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往事之西开大院的故事

山人

“西开”顾名思义是指旧时天津“英法租界”西边的一块开洼地。而“老西开”这个词，从何时用？出何人口？现已不可考。流传下来的说法，就是“西开”很老了，从它整体建筑的面貌格局就可以窥见一斑。今天的南京路在当时是一条河沟，叫墙子河，河上搭了一汉白玉石桥，为了连接起西开和法租界。（此说见赵雅伯神父著《雷鸣远神父传》一书。据高景云执士回忆，连接西开和法租界的是钢铁栏杆桥，没有过汉白玉石桥，他年轻时常从桥上过往。）教堂正对着滨江道，教堂左挎西宁道小学，西宁道小学前面，现在国际商场及天津中心两幢高楼所占用的土地是教会购置后又转卖给当地人，当地人在此开了些小商铺，还有一个较大有典当行。西宁道小学后面原是教友当中几个有钱人家的住宅。越过独山路，与几家住宅并排着的是若瑟小学；教堂右挎着神父楼，进入神父楼这个院落，前后院的几棵老树，还枝繁叶茂，依然把堂院影罩的绿荫浓浓，春日里，散步在宁静中，外面的世界不论多嘈杂，似乎都打不破这神奇院落的宁静，这宁静延续了这片教会建筑群的整体风貌，虽然解放后斜对面的法汉中学（今天津二十一中）被归并，和西开大院连成一体的仁爱会创办的医院（今天津妇产科医院）被割裂。教会属地虽已不再完整，但在西开大院里，这种宁静却依然坚强地存在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在西开大院呆的时间多了，闲适的心情让眼睛留意许多以前不曾留意的事物。清晨，推开窗，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一树的白海棠旋即映入眼睑，坐在桌前，透过窗，在枝杈嫩绿的摇摆中，展着双翼的雪白天使若隐若现。我不清楚那几棵斜弯着腰的老槐树能不能见证西开大院的所有风云故事，但我相信刘姓大爷给我说的话：五十九年前文贵宾主教离开天津的那天下午，正在院内玩耍的他，从同一扇窗户看进来，主教打卷起自己的行李，在屋内来回走着的时候，玩耍的孩子旁边一定站立着当时还年轻着的这几棵槐树。它们也许可以成为老西开所有故事的见证者。


在《外国人在旧天津》一书中，曾记述了文主教离开天津当天的情景：1951年5月28日下午3时许，刚从天津公安局回到西开教堂的文主教，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打点行囊。他得到了通知，终于成为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中国人民要将他驱逐出境。这时他的心情极为复杂，门外几个工作人员等着他，他明白，走出这个门，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这间居住了30年的房屋，而且，西开教堂主教府邸只能成为他余生又一处魂牵梦绕的地方。他默默打点着，没有一个教友在他身边。终于，他打点完了。他多想让时间慢下来，好让他在这里多呆一会儿。然而，房门外面的脚步声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拿起私人用品乘“专车”直奔塘沽。下午4点整，在公安人员的押解下，主教准时出现在现在的塘沽码头上，没有人为他送行，只是同他同乘一船的几个意大利人和他点头打招呼。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这时的羊逃散的空无一人。


有人说，历史像一个温顺的小姑娘，你想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可以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书中写的“史实”是：1951年4月7日，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正式宣告成立，给予文贵宾最致命的一击。爱国神父和广大教友勇敢地站出来与文贵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此后，文贵宾再不敢公开出面活动。5月4日，中国神父要求审查天津教区的经济情况，并责令文贵宾交出账本和资金，这时文贵宾才说整个教区只剩下近2000万元（旧币）的资金了！面对质问，文贵宾只得承认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完全违背了“法典”。


这里的“法典”一词用的十分有趣，由此可以看出这基本上又是一场内讧。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教会不自相纷争，那么谁也不能打败她。中国神父在当时受歧视，遭不公平待遇是事实，这对整个殖民时期的中国教会来说，是很普遍的现象。马相伯和马建忠弟兄二人同入耶稣会修院。马建忠中途“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的那一年，三十一岁的马相伯祝圣为神父，却在1876年，三十六岁的年头，以“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为由，退出耶稣会，并进入官场，从此做了一条“只会叫的狗”。他老年时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895年，马相伯的母亲临终前对从上海赶回来的相伯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从马母的临终遗言里，我们可以辨别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母亲临终前的责备让马相伯深深自省，这直接导致了他在母亲死后第三年（1987年）与教会合解，并在佘山做了长达一个月的避静神工，彻底反省了他与天主、教会和耶稣会的关系，从此息影土山湾，过起了隐修生活。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都不能让我们背弃信仰内的虔诚与仁爱。文贵宾主教从1920年入主天津教区起，直到1951年离开天津，他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三十一年之后，换来的却是：“爱国神父和广大教友勇敢地站出来与文贵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不亦悲夫！


其实，教会本地华运动在雷鸣神父、马相柏、英敛之等人的鼓动下，形势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袁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本地化的目标是要使天主教能在中国的新形势下更有效地做福音的传播工作，在策略上，尽量利用中国人发展教会。为了实施天主教本地化。教皇庇护十一先后于1922年和1932年两次派特使到中国活动，大力增加中国籍神父和为中国神父祝圣，将他们升为主教。18世纪时，中国籍神父只有15人，19世纪上半期增加到33人，1900年时为370人，到1933年达到1600人；中国籍主教在1936年也增加到 23名。”由此可见，大家都在努力改变着。赵雅伯神父在《雷鸣远神父传》一书写道：“中国司铎们能够是好助手，但是要他们服从，不能让他们独立，因为一独立，便有裂教的危险。”这是当时法国遣使会的主教神父们不愿意重视中国神父的理由。理由虽然可笑，亦极具国家主义色彩，可是，1951年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似乎在向我们强烈地在诉说“先知的预言”，可悲的实现了。好容易才逃脱了“狼口”，却又轻易地闯入虎穴。不自主的身份并没有变，反而更厉害了。现在的中国教会遭遇着更糟糕的麻烦，她正被人以爱国主义为工具，挖空她作为一个宗教主体的一切意义。也许这将是一个比“裂教”更恶劣，更可怕的后果。


《外国人在旧天津》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当年文贵宾主教离开天津时，递交给当时政府的一份“供词”，现录之如下：


一、刘益民神父在国民党时期组织反动的武装，有害中国人民，我没有摘他的神权及在教内给以任何处罚。

二、圣母御侍团（即圣母军）是我在天津组织的。

三、法籍神父司仪芳曾做美国间谍，我没有在教区给他惩罚。

四、比籍神父雷震远在天津成立特务组织民众建国协会，我没有阻止教友们参加。

五、我曾反对革新运动，亲笔起草《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送给南京黎培里印发。

六、我曾散发《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恐怖的共产主义》、《学习资料》、《圣而公教会》等反对中国人民，反对革新运动的小册子。


这份“供词”还有一条是关于“徐树强财产问题”，笔者觉得和信仰没有太大关系，故没有录入。关于徐树强，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因此，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极有可能又是一则把大象关进冰箱的故事。话说如何把大象关进冰箱？首先公布计划，生产一种能装进大象的冰箱，动员国民捐款，实际上并不生产。然后，抓一只猫，让猫在强烈的政治攻击下承认自己是大象。下来收买证人，证明大象已经被装进冰箱里。再下来派出学者教授通过各种媒体证明猫和大象的亲缘关系，反复强调猫是大象的祖先，以绝后患。最后，组织全体国人学习用冰箱关大象的经验，写出深刻的体会，并学会举一反三。这样的套路我们都不会陌生，因为，它还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盛行着，甚至依然主控着我们的生活。


西开大院有许多故事，前文提到文主教的一切都曾在这里上演，并在这里落幕。在这个物是人非的院落内，曾容纳过多少人的悲欢离合，承载过多少人的抱负理想，又见证过多少人的辛酸泪水。教堂应按安慰受伤的心灵，在孤单和绝望的时候，让人于此感受位格神及与他共融所带来的存在性的平安与爱，它应是流满蜜汁和纯净活水的泉源。埃及有句谚语：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在时间面前，在这个存在了近百年的院落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是一群没长大的孩子……

以善胜恶

值得思考的是：
      虽然“西开大院里，这种宁静却依然坚强地存在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将来”我们要以何种面目面见殉道谢福音神父、殉道吴文生神父、仁爱会10位殉道修女以及亲笔起草《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的文贵宾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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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开”顾名思义是指旧时天津“英法租界”西边的一块开洼地。而“老西开”这个词，从何时用？出何人口？现 ...
山人 发表于 2010-5-31 14:54

    如果当初不祝圣任何中国人为中国主教，可能爱国会实施不了自选自圣。但是有利就有弊，弊端是中国教会会没落，和东正教在中国的命运一样。

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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