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天天写，写累了，转贴也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肇庆
1583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祷文》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第二站：韶州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1589年（万历十七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据为己有，于是利玛窦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时候，利玛窦遇到了一次意外。他们遇上了强盗打劫，虽然利玛窦受了一点伤，但是幸好他们吓退了强盗，而且这些强盗很快就被逮捕归案。在韶州期间，另外一个不幸是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1591年麦安东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辞世了。而另外一名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只剩下利玛窦一人从事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 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还帮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其间他还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请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而通过与瞿太素和其他许多中国上流社会人士的接触，利玛窦发现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侣装扮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受到尊重，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交往，在征得范礼安的同意后，从1594年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
第三站：南昌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并受到建安王的热情款待。他在写给耶稣会的报告中解释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这一年利玛窦为了练习用汉语写文章，写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而意外的获得士人的欣赏。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务的利玛窦开始策划北京之行。没过多久，他就联系了北上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一起带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铭还表示要带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9月7日抵达北京。但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利玛窦作为外国人无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仅住一个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再度到达南京[1]。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通过瞿太素的帮助，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当然这主要还是人们对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玛窦还与一位三淮和尚（即大报恩寺僧雪浪）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这次辩论中，利玛窦凭借其科学性的思辨明显占了上风。他还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内洪武岗西崇礼街（今尚书巷）建成内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这些活动使南京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传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利玛窦像
1600年5月18日（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着庞迪我神父和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再度赴京，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
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
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逝世前指定龙华民 接任教会中职务
西学东来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辞汇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身后
利马窦墓碑
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借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庞迪我在奏章里称：
“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
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至19世纪末，安葬于“滕公栅栏”的欧洲传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义和团砸毁。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后清政府依《辛丑条约》出资重修了被毁墓地，而且还立了一块道歉的石碑。20世纪初此地已经成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数百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外国神父被迫撤离了中国，1954年，墓地内的墓碑只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块依照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碑被平埋于地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墓碑无人照管。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国中央领导“批准”重修利玛窦墓。1979年后墓地得到了修复，并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利玛窦墓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市市委党校院内。
如今公墓东边墓碑数十块。西边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文字：
“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著作
《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世界地图
* 《天主实录》：利玛窦翻译了罗明坚编《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起名为《天主实义》，亦名《天学实录》，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不朽大异禽兽和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报世人所为善恶的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进中国的。《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
* 《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玛窦使用《几何原本》是他在罗马学院学习用的课本，由利玛窦的恩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神父整理编纂。克拉维乌斯神父在原本后又增添了两卷注释，总共十五卷。
* 《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 《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书。
* 《畸人十篇》：利玛窦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
* 《交友论》：收入了古罗马西塞罗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也有利玛窦根据他对中国人的思想了解而编写的。这是利玛窦所写的第一部华文著作。
*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 《辩学遗牍》：1635年出版，收录了利玛窦以天主教观点与明末净土宗袾宏和其门生虞淳熙的佛教观点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绍欧洲算术，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译成。内容由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由李之藻笔录，清朝时录入四库全书。
* 《测量法义》：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
* 《圜容较义》：李之藻笔录。
* 《浑盖通宪图说》：天文学知识，李之藻笔录。
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斋旨》、《乾坤体义》等着作。
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后经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译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译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中发现的利玛窦意大利语原文手稿同其他书稿以题名《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两卷。1942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将其编入《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
*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成为耶稣会士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城（Macerata），家里经营利氏药房，是当地的名门。利玛窦在这里一直在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学习，他的父亲一直很担心利玛窦加入耶稣会。
利玛窦十六岁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的学院学习预科，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1572年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范礼安也是他的老师。在这段时期，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印度之旅
1577年利玛窦获准赴远东传教。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乘船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经过6个月的航行，终于在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达果阿前，船上来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隶死了13名。
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他所听说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非常振奋。
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其间在果阿的神学院还学习了人文学科，在1580年7月26日晋升为司铎后，又学习了神学。他在印度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 ”这也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并终其一生一直维持这个看法。罗光所写的《利玛窦传》中说，这是“他能赢得我国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达澳门
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1581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感到很兴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澳门的时候正好有来自日本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路过，利玛窦趁此机会还学了一点日语。
* 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他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有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
“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 美国《生活》杂志亦将他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参考文献
1. ^ 顾起元：《客座赘语•利玛窦》记载“利玛窦面晰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
* 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http://www.cathlinks.org/ricci400.htm ， 2001年10月24日
* 平川佑弘（日本）著，刘岸伟，徐一平译，《利玛窦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I□□N 7801450884
* 利玛窦原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2001年， I□□N 7101007279
* 裴化行（法国）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上、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I□□N 7100012287
* 罗光，《利玛窦传》，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2年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1]，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由来华洋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技术、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 ”、“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
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写大量有关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并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抛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物质、精神、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辩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响更大，对于西方的演绎及归纳逻辑都有介绍传入。在伦理学方面，在20世纪初大量由日文翻译相关著作。这些对于近代知諩分子们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影响。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对于中国近代伦理学影响最大。
数学
中国传统所重视的数学大多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明末利玛窦所译天文书籍《乾坤体义》下卷的内容即多为算术。最早专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测量方面的书籍尚有《测量全义》、《测量法义》等。割圆数的传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线表》及《大测》；在西方算术的传入方面，最早有利玛窦及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对数的传入，在顺治年间的穆尼格讲授. 康熙时期官方编订的《数理精蕴》为集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的大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介译西方数学的重要人物为数学家李善兰，他与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艾约瑟等人合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术》《代微积拾级》等着作，为符号代数及微积分首次传入中国。另一位数学家华衡芳则在1860年代以后与傅兰雅合作译了不少著髼，介绍了对数表、概率等新的数学概念。清末新式学堂中的数学教材即多取于两人的著作。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西方数学大量传入中国，至1913年北京大学成立数学门，为第一个专门的数学的学术教育单位。
天文学
在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但都是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传入。元代至明初传入的则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主。
明末清初时，传教士带来西方（欧洲）天文学，但其中最被重视的仍是中国传统认为是国之根本的历法。由于行用日久，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许多场合中未能准确预测日蚀月蚀：
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隆庆三年，掌监事顺天府丞周相刊《大统历法》，其历原历叙古今诸历异同。万历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张改革历法，终于在崇征二年(1629年)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进行《崇征历书》的相关工作：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时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国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佑，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因为历局涉及翻译西方天文学知识，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西局”，与反对改历的“东局”对立。《明史 历志》云：
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间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掌钦天监，制新历法，至清初，由汤若望等人完成新历，称时宪历。
除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玛窦口传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此外。尚有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等传入。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最新的地动说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如银河的解释、木星的卫星等发现都传入中国。
地理学和地质学
明末时许多地理学知识及技术随传教士传入。如利玛窦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方地理以及东西法路作许多介绍。到清初南怀仁制作《坤舆全图》。康熙时，传教士白晋对于清朝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作地理调查，最后制成《皇舆全览图》，其中使用先进绘制技术，包括以三角测量法，并标示各地的经纬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再次传入，许多尤其和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矿产的考查有关。而中国的学者如华蘅芳在1873年，翻译《地学浅释》一书，为西方地质学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纪，张相文及章鸿钊两人，撰写编译多部西方地理地质方面的专书及教科书，为中国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地理观念的改变方面，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除了邹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说认为中国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为外夷，但近代西学东渐中，与西方人的接触和新的地理书籍地图的译介，使得逐渐必须承认海外尚有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世界变大了，而中国由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甚至仅仅是亚洲的一部分。
生物学
明末清初，最早传入西洋生物学知识的书籍，是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所著《天主实录》，其书虽主要为为宗教书籍，但其中有当时欧洲生物学的介绍，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种生物的介绍。较专门的生物学书籍，有康熙年间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译的《狮子说》、《进呈鹰说》等，系译自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学》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学的传入，较早的有生理学方面的《全体新论》、《合体阐微》等（参见医学段落），在植物学方面，有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对于植物的特性种类、器官都有详细介绍。
近代，西方生物知识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达尔文的演化论，此为严复经由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论》而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物理学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主要是随着传教士所译介的机械的相关知识传入，如明天启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后，明末清初的物理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
在第二波的西学东渐中，西方近代物理开始较有系统地传入，从1840年代以后大量相关译作出现，包括英人胡威立着《重学》，介绍西方力学一般知识和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光论》介了光学知识，《声学》介绍了声学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译《通物电光》一书，是介绍X光的专书，距离伦琴1895年发现X光仅4年。1900年王季烈又与藤田丰八合译日本的《物理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物理学的专书。
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出现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的物理学才逐渐建立。
化学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当时近代西方化学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显的传入中国。 到了晚清，墨海书馆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最早单介绍了西方的化学知识。1860年代以后，以中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贡献最大，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了《化学鉴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译书中，对于一些化学元素如铝、轻、养、淡、钾、镁、锰等的译名创造，并编写《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对于化学知识传入奠定基础。此外，同文馆也翻译出版《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对于西方化学仍以译介为主，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包括任鸿隽、胡嗣鸿等化学家，中国的近代化学才算逐渐奠定。
医学
晚明最早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隆庆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内罗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成立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在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内有西方的神经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内容。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除对神经学的描写更深入外，对人体各部位的功能有详细述叙。此外，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讲血液的功能、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讲人的骨骼、肉、心脏、脑、神经等, 邓玉涵《泰西人身说概》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石铎琭的《本草补》，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则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闻名。但当时这些医学相关译著，常受神学到影响，不少将医学与神灵魂等混为一谈。
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西方医学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以教会创办为主）开始影响中国各地。包括其附设 的医学校也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
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对于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加以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则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专门的期刊在最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应用科学及技术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武器（见军事段落）的输入之外，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邓玉函口述王征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其中有当时大量西方机器的介绍及其制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绍。此外，熊三拔向利玛窦等人学习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即多抄录此书。此外，钟表等机械的制造传入也受到重视，利玛窦当时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明政府及士大夫们大为吃惊，但大多人仅视之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学东渐时，西方的各种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包括造船、铁路修筑、采矿、印刷、建筑、工业制造等，对中国的交通和经济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治学及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的传入始自清代后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瀛环志略》中，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绍，尤其对民主制度加以称道。其后在18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借由相关译介习籍，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只有如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中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学说的零星介绍。
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兴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卢梭《民约论》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译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于1903年译出，密尔的《自由论》，由严复和马君武分别译出。在国家思想方面，有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被译出，。在无政府主义学说方面，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译介。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包括《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等刊物对曾刊载相关介绍文章。这些学说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各自拥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经济学及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作《原富》），此外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普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绡济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说。宣统年间译介缩《经济学概论》一书，则有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求义不求利”的经济思想，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影响。此外，孙中山则在求富之外，进一步吸收西方社会主义及土地平权思想，试图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问题。
法学
西方法学的传入中国在清中叶以后开始，但早期主要关注的为外交上的国际公法，如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一书。一直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批人开始注意西方法律，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试图参照西方法律，改进原本的《大清刑律》，最为重要。
军事
明末清初时，西方军事的传入以火器的传入为主。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广州与葡萄牙人作战时，虏获其火器（当时人称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机），仿制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后利玛窦也曾对西洋火器与军事加以介绍。至万历晚期女真兴其于东北，明军向葡人购募火炮及军队，教士汤若望亦曾督导铸炮，获得不少战功。清朝方面亦在清太祖死后，由投降汉人处取得技术，发展火炮，康熙时，更命南怀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怀仁并著有《神威图说理论》一书介绍西方武器技术。
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包括武器的制作如船舰、大炮、火枪等的制作购买，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无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晚清时更有大量学生留日，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这批留学生也成为晚清新式军队的骨干。
历史学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其后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至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转译而来的西方历史和传记等书籍。
但历史学本身的影响而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而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史学界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受影响之史家所组之学派谓之“史观学派”）。另外由美国传入之Robinson新史学（高度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史学，由何炳松传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力。到了民初时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近代的西学东渐，也造成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前即有进化史观，如王充、杜佑、刘知几等皆主此史观，然影响不大），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文学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重要，包括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所影响。
音乐
西方乐器的传入最早在澳门地区，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后利玛窦便自澳门带西琴（为今日的大键琴）进呈，万历皇帝并命乐工学习。至清初，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升甚为喜好，由其带领演奏。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音乐、军乐、学堂乐歌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西式军乐队，早期主要由在华西方人组成，如著名的海关负责人赫德所组成的乐队。中国自办的西式军乐队，则要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军中才出现。
学堂乐歌是晚清之时，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调，调上“进步”思想的歌词，以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学习所作的歌曲，但这种形式的音乐仅是学习西方音乐的部分形式。进一步对西方音乐有较深入的吸收创造学书，则要到五四运动以后了。
美术
西方美术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以绘画为主，最早利玛窦曾以天主、圣母图像献于神宗。其他传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图画，其画风以及女性的裸露嶒受当时中国士人争议。到清朝康熙时，不少专较专门工于画的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在宫中教习中国人而产生较多影响。不少画家开始学习西画，乾隆时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更融合中西画的画法作画。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著作 时间 作者 著作 备注
17世纪
1602年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5年 利玛窦 乾坤体义 《四库全书》称之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
1607年 利玛窦、徐光启 几何原本 译欧几里德原著前6卷
1623年 艾儒略、扬廷筠 职方外纪 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4年 毕方济、徐光启 灵言蠡勺 译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后收入李之藻《天学初函》
1628年 傅泛济、李之藻 寰有诠 译亚里士多德《论天》，注释本
1631年 傅泛济、李之藻 名理探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前10卷，第一次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
1634年 徐光启、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 崇祯历书 历时1629年-1634年
1641年 南怀仁 穷理学 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后20卷
19世纪
1807年 马礼逊 外国史略
1823年 马礼逊 华英字典 中国第一本英文字典
1838年 郭实腊 万国地理全图集
1840年 郭实腊 贸易通志
1841年 陈逢衡 英吉利纪略
1842年 魏源 海国图志
1846年 梁廷柟 海国四说
姚莹 康輶纪行
1848年 玮理哲 地理图说
1849年 徐继畲 瀛寰志略
合信 天文略论
哈巴安德 天文问答
1851年 合信、陈修堂 全体新论 晚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
裨治文（Bridgman） 大美联邦志略 墨海书馆出版
1854年 慕维廉 地理全志 墨海书馆出版
12人委员会 圣经（委办译本）
1855年 合信 博物新编 墨海书馆出版
1856年 慕维廉 大英国志 墨海书馆出版
1857年 李善兰、伟烈亚力 几何原本 译欧几里德原著后9卷
1858年 王韬、伟烈亚力 西国天学源流
1859年 韦廉臣、艾约翰、李善兰 植物学 译林德利原著，晚清时期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
伟烈亚力、李善兰 谈天 译侯失勒原著
李善兰 代微积拾级 译罗密士原著
1873年 王韬 英人培根
傅兰雅、华衡芳 代数学 译著
傅兰雅、华衡芳 微积溯源 译著
1877年 慕维廉、沈毓桂 格致新法 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连载于《格致汇编》杂志
韦廉臣 希利尼原流备考 介绍了从泰利士到斯多葛派的希腊哲学，连载于《万国公报》
华衡芳、金楷理 测候丛谈 译侯失勒原著
1882年 颜永京 肄业要览 译斯宾塞《On Education》的第一章
1885年 艾约瑟 西学略述
艾约瑟 辩学启蒙 译耶芳斯为 Science Primer Series 写的小册子《Logic》
1889年 颜永京 心灵学 译海文《心灵学》
1894年 同康庐 中外地舆图说集成
1898年 傅兰雅 理学须知 简要叙述穆勒《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一书
严复 天演论 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
20世纪
1901年 严复 原富 译亚当•斯密《国富论》
梁启超 霍布士学案
梁启超 斯片哪莎学案
1902年 梁启超 卢梭学案
梁启超 欧洲地理大势论
梁启超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梁启超 论希腊古代学术
梁启超 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
梁启超 意大利建国三杰
梁启超 罗兰夫人传
梁启超 雅典小史
梁启超 倍根学说
梁启超 笛卡儿学说
梁启超 斯巴达小志
梁启超 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
梁启超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梁启超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梁启超 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萧应椿 五洲述略
1903年 严复 群学肄言 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法》
严复 群己权界论 译约翰•穆勒《自由论》
1904年 严复 社会通诠 译甄克思《政治史》
1905年 严复 穆勒名学 译穆勒《逻辑体系》的前半部分
梁启超 俄罗斯革命之影响
1909年 严复 名学浅说 译耶芳斯《逻辑》
严复 法意 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历时1904年-1909年
1910年 王先谦 五洲地理志略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苏格兰传教士，中华基督教会的创办人。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到达中国广州，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曾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以取得治外法权。曾将《圣经》译成中文，又编《华英字典》。
马礼逊年青时在学校就读医学，知道神感动他前往中国，所以1804年22岁的马礼逊主动上书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要求前往中国传教。他在请愿书上写到：“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之布道区域中”。这一请求被接受后，马礼逊开始自学中文，并修习天文及医学。与利玛窦所采取的方式一样，因为他深知当时清朝并没有开放，不具有传教的自由。为了进入中国要有其他的切入点，而医学和天文是当时西方较先进的方向，因此他希望接着这个做为交流的媒介以顺利进入中国。
1807年时马礼逊自英国启程来到中国，当时以为到中国不方便，所以先到纽约，在纽约那边换船并且申请手续。在办手续的时候，纽约船坞公司职员知晓其将前往中国，便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 5000年来对於偶像的崇拜吗？”，那时马礼逊回答一句有名的话：“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以这样的信念与信心抵达中国。他於1807年5月12日离开纽约，乘坐三叉戟号商船，9月4日抵达澳门。
1807年9月7日，马礼逊进入广州，因为不能够合法地进入中国内地，所以滞留在广州的十三洋行，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一位领事的庇护下隐居。1年后前往澳门，居住在东印度公司，不久与该公司一位高级职员女儿结婚，1809年被聘为公司高级译员，从此马有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往来于广州与澳门。马礼逊秘密自学中文，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形，以预备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开始时遇到许多艰难，但后来他的中文学得相当好。
工作方式 – 广传福音的预备
1812年马礼逊就开始编《中文文法》，又名《中文法程》。因为他深知无法自由传道，但是如果西方传教士要来中国一定要学好中文。
在秘密刊印传教书籍时，马礼逊结识了一批为其服务的刻印工人，1814年9月9日时，广东省香山县人蔡高(又名蔡严高)接受马礼逊替他受洗，他是第一位中国更正教的信徒[1]。
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兼活字版印刷所。
1823年12月更正教信徒梁发被马礼逊按立为中国第一个更正教的牧师[2]。他协助马礼逊做印刷工作。梁发在1832年用中文写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本《劝世良言》就是日后太平天国开国者洪秀全的思想根据。
1823年马礼逊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当时大部分的欧洲人都懂英文，因此懂英文的传教士就可以根据这部字典来学习中文或从事翻译工作。所以《华英字典》和基要真理的小册，是马礼逊的重要贡献。在这项奠基性的工作中他得到梁发和其他一两位中国助手的帮助。
翻译圣经
1810年他来中国才三年，就已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美国纽约圣经公会博物馆仍藏有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其他地方难以见到。
马礼逊在1813年将《新约》(《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全部翻译完毕，并在广东出版。
1819年完成《旧约》的翻译，在马六甲出版。
到1823年，新旧约圣经合并出版。马礼逊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第一本中文圣经，在此之后还有麦都思翻译的中文圣经（1843年），但马礼逊的翻译本因为时间最早和翻译严谨、贴切，所以他这部中文圣经后来被大部分人使用。
出版杂志
1815年8月15日，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中文民间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本杂志介绍西方科学、律法和一些新知识，也讲述到教义和圣经的。他介绍一些新资料，让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些了解，同时也对圣经的教义有些了解。
在马六甲英华书院附设了一个活字版铅字印刷的印刷厂。这是戴德生的岳父戴尔（Dyer）创建的活字版的华文铅字，可以大量印刷圣经和传教杂志。
办学堂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栽培本地的人才。英华书院盖得相当有规模，类似大学，以教育华人青年及儿童为目标，是华人的第一所洋学堂。后来英华书院搬到香港，造就许多香港的基督教人才。
1828年，梁发跟古天青在广东的高明县也设了第一所基督徒的私塾，也就是给小孩子读书的学校。这是初期的新式学堂，除了教文学、文化外，也教圣经，介绍西方的科学、地理知识以及英文。
长眠中国
去世前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 1834年8月1日，在澳门去世，埋葬于澳门基督教墓地。
台中马礼逊美国学校
位於台湾台中市水湳的马礼逊美国学校，即是以马礼逊为校名，以志纪念。
相关书籍
* 《马礼逊回忆录》 马礼逊夫人编 (中译本：顾长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1. ^ [英]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1819年)，马六甲英华书院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年－1649年6月10日），字思及，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是他的汉文名字。1582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自1613年起在中国传教36年，直至1649年在福建延平去世。
同利玛窦一样，艾儒略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学者，是利玛窦之后最精通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之一，被教友尊称为“西来孔子”，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欧洲时期
（1582年——1609年）
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威尼斯长大，于1597年进入安东尼神学院学习，1600年入耶稣会见习。1602年经发愿后被送到帕尔马学院学习哲学，直至1605年，其间在1603年他要求前往秘鲁传教，未获准。1605年他进入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学习。1606年-1608年，他又被派往博洛尼亚教授人文科学，同时被委任为神父。1607年他再次要求去东方传教，获得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同意。1609年，艾儒略离开罗马去里斯本，在那里搭船前往亚洲。
滞留澳门
（1610年——1613年）
1610年，艾儒略经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在澳门的耶稣会学院，他一面教授数学，一面学习汉语。由于明朝政府对他入境的限制，他不得不寻找潜入中国国境的机会。1611年，他与史惟贞（van Spiere）尝试秘密进入中国国境，却被船家告发并被拘捕，在耶稣会交付了大笔赎金之后才被遣返回澳门。在这之后，他被耶稣会委任为见习导师
初入中国
（1613年——1624年）
艾儒略重新绘制的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艾儒略的名字题于左上角
艾儒略重新绘制的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艾儒略的名字题于左上角
艾儒略进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1613年时他已经在中国内地活动了。他沿肇庆、韶州、南京一线北上到达北京。因其通晓希伯来语，1613年他被派往河南开封与当地的犹太人后裔接触，以求研究他们保存的经书，然而遭到拒绝。在北京，艾儒略结交了徐光启，并在不久后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前往江南。在扬州他为马呈秀讲西学并施洗马成为基督徒。
1616年，南京爆发了南京教案，20位在华耶稣会士遭到严厉处罚，艾儒略至杭州的杨廷筠家避难，直到1618年形势渐渐好转，他就开始在杭州传教，接纳了杨廷筠、李之藻两位重要人物入教。此后，以杭州为传教中心，他的足迹踏遍了北京、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各地。
在杭州时期，艾儒略开始用汉文出版著作。1623年，《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及《张弥额尔遗迹》出版，前三部作品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地理、耶稣会的教育制度。《职方外纪》一书的写作目的在于使人“溯流穷源、寻末求本”，此后一直到19世纪，该书在中国都被用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
入闽前期
（1624年——1637年）
按费赖之的记述，艾儒略早有入闽打算，但因为福建“风俗放逸、山道崎岖、语言难晓，因是未果”。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叶向高退职归里，途经杭州，在杨廷筠寓所与艾儒略结识，便邀请艾儒略南下入闽传教。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与叶向高坐船到达福州，开始了在闽25年的传教生涯。
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谓性”为主题，同时提出天主教的概念，与许多福建士大夫讨论天学，借此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天主教。参加讨论的当地名士有很多，何乔远、苏茂相、黄鸣乔、林欲楫、曾樱、蒋德璟等人都参与其中。费赖之称“儒略既至，彼(叶向高)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数人。”在福州，艾儒略与叶向高论道析疑，写出了《三山论学纪》（“三山”为福州的别称）。叶向高的两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都受洗入教。
艾儒略非常重视与地方官员和士绅的关系，他和福建巡抚张肯堂、督学周之训都有交情，还认识曹学佺、曾异撰、孙昌裔、翁正春等要人。同时也注重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教义。1625年，叶向高长孙叶益蕃在福州宫巷为艾儒略建造了“三山堂”，即“福堂”。这是福州已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艾儒略的传教也引发当地反对天主教的上层文人和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与抵制，这些反对的声音在福建教案爆发后达到高潮。
福建的头十二年（直至福建教案爆发）是艾儒略在闽传教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艾儒略走遍福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福州城内教徒已达数百人，福州成为耶稣会在中国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艾儒略出书最多的时期，总共出版了《性学觕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诸方面知识，因而该时期也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
福建教案
（1637年——1639年）
崇祯十年（1637年）爆发了福建教案，成为艾儒略在华传教事业的转折点。在提刑按察司徐世荫与福州知府吴起龙张榜禁教并驱逐阳玛诺、艾儒略之后，艾儒略被迫四处藏匿，出版书籍的工作暂时中止，而三山堂也被官方查封。反天主教人士猛烈攻击耶稣会传教士“合儒诋佛”的思想，认为天主教于国家有害。艾儒略开始写信及拜访政府官员求助，阁老张瑞图即受艾儒略邀请，向福州知府关说。同时艾儒略又拜访好友曾樱，曾樱时任观察使，为福州知府的上司，他与艾儒略会面之后就立即去信福州知府要他妥善处理对耶稣会士的判决，并回访耶稣会士，以向社会暗示耶稣会与高层官员的联系。
福建教案期间是艾儒略传教和出版事业的低潮，他在曾樱和蒋德璟的保护下，被迫躲藏于泉州府和兴化府，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间，他先后发现了四块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为研究泉州历史和基督教传教史的重要材料。
教案之后
（1639年——1649年）
1639年起，福建反天主教的气氛开始缓解，教会和教堂得到恢复，农历七月十四日，在教案之后艾儒略首次在福州教堂做公开的弥撒。1641年——1648年间，艾儒略任耶稣会中国南部教区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务，共有教士15人。1643年北京情况危急，艾儒略在史可法邀请下经邵武、绥安北上，准备讨论在澳门筹备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军队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经进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隆武帝于福州登基，赐匾予福堂。1646年10月，清军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阳，后又避难于延平。艾儒略晚年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依然坚持传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
从教案结束到1649年去世这十一年间，因教务繁忙以及战争的缘故，艾儒略只出版了三种著作：1642年《四字经》、1644年《圣体要理》与1645年《五十言余》。
身后
艾儒略神父原葬于福州北门外的十字山。1999年，因为房地产开发，土地发展商以莲花山墓园一隅辟作天主教公墓来与教会交换原有墓地的产权，艾儒略遗骨被火化后迁至新墓园。
成就
艾儒略来华36年，被认为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中最精通汉语的一位。在中国传教期间，他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神学、哲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是西学东渐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传教过程中，还在泉州发现过古代景教文物，在开封曾拜访过犹太人后裔。
艾儒略通过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谈话在文人学士中的传教，出版学术著作也是他重要的传教方式。他引用早期儒家思想，强调其与天主教的共同之处，借以吸引官员和文人接受基督教。同时他也积极在中国各地的平民阶层中奔走传教，继续耶稣会尊重中国人祭孔祭祖的传统，模仿中国传统的组织形式来组织教会，并尽可能以基督教方式来影响信徒所持的传统仪式。
他在中国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动。在闽期间，他到过福州、兴化、泉州、建州、福宁、延平、邵武、汀州、漳州等地传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受洗礼的达万余人，教堂最为集中的是福州、泉州和兴化等地。
部分重要著作
艾儒略在华出版著作二十二部。
* 《万国全图》是一本世界地图册，与杨廷筠合作编写于1623年。
* 《职方外纪》五卷出版于1623年，此书是继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文献，成为19世纪以前中国人学习欧洲地理的重要书籍。
* 《西学凡》，介绍了西方文化：文学、哲学、医学、民法、教规和神学，在该书中亚里斯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首次被介绍到中国。
* 《三山论学纪》是艾儒略与叶向高论道所得。
* 《弥撒祭义》、《天主降生言行记略》等书，全面介绍了天主教教义。
* 《性学觕述》阐释了天学与人学两个主要理念，介绍了基督教灵肉观。
* 《万物真原》主张“元气不能自分天地”，批判宋代理学，宣扬天主教。
* 艾儒略在福建的弟子李九标汇记了《口铎日抄》一书，记载了艾儒略在福建的宣道活动，成为研究艾儒略活动的重要资料。
艾儒略著作一览
* 万国全图
* 职方外纪
* 西学凡
* 张弥额尔遗迹
* 性学觕述
* 三山论学记
* 涤罪正规
* 悔罪要旨
* 耶稣圣体祷文
* 万物真原
* 杨淇园先生事迹
* 弥撒祭义
* 利西泰先生行迹
* 几何要法
* 出像经解
* 天主降生言行纪略
* 天主降生引义
* 西方答问
* 圣梦歌
* 四字经
* 圣体要里
* 五十言余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688年），字敦伯，一字勋卿。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
生平
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小镇彼滕（Pittem），12岁起他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17岁时开始了他在鲁汶大学艺术学院学习。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之一。在鲁汶大学期间，南怀仁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并通过宇宙论的学习，掌握了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1641年9月2日入耶稣会。1658年随同 Martino Martini神父前往中国，1659年抵达澳门。南怀仁本来在山西传教，1660年受召前往北京协助汤若望神父。汤若望神父蒙主宠召后，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接替汤若望被授以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也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帝国。康熙八年（1669年），南怀仁撰写《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南怀仁可能是汽车的发明人[1]。
南怀仁在1688年逝世于北京，清圣祖追赠工部右侍郎，谥为勤敏，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现在位于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马尾沟教堂。
主要著作
宗教著作
* 《教要序论》一卷（1670年）
* 《善恶报略论》一卷（1670年）
科学著作
* 《御览西方要纪》一卷（1669年）
* 《测验纪略》一卷（1669年）
小南怀仁——南怀义
历史上还有一位整整比南怀仁晚出生200年的另一位著名的比利时来华传教士，就是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南怀义，又称“小南怀仁”。1865年亲自率首批4名传教士到达内蒙古，1868年感染斑疹伤寒病故。
天主教宣教士来华:
* 沙勿略
* 利玛窦
* 高一志
* 阿尔芒•戴维德
* 郎世宁
* 南怀仁
* 汤若望
* 蒋友仁 (en:Michel Benoist)
* 南怀义
更正教宣教士来华：
* 马礼逊
* 米怜
* 宾惠廉
* 戴德生
* 李提摩太
* 林乐知
* 顾约拿单
南怀仁是一个与人物相关的小作品。你可以通过编辑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参考文献
* 《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魏若望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I□□N 7-80149-483-0
* 《勤敏之士――南怀仁》王冰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I□□N 7-03-008055-6
*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余三乐著，北京出版社，2001年，I□□N 7-200-04335-4
郭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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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年7月8日—1851年8月9日），又译郭实腊，是港英时期的高级官员，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职称为抚华道。郭士立1803年7月8日于德国东部波美拉尼亚出生。
1826年，在荷兰传道会毕业。1827年先抵达爪哇，向当地的华侨学习汉语。1828年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学习汉语和传教。1829年接受伦敦会的津贴，前往马六甲，协助伦敦会工作。1831年，到澳门转到广州见马礼逊，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并到中国海岸，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郭士立曾经到过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山东威海卫等地。在香港开埠之后，成为砵甸乍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 香港中环吉士笠街俗称“红毛娇街”，就是以他命名。
1832年2月，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远达朝鲜、日本。同年10月，乘鸦片商查顿商船“赛尔富号”，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根据这三次旅行，他写作《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其后，他参与及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担任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
郭实腊还翻译过一些分卷《圣经》，编写过《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书，和编辑《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杂志。
伟烈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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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烈亚力（英语：Alexander Wylie，1815年4月6日—1887年2月10日），英国汉学家，伦敦传道会传教士。1846年来华。伟烈亚力在中国近30年，致力传道、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在这几个方面都有重要贡献。1877年返回伦敦定居，1887年2月10日逝世。
目录
[隐藏]
* 1 生平
o 1.1 教会工作
o 1.2 传播西学
o 1.3 汉学研究
* 2 藏书
* 3 著作
* 4 参考文献
生平
1815年4月6日伟烈亚力出生于伦敦， 曾先后在苏格兰德拉姆利希村（Drumlithie） 、金卡丁郡（Kincardineshire） 和伦敦切尔西区（Chelsea）的学校就学。
伟烈亚力后来在伦敦跟随一位木匠当学徒，在这期间，他从一本用拉丁文刊行的汉语文法书自修拉丁文。在掌握拉丁文之后，他又进一步学习汉语，颇有成效。伟烈亚力还通晓满文、蒙文。
教会工作
1846年理雅各因伟烈亚力通晓汉语，派遣他前往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伦敦传道会设于上海的印刷局墨海书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翻译《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1857年伟烈亚力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自任主编。同年10月16日，伟烈亚力、裨治文、艾约瑟等传教士发起成立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伟烈亚力任秘书。1858年7月20日改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58年伟烈亚力随伊利近勋爵同去长江考察，并到武昌会见清朝官员；年底作为伊利近勋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成员，到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官员。[1] 1868年伟烈亚力与英国伦敦会驻中国华中区传教士杨格非一同考察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伟烈亚力撰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行程记》报告考察结果，发表于《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报》。从1863年开始，伟烈亚力成为英国慈善机构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代理人。 186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出版《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一书，对于自19世纪初以来，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作了总结，这是一本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历史的重要文献。伟烈亚力撰写过一篇关于西安府景教碑的文章：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 Ngan Fu。伟烈亚力在中国30年，前后共推销一百万部新约圣经。
传播西学
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结识王韬、李善兰等中国学者。他们在墨海书馆工余之暇，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有一次，王韬、伟烈亚力和李善兰三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王韬问道：“西方自古以来有多少位天文学家？”伟烈亚力取出一本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1849年所著的《天文浅说》，并开始一边口述内容一边比划，王韬随即在一边用毛笔记录；伟烈亚力用十天功夫讲完全书，王韬将所得记录整理成书，交由墨海书馆出版，名为《西国天学源流》[2]。伟烈亚力和王韬共同翻译过介绍英国东印度公司历史的《华英通商事略》，和介绍力学知识《重学图说》。伟烈亚力又和李善兰合作，将利玛窦徐光启在二百多年前翻译了一半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继续翻译出来，成为续几何原本。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书籍还包括《数学启蒙》、《代数学》、和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伊莱亚斯•罗密士原著翻译的《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二书，第一次将解析数学引入中国，不但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还经日本数学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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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8 10: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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