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出神入化 于 2013-7-25 09:31 编辑
耶稣政教金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纵论 西方文明史证实了基督圣训的至高真理性、不可违逆性
作者：出神入化
【编辑说明：本次编辑仅仅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动一下，并没有改动正文中的一个字或标点符号。原先的文章标题同样也适用，即可以继续使用。】
一部西方文明史，实际上是基督圣训在其中开端、发生、发展、兴盛并衰落的历史，佐证着又真又活的神上主与人类相互间爱与被爱、顺服于叛逆、分与合等关系的变迁轨迹。 对于西方文明史从基督神道主义的视角予以总结，毫无疑问是一个无论是对于世俗世界还是基督教会非常具有意义的重大课题。 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新千年的历史转折关口的时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进行过很深刻、很发人深省的反思和总结。 本篇短文无意于、也无力承担如此宏观、宏大跨度（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的重大课题，只是基于基督徒的角色意识，管中窥豹般揭示、提示西方文明史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重要阶段，试图从中概括出来真正称得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来。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无疑是古希腊城邦，尤其是其中的雅典城邦，在雅典城邦中孕育了人类民主、科学、哲学、文学、教育、体育、建筑、艺术、戏剧等各个方面的萌芽或胚胎。 但是，古希腊的城邦体制、城邦文化模式本身，并不能够解决城邦自身所面临、所产生的一系列难题。无论是雅典城邦所涵育出来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都提不出解决城邦危机、挽救城邦命运的良好办法。 在西方的古代世界，同东方文明史一样，都是充斥着强权主义、暴力主义、殖民主义的凯撒统治，即使是最为强调自由独立的古希腊理性哲学，也难以摆脱凯撒的暴虐统治，甚至连三大希腊哲人也都难以摆脱他们的悲剧命运，古希腊哲学和哲学家充其量也就是证实了人类理性具有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并且由此而预示了人类需要更高一级的救赎哲学，仅此而已。
古罗马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二个大的历史时代，罗马帝国的强大正式地确立了世俗凯撒在人间统治的最高峰地位，尤其是重视法律化建设是罗马帝国所给予人类的伟大遗产。 但罗马帝国及其法律本身，同样不能够解决其自身内部的危机，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唯物主义所造成的道德败坏危机，已经掏空了帝国的有机生命体。 恰恰是与世俗凯撒分庭抗礼、不予同流合污的原始基督宗教的兴起，从根本上拯救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政权，延续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生命达几百年之久。 当罗马帝国为蛮族日耳曼人所征服之后，是基督教会代行了西欧世界的行政管理、司法教育功能，并且保存了古代世界的文化遗产。
西欧中世纪上千年的基督宗教一统，既是西方人难以避免的万流归宗的历史发展趋向，也是基督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治在人间世界的最大一次现实化过程。 但是，中世纪教权至上、且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政教关系格局，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基督关于处理政教关系的圣训，即“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主的物，当归给上主”这一神律、 金律。 所以，西方中世纪断不能够永恒地维系下去，因为它违背了上主的神道真理金律，虽然在其中似乎是给上主基督的统治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性前提，但是教权僭越为世俗政权的做法本身不仅是一种越厨代庖，而且造就了教会腐败的温床，并使天主教成为了中世纪封建统治的精神堡垒。
正是由于西方中世纪时代过于隆举教权的反基督圣训的极端化做法，势必要在西欧世界内部爆发出天翻地覆般的革命性变化。这就是逆着罗马天主教教权统治至高无上取向而行的一系列历史反动事件，其中主要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爆发，在封建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了新兴市民阶级，市民阶级与新兴王权结盟，倚靠王权的力量，战胜了封建贵族及其意识形态堡垒即已经封建化的罗马天主教。 但是，西方近代化之初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本身同样出现了极端化错误。其中的宗教改革在破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权大一统、封建精神堡垒等方面意义重大，但出现了倚重世俗凯撒的反基督错谬。所以，新教与天主教的抗衡中除了要对天主教进行革命化的神学变革之外，就是在西欧各个世俗民族国家内部发生着与本国世俗凯撒、本国天主教的矛盾。 而西欧各国天主教基本上继续充当着维护封建王权的角色，联合国王贵族势力来排斥新教，所以法国大革命、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代表即新教与封建贵族势力及其意识形态代表即天主教两军对垒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并伴随着不同国家的特殊历史背景或特殊发展要求。
在西方近代三大资产阶级革命中，每一次革命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代表即新教，在总体上战胜了封建贵族势力及其意识形态代表即天主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结局呢？这种历史发展的结论或逻辑，是否就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所谓先进生产力及其代表性阶级必然要战胜落后生产力及其代表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之真确性呢？ 绝对不能！！！根本不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何在呢？敝人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各国天主教教会，往往因循着历史惯性，出于较快地扑灭新教这个异端的所谓护教动机，而继续与本国反动的封建世俗政权凯撒力量混同纠缠在一起，这种策略严重地违背了基督关于教会（即天主的物）独立于世俗凯撒，并且要完整地要归属于天主的基本圣训。 或许天主教的保守性更容易促使其愿意与世俗凯撒走得更近，也许是天主教自以为富有在中世纪上千年凌驾于世俗凯撒之上的丰富经验，而能够在日后继续驾驭世俗凯撒的美好愿景考虑吧。但封建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反动的本质，并没有为各国天主教教会所明确地认识到。 而新教及其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力量即新兴资产阶级，则是充分地与本国封建世俗政权凯撒力量划清界限，以争取宗教自由权利为旗帜，发动内战（英国）、政治革命（法国）、民族战争（美国），建立起能够制约规驯世俗政权于神道主义之世俗化宪政规范之下、之内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宪政政体。 所以，本来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比较倚重、推重世俗凯撒，甚至将世俗凯撒官长看做是上主在人间代理人，以便与天主教所谓的上主在人间代理人的教宗相抗衡，并获得独立而合法的自我存在地位。但当新教各个教会一旦在西欧各国内部基本上能够立住脚之后，就立马与世俗凯撒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本来是非常强调教会独立（即独立于各国世俗凯撒）的天主教，在各个西欧民族国家内部却与世俗凯撒（封建王权）联合起来，以便共同对付、压制、剿灭新起的新教教会，从而违背了耶稣关于政教关系的圣训金律。
从西方近代政治史、宗教史发展的线索，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条人类社会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发展规律，即：凡是违背耶稣关于政教关系金律的国家、时代或教会，无论是教权高于政权的中世纪时代，还是天主教教权与各国世俗凯撒联盟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势必会出现政教关系混乱，要么政治动荡、流血、革命，要么社会停滞、僵化、封闭。 从西方近代政治史、宗教史发展的线索，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教会是上主的物，是完全归属于上主的，亦即：教会是完全独立于世俗凯撒的，教会切不可与世俗凯撒联盟，也不可凌驾于世俗凯撒之上，更不可附属于世俗凯撒之下；政权是属于凯撒的物，归属于凯撒，而不宜由属于天主之物的教会来越厨代庖地插手或干涉；基督教会各个教派的教权，不仅有时候是会发生异化的，而且也并不必然就完全等同于上主的神权，即教会统治不完全等同于上主神治；不论是基督最正统的教会，还是基督后起的教会，只要不遵循基督的圣训，就必然为上主所咒诅、所遗弃而任由其妄行己意、直至败坏后收场悔改，但无论是哪个基督教会教派，只要真正遵循基督的圣训而行，就能够行得通。
至于西方自从近代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后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因为比较容易为许多基督徒所理解，就从简不谈了。其中同样可以归结于一点总的结论，这就是：凡是遵循力行基督圣训金律的时代、国家、民族，就一定是繁荣富强、公正合理的结局；凡是倒行逆施于基督圣训金律的时代、国家、民族，就一定是衰落凋零、野蛮败坏的结局。 而贯彻其中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本身，并不能够说明何者究竟更先进、更合理，双方对比中一定要突出强调是否信从力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从力行基督神道主义真理正义圣训金律，这一点不仅在资本主义与产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而且也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比中，在不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比中，都有非常明确、明显的体现，基督天理与人类的幸福平安实实在在地呈现着正相关、息息相关的关系。 而贯彻其中的启蒙哲学的泛滥，使得人类自以为凭借人的理性、倚靠所谓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就能够解决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些都只不过是虚妄无益、贻害无穷、饮鸩止渴的做法。
天主教总部梵蒂冈及其在各个国家的分支教会，在认清这些西方文明史发展的上述经验教训之后，在处理与新教的关系，在处理与世俗凯撒的关系时，就会更为明智。例如，梵蒂冈在处理与无神论国家的关系时，恐怕就不应该是以世俗政权的面目，而是应该以基督教会即天主之物的本然角色，来着手从事——限于篇幅，这个话题不再展开深入，只是点到为止。 上主的真理哪怕再往前或往后走半步，就势必会变成谬误，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一切人间正义力量，尤其是天主之物罗马天主教等各个基督教会都须臾不可等闲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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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9 19: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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