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走向“失忆”吗？

香草美人

人是很容易学会遗忘的，教会也是如此。通过遗忘，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逃避过去那痛苦的经验，获得暂时的内心的平安。却不知，那些被遗忘的“事件”和“形式”会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等待适当的时机释放这被压抑的愤怒。

但在实际上，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比任何宗教社团更懂得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教会。因此，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比其他的基督宗教更加重视传统，更加尊重“圣传”。正是由于对于传统的“忠诚”，所以教会的神学和组织才永葆了青春。我们会看到，每一次神学思想的突破，每一次教会生命的革新，都离不开向早期教会和教父作家的回溯。神学和教会的频频“回顾”使得教会能够更好地检视自己，面对现实，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养分。

教会对于普通的基督徒而言，也尤其强调记忆。其实，每天的弥撒就是对于“十字架事件”的记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与这一事件发生交叉和碰撞，所以最后它仅仅成了一种仪式，我们没有在这一“惨烈的事件”加入我们痛苦的呼喊，耶稣基督的经验只是如润滑油一样轻轻滑过我们那颗麻木的心。教会规定的其他的宗教生活也同样是要我们很好地去记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苦路经和玫瑰经，让我们不断地去缅怀圣史，不断地警醒和悔改。但是现在我们却注意到，大多数的堂区基本上都在用新版的玫瑰经，其中“史”的成分微乎其微，“祈”的内容倒是非常饱满实在。我们在压缩历史的同时，也压缩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最后我们的祈祷完全陷入了新教和佛道及民间信仰的那种“驭神”的境地，我们无法获得灵性的洞察力，只能巴巴地去期待那种掺杂了太多迷信色彩的偶然性的“神恩”。成为信仰的懒汉的人没有错，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人却罪不可赦，他们阉割了教会的记忆，使得教会成为一个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没有将来和天国地狱，只有当下的“舒适”和稀里糊涂的“平安”的教会。

这种人为地勾销教会“记忆”的行径正走向愈演愈烈，愈来愈系统化的阶段。在神学上，“本地化”的重提实质上就是以“空间”的概念来置换天主教神学应有的“时间”概念。在去年的《中国宗教》上，有一位神父还别出心裁地提出教会的“普世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教会是“地方教会”，只有这种“特殊性”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真不知道这位神父是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学习和培训”过多了呢，还是在美国的耶稣学院吃窜了味。同样也是在《中国宗教》上，还有一位更离谱的某一教会组织的嘛秘书长，专门撰文提到“教会的奥迹性和圣礼性是最高的标准”，高于教会的“圣统制”，这位连神学都不曾入门的小教友也敢奢谈教会的“奥迹性”和“圣事性”，实在是大言不惭，大放厥词。这帮“教贼”在教会内瞎混下捞点好处也就罢了，竟然还要在神学上做手脚，真是十恶不赦！在教会的政治层面和组织结构上，已经造成了违背教规和教会传统的事实上的分裂局面。在教会的信仰层面上，一些所谓的改革者，迫不及待地抛弃了《圣教日课》和教会固有的一些教会生活和祈祷敬拜形式，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教堂里以新教的“光板十字架”取代了教会的“圣体十字架”，其实质就是以“唯灵论”的十字架理解取代作为“事件”的十字架的理解，而实际上，十字架首先是一个“事件”，然后才是一种“信仰”。在教会的社会参与上，这种“失忆”体现为对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漠视。“十字架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事件，耶稣基督的被钉受难是源于一种政治上的迫害。因此，对于这一事件的回忆，如政治神学家默茨所言是一种“危险的回忆”，因为这种回忆会自然地导向政治的抉择和行动。但现实却是，我们却对于这源于信仰的政治缺乏自觉。我们关注的只是“个人灵魂的得救”，宗教于我们是一件“私事”，我们被教导得忘记了注目十字架的“集体性记忆”，当这种集体性记忆不断为现实的经验所刺激和强化时，就会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当然需要谨慎的使用这一力量，但这样说并不是这种使用是可有可无的，至少在追求社会的“正义”方面是必要的，只是不必采用“暴力的形式”就可以了。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慈善事业的开展，这也是教会的传统，也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服务和贡献，但是与教会和社会的正义目标而言，这还只是“小善”，通过植根于信仰的政治参与获取根本性的，大多数人的公平和正义才是“大善”、“大爱”。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没有记忆的教会也肯定是一个走向消亡的教会。今日中国天主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向了“失忆”，尽管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庆祝活动，但其繁华的背后，究竟有多少的生命力和实际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聊胜于无，总还没有使教会完全“失忆”。重新找回原来的记忆，对于今日的中国天主教会显得尤为迫切。而要在神学上重新恢复教会的记忆，就需要对于圣三论、教会论、基督论、圣母论等进行通盘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既是历史的，又是立足现实的，同时又是向未来开放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应该是能够凸显天主教区别于其它基督宗教教派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应该是一种“独特的记忆”。据此，我们尝试提出一种“圣母中心论”的认识和理解，即以“圣母论”来统摄其他的神学主题，以“圣母论”来重新关照其他神学主题，以“圣母论”来重新解读普世教会和中国教会的历史，以“圣母中心论”的神学建构来应对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化”。

今日这样一个全球化危机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时代，对于教会的角色和任务提出了新的挑战，教会不能对于种种的不公和非正义保持缄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教宗本笃十六世已经对此作出了适时的反应，教宗在发布的2012年世界和平文告中呼吁“以正义与和平教育青年”，教会不仅是泛泛的道德的守望者和维系者，同时也是社会正义问题的参与者与推进者。

事实上，教会也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在此问题同样需要我们的“回忆”。尤其值得我们回忆的是若望二十三世在1961年发布的《教会：慈母与导师》通谕。这一通谕不仅表达了教会对正义问题的关注，而且是将教会与“慈母”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教会的关注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基督宗教派别的显明特征，教会的社会参与是以“导师”与“慈母”的形象参与的。这种表述，就为以“圣母中心论”基础的“处境神学”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坚实的理论支撑。

耀尔道拙

学习啦！支持，不能忘记传统中的精华！
忘记就是某种程度的背叛！当今神学的构建必须是‘承前启后’，不‘承前’，就没有创新，不‘承前’，又何谈‘启后’！不‘承前’，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沙漠大厦、空中楼阁，不堪一击！

倚天屠龙剑

“一个没有记忆的教会也肯定是一个走向消亡的教会。”————————一个没有记忆的教会实际上已经颇有些不成其为教会了。教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者是内容和精神实质意义上的。
本人对于天主教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感到无论是现实中的天主堂中的信徒还是本论坛中的公教网友，大多仅仅局限于个体灵魂得救的狭隘福音立场，而缺乏了社会福音、政治福音的维度，更有“脚踏两只船”的所谓矮国教友。
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新教也好，无论他们如何强调“传统”，但是传统中首要者恐怕只能是“圣经”，离开了圣经福音，所谓的教会圣传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事实上，新约圣经是教会传统即“圣传”中最为重要、首要的方面。后代的教宗，如果严重偏离了圣经传统，甚至降低了基督福音的超越性、绝对优势地位，而高扬或俯就了民族、地域的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就必然是背离了基督福音。所以，梵二神学路线的历史功过，还有待于继续观察验证。不是所有的教宗都是无缪的，也不是所有的教宗时时处处都是无谬的，因为教宗不是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