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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写了一封致教宗的信。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对建国以来的教会历史较为熟悉，对国家的天主教政策吃得比较透的一个人，也许还是一位教友。这位人士也许也曾怀有对天主教真诚的信仰，但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被重新洗脑过的教友，不管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或许后者的成分更大一些。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求是》杂志的一篇文章《Communist不能信仰宗教》，尽管这篇文章是论述党员信仰的一篇文章，但是却可以为天主教会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尤为值得反思，“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样的，如果放弃天主教的一些基本的教义及其要求，那同样是“自我”在“教义上”和“组织上”“解除武装”——那位致教宗信的作者就这样轻易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主动缴械投降了！ 人们也会注意到，现在意识形态内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这当然是社会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冲突的间接反映。宪政不能提了，因为那是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等等，在党报上不一而足。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出笼也就不稀奇了。有人会认为这是“极左”思潮的反动，我们暂且不予评论。但却可以注意到一个鲜明的讯息就是，执政党实际上是在重建自己的“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现在中国天主教会也有“自信”吗？ 当然，官办教会是有自己的自信的，“独立自主”就是它的“道路自信”，“民主办教”就是它的“理论自信”，“自选自圣”就是它的“制度自信”。当然它最大的自信还是来自于它的“梦”的自信，因为“中国梦”也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教会梦”。这的确是很重大的一个历史与现实问题，教会与国家同心同德，戮力同行，也许真是圣神的“伟大杰作”。这正如《信》的作者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中国的天主教会应该同中国的“革命”“和解”，应该同现在的国家“和解”，用“基督的爱”去化解一切。 但官办教会的自信真正代表了整个教会的自信吗？非官办教会肯定是不承认的，那他们的自信又是什么呢？简言之，他们的“制度自信”在于教会的传统与教阶制，因此他们是反对自选自圣的；他们的“理论自信”是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因此他们对民主办教是有看法的；他们的“道路自信”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他们的“道路”，他们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苦路”。那他们的梦的自信又是什么呢？他们的梦的自信就是天堂地狱，基督的再次光荣的来临——这显然是另一种教会所不愿提及的一些东西。 试图催促、督促罗马教廷在对华政策以及自身方面进行改革的并非信的作者一位，还有一位所谓的自由撰稿人也大提什么“天主的花园里有各色各样的花朵”。这位人士，甚至断章取义地引用纽曼真福的神学观点，纽曼听了这位人士的话，估计会再次以他雄健的文笔将其批的体无完肤的，正如对金斯利，对格莱斯顿——这样讲，显然是抬举了那位人士，怎么可以将他与那样一些精英相提并论呢？尽管纽曼承认平信徒在教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甚至平信徒可以发挥在教义制定时的“咨询”作用，但他更为强调的一点是，保持平信徒、神学家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平衡，即使是“信众的意识不会错”，但怎样对之进行判断，教会是有自己的做法的，而不是如那位人士所讲的以一种个人的“私见”来代表最广大的“信众”，而且事实也证明，缺乏教会权威和神学论证的“信众意识”往往也都是错的——所以，那位《信》的作者的言论也大可不必考虑了。 最后，那位人士也谈到自己的“中国梦”——中梵建交。如果是一位小教友的话，最好还是不要谈什么中梵建交的好，不过“中国梦”倒是可以谈，而且可以大谈特谈。但千万不要讲中国梦与中梵建交扯在一起，显得太矫情了。如果是这位人士是一位老者，将自己的中国梦定位为中梵建交就难免让人恶心了。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追求梦想的权利，人家非要这样梦也是人家的自由，但是作为基督徒，正如纽曼真福所强调的，首先应该有良知，良知没有了，就会说假话、办坏事。天主教徒要有中国梦，但也要有自己的“信仰梦”——灵魂的得救。 | 
发表于 2013-6-26 1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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