接纳郭西德的要求，拒绝滕对他的指控。然而，县官亦谨慎行事，不要过份激怒滕和他的支持者：县府的命令在六天后才颁布，亦只有很少数副本，好使少数人得悉。滕至少表面上服从命令，即使他先前曾经声明不会屈服的，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郭西德于七月十曰在燕子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对于结束争议抱有很大的希望，并致函拔士林代牧，表示燕子砭已恢复和平。
事实上，根据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滕正在准备组织报复行动。他接触一个号称「钉子」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同时，燕子砭的秀才李朝栋在汉中的学校任教，警告他的弟弟李荣栋（也是燕子砭的秀才）暂停发放救济，因为事情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正如我们将会看见的，这两兄弟属于燕子砭的重要势力组织。李朝栋返回燕子砭，通知他的朋友，他在汉中看到朝廷的诏书，支持义和团起义反基督徒。正如我们先前已指出，由于总督端方反对，所以诏书没有在陕西执行。然而，郭西德在燕子砭的敌人不知道端方反对，感到十分兴奋，并把原本定为拒绝给基督徒发放救济的日子（七月二十曰）变成将郭西德判死的日子。
根据（宁强县志）所载的郭西德被杀案
（宁强县志）对郭西德之死的描述跟宗座外方传教会及positi所形容的殉道故事恰恰相符。这无疑是另一个元素，支持那些收集证言的人——拔士林，康道华主教和其后的巴主教——所进行的研究是准确的。虽然（宁强县志）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解释，但本质上有两项基本元素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第一个元素是导致郭西德被杀的直接原因，即有关朝廷赈济的分配的冲突。第二个元素则涉及郭西德被杀的方式，亦是我们现在要分析的。由于双方的数据来源是一致的，我们无疑知道郭西德如何被杀。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当局虽然提供类似（宁强县志）的数据，却利用完全带有成见的文学来攻击郭西德，毫无历史根据或重要的基础。以下是节录（宁强县志）所载郭西德破杀一案：
是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以李荣栋、滕尚贤和杨海等人为首……群众三百余人，手执灯笼火把，大刀长矛，齐集燕子砭，寻郭西德是问。郭西德惊慌逃至税卡姚赤章处藏身。晚九时许，民众冲至税卡门前，怒吼：「捉拿洋人!」姚卡长对郭西德说：「你看民众这么多，我无法阻止，唯一的办法是逃走。」郭便出后门，跪地向上帝祈祷，被愤怒的农民抓住。郭西德说：「我做了什么事，领我到官府里去吧!」群众不由分说，即用大刀长矛向郭西德乱砍乱戳，当即伤其左臂、鼻子和嘴。接着捆住手脚，抬往燕子砭街。次日天亮，郭西德在嘉陵江滩被处死，漂尸江流。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会长杨兴隆、侍从周雅各布伯、管帐李占惊及其子李大银等七八人。
判处犯案人刑罚
（宁强县志）也给我们记述这次屠杀的后果，而我们应在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乱后必须签署的「赔偿」的背景下来考虑。多亏总督端方的个人干预，郭西德一案的犯案者才不致于逍遥法外。一九零一年，镇压之浪席卷燕子砭和周围地区。李荣栋、李连仲、杨海、潘长富、潘长贵和杨春华等六人首先被捕，然后被判处死刑；他们在农历七月初八日（西历八月廿一日）在汉中以北约三十公里的小镇褒城行刑。其它涉案的人则判以不同的惩罚，包括监禁（例如滕尚贤）或军流重罪：又如税卡长姚赤章，被撤职或罚款。被撤职的最高级宫员，就是宁强县知府官刘鼎臣，尽管他曾否认郭西德被杀，声称这位意籍神父经已逃往四川。总督给传教区赔偿五万两白银，其后用作兴建教堂、公馆，并立碑表扬郭西德。朝廷赏赐拔士林、康乐尧和夏芝哇等人顶戴（一九零四年），而中文的数据来源视此举为「赔偿」的一部份。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资料来源基本上赞同这消息，即使他们指出并非所有涉案的人都受处罚。巴主教报导，那些逃过人性正义的人，或是充军，悲惨地度过余生，或是在不同悲惨的环境下死亡。宗座外方传教会资料来源也报导一些在殉道后发生的特别事件，以及「令人安慰的」皈依，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皈依。
positi所载的郭西德殉道
是拔士林描述郭西德的殉道，一九零八年一月十一日的报告。文本稍后记载于为真福案而草拟的positisupermartyrio（一九四八年）内。教案的文献将包括拔士林的证供，日期是一九零八年，以及其继承人康主教在一九二一年所作的证供，他询问了廿一名国籍见证人（以及一些外教人）。
拔士林的报告（在此只节录其中部份），其特色是采用「英勇的」语言，并把郭西德的苦难跟基督的苦难作对照，两者之间有许多细节是吻合的。
郭西德神父刚经过燕子砭，税卡长……走到他前，非常郑重地请求他停下来，告诉他将会遇到危险。郭神父接纳他的殷勤，被他的仁慈所感动，亦考虑过他提出的理据，觉得税卡可提供更安全的环境。
但是，哎呀!这些承诺竟是多么虚假，帮助竟是出卖!……天一黑，便听到枪声不断，也许是用来召集吧。不久之后，一人群人从各方走来，聚集在市场，走到税卡，完全把它包围着，愤怒地叫喊，还有骇人的叫嚣，不断要求那洋人出来。税卡长脸上流露着虚伪的痛苦，叫传教士过来，对他说：「你看有多少人聚集这里来反对你?我不可能因维护你而得罪那么多人：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后门，就在那里后面，它是直接通往山上的。」他便给郭神父指示那扇门，然后离开他了……
行凶者前进，一看见那软弱的羔羊，便好像凶猛的豺狼狂叫着，攻击他……可怜的传教士，在那些如饥似渴的豺狼当中感到非常害怕，举起双手，开始讲话，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们想我怎样?如果你们有话要讲，要控告我，请说吧。请带我到衙门吧。」他正说话的时候，他们当中最残忍、最愤怒的一人，便打他的左臂，甚至几乎打断，此举揭示了屠杀的第一个信号，其余所有人好像鬣狗一样，用刀和棍伤害他，其中一人表现得最激愤，拿起一把剑，把剑锋朝着他的头削下去，以砍掉他的头。然而，站在他旁边的人较为冷静，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剑尖只擦过他的脸，弄伤了他的鼻和口唇。……他们偷去他的外氅，并撕破他的衣服，以致不能再遮蔽他赤裸的身躯，他暴露于放纵和嘲笑的目光下，很像上主一样。
他不能步行，甚至不能站立，于是，其中一个站在附近的人只得背起他，把他从山边的梯田带到市场下的街道。后来，那人机警地逃跑了，因为害怕别人对他给予郭西德的服务有什么想法。于是，人们把受害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用一根又长又扎实的棍子，从人群中叫两个人抬起他来，好像抬着一头肮脏的动物那般，走到市场下面的街道。
接着是多次可怕的游街，有时比赎世主从革责玛尼园往加尔瓦略山更糟，我们至爱的受害者被带到街上，情况如此悲惨和可怕。不过在早几天之前，他在那里还听过，即使不是赞美的说话，至少是致意和热诚的话，因为他解决了不同的问题，甚至好像用了魔法那般。
他们把他放在一处可怕的地方，在那里，街旁有一所破落的房子，同时，他们分散到邻近的酒馆大吃大喝。
他独自被遗弃在地上，这一阵子的平安与宁静似乎有助我们的勇士再次苏醒过来，开始微弱而缓慢地移动嘴唇，用非常柔弱的声音祈祷。可是，那些动作逃不过凶残者的目光，他们放下酒，再次围着英雄，笑着说：他祈祷呢!我们当然要为他点燃蜡烛……他们立即点燃许多蜡烛，放近在这位已失去知觉的殉道者身上，燃烧他的头发、胡子和身体的毛发……行凶着完成如此残暴而卑鄙的虐待后，便返回酒馆继续狂饮。有一个老人，好像那位走近上主的虔诚妇人一样……走近垂死的传教士。虽然他走异教徒，却有一个基督徒朋友，而且被这情景所触动，于是对他说话……但哎呀!……他还未讲完话的时候，行凶者中有一群凶残的人注意到这位老人家，于走叫他立即离开……日出时，那些仍能聚集一起商议的人，决定应做什么，明确地认为必须杀掉那洋人及其追随者。
行凶者立即恢复行动：他们走近受害者，摇晃他，确保他仍活着。被猛力摇晃过后，可怜的殉道者……要求一点水，因为他失血很多，所以渴得要死。那些懦夫当然不理会我们赎世主的苦难……在凶残上还加添最残忍的侮辱，让一群小孩在这垂死的人口里喷洒臭水。
时间已接近中午，烈日当空，而领导的煽动者鼓励进行可怕的处决。殉道者现在只是一堆淌血的物体，几乎不可能认出是人……
在他一生最后的时刻里，想象他所受的虐待比描述来得较容易……抵达河边后，说他已死比活着更贴切，他们把他的头放在一块石上，好让醉酒的刽子乎用他的武器来砍掉他的头。
但是，用来斩首的武器竞走那么可怕!只是适合杀掉野生动物的武器，一把又大又钝的刀，在此用来收割牛吃的草。重复在他的头和颈之问砍下，却没有砍掉他的头：直至筋疲力尽，便由两个人拿着刀，一人拿着一边，好像用锯子一般，直至他的头掉在地上。
牺牲已完成……他们砍掉他的手和脚，最后在那可怜的身躯上耗尽他们野兽的和最邪恶的本能后，在其它同伴的许可下，把那些可敬的肢体,扔在波涛里，以毁灭这次屠杀的所有痕迹。
然而，河流的波浪太过惊恐，未能参与隐瞒这样的罪行，企图拒绝那些肢体，冲回岸上。那些野蛮人用长长的竹竿，强行把尸体推回河里，直至被流水的推动所克服，消失在河流的漩涡里，甚至剥削我们的安慰，就是为我们的英雄举行值得的葬礼。有关这事件的真实表达，最能证实我们光荣的运动员所忍受的真正殉道。
就郭西德神父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
笔者尝试在本文中证实那些针对郭西德的指控全不成立，因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建基于任何独立和可靠的文献资料。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可靠的。笔者希望在此提出一个论证，能不言而喻地证明郭西德是清白的。这论证就是：对他的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广泛阅读关于郭西德的大量文献资料，即有关他的文献、证供、他的著作、他的论文和书信，便会产生这样的信念。
郭西德的同会弟兄，与他深交多年，于一九零八年，即他逝世八年后，便开始申请列真福品案。假如郭西德的道德尊严受到最微乎其微的怀疑，尤其涉及性的话，他们当然绝不会开始他的列品过程。他们也不知道郭西德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事实是也不可能捏造的，因为大多数认识郭神父的人仍活着。兄弟们的证供反而一致赞同郭神父的圣德。而且在列品的过程中，不乏华人的证供，甚至包括一些非基督徒。
如上文所述，郭西德在前往传教区前，曾自愿在家乡照顾患黑死症的人，不介意容易受到感染。在中国，他在艰苦而危险的地区工作，尽量以勇敢和慷慨来帮助穷人，尤其是儿童。郭西德不但对基督徒和慕道者感兴趣，也对于科学、文化和华人的社会习俗感兴趣，
亦撰写过趣味盎然的文章。如此一名勇敢的、慷慨的和忠于承诺的人，是不能行他被指控的恶事。
郭西德写过约三百封信，在书信里，这位身为大时代南意大利的儿于真情流露。他热爱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但甚至更喜爱他牧养的人，对他们抱有莫大的尊重和深切的怜悯。
一个暴力和暴虐的人不可能写下无数长篇而真诚的信。阅读这些信件足以令人相信这一点。
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就是他坚拒兄弟和母亲的急切要求应回意大利。自从家中发生一连串悲剧后，这要求越变得令人困扰。在一次地震中（一八八三年），郭西德失去他的父亲和姊妹，然后，他的兄弟、在都灵任军官的布鲁诺（Bmno），于一八九三年自杀。从某个意义上，这次自杀显示出布鲁诺的自尊：郭西德深爱这个兄弟，从他们之间频密的书信往来便可见一斑。以下是这次事件的描述。据当时的军法规定，为维护军队的良好声誉，布鲁诺理应向一位在舞会上冒犯他的平民提出决斗，否则会被革职。不幸的布鲁诺不能承受来自法律和同伴的压力，与其为了微下足道的理由而杀掉某人，他宁愿杀掉自己。
这次事件从没有出现在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任何文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另一个兄弟类斯于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传记（却提及一人的悲惨死亡，为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揭示郭西德一些鲜为人知的个性，例如热爱他的家人，彻底的正义感，收藏情感的能力等。
此外，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在华传教士被指是帝国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服膺民族的利益。但是，郭西德的信件显示出他不但激烈地和发自内心地反对，甚至责斥意大利政府。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又长又激动人心的信里（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提到那些真正要为布鲁诺之死负责的人时，表达出他的一切沮丧和愤怒：
你现在明白谁人要为布鲁诺的死负责吗?他本人当然是第一个要负责的，但是，他的同伴过度逼迫他，所以也是有罪的，但是主要的负责人是政府，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如果政府不是以革职作要挟，强迫军人接受决斗的话，布鲁诺决会行那一步。所以，布鲁诺之所以死，是因为政府以不公义和相反天王教原则的法律，迫使他这样做。好的，我的政府，我问你，凭什么权来命令你的国民做宗教所谴责的行为?凭什么权来颁布相反天主法律的法律?国会议员、参议员、部长、政府，我们的家庭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事，竞因为你们那些使人讨厌的法律而夺去我们其中一个成员?我们可怜的母亲究竟做了什么
事，竞失去了她作出许多牺牲抚养成人的儿子?可怜的布鲁诺究竟做了什么事，为了你而缩短他在世的日子?啊!我明白，罪行定存在的，这就是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国家，却没有注意到，与其保卫国家，却保卫了一个已落在共济会手中的政府；一个宁愿让官员在和平日子因愚蠢的理由而互相残杀的政府。……但是，可怜的布鲁诺的血将落在政府头上。我希望有一个更明智的政府取代，这个反基督徒、毫血感恩之心，和凶残的政府；愿你自己也自杀。
几天后，郭西德的愤怒仍未平息。他给他的兄弟类斯急道：
肯定的是，布鲁诺的事件进一步证实政府通过对天王教会的迫害……政府完全意识到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决斗，是基于宗教原则，而非懦弱……如果类似的法律没有存在，布鲁诺即使面对挑战也可以拒绝打斗，什么都不会发生了。……谋杀我们兄弟的，就是政府，终有一天，它会受到惩罚的!
经过这次悲剧后，家人向郭西德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急切和紧张。他的母亲孤注一掷，甚至谨见教宗，寻求教宗支持她的请求，声称罗马宗座修院的部份传教士已从中国回国。因此，回国是可能的!但是，郭西德虽然深爱家人，却坚守岗位。没有东西比他在中国人当中传教更加重要。我们值得浏览一下他的一些信件，其中他他拒绝家人的压力。在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曰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你所告诉我们，正如你从阿希尔得知，由托马西尼引述，并不真确的（他们获准故私事假而回国）。我们的誓愿是前去我们被派遣的地方……当然，我是自由拥有传教士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放弃它。至于转换我的传教使命，并不在于我，而我怀疑这对我的灵魂或肉身是否有益。
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三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几天前，我收到你在一月廿四日写的信……你坚持我要回国探望家人。你应谨记，我的渴望比你的更强烈，但必须考虑因素，所以，很惊奇你非但没有鼓励我留在我现时身处的地方并承行天王的旨意，却做相反的事。难道没有其它方法来安慰母亲吗?我的临在真是那么要紧吗?我最终可以为她做什么?你告诉我，她已忍受不同的疾病和痛苦，但我的临在如何改变这些事实?或者，难道你想我回来，却因违反天王旨意而产生更多的痛苦?那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称只是打算，那么，想一想许多人为了支持父母而放弃了传教圣召，最终不过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哀痛。因此，我可以给母亲的宽慰不过是微不足道和短暂的罢了……
无论如何，我发誓会留到我被派遣去的地方，这就是结论。你建议我给母亲写一封得体的信，然而，如果你的意思定要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算我不能取悦你。但是，你坚持声称我有责任回家。当然，两个相反的责任是不能存在的，留在这里抑或回家，除非我把自己切成两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其中一个责任是不存在的。再者，没有考虑他们的因素，我告诉你，我承担传教工作，是得到父母完全和自由的合意与准许，就是放弃拥有你所假设的任何责任的权利。……我不知道上主对我有什么心意，但是，自从祂赐给我健康，我假设祂愿意我留在这里。倘若我要死去，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吧。
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对不起，我写给母亲的信竞今她感到难过，这并非我所愿意的。……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自己表达得很差，或者，你们是否误解我的想法。我说过，我更加需要知道家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我一直引颈以盼的，尤其当你身处远方，而不是家人需要我的消息，正如你在信里所说的。你们在家中有很多人，我却是单独一个，你们受到烦恼的影响，我的健康却一直很好。……母亲当然忧虑我的不在，她当然想知道我的消息，否则是令人惊讶的。……
当然，这里不是伊甸园，亦非毫无灾难，我也肯定自己会死去的，我从没有对此问题抱有任何幻觉，也没有欺骗别人。因此，让我们信任天主，唯有祂才由哀伤中拯救我们，或者使哀伤为我们的好处而给予我们忍耐和随之而来的功绩，唯有祂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拯救我们。谁在现世中感到快乐?……
我也是容易感到难过的人。我也经验过消沉、沮丧、醒悟、诱惑……还有可能在先前被忽略的危险。谁在现世不容易经验这一切?然而，此刻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快乐。一个人无论住在那个国家，上主的眷顾都会以我们忍耐的能力来平衡我们的痛苦，而一个人更好留在天王愿意我们所在的地方。
结 论
晚明期间（一五八二年至二八四四年），耶稣会传教士超卓地标志两大文明，即明朝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问的友谊。尽管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区没有低估所遇到的问题和失败，但作为一个相遇的指望，为中国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对话，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利玛窦在华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五九五年）交友论）代表这友谊相遇的象征。
不幸的是，相反地，从鸦片战争至民国革命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尤其是有关义和团的事件，洋人与华人都显示出他们中最恶劣的行为。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的加入，在中国做事时都抱着极为自私和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施加残忍的压迫，造成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并制造很大的痛苦。
西方列强也为了自己帝国主义的目标，以不光彩和虚伪的方法剥削宗教和基督徒传教事业，而家乡的反神职政府则反对和压迫天主教会。
清帝国转过来被严重的分歧、恐外的闭关，以及有系统的杯葛维新改革所而四分五裂。部份朝廷以不择手段的态度，透过机会主义的和保守的政策，支持义和团的狂热而暴力的运动，容许残暴的浪潮席卷，使中国淹没。义和团不但是迫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一旦失败后，便遭到遗弃，而其中有很多少男少女被屠杀，甚至连人数也没有计算。
但是，两个文明在这时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元素和英勇的人物。许多中国基督徒显示出他们并非机会主义者，却能够做伟大尊严的行为，以致为了理想而交付自己的性命。在中国，有很多平民、绅士和官员保护基督徒，却危及自己的性命。大多数传教士都认真地献身于人，许多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郭西德的殉道，以及燕子砭一些基督徒和慕道者的殉道，都有力地见证了暴力的残忍和无用。传教士及其基督徒都是无法预见的环境的受害者，一切都非他们所能控制的：然而，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传教上和基督徒蒙召在复杂的、悲惨的和不明朗的环境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不能埋怨他们。利益冲突同样阻碍了基督徒和传教士，但是，在他们所居住的时代，不能归咎任何人，也下能归咎中国的基督徒加入一个普世宗教。每个人必须为他能否作见证和言行一致而被评价，例如，为了理想而献出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堪当得到同晴和尊重。
圣马赖 郭西德司铎
http://www.chinacath.org/article ... 007-12-21/1122.html
时间：2007-12-21
圣马赖神父，一八一四年一月六日生于法国诺曼第的一个农村，童年时帮着父母做农事，直到二十岁，才能一心跟随天主的圣召。一八四三年六月十日晋升为司铎，随即被派到步塞（Boucey）堂区任副主任司铎，历时七年；后来为纪念他，这教堂的一扇花玻璃窗镶嵌了他殉道的一幕。
他进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于次年起程来我国两广传教，到达广州后就被派往广西传播福音。一八五四年（清咸丰四年）春，改变路线，再次尝试，这次却成功地到了贵州，并留在贵阳学中国语言。后来在贵州殉道的圣林昭贞女还曾在那里教过他中国话呢！
（一八五六）二月，马神父重来广西西林传教，但翌日（西历二月二十五日）即与白小满等几位教友一同被捕，并押到西林县官衙。诬马神父煽惑百姓，谋反朝廷。命他背弃天主教。马神父回说：“我的宗教是真宗教我绝不能背弃它，而且我并未作恶，只是劝人为善，以赢得天堂永福”。命人用重刑。先遭毒打，然后罚跪铁链，双手紧锁，只靠着一条木凳，马神父一夜跪到天明，动弹不得，痛苦莫名。翌日，再判站囚笼，到了半夜就断了气。死后又被斩首示众。
马神父在他的殉道路上，遇有曹桂英、白小满、卢廷美、林昭等，人才济济，前仆后继，颇不寂寞。
卢廷美听到马神父的惨死，伤心万分，后来曾将马神父在广西开教及他与几位教友殉道的经过记录下来。廷美自已殉道后，遗著由他的子女和族弟廷珍保存着。
后教宗良第十三世于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将马神父及与他同时殉道的曹桂英、白小满及其同会的徐德新主教同时宣为真福。二OOO年十月一日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他与百余位中华殉道真福宣为圣人。
圣马赖司铎，请为我们祈祷。
圣人庆日： 一月二十三日
殉道地：广西西林
提示：马赖神父判站囚笼而死，死后又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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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郭西德神父（S. Albericus Crescitelli, PIME），一八六三年生于义大利，洗名博第（亚培利谷），属贝内旺教区，父母是虔诚的教友，因此圣人曾受过良好的天主教家庭教育，从小敬主爱人，很早就有了到外方传教的圣召。受完基本教育后，就进入城中的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座大修院也进入宗座外方传教会；修毕神哲学等课程之后，即晋升为司铎，大约在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五岁时，来到我国陕西南境教区传教。从此一连十二年，不辞辛苦，不避危险，努力传布福音，自己生活简约，但尽力救济贫穷，安慰忧苦的人，民众深受感动，因此很多人接受了福音，信仰了基督。
光绪庚子那年（一九○○），圣人正在陕西西南角上，也就是教区极西边的宁羌州燕子砭一带传教。起初虽闻谣言四起，盛传其他省份的教堂大多遭拳匪焚毁，神父还以为自己所处之地是世外桃源，无需多虑。农历四五月间，神父到一会口探望教友，同时向教外人传教。事毕，周行多处，那年正值荒年，饥民处处，神父尽力解囊相助，民众深感其恩德，入教者有七百余人之多。
自朝廷颁布禁教之谕后，风波更形险恶，神父身处危境，知所不免，但善牧为守护羊群，不愿离开，及至燃眉，教友迫其避难，始愿易地暂避，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携随从、挑夫、骑马途中，方过一河，太阳将下，卡官与神父相熟，延请入署，神父入署稍息。未久即欲起行，卡官说：“土人结集成群，欲与贵司铎为难，此行必不妥，不如返驾为愈。”话未说毕，闻炮鸣三声，群众拿着火把，执着器械，纷至沓来，举刀乱砍，神父手臂与脸部顿时鲜血淋漓；匪徒把神父捆绑了，弃于大路，自己则入肆饮酒庆祝，后又以臭水灌入神父口中，撕裂其衣服，灼烧其肌肤，并百般讥讽，终宵达旦，凌虐万分。
六月二十五日（阳历七月二十一日）晨，神父垂危，但仍祈祷不止，匪徒把他拖到河边，猛刺数枪而死，享年三十七岁。恶党还割其头，断其手足，悉弃河中，随从神父的司事、挑夫，亦被捆绑后杀害。后教宗碧岳十二世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宣布郭神父为殉道真福，二OOO年十月一日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他与百余位中华殉道真福宣为圣人。
圣郭西德司铎，请为我们祈祷。
-----------------------------------------------------------------------------------------------------------------------------------------------------------------------------1月23日 纪念中华殉道圣白小满
圣白小满，洗名乐伦（老楞左），贵州人，1821年生。双亲早故，家境清寒，常为人佣工。本性善良，待人忠直，娶赵姓女子为妻，一年后，生下一女，小满视为掌上明珠。圣马赖神父由贵州到广西西林传教，小满就在这年望教。那时在尧山一带首先信教的是卢廷美。1856年，小满领洗，取名乐伦，；领了圣事后，爱主热切，过了不多几天，便舍生为主作证。据说小满和马赖神父同时被捕，县官立即升堂审讯，问白小满说：“白小满，你为何和马颜往来？”(马赖神父并不叫马颜，马颜原系山东匪徒）。白小满回答：“小的是一个苦工，是服侍马先生的。”县官道：“你还要侍候马颜吗？”“依然要侍候，万死不辞。”有人劝说：“心里尽管信主，嘴里不妨说个悔字。”白小满说：“我万不能背弃天主，情愿跟马赖神父一起殉难，你可对我的妻子说：‘我死之后，要谨守天主诫命，要把圣教会道理教给女儿。”县官一听，勃然大怒，叫差役拿一木块塞住他的口，再把发辫缠在嘴外，不让他再说下去，喝令立即推出斩首。到差房门口，马赖神父见了，为他念赦罪经，遂即被推拥到南门外坝上，斩首升天，年才35岁。时1856年正月25日（西历3月1日）午前十一点钟，是广西第一位为主殉道的。死后遗体和首级抛在野外，无人收埋，为禽兽所吞食。1900年教宗良十三世宣他为真福。2000年3月10日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为圣人，并于10月1日在罗马举行宣圣大典。中华殉道圣白小满，请为我们祈祷！
这位殉道圣人被中国政府和爱国会主教们诬蔑的无恶不作。
从一篇讲话看爱国会的嘴脸和实质
普世教会于七月九日庆祝了中华殉道诸圣及真福庆日。这原本是纪念中华真福为主殉道的纪念日，藉着二千禧年一百二十一位中华真福宣圣之后，教会将之提升为普世教会钦定的庆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二○○○年十月一日，在梵蒂冈册封了一百二十一位因坚持信仰而牺牲的中华殉道者为圣人圣女。他们分别在一六四八年至一九三○年，即清朝至民国期间殉道，并先后在一八九三至一九八三年被列为真福。一百二十一位宣圣的殉道者，其中八十七位是中国人、三十四位是外籍传教士。当中包括主教六人、神父二十四人、修士八人、修女七位，平信徒七十六位（两位是慕道者）；年龄最小七岁，最大七十九岁。殉道圣人的英勇事迹，每位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程，值得后人景仰和效法。
二○○○年的封圣庆典，为教廷和中国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争议风波，一度令封圣事件蒙上很多阴影，虽然经过教廷及港台教会多番解释，事情仍不获中国政府理解，有些人甚至坚持此举是罗马教廷有意向中国政府的挑衅行为，强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云云。为报复封圣事件，于同年一月六日（主显节），在未经教廷批准及在强烈谴责下，爱国会仍强行于北京自选祝圣六位主教，使原已冰冷的中梵关系雪上加霜，真正的伤害了中国教友们的感情。
十年过去了，我们是否从这不幸的争拗中汲取教训，殉道圣人的鲜血是否白流，值得一再反思！殉道并非过去的事件，而仍有现代的意义。今日国内很多地方教会，仍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欠缺共融。教友们往往陷于错误的政治意识型态及违反启示真理价值观的压力下挣扎及受苦，然而，教会过往的经验启示给我们，在每个时代里，殉道者在教会中的临在，必可坚定了教友对基督的忠诚。
中华殉道者荣列圣品，为整个中华大地而言，是值得庆贺的事，因为中华教会出现了勇于持守福音圣道，而不计较生命的人，正切合儒家思想中“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我们以拥有这百多位，尤其是大部份是国籍的圣人为荣，教父戴尔都良（Tertullian）训导我们：“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深信这信仰的种子，必定可在中华大地遍布花果，因为中华诸圣每天都会在天主台前为中国教会代祷。
今年是中华殉道真福宣圣十周年，十年时间不算长，但绝不算短。谁能记得住多少十年前的事情，除非是大是大非的刻骨铭心的事。在信仰上，教宗册封圣人就是这类大是大非的事。若没有那么多坚决抗议愤怒声讨等地狱般的嚎叫，要只是教宗宣圣，我想也没有这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些爱国会及当年反对教宗封圣和亵渎侮辱圣人的主教神父教友们，不知他们面对宣圣十周年的今年作何感想？
博主现摘选当年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的一篇讲话稿，在这篇并不算太长的文字里，从他那铿锵有力、犹如新闻联播和文革造反派般的控诉辱骂中，确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些人的真实嘴脸和心态。他们一改平时对教友的那套温良恭俭让的伪善面具，图穷匕首见般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对梵蒂冈教廷进行谩骂和无端指责，声犹在耳。他们疯狂咆哮地指责的，还是他们口口声声、引经据典地表明要共融和服从的那个教廷吗？他们所谓的服从，是对谁而言？他们的真正主子到底是谁？恐怕绝不是他们嘴里天天念叨着的天主。
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真理面前，不可能梵蒂冈教廷和中国爱国会都代表着基督耶稣的意愿，总有一个是敌基督和反天主的，那么是哪一个呢？从傅铁山主教的这篇征讨檄文中，就能略见一斑了。
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团举行反对梵蒂冈“封圣”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铁山主教
昨天我国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就梵蒂冈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的反对，一意孤行，仍将对中国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传教士封为“圣人”，发表了严正声明和谈话，对这次严重侵犯我中国人民民族尊严，侵犯中国天主教主权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我们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广大神长教友对我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的声明和谈话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昨天我们的民族一起度过了祖国建国51周年和国庆日，今天我们还没有从祖国生日的自豪与喜悦中走出来，又不得不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愤慨，令天下基督徒羞惭的事件：梵蒂冈于十月一日将近代史上犯有严重罪恶、劣迹斑斑的传教士封为“圣人”，这是一起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侵犯中国天主教徒主权的政治图谋。对此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已作出了强烈的反映，我们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更不能坐视不理。9月26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表了严正声明，对这次包涵了明显的政治动机的“封圣”给予揭露和谴责。
今天我们要从国家和民族和中国教会的利益出发，揭露梵蒂冈及海外天主教少数反华势力利用“封圣”大搞政治图谋，为近代百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翻案，挑战中国政府，挑战中国人民，揭露他们将严肃的教会封圣活动变成发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与敌视的政治手段，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祖国的利益，维护中国天主教的神圣主权，是我们每位神长和教友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维护教会的纯洁性，维护基督的圣善形象，是我们每位基督徒无法逃避的责任，在这次“封圣”问题上，我们需要表达我们中国天主教明确而坚定的立场。
这次“封圣”是一次严重违规的行为，它违背了教会的传统和有关文献对“封圣”的明确规定。按照天主教教理的解说：“列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福品”即“宣福”。二是封列圣品，即“宣圣”。据《神学辞典》释意，册封圣人是指教会内被列入圣人名单至公开敬礼的整个过程。早期教会到中世纪从提出名单到调查，到宣布为圣人，都是本地教会主教的责任和权力。1234年，教宗俄我略九世将列品权利保留给教宗本人，1588年，教宗西斯督五世将此权利委托给圣礼部管辖；1642年，教宗乌尔巴诺八世增添列品新规则，1734---1738年，后来升任为本篤14世教宗的朗博蒂尼确立了列品程序并沿用至今。1969年 5月，教宗保禄六世设立宗座册封圣人部和礼仪及圣事部，取代原有的圣礼部。1983年1月25日在教廷颁布的“成全的神圣导师”的宪令内规定了地方主教在册封圣人的案由中今后应遵循的规则。
按规定将已列真福品再封为圣人的必须经过该人所在地后人的请求，经当地主教上报，然后圣人部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开展专门调查核实，在确认其德行以及显现过圣迹后上报主教团批準再上报教宗。具体分为：一，申请和收集资料。由倡议人依照教会法典任命列品案件申请人、负责对亡者，及列品候选人的生平进行详细的取证工作，并向当地主教提出申请。二、调查及评断。当地主教应先调查候选人德行和殉道事实，并交由神学审核人审核，对所列举奇迹进行考证，将结果呈交册封圣人部；三、圣人部审查核实，经由一审神学家等组成的专案小组作出研究后由主教团报请教宗裁决批準。
上述教会所定规则，说明封圣必须严格经过这些程序，才能保障所选“圣人”确实符合“圣德卓着”堪称楷模。由此确信，“封圣”活动本身是一项由当地教会直接参与程序严谨的带有神圣性的活动。
上述封圣的程序规定中不难看出，被册封者所在地的主教及其教会团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当地主教的领导和参与，“封圣”程序不仅无法完成，甚至无法啟动。当地主教对教会“封圣”的参与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主权。然而，十月一日，教廷与台湾天主教会地方教会共同策划的“封圣”无视教会明确的文献规定，无视中国天主教的主权，将本来属于严肃而纯洁的宗教活动变成了一场政治闹剧。
第一、被册封的120人其生活与死去的区域都在中国大陆，按照规定，对所列人的请求、申请、调查取证等大部分工作都应该交由中国大陆教会承担负责，而实际情况是整个“列圣”过程完全拋开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各地的教会组织要远离中国大陆和台湾天主教地方“主教团”越俎代庖，这既侵害了中国天主教的主权，而且严重损害了“封圣”的严肃性。
第二、长期以来，这120人所在地方教会组织和神长教友对这些人“封圣”的事情毫无所知，从来没有人来此调查取证。远在大陆之外的台湾教会组织一厢情愿，对所封人员的德行操守、行为表现不作任何调查取证，更无视中国大陆主教和教会团体的意见，组织大量华而不实的所谓“圣人事迹”，如此草率的作法，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所列“圣人”中不仅毫无“圣德”可言，而且劣迹斑斑。比如陕西汉中的“圣人”意大利神父郭西德，因横行乡里，霸佔民女，而被当地百姓杀害。马赖也因劣迹昭彰，并引狼入室，成为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火烧圆明园的“借口”。这些“圣人传教士”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期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有些人对中国人犯有严重罪行。对此，台湾教会组织不会不知道，梵蒂冈组织者也不会不知道，但为何又用“封圣”权为这些人歌功颂德呢？为中国信徒树立这样的“楷模”，究竟要中国的基督徒走向何方？
整个“封圣”活动包含着卑劣而深远的政治目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浸透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进行野蛮掠夺与欺辱的罪恶史。其中，在洋枪大炮和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天主教会也成为列强在华强权利益的维护者，并以基督的名义，传福音的外衣，推行殖民主义，种下中国信徒与非信徒不合的种子。特别是相当一些外国传教士以“洋大人”自居，横行霸道，危害一方，树立恶表。比如，这次被封为“圣人”中的一些传教士就是这样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天主教会已经成为殖民主义政治势力的组成部分，被人民称为“洋教”，信徒被称为“二毛子”，对这样一种完全偏离基督道路的“洋教”，人民有足够的理由对其抵制。将其连同整个帝国主义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及其西方的传教组织没有总结在华传教失败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鼓动中国的信徒与新中国相对抗，与共產党和人民相对抗，外强使中国天主教会继续在它的操纵和支配下成为新中国社会内的一个反动政治堡垒。五十年代初，天主教会给新中国的那种对抗的形象，我们60岁以上的人仍然记忆犹新。
后来，在党和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天主教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走上了独力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彻底摆脱了西方教会政_治势力的影响，使中国教会获得了新生。经过50年的发展，我们的教会奠定了与自己的民族和睦共处的良好基础，天主教的福传事业进入了黄金时期。中国教会发展实践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无法接受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西方人，中国天主教照样发展，而且发展得更好。人民再也不说天主教是“洋教”了，他们给中国天主教以支持和理解。使教会获得了过去百年从没遇到过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于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对共產主义价值观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强大起来的中国怀有敌意的心态。梵蒂冈内部和海外天主教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希望中国教会真正成为爱国爱教的组织，不希望基督徒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而希望成为一支破坏力量。利用中国的国庆日，将那些被中国人民痛恨的传教士册封为“圣人”，就是给已经完全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头上扎了一刀，就是鼓动中国的基督徒丧失自己的民族气节，盲目地去欢迎这些“圣人”。再次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再次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反对，就是在中国教会内部再次制造分裂，断送中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中国天主教教友对教宗是尊敬的，但是，我们反对有人利用这种感情，而给中国的基督徒设置两难的选择。50年代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圣教会是讲正义、讲仁爱、讲宽恕、讲修和的，可是这次教廷为中国册封的这些多行不义、严重伤害过中国人民的传教士为“圣人”，无疑在为不义而证明，在中国人民面前树立一道仇恨的标记，使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伤永远不能愈合。这种作法，是极其险恶和卑劣的，从中根本看不到丝毫的基督圣善之处。
中华民族是宽厚待人的民族，但也是不容侵犯的民族。中国天主教也是如此，我们是基督圣善的团体。我们可以宽恕他人过去曾经给予我们的伤害，但我们不容许有人利用我们的善良之心，逼迫我们去伤害我们的民族，去背叛我们的国家。因为这种行为既非来自天主，也是为天主所不容的。
昨天，我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对梵蒂冈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广大神长教友的反对，一意孤行，仍在十月一日将那些中国人民的罪人封为“圣人”，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对我国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的谈话，我们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天主教北京教区正权主教
傅铁山·假弥额尔
六省市天主教会举行座谈会 抗议梵蒂冈反华的行径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0月04日19:23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4日电 北京、上海、河北、山西、福建、贵州等省市天主教界今天分别召开座谈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我外交部声明和国家宗教局发言人谈话，坚决支持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的严正声明，对梵蒂冈借“封圣”之名歪曲和篡改历史，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行径表示坚决抵制和反对。
在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天主教上海教区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金鲁贤主教说，在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教会前途的原则问题上，我们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次“封圣”，暴露了罗马教廷中某些人企图借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实际上，这次册封的操办者是所谓“台湾地区主教团”，表明了梵蒂冈一些人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利用“封圣”支持台湾，分裂中国，形成了对中国民族感情的伤害和对中华民族的挑衅。
北京、河北、福建、贵州、山西等地天主教主教、神甫、修女和教徒在发言中指出，臭名昭著的外国传教士马赖、刘方济、郭西德都是无恶不作的罪人，当地群众至今恨之入骨，他们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梵蒂冈为了政治目的，置教会的传统和法典于不顾，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是对教会的亵渎。
六省市天主教界人士呼吁梵蒂冈能够真正反省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作出真诚忏悔，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的蠢事，为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新的障碍。
天主教神长教友一致表示，中国天主教徒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方针，搞好福传事业，办好中国教会。他们强调，爱国是天主的戒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天主教徒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记者了解到，近日，全国各省区市的天主教界以及其他宗教团体陆续举行座谈会，对梵蒂冈借“封圣”搞反华的行径进行声讨。
“圣人”郭西德与“初夜权”
所谓圣人，是指天主教会中为基督信仰作出见证，先经教皇批准册封为“真福”，再经过教廷宣圣部对其“奇迹”进行严格慎密的考查和证实，报经教皇批准后，始可正式尊为圣人。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梵蒂冈将要册封的120位“圣人”中，竟有一位名叫郭西德的传教士，把“圣人”与通过卑鄙手段获得“初夜权”的无耻之徒统一于一身。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怎么会扯到一起呢？还是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再看个究竟吧。
郭西德（1863－1900），意大利传教士。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郭在陕西宁强传教。郭在燕子砭地区通过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入教，以扩充教会势力，并强占了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秀丽的青岗坪，霸占民房作为教堂。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教士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郭还在当地欺压民众、残害百姓，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
1898年，陕西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原本在百姓中名声不佳，此次又藉救灾之机，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强烈不满。郭还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竟为收回借贷，于夏禾刚刚成熟时，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因而时常引起民教冲突。
更有甚者，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教堂还规定教民要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以供教士们玩弄，满足他们的淫欲。当他道貌岸然在教堂里向虔诚的教徒讲道时，谁能想到他又是这种人呢，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郭西德的种种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燕子砭四乡百姓300余人，手持灯笼火把斧头长矛，齐集燕子砭教堂，郭西德闻讯出逃，被追击的百姓发现后将其处死，这就是著名的“燕子砭教案”。
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得悉郭西德被群众打死后，即行文罗马，要求教廷向满清政府提出抗议。腐败积弱的清政府敕令汉中知府火速查办。先后逮捕了不少参与者。为首的李云林、杨海等六人，在押解省城西安途中被奉旨杀害，然后将人头送回燕子砭在街上悬首示众。清政府还勒令宁强知府给教堂赔款五万两白银，另罚银四千两，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树一块石碑，记述教案经过，表示悔过之意，并停止宁强州文武科举考试五期，赏以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一品顶戴，司铎康乐尧五品顶戴，如此方平息教廷的“怨气”。
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传教士郭西德，梵蒂冈竟无视其“奇迹”，将其册封为“圣人”。他们将楷模的是什么行为，他们将引领的是什么精神，我们不敢想象长此以往，还有什么人不能封为“圣人”？！（雁明）
（人民网2000-9-29）
梵蒂冈的倒行逆施
梵蒂冈近一两年来，经常传出要和中国修好的消息，外电也屡传两者将要建交。我心想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是风烛残年，也许希望在生前与世界最大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要建交便必须与台湾断交；第二，不能藉宗教干涉中国内政。
最近，梵蒂冈突然宣布在中国的国庆日，册封一百二十名所谓在中国丧生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为“圣人”。这种行径，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被认为是对十二亿中国人的严重挑衅。
流氓恶霸式的“圣人”
中国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除发表声明之外，还发表了事情真相的具体事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教会纷纷举行座谈。事实上，这一事_件，道理是在中国这边。
这个册封“圣人”究竟是什麽一回事？
教廷的册封，据称是对这些“圣人”坚贞不渝的基督精神的肯定，就像中国追封革命烈士一样。如果这些“圣人”是对宗教信仰坚贞不渝，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正像基督教义提倡的献身精神，像德兰修女那样终生为贫苦大众服务那样，我们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也予以尊重。而有些道德标准也是共通的，某些基督教徒的行为也值得人们敬仰。
但这次册封的，却大多是一些流氓、恶霸式的神棍，犯了基督教义绝不允许的奸淫、抢掠、欺骗、銂财等种种恶行。
这次封圣的大部分人，是死於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充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帮凶，为非作歹，欺官压民，放荡无癴，道德败坏。
三个大坏蛋
例如：被封圣的马赖，法国传教士，一八五二年睶入中国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马赖违反教规，常常带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曹苏传教，曹苏实际上是他的姘妇。他还经常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单独和这些妇女鬼混，甚且为人做结婚弥撒，乘机奸污新娘。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公愤，告到官府，被知县张鸣凤处死，这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
郭西德，意大利传教士，一八九八年在陕西燕子碇一带传教，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去教堂领洗，以便他蹂躏奸污，一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由於村民痛恨，终於被群众杀死。
刘方济，西班牙传教士，一六四一年到中国福建等地传教，与当地一妇女通奸，并诞下一私生女。清政_府以群众举报，於一六四七年以“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癴”，判决处死。
反_共反华只是徒劳
以上只是略举数例。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死於动乱的义和团运动之中。即使有个别是无辜的，但也只能怪帝国主义的侵略恶行和教会充当殖民-主义者的帮?所造成。
这一次梵蒂冈的“封圣”行动，揭开了中国人民淤积在心底的历史伤痕。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中国老百姓死伤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的圆明园遭到焚烧的浩劫，中国国宝散失四方。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不会忘记的。
今年三月，教宗曾史无前例地向全世界公开忏悔，承认历史上教会所犯的某些罪行，包括发动十字军东征、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保持沉默等等。但对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却毫无忏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以“封圣”行为向中国人民挑战。看来，梵蒂冈的反_共反华势力仍十分强大，通过这一事_件，与中国建交的事越来越遥远了。中国不与梵蒂冈建交，中国毫无损失，相反，罗马教廷却丧失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友谊。
2000坚决抗议声讨教宗册封圣人时所说的话：
“ 昨天我国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就梵蒂冈不顾中国人民和中国广大神长教友的反对，一意孤行，仍将对中国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传教士封为“圣人”，发表了严正声明和谈话，对这次严重侵犯我中国人民民族尊严，侵犯中国天主教主权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我们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广大神长教友对我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的声明和谈话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昨天我们的民族一起度过了祖国建国51周年和国庆日，今天我们还没有从祖国生日的自豪与喜悦中走出来，又不得不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愤慨，令天下基督徒羞惭的事_件：梵蒂冈于十月一日将近代史上犯有严重罪恶、劣迹斑斑的传教士封为“圣人”，这是一起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侵犯中国天主教徒主权的政_治图谋。对此我国政_府和社会各界已作出了强烈的反映，我们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友更不能坐视不理。9月26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表了严正声明，对这次包涵了明显的政_治动机的“封圣”给予揭露和谴责。
今天我们要从国家和民族和中国教会的利益出发，揭露梵蒂冈及海外天主教少数反华势力利用“封圣”大搞政_治图谋，为近代百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翻案，挑战中国政_府，挑战中国人民，揭露他们将严肃的教会封圣活动变成发泄对中国政_府和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与敌视的政_治手段，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祖国的利益，维护中国天主教的神圣主权，是我们每位神长和教友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维护教会的纯洁性，维护基督的圣善形象，是我们每位基督徒无法逃避的责任，在这次“封圣”问题上，我们需要表达我们中国天主教明确而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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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列“圣人”中不仅毫无“圣德”可言，而且劣迹斑斑。比如陕西汉中的“圣人”意大利神父郭西德，因横行乡里，霸占民女，而被当地百姓杀害。马赖也因劣迹昭彰，并引狼入室，成为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火烧圆明园的“借口”。这些“圣人传教士”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期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有些人对中国人犯有严重罪行。对此，台湾教会组织不会不知道，梵蒂冈组织者也不会不知道，但为何又用“封圣”权为这些人歌功颂德呢？为中国信徒树立这样的“楷模”，究竟要中国的基督徒走向何方？
整个“封圣”活动包含着卑劣而深远的政_治目的。
由于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对共-产主义价值观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强大起来的中国怀有敌意的心态。梵蒂冈内部和海外天主教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希望中国教会真正成为爱国爱教的组织，不希望基督徒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而希望成为一支破坏力量。利用中国的国庆日，将那些被中国人民痛恨的传教士册封为“圣人”，就是给已经完全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头上扎了一刀，就是鼓动中国的基督徒丧失自己的民族气节，盲目地去欢迎这些“圣人”。再次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再次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反对，就是在中国教会内部再次制造分裂，断送中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圣人”真面目：郭西德与“初夜权”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9月29日15:55 人民日报
所谓圣人，是指天主教会中为基督信仰作出见证，先经教皇批准册封为“真福”，再经过教廷宣圣部对其“奇迹”进行严格慎密的考查和证实，报经教皇批准后，始可正式尊为圣人。令人不解的是，这次梵蒂冈将要册封的120位“圣人”中，竟有一位名叫郭西德的传教士，把“圣人”与通过卑鄙手段获得“初夜权”的无耻之徒统一于一身。二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怎么会扯到一起呢？还是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再看个究竟吧。
郭西德(1863-1900)，意大利传教士。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郭在陕西宁强传教。郭在燕子砭地区通过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入教，以扩充教会势力，并强占了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秀丽的青岗坪，霸占民房作为教堂。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教士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郭还在当地欺压民众、残害百姓，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
1898年，陕西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原本在百姓中名声不佳，此次又藉救灾之机，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这种歧视性的做法引起了不信天主教的百姓的强烈不满。郭还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1900年，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竟为收回借贷，于夏禾刚刚成熟时，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因而时常引起民教冲突。
更有甚者，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教堂还规定教民要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以供教士们玩弄，满足他们的淫欲。当他道貌岸然在教堂里向虔诚的教徒讲道时，谁能想到他又是这种人呢，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郭西德的种种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燕子砭四乡百姓300余人，手持灯笼火把斧头长矛，齐集燕子砭教堂，郭西德闻讯出逃，被追击的百姓发现后将其处死，这就是著名的“燕子砭教案”。
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得悉郭西德被群众打死后，即行文罗马，要求教廷向满清政府提出抗议。腐败积弱的清政府敕令汉中知府火速查办。先后逮捕了不少参与者。为首的李云林、杨海等六人，在押解省城西安途中被奉旨杀害，然后将人头送回燕子砭在街上悬首示众。清政府还勒令宁强知府给教堂赔款五万两白银，另罚银四千两，燕子砭教堂和燕子砭街上各树一块石碑，记述教案经过，表示悔过之意，并停止宁强州文武科举考试五期，赏以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一品顶戴，司铎康乐尧五品顶戴，如此方平息教廷的“怨气”。
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传教士郭西德，梵蒂冈竟无视其“奇迹”，将其册封为“圣人”。他们将楷模的是什么行为，他们将引领的是什么精神，我们不敢想象长此以往，还有什么人不能封为“圣人”？！(雁明 人民网北京9月29日专讯)
评论：是“圣人”还是罪人？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9月29日16:33 人民日报
梵蒂冈宣布封圣的120个圣人真的是修圣者，或者是殉道者吗？正如一位中国老主教所说的“梵蒂冈这次封圣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120人是为天主而死，还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死？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梵蒂冈只是听了台湾主教的话，但台湾主教自己也承认搞不清楚。台湾编撰的《中华殉道圣人传》第16页上说：“在几十年漫长的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关键难题：认为此次庚子大杀戮，并非完全为了宗教信仰，……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而兴起之盲目政治性排外运动，或者出于反抗白色帝国主义之侵略运动”。所谓“庚子大杀戮”就是指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这次“封圣”的120人中，有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连台湾主教也承认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为了信仰而死”。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全世界热爱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们都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天主教在历史上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传教士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充当外国殖民者的向导、翻译、情报官，参与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并凭借不平等条约中有关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贩卖鸦片，横行霸道，欺压官民，掠夺钱财。他们的罪恶行径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这些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否认的。
教廷将要册封的这些所谓“圣人”中，不是违反当时中国的法令，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有些甚至是直接参与者。他们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不折不扣的罪人。
所谓“圣人”刘方济
台湾的《中华殉道圣人传》中所列的第一个所谓“圣人”刘方济，就是一个罪恶滔天的罪人。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Franciscusde Capillas)，1642年和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一起从台湾来福建传教。刘等人在传教中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引诱当地农民入教，特别是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一已订婚的青年陈姓教徒，刘要发展她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而后又把她拐带外逃。这件事当时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的罪行，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清政府遂于1647年(顺治四年)11月13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1648年处死。
“圣人”是教徒效法的榜样。教廷把他们列为“圣人”，要我们中国的教徒效法他们什么呢？让他们效法去杀人、去放火、去强奸、去抢掠吗？教廷一贯标榜的天主教会的道德、良知都到哪里去了呢？这难道不是对教会纯洁性的玷污吗？
所谓“圣人”郭西德
教廷曾列举即将册封为“圣人”的意大利传教士郭西德(Crescitlli algefico)，把他描绘成一个“以德报怨的圣人”。事实上，郭西德根本不是什么殉道者，而就是一位作恶多端的罪人。他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到陕西燕子砭传教。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前，他在燕子砭地方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入教，以扩充教会势力，并强占了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秀丽的青岗坪，霸占民房作为教堂，郭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须到教堂去“领洗”，结果犹如西欧中世纪行使“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教堂还规定教民要把女儿送教堂作“修女”，以供教士们玩弄，满足他们的淫欲。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教士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教士还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等等。由于教会势力与封建势力勾结，压迫、残害人民群众，因此群众对教会势力愤恨异常，奋起反抗，将郭西德击毙。有关郭西德的劣行记载在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第555-556页。陕西燕子砭一带的老人至今对郭西德的劣迹记忆锋新。
所谓“圣人”马赖
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法国传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他于1852年违反清朝政府的禁令，私自潜入广西西林县从事非法传教活动，并利用传教名义，勾结不法官吏和当地土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作恶多端。并纵容包庇教徒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掠奸淫，肇事多起，民愤极大。最初，广大民众向县衙门告发马赖“煽动宗族不睦”的罪行。于是马赖通过重金贿赂县吏之后，便以查无实据了案。马赖乘机和该知县拉上关系，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马赖又与当地土匪相勾结，利用土匪扩大势力，左右当地绅士及官员，土匪也依靠这位“洋大人”的庇护，无恶不作。清咸丰五年(1855年)秋，西林新知县张鸣凤到任，秉公处理遗留的讼案，将罪大恶极的马赖判处死刑，史称“西林教案”。法国借口该案件，与英国联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中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最近梵蒂冈信仰社发表文章称“这些殉道者完全独立于西方殖民势力，尽管有些时候，这些势力利用‘保护传教士’作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借口，而殉道者们的工作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种辩白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前面几个传教士的劣迹，究竟怎么“独立于西方殖民势力”？他们的“工作方式”与烧杀奸淫的“西方殖民势力”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难道可以容忍他们来玷污圣洁的天主教吗？(仲文)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0月02日21:48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2日电 人民日报10月3日将发表《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
史岩
10月1日，罗马教廷把所谓“在中国致命”的120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册封为“圣人”。那么，这些所谓的“圣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把他们封为“圣人”呢？
这120名所谓“圣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一类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一类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具体地说，这些所谓“圣人”中17人是在清朝“禁教”期间因违犯禁令被处死的，15人死于鸦片战争至1900年期间的一些教案，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2人死于1930年。其中外籍传教士33人，中国籍教徒87人。
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和篡改的。让我们先来剖析几个所谓“圣人”中的外国传教士的典型案例。
案例之一━━“圣人”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又名马奥斯多，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进行传教，但不准私入内地活动。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土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林教案”，法国借此勾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
案例之二━━“圣人”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1900)，意大利传教士。至今提起郭西德此人，陕西燕子砭一带的百姓仍然是义愤填膺。1898年郭西德到燕子砭地区传教，他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强迫捐献，掠夺财富，生活淫荡，无恶不作。为了扩充教会势力，郭不仅大量拉拢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之流入教，还强行霸占临近土地和民房建教堂，并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差役。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他蹂躏奸污。当地教徒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1898年，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却借机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并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1900年夏，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就为收回借贷，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郭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15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做“修女”。在郭西德的长期奴役下，燕子砭地区广大群众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自发地组织起来，将罪恶累累的郭西德杀死，百姓闻之大快人心。
案例之三━━刘方济(Franciscus de Capillas 1607━1648)，全名方济各嘉彼来，西班牙人，1641年到中国，先在台湾后到福建传教。刘为扩大教会势力，采用欺骗等卑鄙的手段发展教徒，特别卑劣的是，他有意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许多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订婚的青年教徒陈某，刘要发展其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随后他便无耻地把陈某拐带外逃。当地群众还反映，刘方济生活糜烂，违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当地一位寡妇通奸，并生下一私生女。刘方济的恶劣行径，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利用传教为非作歹的丑恶罪行，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接到群众举报后，清政府遂于1647年(顺治四年)11月13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1648年处死。
至于罗马教廷在封圣时提到的曾在山西太原活动的富格拉主教(S.Franciscus Fogolla)，他在中国曾搜刮了很多“礼物”，有铜像和银器，并曾经带着40箱珍贵的古董物品到意大利。一个传教士聚敛和带走了这么多中国文物，还用此“换了不少银钱”。他是在利用传教盗卖中国文物。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位所谓“圣人”中的中国教徒的劣迹。所谓“圣人”吴国盛(1768━1814年)，贵州遵义龙坪人。为了向其主子献媚，他依仗着洋人和教会的势力，大耍淫威，强迫他人入教。但凡他认识的人，只要经过他家门口，被其看见，皆被强迫进屋念经学道，无一幸免，连三尺小童亦不放过。由于他用威势逼人入教，遭至反感而引起了龙坪场一方百姓的痛恨。被梵蒂冈列在“圣人”第一位的赵荣(1746━1815年)，贵州务川县人。他加入天主教后，为向洋主子献功，把佛道教等其他一些宗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进行谩骂和攻击。有一次赵荣路过一佛教寺庙，见到殿堂里供奉的佛像，便认为是触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对天主至上的挑战，于是大怒，不由分说几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庙里的和尚认出他是个有洋人撑腰的天主教神甫，敢怒而不敢言。当地百姓见到赵荣也像见到阎王一样躲避他。所谓“圣人”罗廷荫(1825━1861年)，贵阳人。罗廷荫入教后以为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了，连当地的民族风俗也横加干涉，气焰十分嚣张。某日，贵阳郊外青岩地方民众按当地习俗，纷纷走出家门上街“游百病”(“踏青”)，适逢一群小孩高唱民谣经过天主教修院门口，罗廷荫和当时在场的4个传教士见状无端怀疑此举有辱天主教，便仰仗自己有修道院院长法国传教士伯多禄为后盾，竟然对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伤，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怒。
在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有一些中国教徒丢掉了性命，成为“牺牲品”。但是若干教民被杀，总是引起了外国侵略者更疯狂的报复，造成更多的中国民众被杀，中国民众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中国人民。
翻开中国近代史，依仗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历历在目。梵蒂冈非但不就此向中国人民忏悔，反而歪曲历史，对其丑恶行径进行美化，为他们树碑立传。尽管梵蒂冈口口声声说“封圣”是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但是，再动听的言词也掩盖不住梵蒂冈借翻历史定案、借宗教问题为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企图重新控制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相反，只能更加暴露其虚伪性。这种无力的辩白，完全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梵蒂冈借“封圣”搞反华的行径，必然受到世界上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们的鄙夷。
我們還以為這類「運動」已成歷史
陳日君
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
【明報專訊】
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投稿本報論壇版﹐強調梵蒂岡教廷冊封的聖人並非帝國主義者﹐並指摘中聯辦曾就他與內地主教通電話一事警告他「北京非常不滿」﹐又指中聯辦曾囑咐香港教區「低調」處理宣聖一事。本版特將陳主教的文章全文刊出﹐以助讀者了解事_件真相。——編者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發表了一份「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關於梵蒂岡無視中國教會主權擬冊封所謂聖人的聲明」﹐措詞非常強硬。主教們在「宣聖」的事上這樣譴責教廷﹐是很嚴重的事。「宣聖」屬於教宗的「首席權」範圍。
內地教會被洗腦抵制封聖
不過﹐面對這「聲明」﹐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問﹕「這真是主教們的立場嗎﹖是全體主教同意的嗎﹖至少有幾位主教贊成了嗎﹖」按中-共傳統的手法﹐很有可能是掌權者的爪牙把這些話放在主教們的口中﹗希望事實能早日水落石出﹐讓我們知道在北京閉門的會議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在大陸突然颳起了一陣暴風﹐政_府逮捕地上﹑地下的主教﹑神父﹑教友﹐組織地上教會各級領導的「學習營」(洗腦)﹐要他們在討論會後發表意見﹐而「應該發表的意見」已印成且而分發給大家﹕一﹑揭露西方列強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二﹑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和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三﹑抵制梵蒂岡「封聖」活動。
毒辣陰謀強姦主教心靈
關注大陸教會的人士都在問﹕這突來的暴風究竟是為了什麼﹖是為向教廷施壓﹐逼他們在談判桌上全面投降﹖或是因為了解教廷不會投降而發泄憤怒﹖見到這「聲明」﹐我以為我有了答案﹕中-共想對付的是地上的教會。
已有一段時間地上教會的主教﹑神父逐一歸依羅馬﹐甚至有些地下教會人士也表示欣賞地上教會某些人士對羅馬的忠貞。政_府怕就將失控了﹐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把教廷指為敵人﹐逼地上主教﹑神父們表態就範﹗這毒辣的陰謀簡直是強姦主教﹑神父們的心靈﹐是最殘忍的逼害。
其實﹐為這場逼害佈局的人並不太精明。
一﹑說宣聖行動歪曲和篡改歷史的行徑﹔說封聖的對象中不少人劣迹斑斑(《文匯報》說他們犯下「滔天罪行」﹐有人向埃切卡萊樞機說他們「槍劫﹑殺人﹑強姦婦女」﹗)
這些宣聖的對象﹐在列入真福品前早已經過非常嚴格的調查﹐教會法庭設有專員﹐徹底尋找反面的證據(所謂「魔鬼的律師」)﹐如有人犯了「滔天罪行」﹐絕不可能漏網。
中-共說有證據。除非可以在中立的﹑公開的法庭上對簿﹐這些所謂證據有什麼價值﹖他們不是曾「有證據地」說廣州某修院的修女們殺死了數百嬰孩﹑吃了他們的心臟﹖(其實是人們把垂死的嬰孩放在修院門口﹐他們死後修女就把他們安葬了。)他們不是曾「有證據地」說上海某些傳教士在學校裏藏了軍火﹖(原來那些是戲台上的道具木槍)又如果存在那些「滔天罪行」﹐為什麼在列真福品時﹐沒有人站出來指摘﹖
宣聖對象經嚴格審查
二﹑說將列聖品的傳教士中有些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
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是鐵的事實﹐教廷處理事務也未必常常正確明智﹐「禮儀之爭」之類的錯誤令人遺憾。但這些即將被列入聖品的傳教士都是和平的福音使者﹐熱愛中國人的基督徒﹐他們慷慨地獻出了性命。帝國主義者強加「保護」給傳教士﹐其實牽累了他們。帝國主義者以殉道者的死亡為藉口﹐進行侵略戰爭﹐這決不是殉道者的意願。
帝國主義的國家多次阻止教廷直接和中國朝廷建交。剛恆毅主教終於來華任教廷大使﹐他和帝國主義者劃清界線﹐甚至避免住在外交區。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國教友們知道誰是帝國主義侵略者﹐誰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們信任傳教士﹐接受了他們所介紹的福音﹐信了耶穌﹐忠貞於祂﹐不惜流血。
三﹑反過來說﹐中-共把義和團「封聖」﹐是否明智﹖中外的學者對這歷史的複雜事_件未必敢如此肯定﹐政_府明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作了一個抉擇﹗
四﹑外交部發言人說宣聖行動「極大地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和中華民族的尊嚴」。
我們知道中國人民成了中-共的私產(正如法王曾說「國家就是我」)﹐但我們見到的是全球中華教友喜躍歡騰(除非中-共政_府把成千累萬的我們放在中國人民之外)﹔我們見到的是教宗及全球教會對中國民族的尊崇﹑愛戴。從十月一日起八十七位中華兒女「登上祭台」﹐全世界的信徒會瞻仰他們的卓越人格和偉大的信仰。
五﹑傷害無數中國人民的感情及全世界愛好和平者的心的﹐卻是中-共最近對國內教會(地上﹑地下)的粗暴鎮壓﹐使人想起人民共和國初期的一些「運動」﹐甚至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我們還以為這類「運動」已成了歷史﹐想不到在這所謂「開放的年代」﹐在這期待 進入世貿的時刻﹐還能有這樣的情景發生。
我們國家的領導們知不知道這目下發生的事﹖為什麼讓一些為自己利益做事的人﹐進一步破壞我們國家的形象﹖
六﹑「聲明」抱怨「教廷在宣聖前沒有向冊封者所在地的主教和中國主教團徵詢意見﹐也沒有到當地進行調查核實﹐而是由所謂的『台灣地區主教團』越俎代庖」。
中聯辦警告我﹕北京非常不滿
中-共從來不准許教廷和大陸主教們來往。本人曾和所謂中國主教團團長劉主教通過兩句電話﹐就引來中聯辦警告「北京對你非常不滿」。現在說要教廷徵詢他們的意見﹐真是笑話。
教廷更不能徵詢所謂中國主教團的意見﹐因為根本不能承認那在大陸獨立自辦教會的主教團。
至於說這次宣聖事_件由台灣主教包辦﹐也不符合事實。固然台灣主教最出力推進宣聖的事﹐但申請教廷宣聖的也有港﹑澳及海外的主教﹐更有四十位大陸主教(地上﹑地下都有)。至於調查工作絕不是台灣主教辦的﹐那是教廷專責部門擔任的。
國慶日宣聖教廷已道歉
七﹑至於宣聖的日子﹐十月一日﹐正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日﹐那是一個意外的巧合。選日子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千禧年中的許多星期天﹐教宗已有被安排了的節目﹐十月一日看來是僅餘的星期天﹐又是傳教主保聖女小德蘭的瞻禮日﹐那就被選定下來了。到時不止有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還有一位非洲修女及兩位修會創始人被冊封。
這個無意的巧合引起了很大的誤會。中-共咬實說這是陰謀﹐是為了刺激他們。他們什麼都是從政_治角度看﹐他們這樣的想法是可了解的。教廷沒有注意﹐是疏忽了。但在他們發表「聲明」前應該知道埃切卡萊樞機訪華回羅馬後﹐在接受梵蒂岡電台訪問時﹐已為此事表示深切的歉意﹔他更堅決地補充說﹕「愛中國人民的若望保祿絕不會想出這麼卑鄙的陰謀。」
八﹑「聲明」說梵蒂岡官方通訊社「信仰社」的評論員文章宣稱「封聖」是向北京政_府的勇敢挑戰。首先該澄清﹕「信仰社」並不是梵蒂岡官方通訊社﹐只可說是半官方的﹐評論員的言論並不代表教廷。當然身為半官方通訊社的評論員﹐說話也該有分寸﹑負責任。在過去本人並不常贊同該評論員的言論﹐但這次中-共錯怪了他。「聲明」中把「封聖是向北京政_府的勇敢挑戰」解成「教廷勇敢地向北京政_府挑戰﹐鼓勵教徒反抗政_府」。其實原意是﹕「封聖向北京政_府的勇氣挑戰」(信仰社的中譯文顯然出了問題。跟?該文也說「封聖也向教會的勇氣挑戰」。)其實文章的意思很清楚﹐也就是說「在這宣聖的機會上我們向北京政_府挑戰﹕擺出你們的勇氣﹗作出一個突破﹗接納現代文明對宗教自-由的共識﹗相信虔誠的信徒也是愛國的公民﹗讓教會正常運作﹗讓信徒有機會參與建設祖國的光輝將來﹗」這一次我不能不同意他的說法。
中聯辦囑低調處理宣聖
中聯辦囑咐香港教區「低調」處理宣聖的事。這就難倒我們了。什麼是「高」﹑「低」的標準﹖我以為我們會毫無政_治意向地慶祝這件宗教盛事。感謝上主藉傳教士的辛勞和犧牲﹐把福音的喜訊賜給了我們﹐也感謝衪在我們同胞中選拔了八十七位烈士﹐作為普世信徒的表率﹔求衪給我們勇氣﹐誓死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忠誠維護自己的信仰﹗
中央驻港联络办有关部门认为 梵蒂冈“封圣”有政治目的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有关部门4日表示，梵蒂冈日前举行的“封圣”仪式，有其政治目的。中联办有关部门表示，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10月1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这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该部门认为，这次“封圣”决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借翻历史定案为现实政治目的服务，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大公报》：中国不存在干预宗教自由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0月06日12:26 香港《大公报》
作者：关昭
梵蒂冈十月一日将一百二十名清朝年代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已提出强烈抗议，指出一些被“封圣”者曾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封圣”为历史翻案，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已五十一周年，梵蒂冈至今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回归后，曾传出“教皇”保禄二世有意访港，但依基本法，此事属外交范畴，权不在港，特区政府不能作决定。
但香港天主教徒应该都会同意，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本港的宗教自由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和梵蒂冈并未建交，内地天主教会与教廷并无从属关系，但香港天主教教区仍由梵蒂冈领导，包括委任“枢机主教”。
对“封圣”之事，国家外交部既已表明立场，作为香港教徒，愿意的不妨多去了解一下过去天主教在中国内地活动的历史，思考一下北京的立场和看法；不愿意的，也可以保留个人看法。“一国两制”之下，港教友完全有这种自由。没有人会强制香港天主教徒一定要接受北京的看法。但是，亦必须看到，宗教问题和历史、政治的关系确是密不可分，而且古今中外皆如此。
作为个人来说，可以是一个虔诚教徒，不认同“无神论”者的主张；但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和认识，教徒和非教徒未必有什么分别：国家强大，人民生活改善，教徒一样感到高兴；香港回归，教徒同样拥护支持，教区负责人且曾参与基本法的起草活动。刚过去的五十一周年国庆，教徒同样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举杯；奥运期间，教友不忘为中国健儿多作几句祷告、多予几句祝福，二十八面金牌，国旗二十八次升起，教徒们一样会感到热泪盈眶......。
这一切说明，教徒和非教徒一样，同样也是讲民族大义、有民族感情的。民族自尊和宗教信仰之间并没有矛盾。
外交部抗议梵蒂冈“封圣”，是代表民族立场和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港区教友不难理解或并无异议，更不会构成对“一国两制”、宗教自由的疑虑。
日前有报道都称，中央驻港“联络办”人员曾为“封圣”事与港天主教区负责人接触，希望“低调处理”。一些人士因此作出了“干预宗教自由”的指责。此种讲法，当然不是事实。“联络办”作为中央驻港机构，及时把一些情况向港教区作出说明，是有必要的。正如同“封圣”之举并非单纯是宗教活动一样，在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等原则问题上，只有“一国”。“一国两制”下，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香港内部事务，中央驻港官员连一句话也不能说。更何况，港教区的有关活动据悉仍如期举行，“干预”之说又从何谈起呢？
陈日君枢机主教，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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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0 22: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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