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往事之中国人不是草包

山人

看过林达的一篇文章――《早期学西方的一点教训》，林文第二个小标题是：原来是不瞄准就射击。林达说“从买了第一杆洋枪，到一板一眼地练习瞄准射击，中国人竟用了半个多世纪。”他并把这归结成“中国当年每仗必败的原因。”近期我在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的《义和团史料》一书，觉得林达其文所论亦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类。张鸣先生的《瞄准射击》没有读过，所以不敢冒揣其真正用意，但就林达之文来看，这其中似乎很可以引出一些话头儿来。

仔细想想，中国人不会笨到这种程度。曾国藩、李鸿章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军用的也是洋枪洋炮，你能说他们的洋枪队全是草包，不会瞄准后再射击，都打不中人吗？中日甲午战争，虽然北洋水师打败了，但也击沉了日本的军舰，你能说他们吃了败仗是因为不会瞄准射击？（其实，把沙子当火药用，瞄的再准也没有用！）这自然又不得不说起庚子年间，董福祥率领正规军和义和团一起围剿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打了二个多月竟然毫无成效，难道真的只是中国人不会瞄准射击？一只苍蝇碰着玻璃飞不出去都会回旋着另找出路，何况人呢？中国人在调整角度上并不比别国人差。

我们现据《义和团史料》中的两份“私家笔记”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书中节录了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之一节：董（福祥）军攻使馆十余日不能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军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禄）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閤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回，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出，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而张怀芝的挚友江庸在《趋庭随笔》中对同一件事的追述更为生动：前参谋总长张怀芝子志，日前殁于天津。余年来与子志过从甚密，在沪闻耗，为之郧涕。子志壮年，识量胆气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炽时，方为荣（禄）相武卫军炮队长。一日诏谕荣禄炮轰东交民巷，荣禄立召子志轰击。子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局促曰：“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覆命。”子志笑曰：“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喜，语子志曰：“当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为荣禄所激赏自此始。

从上面二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不是不会“瞄准射击”。因此，林达把中国当年每仗必败的原因归结在中国人学不会瞄准射击，想必也是浅见了。其实，庚子年间的“战事”失势，倒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瞄准射击，而是因为清政府的糨糊政治。首先在战争的定义上，庚子年间政府和义和团的胡乱作为应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才对。它实在不是被我们当前渲染的这样――民族自救，爱国运动。因此，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现成的理解与认识”都应该受到质疑。

慈禧太后在“中国软弱的局势”中向世界宣战的勇气很快为女人不可避免的愚蠢所代替，而这样的愚蠢却是由当时朝廷中几个混蛋大臣造成的。这几个大臣用什么来迷惑老佛爷的？为了省事，今从李国文先生《老太太哭了》一文引几句出来：

御史徐道昆奏过：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洋鬼子的兵船，将不战自沉。（当时起于天津的红灯照也说：红光一照，可灭洋舰。）

御史陈嘉言奏过：他得到了关云长关老爷的亲笔帛书，言夷当自灭，老佛爷足当高枕无忧。

编修萧荣爵奏过：夷狄无君无父两千多年，这是天老爷假手义民将他们消灭的大好事。

尚书启秀上书过：使臣不除，必为大患。五台山高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而事实情况是，普济骑马横刀冲向西什库教堂时，被一枪击落马下。）

曾廉、王龙文建议过：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

御史彭述奏过：臣目睹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夷兵不足挂齿，何足畏哉。

然而事实情况也并非向李国文先生说的“整个朝廷，文武百官，全是诸如此类的一派胡话、鬼话……”当时就是否开战一事，在朝廷上有过争辩，那个被废的光绪皇帝头脑也还清醒，在议开战与不开战之时，他先慈禧太后上朝，十分动情地握着袁昶的手哭着说：“以积弱之中国，断不能敌强盛之列国，如必欲开战，则数千万之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他请求袁昶、许景澄几个臣子要力谏太后，不可开战。话还没完，太后就来了，其腐朽的威严吓的光绪不敢再说话了。虽然袁昶受到太后的训斥――竟敢握皇帝的手，但他还是拼死命哭谏，后来他们几个终于都搭上了性命。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弄臣总比直臣厉害！

1900年5月20日1点钟，慈禧太后召开紧急会议，“召见王公、贝勒、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先召王公、贝勒及荣（禄）、刚（毅）二相密议后，复同各汉臣　进见，太后宣布开战之议。王协揆文韶、许尚书景澄、恽阁学毓鼎、朱阁学祖谋、袁京卿昶、曾袭候广汉、胡京堂即胡文忠之孙及满员那桐皆力争。许云：‘现在各国兵舰云集，万不能开战。’刚云：‘有团民足恃。’袁云：‘臣曾微服往交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伏尸遍地，并不能避枪炮，究不足恃。’太后云：‘此系土匪，决非团民；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曾云：‘昔与日本一国开战，尚不能胜。今与各国开战，岂有胜理。’那云：‘城内不能作战。’恽云：‘即欲开战，所有各公使，宜照公法一律保护。’……刚遽云：‘无论如何，现在总以阻截西兵入京为第一要策，许景澄识洋务，当可派往。’于是，太后又加派那桐同往，而开战之议遂定。”

但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定要开战？真为保家卫国？为中国人出气？其实又是不然。庚子过后一位已不知姓名的作者在《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中写道：1898年（戊戌）8月6日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竟当时任事者，戮者戮而窜者窜，废者废而监者监。且太后欲揽大权，旋又临朝，爰即尽复旧制，举新政一扫而空之。从此，我皇上失势，旧党得志，荣禄、刚毅相继入相。荣以懿戚入枢密，又将大兵。刚则附和掌军机，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端邸载漪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周旋二相之间，欲使其子大阿哥溥儁早正大位。荣、刚、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之徒以得罪皇上，恐一旦复辟，不能自全，故其谋愈急。迨己亥冬，三五贼臣，乘两宫嫌疑之间，肆其簧鼓，百端媾煽，以谋废立，冀遂其私。诚以吾皇上御二十载，毫无失德，薄海臣民闻之，莫不忿怒。南方新党，又大声音疾呼，中外哗然，几激成变。各国使臣，群抱不平，竭力阻止，使不得行。（大阿哥之立实荣禄主之）。彼知众怒难犯，遂改弦易辙，立毅皇帝之嗣子，以掩中外耳目。揣其篡立之心，岂须臾忘者。由是痛恨外人干预其事，仇结愈深，徒以数谋废立，而西人数加阻止，若不去眼中之钉，何以为所欲为。适有拳匪聚众仇教灭洋之举，正中若辈之怀。”

由此观来，开战的诱因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而都是为一己之私,家族之私。而战开祸起之际，这帮乱臣全没了注意。在当时一封私家信件里，写信的人如此写到：“及天津失后，徐（桐）老始终悔恨，告人曰‘我与文山（按指崇绮）便是罪魁祸首矣。’刚中堂（毅）亦有统带团民之责，并曾自己骑马带团往打西什库，被人一排枪打来，伤人无算，退后者将老刚挤下马来。几乎踹死，真可谓奇谈焉。连日荣中堂（禄）在军机处肆口痛骂‘一班浑旦，将事弄糟，此时叫我一人作难’云云。礼王在旁痛哭，谓刚云：子良，你何不上法打他。刚自恨只病不死，（时刚多病，不敢请假。）”如此总总，真个让人哭笑不得。李国文先生说：老太太哭了。这时她不哭才怪！

回之前文，中国人仗打不赢并不是不会瞄准射击。而是政府多是不负责任的人或想负责任却负不起责任的人。而当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果断的态度拒绝义和团，而让山东境内人民安宁不少。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据中国东南几省，朝廷宣布全国向外人开战，而这几位逆旨不遵，拒迎义和团南来，才使得中国东南地区平安无事。这其中的是非曲直真需要我们今天的人再好好思量思量。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岸，老太后一帮人仓惶西逃，并授命李鸿章代表清廷和诸国谈判议和。

李钟琴在《由庚子国难愤青的虚火》一文中说：“列强见‘教训’一下清政府的目的已经达到，遂接受清政府乞和。李鸿章在北京与列强软磨硬缠了十个多月，慈禧听说列强同意不将她列为必须惩办的‘祸首’，顿时松了一口气，遂命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十一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为什么要赔四亿五千万两呢？据说，侵略者认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因此‘一人一两，以示羞辱’。世人皆骂李鸿章为‘卖国贼’，又岂知李鸿章的难处！清政府战败，名则议和，实是向战胜国投降，战败国有什么资格与战胜国签订平等的协议？《辛丑条约》签订才过了两个月，李鸿章便呕血而亡。”

1902年梁启超在写《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时评说的：“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故，所由来渐矣。” 试问今日，我们又有多少撞钟人，恐怕也为数不少吧！当然，还有些即使做了和尚也不撞钟的！中国人不是草包，少的也许只是仁心公德和真正的责任心。


　　　　　　　　　　　　　　　　　　　　　　　　             ２００７年１月19日于佘山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修改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