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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非法祝圣”,首先反省中华文明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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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0 17:49: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银色地平线 于 2012-7-11 14:06 编辑

作者:银色地平线

        林肯总统先生,有一句名言:“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多数中国人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由于自己身处一个黑暗的独裁政治环境,却自以为清白因而对这句话恼羞成怒,我请你们安静些,林肯总统先生的这句话实在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和深省!“有什么样的民众”并非划一的含盖民众范围里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指一个国家的主体价值,也就是普遍意识形态。

        回顾中华文明以往的世代,不仅产生过老子和庄子,也产生过孙中山和汪精卫。他们以民众生命为念虑,他们黑白分明公正廉洁,却被惯用权术和充斥着阴谋思想的中华主体文明视为“异类”和“非正常人”,他们是道德的守望者,也曾是正义与和平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可是,他们被世界所践踏,为亲人所不齿,好像他们比鸡鸣狗盗之徒更令人憎恶。面对先贤们对于世俗价值的批判和超越,自命不凡的中国人极不情愿改变自己,多数中国人将先贤的文献和思想或者束之高阁,或者避之若浼。多数中国人像孔丘一样被历史流传中的多愁善感和世俗、权术的情节充满,却不肯面对形而上的哲学省思。

        多数中国人被儒家价值抹煞人性的论资排辈和忠孝礼纲打上深深的烙印,被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理性和平等的伦理环境,以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开始逐步导向一个层级压迫、依照血缘区分亲疏的流传两千余年的金字塔型宗法帝国伦理!中国集权统治利用法礼上的“孝道”,以及儒家价值“法先人”的观念,建立了一种融合政制国度与民族的概念,借鼓吹传统,以民族道义自居,并其“惩治性教育”的灌输,即传统所谓“棍棒出孝子”,迫使年轻一代不得不在习惯中把对父辈的屈从和愚忠当作人生哲学,从而消灭年轻一代的自我认知,消灭人性良知和自由的启蒙需要。集权统治本身就是以人的意志凌驾于他人的意志,甚至以集权利益凌驾于人性和生命!即孔丘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消灭了超越世俗权力的道德与良知和普世价值启蒙,绝对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其实正是中国主体价值的特征,甚至在中国同样汉民族也会分为“内地人”和“外地人”相互蔑视!中国的主体价值因此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民众深刻体会到数千年来集权统治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而必须沦为为这种罪恶的家长制社会伦理的奴隶,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中国人宁可人格被中国集权统治践踏,也会捍卫中国集权统治去把一切国际文明的援助视为侵略的原因!基于此矛盾,缺乏人性伦理支点和终极关怀的中国主体价值在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利争斗中,在勿论曲直、胜者为王的黑猫白猫观念中陷入了深深的迷思。

        这样的迷思也无孔不入的渗透在当今中国的天主教会当中,圣而公教会是普世救恩及人性良知和自由的方舟,圣教会在哪里遭受逼迫,其实正是那里人性良知和自由正在遭受践踏的根本和集中表达!一个抹煞人性良知和自由的伦理社会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无形且深重的灾难,其潜移默化的侵蚀不容忽视!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的时候,中国实在早已失去了道德,多数中国人在彼此争斗的习惯中把儒家价值的含蓄隐讳和阴谋论思想视为成熟和做人法则,他们不肯真实的面对自己和他人,甚至把真诚和善良当作幼稚、软弱而非能力的体现。不得不指出,作为理应服从圣教会的天主教徒,很多人却极不情愿以严谨的理性和纯朴的态度去学习圣座的文献及训导,他们不情愿接受圣座牧函、声明所直白表述的内容,反以中国人惯用的阴谋论思想加以无尽的联想,去主观臆测本应「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的」(玛 5:37)的圣座训导,他们认为牧函和教会现有的声明及文告本身隐藏了圣座真实的意图,而文件本身只是与政治妥协的产物,他们愚蠢的认为天主教圣座也和他们的国家一样乐于隐讳及尔虞我诈!他们企图依照自己的臆想去发掘牧函里的“精神”,就像那些怀揣自由主义的目的认为梵二会议的文件只是某种妥协的产物,而企图发掘“梵二精神”的人一样。诚然他们不都出于恶意,甚至也根本包含了对于“非法祝圣”的厌恶,但却避重就轻的忽视了一个国家主体价值本身的罪恶,忽视了中国执政当局,这一导致“非法祝圣”的根源所在,反而无视圣座训导和声明所指出的「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的状况」、「多位主教遭到压力,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被迫参与并祝圣主教」,把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问题归咎于“地上团体”的神职,其言论大肆宣扬“地上团体”的神职可能存在的“贪财、贪权”的嫌疑,理由却多数基于道听途说,以及缺乏理智分析的目击,实在没有教会及司法审查的合理依据,他们自称“忠贞”的声音却像病毒一样难缠且值得警惕,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执政当局裂教阴谋的帮凶!在中国境内理智明达却为数不多的史学及哲学家每提到中国病状,皆为中国以人情遮蔽法律而愤慨,遗憾的是这种现象真实的发生在理应对于法律和诫命具有更深刻且严谨认识的今天中国的天主教徒中。

        对于中国执政当局策划制造的“非法祝圣”事件,圣座发表声明指出:「“无教宗任命而祝圣主教事件乃直接反对教宗的属灵角色,且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只有与教宗保持共融,教会才得以生存与发展,因为教会本身首先是交托给教宗的,若没有他的同意,不得祝圣主教」,零七年牧函至今,圣座新闻发布室公报的声明里对于历次“非法祝圣”事件中牵涉的被祝圣主教和祝圣者主教都做出了明确的处罚,即:「绝罚」或者「被推定的罪责」,绝无意无隐瞒事件的严重!对于是否应该避免参与受到教会处罚的神职所施行的圣事,同时圣座也明确指出:「应该避免」。但也进一步说明:「这并不是因为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可以评断有关主教的良心,而是因为他们的「被推定的罪责」尚未取消」(圣座新闻发布室就“乐山非法祝圣”的声明),所以,圣座并无意要求天主教徒就“非法祝圣”事件去评判受到教会处罚的神职的良心,圣座指出:「无论如何,其他人不能看到他的良心。直到「被推定的罪责」被取消以前,有关的主教应回避公开履行牧职。同时,他仍有责任向圣座请求宽恕。 」(圣座新闻发布室就“乐山非法祝圣”的声明。因此,部分教友借“地上团体”的神职可能存在的“贪财、贪权”的嫌疑来意图指摘神职的品格和良心本身并不符合圣座训导!

        天主允许恶,为能从中取得更大的善。为此圣保禄说:「罪恶在那里越多,恩宠在那里也格外丰富」(罗 5:20)。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信徒与非信徒在责任以及承担罪恶的伦理认知中两分化,因为人类都是天主的子民,也都是为天主爱的目的而被天主创造的,任何人对于真理的忤逆和抗拒都是罪恶而且无可推诿(罗 1:20)!圣经中,耶稣严厉的谴责了对于社会伦理造成严重危害的法利赛统治阶层,但却没有在复活以后谴责伯多禄因畏惧可能存在的迫害而三次背主的行为说明,固然不能否认“非法祝圣”事件中部分神职的严重犯罪事实,固然不能否认他们可能存在信德冷淡的事实。但掌握着对民众施以暴力权柄的统治者,尤其是中国集权统治者所犯的罪行却是造成人因软弱和畏惧而犯罪的根源所在!天主教神学辞典当中对于「罪」的涵盖因素指出:「有足够之自由及作决定的能力的行为,此行为或是精神的、物性的、个人的、或团体的。如果人在特殊情况中失掉内在之自由和作决定之能力,则不易谈到狭义之罪的行为」,所以,“非法祝圣”事件中犯罪的多数神职的罪行并不适宜用蛇对厄娃的诱惑来论断,厄娃的咎由自取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而不是遭受威胁的结果!圣座对于“乐山非法祝圣”中招致「自科绝罚」的雷士银指出:「被绝罚者并非被逐。教会有两个幅度,一个是有形可见的,另一个是无形神妙的。就有形可见的社会意义而言,被绝罚者承担所有法律的后果(《法典》1331),受到某程度的革除,不得主动地参与公教团体的生活。而同一个被绝罚者,因着圣洗圣事仍然是教会成员——基督奥体的肢体。这就是为什么他还能投靠圣座的原因,圣座是他唯一能够求得修和的场所」。圣座此举深刻的考虑到了中国集权政治逼迫这一不容忽视的根源问题,因此以《法典》1382中「保留于宗座」的权柄来等待雷士银的忏悔以给予合理的宽恕。无论任何情况下,侵犯人权和自由意志所导致的犯罪,都应首先谴责侵犯者!也就是耶稣谴责法利赛人的话:「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玛 23:13),「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谷 9:42)。

        在中国执政当局策划制造“非法祝圣”事件的世代里,圣座对于中国执政当局的发言是:「圣座怀着深切悲痛来谴责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至九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多位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都被迫去参加。召开此次会议及进行会议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抑制宗教自由的态度。我们曾祝愿这情况已属于过去而不会在现代的中国发生。这样坚持控制人民生活最深层领域──人的良知,并介入天主教会内部生活的做法,并不是中国的荣誉;相反的,这似乎是惧怕和软弱,而非能力的表现」,「多位主教和神父是被迫去参加这个会议的。圣座谴责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做法,尤其违反他们信仰及良心的自由」(圣座新闻发布室就“中国天主教第八届代表会议”的声明),「众所周知,近日多位主教遭受压力,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为强迫他们去参加和授予主教祝圣。这种由中国政府及公安部门施加的压制,严重违反了宗教自由与良心自由」(圣座新闻发布室就“承德非法祝圣”的声明),「圣座获悉,有些主教被政府当局接触时,曾千方百计地抗拒,以行动表白心迹,对参与非法祝圣主教的行为,绝不苟同。尽管如此,据说还是有神长被强迫去参与了」(圣座新闻发布室就“汕头非法祝圣”的声明)。

        所以!神职人员职份的承诺乃是在天主台前却不是在人面前,审断神职的权力,应唯独归于圣神所庇佑、并籍着圣神获得「不能错误」特恩的圣而公教会!然而,造成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境问题的根源,也就是真正应该被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广大民众审断的应当是中国的执政当局。因为执政当局的权力和职分来自在民众面前对于人性道德和良知、自由、人权及利益维护的承诺,当执政当局开始施行独裁,和抑制宗教自由,甚至意图控制并践踏民众的良知,对于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置若罔闻之时,他们已经在民众面前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和放弃了自己的合法(自然法、良心法)权力!天主不强迫人行善,他喜爱人自由去作,教会是一个整体,每一位主内肢体都应担负以真理捍卫教会的基本使命,都应承担基督的身体——天主教会遭受磨难的责任!因为基督的苦难乃是由于人类的罪恶造成!如果部分天主教徒执意要求某一位“地上团体”的神职效法斯德望,或者效法任何一位曾敢于与中国的执政当局对抗的神职,恳请你们心动不如行动,矗立在他人的软弱之前直面黑暗宣讲公正的抗议!中国人的前辈孔丘曾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自己缺乏勇气,那么也请容许他人的软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以基督内的道德与良知,以基督内的普世价值去修复和建立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德把阻挡真理和人性的大山立刻移到海里,那么也请愚公移山!而不是去指责看起来似乎比自己更怠慢的人!如果部分天主教徒执意强调神职可能存在的“贪财、贪权”的嫌疑并视为普遍现象,那么神职也是从教友中选拔,请允许我引申林肯先生的那句话来说:“什么样的教友,就产生什么样的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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