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60年：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PAUL.ZHANG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提出“唯独圣经”的口号，并反对权威解释，提倡圣经解释的平等权。

　　在新教运动中，虽然大家都坚持“唯独圣经”，但是，具体到某些经文的理解，意见可能完全对立。比如，在圣餐、婴儿洗、浸礼仪式等等问题上，新教领袖们的看法迥然相异。虽经协商，仍然无法调和。

　　这些不同的看法，导致了不同宗派的问世。在一系列的宗派斗争中，新教领袖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只要认信“唯独圣经”的宣告，对非根本性问题的不同理解非但不会破坏圣经权威，反而可以借着彼此交流，加深对上帝话语的认识，更加全面地彰显上帝的荣耀。

　　在近代基督教传教史上，新教诸宗派都努力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教会伊始即有宗派之争。上个世纪30年代，倪柝声发起了所谓的“地方教会”运动（即聚会所运动），欲带领中国教会走出西方宗派之争。然而，倪柝声的地方教会不久也自成一派。

　　华人教会领袖对大一统的教会情有独钟，且往往在大一统情结中，坚持自己的圣经解释，拒斥、甚至打击其他不同的理解，独用自己的解释来一统天下。

　　赵天恩在评论90年代的中国家庭教会时指出：“由于大部分教会负责人的教育程度较低，本身的见识和思考力有限，且普遍在释经方面的训练不足，很多时候只执著个人的领受，结果因圣经解释上的差异而形成不同派别。据说在河南便至少有10派，在云南也有6派。各走极端，彼此批评。定对方为异端、邪灵的，比比皆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页475）

　　90年代的中国教会，宗派林立。除了西方传统宗派继续在中国宣教（主要派遣华人基督徒为宣教士）外，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门派。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教会语言、管理方式、崇拜仪式等等。

　　比如，北美的召会（李常受领导的教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在敬拜、教义和神学上，追随李常受。他们的教会被称为“呼喊派”，发展速度很快。1995年11月，政府把它定性为邪教（同时被定为邪教的还有十几个新教“宗派”）。

　　在李常受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呼喊派”成员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亮光”。于是，这个宗派进一步又分裂出了许多派别。其中，最显著的是1993年间出现的“真神教会”（别名有“全能神教”、“东方闪电”、“女基督”等）。这个宗派不久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并从1998年开始成为政府的专门打击对象（其负责人赵维山因此于2000年逃到美国并设立美国总部）。

　　“全能神教”的神学论点，令新教主流教会难以接受，比如，耶稣再来是“偷偷摸摸”的；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以女身在中国降临；恩典时代已过，现在是国度时代，等等。海内外的华人主流教会几乎一致认为：“全能神教”是异端﹗

　　面对这些形形色色、不断涌现的教派，如何辨别它们是新宗派，还是异端？如何抵制那些异端？这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自教会的迷惘

　　丁光训在80年代，协助政府恢复教会政策时，努力使三自教会和家庭教言归于好，有意识地考虑双方的意见和利益。他希望做中国教会的公认领袖，而不仅仅是三自教会的。

　　在1989年期间，他在洛杉矶访问时，甚至公开呼吁取消三自教会，确立基督教协会为中国教会的唯一最高协调机构，吸纳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为协会的成员，共同发展中国教会。

　　然而，这一年的政治事件之后，丁主教感受到了政府的维稳压力，格外谨言慎行。1993年，他再度应邀访问美国洛杉矶的富勒神学院。这一次，和他之前访问洛杉矶不同，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在赵君影和赵天恩两位牧师的鼓动下，抵制他的访问。在他的演讲现场，一些华人神学生公开抗议。

　　这个事件后，丁主教感受到了他和家庭教会之间的隔阂。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为家庭教会代言。

　　进一步，他还发现，他也无法为三自教会代言。

　　三自教会在80年代渐渐恢复了元气。该交回的教堂，基本都交回了。教会开始拥有牧师和传道人。信徒、慕道友人数快速增长。一片复兴的景象﹗

　　然而，三自教会到底秉承了什么传统呢？三自教会是一种混合型教会，各个教堂的教义、神学、仪式、管理等等，都承传了传教士（属于各宗派）留下的传统。在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三自教会还来不及消化、融合这些传统，就无法抗拒地卷入了动荡的政治漩涡中。进入90年代后，三自教会的元气开始恢复了。很快地，他们发现，那传统还在藕断丝连中。

　　“缸瓦市堂事变”是一个典型案例。北京的缸瓦市教堂，是英国伦敦会宣教士于1863年建立的，于50年代三自运动时并入三自教会。1986年，杨毓东被任命为该堂牧师。1994年12月4日，北京市宗教局和北京市三自教会强行解除杨毓东的牧师职位，理由是杨牧师在许多教会事务上不听从上级指示。

　　解职之后，杨牧师始终没有脱离三自教会。他所代表的，便是三自教会内的保守传统。临终前，杨牧师说了如下的话：“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与三自合作），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不可能向众人逐一解释。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22年的压制并没有使我放弃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事也没有将我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现在我仍然是个爱主的信徒，我愿服事我的主，直到祂接我走的那一刻。”（引自刘凤钢的《杨毓东牧师》一文）

　　保守的传统和外在的政治，这是两股对立的力量。三自教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张力中，艰难地生存。对于某些基督徒来说，最简单的解决之道，是除去政治压力，让教会自行发展。即，脱离三自教会，建立独立教会──缸瓦市教堂事件之后，即有不少传道人和信徒自行组织独立的家庭教会。然而，对于三自教会的大多数传道人和信徒来说，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他们宁愿在这个张力中持守传统。杨毓东牧师便是代表。

　　丁光训也感受到了这种张力。他希望通过改变三自教会中的保守传统，来消解张力。于是，他向西方的自由派神学倾斜，并在公开场合中批评信徒的保守神学观念，提出“因爱称义”，来淡化“因信称义”，等等。在他看来，自由派神学能使教会更适应政治压力。

　　1998年，《丁光训文集》出版。尽管三自教会领导阶层努力宣传文集，但是，中国教会（包括三自和家庭）反应冷淡。可见，丁光训虽为三自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和作为，只是代表三自教会的一股力量。

　　我们可以问：究竟丁光训代表了三自？还是杨毓东代表了三自？又由谁来评判？

　　迎接新的千禧年？

　　中国教会跌跌撞撞，又走完了一个10年（90年代）。这个10年，教会虽仍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已经比以往轻了。

　　当外在压力减轻时，教会如何生存？如何做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麦子和稗子齐齐生长，混杂生长。那些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却排斥和自己的神学、教义、组织不同的基督徒。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是宗教改革带来的问题。当年，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圣经”这个响亮的口号，冲击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而今，权威已逝，却有基督徒仅仅凭著自己的读经亮光和体会，宣称自己真理在握，抨击对方为异端。在这种情况下，真假基督徒的辨认，成了严重的问题。

　　圣经解释权是平等的。任何基督徒，当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时，他在阅读圣经时领受的，一定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他的理解与其他人不同时，他应该成为判断者，还是倾听者？

　　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亮光和理解当作是真理的全部，从而拒绝不同的意见。这时，他其实是破坏了平等解释权。中国教会需要一个平台，信徒之间借此能够平等对话、彼此接纳、共同提高。愿上帝亲自搭建这样的平台﹗

　　90年代，中国教会进入了杂草丛生的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行走在上帝的计划中？

来源：举目

　　
谢文郁：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宗教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现任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心和哲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蒂迈欧篇》（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The Concept of Freedom：The Platonic-Augu-stinian-Lutheran-Kierkegaardian Tradition（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2），《失魂和还魂》（加拿大恩福出版社，1995年），以及数十篇学术论文。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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