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来英国王室与圣座的关系极简史

修公爵

4月9日，在意大利访问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到梵蒂冈拜会了久病初愈的方济各教宗。目前我们仅能从一张照片窥探这一外交活动：面荣略带浮肿的教宗坐在沙发上，身体仍显虚弱。查尔斯国王面带微笑，手里拿着礼物，而卡米拉王后则俯下身子与教宗握手。场面十分温馨，像极了晚生后辈两口子看望叔、伯、舅舅的场面。

但众所周知，英国王室和圣座的关系并不一直这么亲密，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二者之间的历史。

（一）、英国对圣教会的迫害

当年亨利八世裂教期间，迫使英国国会在一五三四年通过了《最高权力法案》，声明英国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元首，正式宣布和罗马教会脱离关系，以王家最高权威来代替教宗对教会的管理。随后，亨利八世又把各隐修院的财产没收，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赠送给英国的贵族，他这一步棋棋高一着，于是分得财产的贵族便俯首贴耳地对他表示服从。

当时大部分主教和神职人员屈服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权势之下，但是也有许多忠贞的神职人员，尤其是修会会士，英勇抵抗，甚至殉道致命而死。比较著名的有罗吉斯脱的主教若望.费舍尔，他在1535年遭到逮捕，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在其被逮捕后擢升其为枢机，因而触怒了亨利八世，他扬言“一定要在费舍尔祝圣接受红帽子以前，立刻就叫他人头落地。”费舍尔在被送上断头台时，高声诵念天主教的信德誓言，然后跪在断头台下咏唱着“赞颂感谢天主”和“我曾仰望上主”的圣咏，然后从容走上断头台，被斩首殉道而死。

还有一位曾经身处高位的教友托马斯.莫尔。他是欧洲文明史上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乌托邦的提出者之一。他本来当过大法官、国会发言人，亨利八世还任命其为首相。但在裂教问题上托马斯.莫尔与国王发生分歧。他拒绝参加安妮·博林在1533年6月的“王后加冕典礼”，亨八对此龙颜大怒。到了1534年4月，莫尔更是拒绝宣誓承认《最高权力法案》，这等于从本质上拒绝接受英王为英国国教最高领袖的地位，于是莫尔被判处死刑，财产充公。1535年7月6号，在费舍尔殉道后的15天，他也被押往刑场，在断头台上，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是国王的好仆人，但天主排在首位”。

宗座英格兰学院有个“红皮书”，记录了英国裂教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在该学院毕业回到英国传教而惨遭杀害的神父们的名单。许多学生在伊丽莎白一世晚期以及17世纪抵达罗马后，都重新取圣名和姓氏，以便躲避监视学院的英国政府间谍。

（二）、圣座与英国、英王室关系的缓和

到了十九世纪，圣座与英国的关系略有缓和。当时英国政府向罗马派了代表，但不接受罗马派代表到伦敦。

19世纪下半叶，有几个事件促使大不列颠和梵蒂冈更趋接近。第一件事是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于1859年2月对罗马的访问。然后是188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50周年庆典的时候，教宗派了一个蒙席作为特使传达他对女王的祝贺。根据外交礼节，女王任命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作为特使于1887年12月17日去向教宗表达她的感激。

进入二十世纪，英国王室和教宗开始沟通。1903年，爱德华七世国王在访问意大利时会见了教宗良十三世。然而，他并非以国王和英国国教领袖的身份会见教宗，而是以私人身份，因为英国国王以官方身份访问被认为不合适。

1923年5月，教宗比约十一世在梵蒂冈接见了乔治五世国王和玛丽王后，进行了25分钟的会谈。玛丽王后身着传统的黑色礼服出席了此次会面，国王和教宗交换了肖像。

英国于1914年在梵蒂冈设立了使团，但两国的外交关系并非建立在互惠基础上。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战双方都竞相拉拢意大利做盟友，罗马成为阴谋诡计的中心。英国决定向罗马派1名公使与教廷接触。1914年12月，拥有公使衔的天主教徒亨利·霍华德爵士(sir Henry Howard)，到达罗马。1916年霍华德退休，康特·德·萨利斯(Count de Salis)被任命为驻梵蒂冈的公使，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署。但在那时，英国在罗马的外交使团仍然被看作是临时的。

1929年墨索里尼和教宗签署了《拉特朗协定》，这个协定承认梵蒂冈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英国随既也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地位。但是1935年5月20日，教宗比约十一世正式将若望.费舍尔和托马斯.莫尔封圣，英国表示不悦。声称国王不可能“派特使去宽恕为保卫教皇的利益而反对宗教改革的所谓‘圣人’，因为这可能会被解释成国王认可反对他的王位的叛逆罪”。英国在罗马的代表温格菲尔德(Wingfield)仅仅被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仪式。

由于长时间在伦敦没有宗座的代表，在外交上就比较尴尬。1935年7月英国外交部得知威斯敏斯特总主教欣斯利(Hinsley)要求国王乔治五世接见，要递交一份教宗“关于当前局势”的个人信息。外交部认为欣斯利总主教“不是与教宗沟通的渠道，也不是圣座的非官方外交代表”，因而来自教宗的信息应该首先通过外交部转交给国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咨询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之后，外交部决定接受来自梵蒂冈派出的宗座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升了“事实上与所有在战争期间没有与德日站在一起的国家的大使地位外交关系”。英国跟随了美国的政策，把其他仍然保留着的英国代表团级别提升为大使馆级别。不幸的是，“英国驻宗座的外交使团的地位没有变化”。

（三）、圣座与英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开始，英国王室与圣座的沟通日益频繁，她拜见过除保禄六世以外的所有教宗并创造了英国君主首次对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的历史。

1951年，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会见了教皇比约十二世。

1961年，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宗座宫拜会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到了1980年，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当时，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成为500年来首位对梵蒂冈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受到了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接待。

1982年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要访问英国，双方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于1982年1月被最终建立起来。为欢迎教宗的到来，伊丽莎白女王在一次说：

吾人支持普世各基督信仰团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一共融运动，并祈求教宗陛下来访我大英之际，吾人能以新的、建设性的眼光辨析或合一、或分离的诸多理论。

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英国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他是亨八裂教后首位踏足英国土地的教宗。2010年，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曾访问过英国。双方之间实现了正常交往。

查尔斯三世国王在还是王子时，也曾与教宗方济各会面。事实上，他还出席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封圣仪式，纽曼枢机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反天主教英国的神学家。查三加冕的时候，教宗特使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出席了庆祝活动，这是自 1553 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壮举。方济各宗还向英国君主赠送了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真十字架的碎片。

这次查尔斯和卡米拉这对半路夫妻来到梵蒂冈，教宗甚至祝福他们的二十周年婚姻。关系显得十分亲近。

（四）、反思

很多人沉浸在历史中不能自拔，或者说不愿意自拔。比如梵二后圣座取消了对称呼东方教会为“分离的兄弟”，取消对其绝罚。但很多东方教会的伸长、教友仍对十字军耿耿于怀。

如果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显然希腊正教会忘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当然，他们可能不觉得是伤害，甚至希腊正教会与英国国教圣事共融。同样，莫斯科宗主教区也忘记沙俄、苏俄对他们的迫害，现在的宗主教甚至是总统的“辅祭童子”。显然这种有选择的“记仇”会遮挡住自己的视线。

而英国和圣座忘记过去，着眼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