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8-24 04:42 编辑
利玛窦神父卒于明万历三十八年(主历1610年),他以为中国的男子都是温文尔雅之辈,却没机会看到中国人气冲斗牛、英姿勃发的热闹场面,二十年后,面对日期猖獗的建洲女真“辫独分子”,中国人不高兴了! 先是英勇的北京市民生吞活剥了袁崇焕。 明末万历年间,女真人在头几天发洪水的辽宁新宾境内崛起,威胁明帝国的统治。这伙“辫独分子”逐渐征服辽阳、北镇等战略要地。崇祯皇帝即位后,任命袁崇焕为国防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兼东北、华北军区司令员(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专门镇压这伙分裂主义者。 袁崇焕巡抚辽东后,用耶稣会士们提供的“红衣大炮”将进攻宁远城的“辫独分子”头目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击毙,取得“宁远-觉化大捷”。 但袁大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论素质,明军根本不是辫子兵的对手,于是提出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并遣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顺坡下驴,谋求议和。 这本来是件好事,没落的明帝国可趁机整顿武备、待合适的机会一举消灭“辫独分子”。 然而这合理的战略却遭到了朝廷的傲慢拒绝。比如辽东督师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 后来,发生了“己巳之变”,皇太极利用“反间记”,使袁崇焕由“民族英雄”变成了“叛乱分子”, 袁崇焕被判“凌迟”,芦笛先生在其文章《悲剧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剧》中写道: 满怀义愤的北京市人民把国之干城、撑天独柱活活吃了。袁大帅的肉给炒到一钱银子一片的高价,人民咬一口他的肉骂一声“汉奸”。只要身有一钱银子,作这样的爱国志士实在既轻松愉快,又热闹过瘾。…… 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从此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百姓是如何的善恶分明、深明大义,对“辫独分子”是如何地深恶痛绝! “吃奸救国”后,又发生了议和不成杀大臣的闹剧。话说崇祯末年,内忧外患。内有闯贼和献贼的“人民起义”搞到朝廷五痨七伤、摇摇欲坠尽;外有满洲“大国崛起”,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崇祯皇帝一看大势不妙,于是密令国防部长陈新甲背着朝臣去与大清秘密议和。不料消息走漏,举朝大哗,爱国群众群情激昂,崇祯只得杀害陈新甲灭口。金庸叹道:“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的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参见芦笛先生的《袁崇焕与吃奸救国的丑剧》)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明末的干部、群众是多么地富有正义、英明果敢的。然而,吊诡的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主历1644年4月25日),闯贼攻入北京,如坐针毡的崇祯皇帝在紫禁城中看到正阳门上飘起了三盏孔明灯(相当于现在的红色警报),知道大势已去,到景山上吊自杀了,陪同他的只有一个老太监。我们没有看到北京人民奋勇抗敌、舍生取义的壮举。还是在这一年满洲鞑虏攻入北京,勇敢的北京人民也没有拿出当初吃袁崇焕的激情,而是乖乖的剪掉“受之父母”的毛发,扎上“金钱鼠尾”的小辫子,做了大清的顺民。 梁启超曾经说过: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梁任公的这段话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清中期来华的约翰·巴罗在其所著的《我看乾隆盛世》中指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同上)。” 实际上英国鬼子老巴只看到中国人在官府的大人们面前跪得瓷实的一面,而没看到中国人民“翻天覆地概而慷”的一面。如果官府放开一道口子,激情万丈的中国人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破坏力。“庚子拳乱”中的义和拳、红灯照,洋兵没杀死几个,却杀死无数所谓的“二鬼子”;文革中的红卫兵消灭已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地富反坏右”上千万人;去年“九.一五”的“爱国贼”,没有一个试图登岛,而是群情激昂地打砸自己的同胞。然而,附了魔的爱国贼们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领导们的考斯特豪华中巴、军队的陆地巡洋舰、警局的奥运版皇冠,他们是绝对不敢碰一下的。 在这里,我们无意指责自己的同胞,英国鬼子巴罗在二百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战国末年开始,商鞅从军爵及愚民政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蒙古人的残暴、朱元璋的钳制思想、满清的文字狱,凡此种种,将中国人打造成一个欺软怕硬的种族。因为“欺软”的代价是零,阿Q欺侮小D、小尼姑,没有法律来制裁他,反之他被赵老太爷扇嘴巴子、被官府炮制的冤假错案枪杀,也没人替他伸冤。而胆敢以下犯上,那便是死了死了的干活,“欺上”的成本是无穷大。所以,经过两千多年集权社会的改造,中国人摸索出了特有的智慧,那就是对上而言,老虎屁股摸不得,识时务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下而言,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每当我史记,看到先秦士大夫的高贵品质,如宋襄公的仁、豫让的义、尾声的信、荆轲的勇,我都喟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经过改造后的中国人的这种民族性实际上已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银色地平线举的那个例子(貌似袁腾飞的段子):90年代初,波兰物价一上涨,去买菜的波兰女人就会集体到苏联府邸抗议,扔鸡蛋等做法。而我国妇女很传统,物价只要一上涨,第一件事就是回家骂老公没本事挣钱。 老夫上了天主教在线后,发现一幕幕吊诡的现象:每年都会发生主教、神父被抓、被打事件,但天主教在线无人转载与评论。反之,如非法祝圣、“非法共祭”发生,则必会成为热议话题。但义正言辞的网友们会自觉地遵守评论底线,只抨击教会的神职人员,绝不评论在爱国会中拿工资、“比照公务员待遇”的人,至于后台大老板,更是讳莫如深。最极力“反对爱国会”的那么三四个人,又最拥护中式“爱国主义”。我曾问“最正宗的罗马天主教徒”,你所拥护的政党,治理下的国家出生需要官府批准,喝毒奶粉、饮地沟油、吸毒空气、缴冤大头税,持二X护照寸步难行,你不觉得可耻吗?正宗的罗马天主教徒回答:还有谁被赶下皇帝的宝座逃出京都在一个岛上苟且偷生的更可耻? 我问三遍,同样的答案他答三遍,可见,在这位“罗马天主教徒”心里,谁拳头硬,谁就光荣,这种完全违背天主的伦理价值的观念,只有在动物界和中国这样烂污国家能找到。 (题外话兼布告) 老夫多年来研究民族性对宗教的反作用,也就是说并非某个人领洗奉教之后,立即具有圣神七恩,结出圣神的九种果实。恰恰相反,某些民族性的东西,会对信仰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比如老夫早年研究的“上诈下愚的中国基督教”,就是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化,已将中国的“更正教”演变为“第四教派”。 老夫再次声明一个观点:在这个论坛里,你可以吹牛X,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物。因为吹牛是你的言论自由,属于天赋人权。但当你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人物时,不要靠损害别人的名誉权而抬高自己。凡是矛头指向老夫及老夫的神长的,老夫绝不会坐视不管、佯装不见。 此布,昭告宇内。 你们的教友:伯多禄 伊纳爵 修成铁 Petrus Ignitius Shiu Chengt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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