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本主义的僭妄

圣神之琴

儒家民本主义的僭妄

[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天真幼稚的妄想，更是对于神明上主

的僭越，并造成了中国人对于上主基督福音最为顽强的排拒或敌挡。]

作者：圣神之琴

儒家思想中最为许多学者称道的内容之一就是儒家民本主义主张。尤其是，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还强调人民可以推翻那些无道暴虐的君王，明朝皇帝朱元璋因为孟子有革命造反的思想而想要将孟子的圣人牌位给取消了。而且还有人引用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对答，而认为：孟子以民为本的基础，认为商汤流放夏桀，武王攻打商纣，是一种正义行为，而非犯上作乱，是为人民百姓说话的。所以，就有现当代学者试图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发掘现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资源。甚至有无神论官方学者（例如迟汗青）通过对于儒家民本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探讨和对比，而将中国共产党“为民做主”的理论和实践说成是“新民本主义”。

赵士林在其《国学六法》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中更是极尽美化孟子民本思想之能事，并将孟子民本思想吹捧、抬举成为伟大的民主思想：

孟子在很多方面都深化与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时隔两千多年，他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普遍的文化价值。翻开《孟子》，扑面而来的是强烈鲜明的民主意识，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贯穿于《孟子》全书。孟子思想最可贵的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他永不停歇的民主呐喊，这呐喊如同灯塔，射穿了专制制度的黑夜，暴露了社会丑恶的现实，抨击了统治者的残暴，表达了老百姓的呼声。孟子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孟子关于民主有一个著名的理念，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个理念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最宝贵的，老百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和老百姓比起来，决定国家命运的社稷神灵都是次要的，国君在国家的天平上则是分量最轻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绝无仅有，它是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最响亮的民主呼声。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强烈抨击了残暴的统治者鱼肉百姓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最勇敢地抨击统治者的残暴，最尖锐地批判贫富悬殊现象的思想家，因此也是最出色地履行了知识分子天职的思想家。……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坚决反对帝王拥有绝对权力，他将君臣关系视为互相制约、互相对等的相对义务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更认为统治者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犯了严重错误还不改，被统治者就完全有权力更换统治者。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卿的职能是什么，孟子回答说，国君犯了严重错误，贵戚之卿负责规劝他。如果反复规劝国君还不听，卿就可以换掉他。从“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出发，孟子甚至明确地肯定人民有报复残暴的统治者乃至发动革命战争、推翻统治者的权利。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老百姓一个都没死，眼看官吏去死却不救助。邹国的国君很恼火，向孟子诉苦，……孟子指出邹国大小官吏平时残害百姓，等到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老百姓当然没有义务帮助他们。不仅如此，孟子还进而认为百姓完全可以把这场冲突看成报复本国官吏的机会，所谓“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孟子·梁惠王下》），“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滕文公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10/13/2762785_0.shtml】

从表面上看，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确给世人一种正义凛然、天理昭昭的印象。但正是儒家民本主义的这种道貌岸然成就了儒家思想、进而儒教那种必然的欺世盗名、俘获人心的社会历史影响，尽管儒家宗师们自身未必就如同撒殚一样，但儒家宗师们及其思想体系却是在事实上为撒殚所利用而成为中国人停步不前、很难接受基督福音的最大思想障碍。所以，对于儒家思想中所谓的精华部分——民本主义之本质，就需要给予认真的考量、分析和揭示。

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不仅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思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障碍现代民主主义。因为儒家民本主义，说白了就是“为民做主”而已，而非现代意义上人民自主、社会自治、制约权力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而且，儒家民本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个体自由的丧失，而个体自由与现代民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国民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民主。而在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中，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则是最深层、最根本的自由。但儒家宗师们却以各种纲常名教（如“三纲五常”、“儒教”）在事实上束缚、取消了个体中国人的自由。如果说，古代中国人有自由的话，那仅仅是极少数有权有势者、胆大妄为者（如吕不韦、赵高之流）的自由。至于古代中国社会中每个家长所具有的自由、每个丈夫所具有的自由、每个父亲所具有的自由，都是非常有限的、属于补偿其外在政治不自由、社会不自由（如“君为臣纲”）的，并且仅仅对于家庭内部成员、妻子、儿女而言的，非常扭曲变态的自由而已。所以，儒家民本思想距离现代民主观念相去甚远，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说教，最后只能为极其少数的中国人所践行，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成为君子，并在事实上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小人。因为儒家思想、儒教价值观，并不能够使中国人成为“无欲则刚”的虔诚圣徒，而且在整个儒教社会也难以形成如同耶稣所谓的那种基督教世界中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害怕灵魂下地狱、而不害怕肉身去死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精神气概（对此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了啊）。所以，儒教所影响的中国人，在面对利益诱惑或利益损失足够大的时候，就必然会变节而成为小人——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中非常盛产背信弃义的背叛者、内奸、汉奸、卖国贼之基本缘由，甚至在某些朝代中最高世俗掌权者本人都是必然如此（如慈禧那拉氏、蒋介石等）。

当比较迂腐愚忠的儒家士大夫或大臣宰相们坚守其所谓的道德操守时，奉行所谓的“从道不从君”的价值理想时，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如同屈原、岳飞、海瑞一样罢官或被贬谪，抱憾而死。而奸佞之辈、小人之流，则是奸臣当道，祸乱黎民百姓，甚至指鹿为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止。所以，中国的封建皇朝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尽可能地贪污以肥、贪赃枉法、敲骨吸髓，所以即使以残暴著称的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的。最后，被压迫、被剥削、在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在饥寒交迫、忍无可忍的绝望关头，只好揭竿而起，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频繁地、大规模地爆发，在整个世界农民战争史上都是无出其右的。这种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其实质却是不变，仍然是“黑手高悬霸主鞭”。

更何况，儒家宗师们在理论上赋予了世俗君王凯撒们以极大的、难以制约的个人权力，他们只有在为世俗君王凯撒们出谋划策、“食君之禄，分君之忧”意义上才为君王凯撒们所见容。所以，儒家那种民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不过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义上的，是把民作为工具（“水”）而使世俗政权（“舟”）不倾覆倒台意义上，但绝非把民当做最高本体意义上的服膺对象。

所以，儒家的民本主义把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安居乐业的良好愿望寄托于统治者，寄托于贤君明主身上，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妄想或空想而已。不仅如此，儒家民本主义更是在事实上严重地僭越了神明上主在中国人思想理论、精神观念方面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并通过其所合法化的世俗凯撒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完成了这种僭越。

因为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最大恶果是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取消、敌挡了中国人对于神明上天的真诚敬拜，并在事实上造成了中国人把世俗凯撒作为最高的权威、最高的“天”，是所谓某些人所谓的“手能通天”。所以，中国的皇帝被尊称为“圣明”、“圣上”、“天子”，不仅在事实上僭取了真正神圣者神明上主的地位，并且以所谓“皇恩浩荡”而僭取了“神恩浩荡”的神道天理及其信仰。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在骨子里对于权力和官场孜孜以求的最大动力所在。甚至在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和典籍作为主要考试科目的科举制历史实践过程中，许多读书人为什么要拼命考取功名的原因所在，以致于蒲松龄考科举考到了七十岁，那种类似于范进中举的事例在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史上应该说是不乏其人吧。

在儒教中国社会中，即使有一部分中国人仍然在真诚地敬拜神明上天，但也不过是为了实现儒教徒的世俗人生目的（如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子嗣昌盛、升官发财等），所以中国人敬拜神明是忽东忽西地可以随意变换的的，是“祭如在，不祭如土块”，是采取讨好、贿赂、许愿一类属世的、如同平民对待官员那种讨好、收买形式的敬拜。至于即使是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家在过春节时所贴的对联之内容也不出离富贵、发财、平安、幸福等世俗意义上的人生价值。

即言之，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是对于神本主义及其宗教信仰的极大僭越。使中国人对于真正的属灵属天宗教基督圣教，产生有一种本能的拒绝、反感和对抗，因为基督圣教的价值观念与儒教徒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追求是截然相反的。而在这种非神本主义的世俗人文主义、世俗功利主义的价值为圭臬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产生出来现代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实践的。正是儒家所谓民本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及其非常容易为各种各样的世俗凯撒们所假借，而成就是中国世俗凯撒对于神明上主在事实上的僭越，并进而导致了民主自由人权在中华民族人民那里的难以伸张和生发。

所以，在儒教民本主义价值观念盛行的中国社会环境中，所谓人民共和中国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也难以在事实上不沦为少数人的为民做主，甚至会出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现代僭主制、现代暴君制，并在事实上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人间世界意义上的迷信盛行、假神崇拜和造神运动。毛泽东时代对于孔子、儒教的革命态度导致了极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借尸还魂、极度肆虐和死灰复燃，那么中国官方当局在毛后中国搞弘扬儒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是否就能够真正地杜绝反民主的政治闹剧或政治悲剧了呢？答案恐怕不会是肯定的吧，尽管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拭目以待地观察才能够得出明确的基本结论。

总之，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天真幼稚的妄想，是一种想当然的、经不起推敲的虚妄之见，更是对于神明上主的僭越，并造成了中国人对于上主基督福音最为顽强的排拒或敌挡。

背后的真相调查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arahatta

背后的真相调查 发表于 2013-5-25 16:59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圣神之琴

arahatta 发表于 2013-5-25 17:37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故曰： ...

孔子既非真正的圣人，孔子思想当然也就更非真正大道了。

但孔子竟然还被无知弱智的后代中国人吹捧成了所谓“万世师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真是荒谬至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