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宗教在中国兴衰看中华民族的皈依

划向深处

作者：彭鉴道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f6040102dw7u.html



         基督信仰在中国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啦！首次传入始自中国唐代，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敦煌莫高窟的景教藏经中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译经传教。景教是基督宗教历史中的一支，属聂斯托利教派在公元五世纪形成，流行于叙利亚和波斯一带，七世纪传入中国。唐太宗很重视景教，曾派大臣房玄龄到郊外迎接阿罗本。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在义宁坊建大秦寺一所（即景教寺）。唐高宗时又下令在各地建立景教寺院，并加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此后景教盛极一时，正如景教碑文所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是非常不幸，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牵连，寺院被废弃，教士被驱逐。此后景教虽然仍流行中国边远地带，但在内地却销声匿迹了。若不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附近的盩厔（周至）发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恐怕我们谁也不知道基督宗教在中国唐朝有过辉煌的历史。
   
      景教因传自东罗马帝国，我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所以在景教之前常常冠以“大秦”二字，有的甚至称之为“大秦教”，其寺院称为“大秦寺”，又因景教在波斯深深地扎根，大部分传教士来自波斯，因此寺院亦有称之为“波斯寺”。以往的公教会成员常常视景教为异端，这是历史的不幸，自1994年11月11日，天主教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东方叙利亚教会牧首马尔定四世在罗马签署了《共同声明》以后，对公元431年及449年两次厄弗所会议裁定聂斯托利及其学派为异端和处以绝罚的决定，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决定共同为基督的信仰做见证。至此，基督教会内的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宿案终于和解，双方“误解”冰释。一千五百年前厄弗所两次会议给予聂斯托利主教的革职、绝罚和流放等不公正的处分，终于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这项《共同声明》不仅是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的握手言和，更是我中国天主教会的喜讯，因为我们中国教友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公元635年正式传入唐朝长安的景教不是异端，而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聂斯托利主教虽然在流放中去世，他的追随者仍然步武他的芳踪，将基督信仰传向广袤的远东大地，实在是可歌可泣。
   
      景教在中国成功地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倍受尊崇，即使在唐武宗的灭佛教难中，佛教胜地的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部分景教圣典，不同的宗教在苦难中学会了宽容。在陕西盩厔发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不仅使用佛教的词汇，甚至也使用道教的词汇，来表达基督教信仰。譬如：用“元宗”一词来表达“天主”。景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均被称之为寺院，这一切都在在表示当时的景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适应。景教之所以在内地绝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本地教士或僧侣，未能完全达到本地化的宗教态式。因为外来宗教适应本地人民是外籍传教士的工作，而教会本地化则需要生活在当地文化中的人进行具体地来操作，两者虽然都是文化接触的后果，但将这两个主要动力之间的环节强调出来，是很重要的。唐武宗下令废佛，景教受到波及，教士被驱逐，尽管有些经典被藏了起来，可是后来佛教重新复兴时，景教却销声匿迹。直到13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全国建立元朝，原来流行于蒙古、中亚一带的景教在中国内地恢复活动，罗马教宗也派遣教士东来，把天主教带到中国，当时人们把在中国的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希伯来文“雅威”（Elohim）（上帝）的转音，意为“信奉上帝的人”（《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著）。由于两教都尊崇十字架，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也里可温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元朝政府在礼部之下专设崇福寺管理景教事务，也里可温教徒受到善待。由于也里可温教信徒大多是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在内地居民中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随着元朝政权的灭亡，景教和天主教在中国也随之销声匿迹。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两次绝迹，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基督信仰要想在中国传开，本地化的进程是不可逃避的课题。直到明朝万历年间（1582年），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神父和利玛窦神父来华，才开始了基督信仰本地化的进程。最初，罗明坚和利玛窦神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明朝地方官赐予的袈裟，以为这样就可以与中国的“本土教士”打成一片。可是后来利玛窦神父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发现儒家思想才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于是又该换儒服行秀才礼。利玛窦刻苦勤学儒家经典，积极与士大夫结交，争取士大夫的同情，这便是他所立的合儒斥佛，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又以西方科学作为传教手段。1601年，利玛窦神父千方百计抵达北京，并因一座上贡给万历皇帝的常需修理的自鸣钟而获准在北京居留之后，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好学的名公巨卿，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的加入教会，才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基础。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大批传教士的涌入，欧洲繁杂的神学思想，给中国教会带来的“礼仪之争”，使天主教变成了一个带有侵略文化色彩的“洋教”，给中华民族的皈依设置了新的障碍，长达二百多年的“礼仪之争”使得一个雏形的中国教会遍体鳞伤，要想恢复元气，需从历史的教训中深刻反思。基督宗教必须中国化，基督信仰应该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利玛窦神父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使得中国人能以自己的方式，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西方的基督宗教，也历经了好几个世纪，才获得了一整套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天主圣三和教会圣事。本世纪的哲学思潮也有了新的趋向，因此好些表达辞又要重组了，在不一定采用相同的哲学概念或表达的文化里，也有类似的需求。在探索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中，应设法从神学本地化来深入研究、发掘，使之转化为中国大众能够接受的天主教神学。
   
      中国人的文化和思想，是重事实，而西方人的文化和思想是重概念，其实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与基督的宗教和思想是非常吻合的；老子的《道德经》与以色列人的《圣经》，孔子的《论语》中的“仁义”与基督《福音》中的“仁爱”，都有许多一致的思想。拉丁教会的哲学及神学思想，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华民族，必须进行扬弃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人自己的东西。基督宗教在一千三百多年归化中国的历史中，曾有过两次被灭绝的惨痛教训，直至今日天主教徒在中国仍是一个很小的族群。中华民族皈依基督的理念，应该由我们中国基督徒自己去实现。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应该脱掉“洋教”外衣，穿上中国文化的“服装”势在必行，让我们努力实现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创造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使中国人都能早日皈依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