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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外人士，也是党外人士，仅仅出于对中国爱国性宗教组织的留心与关注，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状态下，写一段不是历史，也非纪实的有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个人感想。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7年7月，其宗旨是“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并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做一些整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宗旨也就是两条：其一是对中国天主教进行政治目标管理，使其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另外就是对中国天主教进行宗教目标管理，自选自圣是最重要的原则。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对爱国会活动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爱国会所做的就是配合国家对天主教实施封闭的“内部行政事务的管理”，“它介于教会和国家、地方教会和整个教会、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朱梅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它不是教会，但可以客观反映中国教会的社会主义特色及时代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管理下的中国天主教会无法实现与梵蒂冈圣座的“共融”，并受自选自圣主教的影响，实际上是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会之外的一个很特殊的教会形态。我国在理论上实行的也是“政教分离”，但这种分离强调了国家对宗教的“指导”、“监督”、“控制”功能，爱国会组织的行政性正是体现了国家的监控，而爱国会组织的社团性又是其相对独立自主的一个方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已故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宗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基本前提。很明显，有过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经历的约翰保罗二世，对共产党人有相当多的了解，对处在无神论的一党专政环境中的天主教徒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关怀，所以他有意回避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问题，不谈政治，只做宗教分内的事情。 应该说已故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对华政策很成功，政治上合法的教会，现在也成为宗教上合法的教会，爱国会管理的绝大多数主教实现了与梵蒂冈圣座的“共融”。中国天主教通过爱国会的努力，借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形成的宽松环境，开办了修院，出版了教会书籍、刊物、网站，传了福音，落实了大部分教产，也参与进行了很多社会慈善福利活动，让中国人体会到了一些信教人群的奉献善良的精神面貌。而在对外活动方面，爱国会代表中国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为党和政府做品牌推广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信仰自由的国家，中国政府充分尊重了信仰群众的感情，保护了他们的宗教权利，宗教是由信教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宗教事务。当然，这是表面文章。中国政府非常聪明的通过爱国会组织发挥的作用，弱化了中国天主教与普世教会的关联性。或者如天主教一位神甫所说：“爱国会成为政府控制天主教会的‘合法’借口，也成为政府非法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的挡箭牌。”但是，无论如何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对华政策开始实行的岁月里，中国天主教恢复了活力，与梵蒂冈走的也越来越近了。 当然，也有人批评约翰保罗二世的对华政策是妥协。其实不然，约翰保罗二世是聪明人，而且在政治方面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看的很清楚，中国天主教经过40余年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实践，在教会管理、教会经济上都不依赖梵蒂冈，它有自己独当一面的生存之道和造血机能。离开梵蒂冈它可能活的更自在。现在，只要承认教宗的首席权，不忘记选出主教让老人家过目点头，以示尊重就行，要等待新生代神职人员起来接班，或许中国教会才能回归传统。他们年轻没有可以凭借的个人实力，只有借着与圣座的共融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互相利用在职业宗教家那里不算是罪恶，忠贞也可以是一个抬高自己的筹码。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于2005年4月2日去世，他的接班人本笃十六世说：“约翰保罗二世仍然长存我们心中。虽然他已离开人世，但他仍继续向世人传扬上帝的爱。他活出了人的尊严，证明人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人是上帝创造出来，是上帝所爱的。我们在精神上与波兰、及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团结一致。”不过本笃十六世很快就改变了梵蒂冈的对华政策，2007年发布了他的致中国教会的牧函，《牧函》中指出：“考虑到耶稣建立教会的初衷，充分显示出，某些由国家建立，与教会架构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 “上述机构所宣称的宗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这教义自古代的信经，就已宣认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 “我要再次重申，共融与合一是天主教会的基本和使其完整的因素。从宗教层面讲，设立一个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与天主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作为平衡，《牧函》也说到：“中国天主教会只有一个而且她是忠于圣座的。两个团体的主教、神父可以共祭，但是我鼓励他们首先以信仰的宣誓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合一。教会在地下生活不是正常的情形。现今没有理由在中国继续持守一个地下教会团体。因此，我收回过去赐予中国地下教会团体的所有特权。中国教友也可以参加官方教会团体的司铎主祭的感恩祭。” 《牧函》对爱国会的否定使其在宗教层面成为违法组织，但是很奇怪，无论是中国政府方面，还是爱国会方面做出的反应很平静，很可能是那个发挥平衡作用的说法使他们感到满足：“现今没有理由在中国继续持守一个地下教会团体”，中国地下教会团体失去了所有特权，看起来只能等待爱国会的招安了。也就在这时，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忠贞标杆”安树新主教，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就任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职，随后安主教在爱国会里任要职。天主教在线在访谈安主教时询问：“您认为（在爱国会）任职是否已经触犯到教会原则了？”安主教回答说：“这个任职没关系，我主要是看到保定教区原先认为自选自圣的主教是应受罚的，他们就是裂教，他们的圣事就是有问题。后 来我知道了，80%以上的主教都被教宗认可了。我看到这个：我们反对人家，但是人家已经被教廷接纳了。教廷接纳的我们还不接纳这就是问题。我就看教廷的方向，按照教廷的方向去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梵关系领域的专家任延黎先生在2009年也发表看法认为中梵对主教候选人“一定要协商”才能达致双赢，他甚至强调：“三年过去了，自选自圣的时代已过去了，不该再走回头路。”可是2010年11月却发生了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郭金才的事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称，中国方面早於两年前就知会了梵蒂冈这个决定。 表面看，爱国会坚持单方面祝圣的行动，过于的莽撞自大，不顾后果，可是深挖下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1.爱国会坚持单方面祝圣与对梵蒂冈不满有关。自从本笃十六世入主梵蒂冈之后，虽然还在继续前教宗的对华政策，但是对于有了更多圣统制的强调，在审批爱国会所报主教方面，显然多了一些“挑剔”。2006年昆明马英林主教的祝圣梵蒂冈以牧灵经验不够没有承认；2009年海门沈斌当选正权主教。教廷更是以沈“道德有亏”为由表示不能承认，爱国会不予置理并将祝圣从2010年的4月29日提前到4月21日，教廷无奈之下才于祝圣前两天改变了决定。这些“挑剔” 与《牧函》对爱国会的否定联系起来，自然就激起了对梵蒂冈更大的怨愤。 2.爱国会坚持单方面祝圣与争取提前布局有关。由于《牧函》明确了“教会在地下生活不是正常的情形。现今没有理由在中国继续持守一个地下教会团体。因此，我收回过去赐予中国地下教会团体的所有特权。中国教友也可以参加官方教会团体的司铎主祭的感恩祭。”这样一来，只要不出意外地下教会团体被招安就是迟早的事。但是非官方的地下教会团体，利用爱国会缺乏“神圣资本”的软肋，在政府的不断打压下，却有了很快的发展。爱国会即便招安了地下教会团体，也还是不愿意与其平分秋色，更遑论任其坐大。如果可以提前布局，爱国会一方的优势起码不会太快流逝。 3.爱国会坚持单方面祝圣与维护自身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利益有关。中梵关系改善直至中梵建交，对中梵双方，对中国天主教会都有明显的利益，而且除去了妨碍中国进行宗教管理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目标的一个拦路虎。50多年来政府为了扶持这些“爱国宗教组织”，不得不拿出钱来，支持它们，美曰“培养爱国宗教力量队伍”，同时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中给予它们更多、更高的席位（从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国家给“爱国宗教组织”的钱越多，“爱国宗教组织”越不起作用。以至于“办好教会”的工作，常常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自己的任务。中梵不建交，常常闹出大动静，爱国会与宗教管理部门就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各种利益都会源源不断的获得，反之就有下岗失业，精简机构的可能。 爱国会在承德自圣郭金才之后，梵蒂冈表示十分不满，教廷声明说，“中国当局允许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导层，在刘柏年的影响下，采取了严重损害天主教会和妨碍上述对话的态度。”这是教廷在与中国恢复来往以来，第一次用点出姓名的方式，表示它对这次自圣行为的反对。但是梵蒂冈依然很克制，没有采取更严厉的方式。应该说本笃十六世对于爱国会的分离倾向还是有感觉的，只是缺乏了约翰保罗二世的政治经验与耐心，也许对爱国会不做判断更好。《牧函》的判断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讲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却忽略了爱国会成员的处境和感受，也完全抹杀了他们对中国教会做出的贡献，只是咬住了他们自选自圣有违与教会共融的事实。在中梵接触的现阶段，梵蒂冈根本没有能够与够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发生过联系，打前站的一直是爱国会。中国政府有意置身于爱国会之后，想要把中梵接触搞得像民间往来一样，这样一来既可以自抬身价，又可以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进退空间。梵蒂冈招惹了爱国会得不偿失，弄得不好即便爱国会真的要与梵蒂冈决裂也会摆出一副逼上了梁山的模样。 爱国会有意想激怒梵蒂冈，在自选自圣郭金才之后，又在去年七月中国天主于乐山教区、汕头教区分别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梵蒂冈以祝圣未经教宗批准为由施与“绝罚”，此事对中国天主教的震动很大，中梵关系从此也步入了冷淡期，会话基本停止。但是爱国会并没有停止它的活动，今年七月在哈尔滨又自选自圣了岳福生主教。但是，在自选自圣了岳福生主教的第二天，在上海祝圣中梵双方承认的马达钦主教时，却发生了意外：马达钦在祝圣礼上宣布辞去爱国会领导职务。马达钦的行动很好理解，他代表了在爱国会中不愿意背弃与教会共融原则的那一部分神职人员，没有人可以预计中国的自选自圣可以坚持多久，但是却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梵蒂冈坚持他的圣统制至上，继续把爱国会排斥在教会生活之外，称它是不合法组织，无权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那么爱国会的自选自圣就不会停止。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反对的只是梵蒂冈的圣统制，如果因此与梵蒂冈分离，是非功过不言自明，只是自马达钦之后，中国天主教恐怕是进入了多事之秋。 | 
发表于 2012-9-2 2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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