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1-28 11:38 编辑
今天是圣福若瑟（Joseph Freinademetz，1852年4月15日－1908年1月28日 ）神父的瞻礼，福神父是我信教那年（2003年）被先教宗若望保禄第二封为圣人的，所以我对他有特俗的印象。我记得封圣的一个圣迹是一个日本青年因他的转祷而获治愈的圣恩。我曾采访过房兴耀主教，房主教饶有兴趣地讲某年鲁西南大旱，民不聊生，饥民遍野。福神父怜悯这些饥民，但他手里只有两个馒头，神父祈祷后，也行了一个“掰饼”的奇迹，用两个馒头赈济灾民，使他们饱馀。
下面的博文，摘自董保禄的博客：
1月28日是中国传教士圣福若瑟（Joseph Freinademetz）神父去世105周年的纪念日，而为了不要和圣多玛斯·阿奎那的纪念日叠加，教会立1月29日来纪念圣福若瑟。然而，由于这是一位封圣还不到十年的“新圣人”，许多人对他尚不十分熟悉和了解。鉴于此，本文将就福若瑟的生平事迹向读者作一介绍，希望大家能更多了解这位为中国的福传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的精修圣人。 福若瑟于1852年4月15日出生在提洛尔（Tyrol）的南部。该地过去是奥地利的一部分，但现在属于意大利。结束修院培育后，二十四岁的福若瑟于1876年晋铎，开始在自己教区的圣马尔丁堂区担任副本堂职务。然而，早在修院学习时就渴望成为一位传教士的他，在一份杂志上知道了一位叫杨生（Arnold Janssen）的德国籍神父刚刚在荷兰的史泰尔（Steyl）创立了一个专门培养传教士的圣言会，于是写信联系杨生并征得主教许可后，加入了这个白手起家的新修会。又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同另一位会士安治泰（John Anzer）神父一道，福若瑟成了最先被派往中国的圣言会传教士。1879年，他们先到了当年对圣言会的成立曾起过启发作用的高主教（Giovanni T. Raimondi）所在的香港教区，开始第一次品尝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开始福传和牧灵的工作。一年半以后，他们又离开香港来到了山东南部以前方济各会负责的传教区。
在此后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福若瑟奔波于齐鲁大地的许多偏远乡村，为晚清时期处于内忧外患、贫病交困的中国人民带去了基督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在他担任圣言会省会长期间（1901-去世），和因安治泰主教（于1886年晋牧，1903年在罗马去世）回欧洲办事而数次出任代理主教时，他带领数十位中外籍神父和修女们，开办了诊所、孤儿院、学校、修道院、印书馆等社会服务和文化机构。与此同时，还和当地政府官员和儒家学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882年当福若瑟和安治泰初到山东时，从方济各会手中接管的天主教友只有158名，望教者687名。但在福若瑟去世前后，天主教友已经增加到50,000人，还有40,000左右的望教者。而小学和中学分别从无发展到了75所和6所，共有学生1,270人，收养的孤儿有871位，老人有92位。 曾经和福若瑟一道工作多年的韩宁镐（Augustus Henninghaus）主教（1904年晋牧，接替去世的安治泰），一直把福若瑟视为他心目中的圣人，而且为他的封圣过程搜集了许多资料，最终写成了关于福若瑟的第一部传记。1975年10月19日，福若瑟与会祖杨生神父被教宗保禄六世列为“真福”，2003年10月5日，二人又一起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 对福若瑟神父一生的简要回顾也许会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概念：福若瑟天生就是一个为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而来的圣人。然而，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冰冻三尺并非一夜之寒！福若瑟的成圣道路亦非囊中取宝那么简单容易，而是经历了许多煎熬与折磨的结果！ 艰难的适应和转变过程 来自美丽宁静、充满了天主教信仰氛围的小山村的福若瑟，内心充满了要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拯救人灵的热火。然而，立足于当时本地天主教友总共不到一千人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他不但感到失望，而且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他发现虽然对基督信仰和洋人神父感到好奇的中国人，其实更倾向于民间传统的宗教习俗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而写信给家乡的亲友恩人们说：“中国真是魔鬼的国度。你几乎每走十步就会看到各种地狱似的图像和各种邪恶的情形。人们在这里呼吸的空气都充满了邪教的味道！……造物主没有赐给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的才华。他们无法对更高尚的思想产生任何感觉。” 1883年春，到达山东一年后，他因好几次被当地人蒙哄欺骗，内心更是充满了偏见地这样写说：“你会发现中国人共同的缺点。许多人都不诚实，他们说谎欺骗、虚伪不实……你如果对他们好，他们会占你的便宜，你如果就事论事，他们就会抛弃你甚至成了你的敌人。不左不右又会如何呢？仍然困难重重……”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的福若瑟却好像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但在外貌方面，他完全成了一个中国人，以至于按当时人的习俗也给自己做了假辫子，而且还渴望死了也要和中国人在一起，包括在天堂里。在1892年2月9日写给家乡恩人Weber of Sottru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越来越爱我亲爱的中国人，我唯一的渴望就是要和他们共同生活以及在他们这里去世。我现在已经更多是一个中国人，超过了提洛尔人的身份，将来在天堂里，我也要继续做一个中国人。” 及至他在中国不间断地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他似乎已经完全站到了中国人一边，开始为中国人打抱不平了。1902年5月28日，在写给他家乡的代子的信中，他这样说：“现在带给我们和可怜的中国人麻烦的，恰恰是许多纷至沓来的腐败而又无信德的欧洲人。不错，他们是基督徒，但其实比没有信仰的人更糟糕。除了赚钱和享受人世间的快乐外，他们没有其它的追求。……中国人并非敌视宗教，如果今天的欧洲就像过去那样充满了基督精神，我坚信全中国都会皈依基督信仰的。” 如此前后判若两人的转变过程绝非一个简单的魔术就能实现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适应和磨合，甚至是脱胎换骨。正如福若瑟自己到达香港后不久于1879年4月28日给他父母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重要的任务是要从内心中产生改变：明白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习俗并学习他们的文字和才华。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需要一些痛苦的手术才行！” 那么，福若瑟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中，都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术”呢？ 与当地人同甘共苦的生活 正如前文所说，福若瑟在山东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尽管一些长期在中国传教的老修会，如耶稣会、方济各会、遣使会等，此时已在中国各地站稳了脚跟，但对于初来乍到的圣言会会士们，特别是在山东偏远农村生活和工作的他们，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面对窘迫的环境，福若瑟满心喜悦地接受了贫穷的生活。他对自己毫无所求，只要是自己有的东西，他都愿意与他人分享而且总是将自己多余的东西送给穷人。他外出福传牧灵的生活像个吉普赛人一样：在一个近乎失明的教友的陪同下，他有时骑马或骑驴，有时坐马车出行。不管去哪里，他都努力使自己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行李非常简单：一张席子、一条毯子和一个枕头——只要能睡觉就行。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就近的村庄里过夜，和普通人的生活一样。 也正是由于这种和当地人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生活，福若瑟养成了俭朴、神贫的生活作风，而且也希望与他共事的会士们都能这样做。为了准备在1892年夏天召开的教区会议，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效法基督和那些伟大的传教士们的贫穷，尤其是因为我们也靠穷人的捐献而生活。如果我们铺张浪费，那些无衣无食的穷人以及那些本来可以得救但却失落了的灵魂们，就会指责并控告我们。” 经历各种阻力和危险 早在当福若瑟动身去中国时，他已经意识到他必须要跟迫害甚至流血致命打交道。尽管常常被称作是“洋鬼子”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可怕，但它却刻画了中国人因为长期被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而对外国人产生的排外和仇外的气氛。虽然福若瑟在面对这些侮辱时并不好受，但他并没有被它们所吓倒也没有让它们阻挠自己的工作，更没有逃避死亡的威胁。在这方面，从如下几个广为人知的事件上就可以略见一斑： 1889年3月23日，福若瑟和另外两位本地的传教先生在单县被一伙仇教者围殴。他们抢夺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并有意要把他们打死。“他们扯我的头发、扭我的胳膊，有人还从土堆上抓来一大把土抹在我脸上，”福若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尽最大努力向他们做最后一次讲道。”也许正是这样的做法才救了他们的命：那些暴徒最后变得目瞪口呆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洋鬼子”在临死前不是诅咒仇恨他们，而只是坚持宣讲他的信仰而已。 除此之外，不论是1897年11月1日夜里，两位圣言会会士能方济（Franz Nies）和韩理（Richard Henle）神父在巨野被大刀会杀害，还是1898年11月9-11日，薛田资（George Stenz）神父在日照街头被人虐待、1900年义和团起义爆发后，福若瑟都不顾个人安危地要么为受害的会士处理后事、寻求帮助，要么为了照顾受攻击的中国教友们，径自从专为外国人提供的避难地回到了他最初的传教站坡里庄。要做到这些，一个人除非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是很难做到的。而事实上，福若瑟一直都在准备着为信仰和福传殉道致命。正如他尚在荷兰的史泰尔会院等待去中国时，于1879年2月18日给自己家乡的亲人们写的信中所表达的那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很不容易，因为我和你们在一起时快乐无比。如果是为了世上其它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做出这样的牺牲，但为了我们的好天主，我会这样做的，并且还会感到快乐满意，尽管我也许会面对一千次死亡。我知道：我总不会缺少上主的恩宠。” 充满爱心的人格与精神 福若瑟之所以能将他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的福传事业，是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爱的火焰，以至于不光是他的会友们和中国教友们，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们也都对他的圣善、谦逊和献身精神赞不绝口。他曾给他的会友们这样写说：“圣神是爱。爱和热情对一个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其它更重要的东西。福传工作是一个爱的工作：一个传教士越是充满了爱，他就越是一个传教士……福传必须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活动。只有当天主的爱倾注在我们心中后，福传才会发自内心。‘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这句祷文应当让我们心中的热火持续不灭……我应当时时刻刻号召你们去祈祷、刻苦、奉献和牺牲，多多益善、坚持不懈，因为这样是为了灵魂的好处，为了天国和天主”。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上，他这样说：“只有爱的语言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而能够让福若瑟心中的爱火保持长燃不熄的秘诀，就在于他对祈祷的热衷和坚持。作为一个祈祷从不间断的人，他曾这样说：“你花在祈祷上的时间不应该多于花在不祈祷上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呼吸，你就应当有时间祈祷。为什么呢？为天主的光荣呼吸就是祈祷；好好地去生活就是祈祷，带着超性的念头工作就是祈祷；吃吃喝喝、睡觉、玩乐都可以是祈祷的形式。祈祷的意义不在其它，就在于居心向上、仰望天主。” 福若瑟从来没有因他的生活和工作而接受过任何特殊的赞扬和勋章，他甚至还推辞了做主教这样的殊荣。即使他已经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福传的工作中去，甚至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还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相反，他总是担心做的不够。就在他染上伤寒病，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一位叫布恩溥（Theodor Buecker）的神父代表所有人向他表示感谢和告别，请他祝福了大家和整个传教工作，同时也向他郑重许诺说：“我们要以您的精神继续工作！”福若瑟以苍白的脸色和微弱的声音微笑着说：“你们要以我的精神继续工作吗？我并没有把每件事情都打理好！” 1908年1月28日，由于在照顾伤寒病患者时被感染，福若瑟在今天离山东济宁不远的岱家庄会院中不治去世，享年仅五十六岁。自始至终，他从未回过他深深眷恋着的祖国家乡。 结语 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写过这样一首七律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虽然该律诗描述的是一对情侣忠贞不渝的相思爱情，然而，我觉得用它来比照福若瑟神父作为一名外籍传教士，既对家乡父老乡亲充满了思念之情，又对中国人民充满了热爱和眷恋之情，实在恰当不过。而他的这种“为什么人而成为什么人”的奉献和服务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教会中，更值得我们大家崇敬和学习。 最后，我希望引述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于2008年8月5日访问圣福若瑟故居时的讲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希望它能带给我们对今日中国教会和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反思和启示：
我要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如此伟大的一位圣人，圣福若瑟，他不但指给了我们生活的道路，同时也成了教会未来的一个标记，他是一位极具时代意义的圣人。我们知道中国在政治、经济生活以及在各种思想生活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伟大的国度要向福音开放。圣福若瑟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把任何文化和任何民族排除在外，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期待基督，因此不会被上主所摧毁，反而将因此而臻于成熟。圣福若瑟，就如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愿意在生死上都像个中国人，甚至在天上也愿意是个中国人。就这样，他在理念上认同了这个民族，他相信这个民族必将向耶稣基督的信仰开放。现在我们祈祷：愿这位大圣人鼓励我们每个人在今日重新度信仰的生活，走向基督，因为只有基督，能够团结各民族，能够结合各种文化。我们也祈求圣人赐给许多青年勇气，敢于奉献整个生命给上主和祂的福音。 在天堂里的中国人，圣福若瑟神父，请为我们转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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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8 11: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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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天父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来自天堂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