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弥赛亚”观

李野航

有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士从红歌《东方红》的歌词中抓住了其所反对的意识形态的逻辑“把柄”，说：《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东方红》则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到底有没有救世主？

如果，将问题引向精神分析学的维度，来自自由主义人士的诘难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因为这两句看似矛盾的歌词透露着同一个需要被“翻译”却无比真实的信息———“救世主”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人不如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又必然会投射于一个具体的客体。这种集体无意识原型就是“弥赛亚”原型。在这个意义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的意思是说“救世主”是内在于我们自己的某种东西（“全靠我们自己”），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意思是说内在于我们自己的某种东西必将在一个客体的身上找到投射的对象。

“弥赛亚”一词源自《圣经》。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语境中，指被预言的上帝派遣来复兴以色列国、施行审判的使者。随着基督教的产生，这个词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弥赛亚”不再是一个具体民族的、世俗层面的拯救者与审判者。祂变成了神的“灵”在世俗世界的临在，祂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国”，而历史中的属世的以色列国的“复兴”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弥赛亚”一词传到了佛教盛行的中亚一代，在新的语境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新的梵文发音“梅德利耶”被中古时代的汉语翻译成了“弥勒佛”一词，并以实行拯救的“未来佛”的身份在东方世界引发了新的信仰形式。然而，犹太语境中的“弥赛亚”与隋唐时代汉语语境中的“弥勒佛”并非全不相干，祂们有着某种可辨识的共性——即将来到的苦难的拯救者与世界的革新者。词汇的背后，隐藏着人类共同的深层次心理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弥赛亚”一词不再为犹太民族以及基督教世界所专有，而升级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

要理解“弥赛亚” 原型，其实很容易。生活于原始环境下的人们生了某种病，他们往往会凭直觉找到某种针对这种病的药。从某种意义上说，“弥赛亚” 原型就是某种“药”，当大规模的不幸、绝望、贫穷、衰败、不公、邪恶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难以治愈的社会“疾病”的时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就会酝酿某种由情绪所推动的愿望。它会不断集聚、加强，并形成某种具有“自主性”的能量。这一“自主性”能量会自动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自己，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某种激进的带着革命的意味的思想观念的诞生，它将不由分说地席卷人心。由于这样的观念会给人带来宽慰、让人纾解愤懑，对于害了“绝望” 与“不幸”这种“疾病”的人而言，它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观念的能量是无穷的。当观念的能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而无数个这种自觉的行动的集合，就可以大大地改变现实。

           

那么，“弥赛亚原型”将造就什么样的一种现实呢？这是与人的深层次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生活于绝望与不幸中的人而言，愿望绝不那么单一。总的来说，他们的愿望有两种成份：1报仇雪恨。2获得价值感。因此上，一个足以满足人们最深层愿望的“弥赛亚原型”也将拥有两种特质：1清算不义、2重建价值。倘若人们将内在的“弥赛亚原型”投射在某个具体的人或势力的身上的话，这个人或势力也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清算旧势力与建立新价值。历史上，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更像是一位“用火施洗”的革命家，而在古代中国，弥勒信仰为农民起义提供着精神的动力。于是乎，一些被投射了“弥赛亚原型”的革命领袖式的人物应运而生，他们或革新世界（如历史上的被认为是弥勒降世的农民军领袖）、或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如耶稣）。他们的行为，既迎合了时代的深层次需要，又替人们一定程度实现了深层次需要，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红太阳”与“大救星”。

如果说，清算不义与重建价值体系的历史性深层次需要造就了那个时代的“弥赛亚”的话，被投射了“弥赛亚原型”的人物将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同时满足这两种历史性深层次需要？这世界上的任何人或势力是很难同时做到这两件事的。因为这两件事是多么地矛盾———与清算不义相伴随的必将是大规模的杀戮，而价值感得以建立的基础却是宽容与仁慈。杀戮会制造更多的不幸，而宽容与仁慈又将纵容不义、带来腐败。所以，任何一个被当作“弥赛亚”（救世主）的人或势力如果他不想令人失望的话就必须极其巧妙地在清算不义与建立价值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然而不幸的是，凡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

从《圣经 旧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弥赛亚”这个概念背后所隐藏的矛盾。《旧约》意义上的“弥赛亚”，指的是上帝所派遣的将在“大卫王的宝座上”伸张正义、施行审判、许诺盼望的人。且不说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的人自己也可能“不义”（比如大卫王本人以及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寄予救世的期望的政治人物），就是替上帝施行了审判与惩罚，那也意味着也许多无辜者（就如《旧约约拿书 》所说的“不辨左右手”的孩子）将遭受牺牲。如果清算不义的行为同时又制造着新的不义，则清算不义者的正当性又安在呢？而即使人们那“复兴以色列国”以及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盼望实现了，这个复兴后的“地上的”“以色列国”以及价值体系就不会重新败坏而陷于不义吗？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折腾，牺牲了太多人的性命，终于在“流奶与蜜”之地建起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可转过头来，犹太的“选民”们又纷纷拜起了偶像，新世界又很快蜕变成了可诅咒的旧世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旧约》里的上帝有时候怒气冲冲的发出咒诅，有时候又犹犹豫豫地收回的咒诅。上帝的自我矛盾甚至让执行其旨意的使者（约拿）都很生气。上帝的矛盾也就是人类自身的矛盾。

好在，《旧约》意义上的“弥赛亚”所隐含的内在矛盾在《新约》带来的全新观念给“刷新”了。《新约》的弥赛亚不再是一个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复兴属世的“以色列国”的人；不再通过清算这世界来施行审判、而是用“讲的道在末日审判人”。总而言之，《新约》的“弥赛亚”不再负责这地上事情，不再在这地上施行属世的审判、许诺属世的“复兴”。《新约》的“弥赛亚”只需要建立了一种属灵的新的价值体系，祂只管人灵魂的救赎。《新约》规避了《旧约》的矛盾，却没能真正解决这一矛盾。《新约》的“弥赛亚”观开创了一个新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而同时信奉新旧二《约》的基督教也必将承受这一矛盾。

有一个犹太女思想家兼基督徒对基督教的“弥赛亚”观与犹太教（《旧约》）的“弥赛亚”观的不同有着最为深刻的认识，她就是西蒙娜薇依。西蒙娜薇依是一个反犹的犹太人基督徒。听起来似乎有些吊诡，她反犹的理由和反纳粹的理由竟然是一致的。在她看来，信奉《旧约》的犹太教与反犹的纳粹主义其实有着同一个思想来源———就是属世的“弥赛亚”观。而属世的“弥赛亚”观的共同特点就是寄希望于在这地上实现正义与理想。希特勒许诺给德国人的新世界与犹太人盼望的新世界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属世的、可以被“唯物”的人们实实在在抓住的东西。而在基督教的立场看来，属世的一切必将败坏，而神恩的意义在于人在必然的属世苦难中与神相遇。属世的败坏是不可克服的，任何寄希望于属世世界的可见的、普遍的改善的人终将失望。然而这正是神恩的奥秘所在：只有在属世的败坏的土壤里，才能开出属灵的花朵，人类只有像基督一样背他自己的十字架、担当他自己的苦难、人类才因此与超验的、从天而降的神恩有了连接的结点。犹太教与纳粹主义的“天国”就在地上，而基督教的天国却是超验的。

然而，对于那些在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忍受着苦难与绝望的“为义受逼迫的人”而言，西蒙娜薇依的或《新约》的“弥赛亚”观实在是太小众、太贵族、太不过瘾了。他们没有基督一般的背十字架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没有力量去原谅那些作恶的人。如果他们从《新约》中读到了些足以让他们欣慰的话的话，那就是《启示录》以及“登山宝训”中对不义与邪恶的恶狠狠的诅咒了。他们从痛快淋漓地读《启示录》到慷慨激昂地唱《国际歌》只有一步之遥。对他们而言，《启示录》中那些个拜兽的将要被打入无底坑的人和《国际歌》中要消灭的“寄生虫”实属同一种东西，如果，《圣经》中上帝“清算不义”的期许迟迟没有兑现的话，那就让我们自己去兑现吧，“炉火已经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他们即使并不打算宣称自己是无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即使仍然把自己划到基督教的阵营里，他们所理解的“基督”与其说是一个灵魂的救赎者不如说是一个革命领袖（就像是格瓦拉那样的人）、因而支持他们的神学思想也带着强烈的“解放神学”的意味。这个“基督”与其说是要他们“因信称义”，不如说是要他们通过革命斗争来“称义”；与其说要他们背自己的十字架，不如说要他们把十字架加在整个世界的身上。基督教《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祈祷者的愿望是不能落空的，上帝的许诺也是不能落空的，“为义受逼迫”的基督教徒们所盼望的东西，也就是一切怀着左倾的情绪的人所迫不及待地要在这地上立即实现的东西。因而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也就必须是某个“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复兴以色列国”以及审判和鞭打这世界不义的具体的革命领袖而绝不是人在自己的苦难中遭遇的形而上的属灵的救主。

当然，唯物的“弥赛亚”观的持有者也必将遭遇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如果那个具体的现实中的“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的弥赛亚式的人物也像大卫王本人一样带着人性的原罪，则他的神圣性与正当性又安在呢？如果被在地上实现了的“神国”又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新的败坏、且又制造着新的不义，则一切建立地上神国的努力岂非荒谬？唯物的“弥赛亚”观的持有者只好小心而尴尬地规避这个问题，这也就给那些与这世界的不义穿同一条裤子的自称“右倾”的人提供了口实，他们会说：“接受不义的现实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生来合当受苦，天国只在彼岸，你们所需要的弥赛亚不过是另一个骗子，一切对这世界的质疑与改造的企图都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与异想天开、它造成的恶果永远比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所以，世界还是交给我们掌管的好，至少，我们不会杀那么多的人。因为，我们至少懂得一定程度上善待自己的牲口”。唯物的“弥赛亚”观的持有者于是乎也就气短了，尽管十分地不过瘾，他们要不回避这个问题，要不放弃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而把自己对神国的义的实现的问题的理解交在西蒙娜薇依式的神秘主义的手中。他们可能连《东方红》和《国际歌》也不好意思唱了，他们可能连《启示录》也不好意思再读了。既然这世界根本上就是属撒旦的，就把我们对神的“义”的渴求放到遥远的末日盼望之中吧。毕竟，人类是软弱的。

在左倾的革命式的“唯物的弥赛亚观”与 “属灵的弥赛亚观”之间下一个孰是孰非的判断其实是轻率和奢侈的。对于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们而言，无论选择哪一种弥赛亚观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最深刻的悖论———如果世界是不义的，它就理当被清算。清算这世界的愿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现实！当清算变成了现实，太多的“不辨左右手”的无辜者将会被牺牲，而“流无辜者的血”又将造成新的不义。那么，放弃诅咒这世界的不义、转而数落自己的不义、并背自己的十字架吧，且不说吾等凡人不是基督，即使我们都具有了基督的觉悟，而都成了内省的属灵的神秘主义者，并对这世界的不义保持着一种圣徒般的沉默与高蹈的态度，不也就在姑息和纵容这世界的不义吗？《圣经》教导我们：“敬畏神，就是憎恶不义”。对不义的姑息，也就是对神的蔑视。如果我们还怀着“让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 阿摩司书》）的盼望的话，我们又只能安然地沉浸在内省的属灵的神秘主义态度之中呢？

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文天祥同志说得好：“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自由

“弥”赛亚……译成了“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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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航居士，
刨根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