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牧人你有勇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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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牧人你有勇气吗？

49年的 “大撤退”和“留守”是当时中国教会官方的表述，也是与国民党政权结合的政治表述，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做出符合教会使命的引领，相反却做了政治引领。大撤退是指中华民国天主教会随同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的一部分，‘大’说明撤退的规模，撤退包括主教、神父、修女、修士、修生，和中国教会全部档案及教会在中国所有固定资产凭证；留守是指中华民国天主教会留守在大陆的绝大部分。

当时中国有三位重要的国籍教会领袖，在政权更迭危机即将来临必须承担使命、责任的时候，第一位品级高的田耕辛枢机主教以健康原因去美国治病，人们疑问当下真有必须可以远赴美国治病吗？第二位名望高的于斌总主教去台湾，他有什么撤离理由能够大过自身的使命与责任呢？所以见证历史的老人都认为他是为了逃避战犯惩处。第三位相比名望较低的周济世总主教留守大陆，使品级高、名望高的可以走脱，而周小兄弟却成为替代被推到凶险的境地致命了。中国国籍教会领袖没有对使命、责任承担的榜样效应不可低估，对中国教会的打击和影响是深远的。于斌总主教带领的大撤退能够随同去台湾的神职都是经过选择的，为培育带走的修士、修生也是被挑选推荐的，牧人在危机时刻这种选择的舍弃及自身的榜样效应造成了人与人、人与教会，人与天主之间本来忠信紧密的关系遭受严重的破坏，以致留守大陆的众多神职也为了自身安危放弃职守逃跑了，当教廷感到情势严重并颁布禁令后仍有不少神职继续逃跑，还有神职心里想走没有出走的。显见当时教会组织已经遭受自身冲击并松跨，在这种形势下，教会又接着受到政权主张革新教会的强大压力，因此教会团体开始产生裂痕，随后的爱国灰又加深了教会团体的裂痕。文革后，特别的除外，有的神职思考教会发展并率先接受[正负]给多少自由就享用多少自由，带动了部分神职接受公开工作。从中国有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后，各省、地市也开始相继恢复，中国教会就此形成地上、地下两个团体，这是早期革新教会使教会团体产生裂痕的继续并达到顶点。所以，造成中国教会目前现状是历史及教内、外综合的结果。

在此邀请牧人们反省，特别向作为当事人、当事教会的台湾牧人发出邀请，你们有勇气反省吗？过去每到反省自己的时候总有人借口辨词，还有人试图与大撤退所有前辈及那时期教会做完全切割，这种做法没有感恩是忘恩负义，毕竟大撤退神职为台湾教会服务了几十年做过太多的贡献。

domin

历史不那么简单，天主在任何事上都能表达祂的圣爱！

城市农民

在当时的形势下---甚至在当下,作为"事后诸葛亮",对当时教会及牧职的行动,都很简单评判,留下就是"忠实于信仰",离开就是"贪生怕死的逃兵".
这取决于他们对共产党政权当政长久性的估计,和它对天主教信仰迫害程度的估计,还有迫害时间的长短的估计.
如果时间不是很长,但短时间内会非常严重,那么, "留得青山在,不拍没柴烧", 留下等死,对教会未必就有益,新当权的对广大教友未必会大肆迫害, 所以倒不如临时避一下,回头再"收拾旧山河".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忠实如鸽子,机警如蛇".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田枢机,于总主教,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在没有详细资料来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和选择之前,我们还是不要妄下判断.

苹果的信仰

domin 发表于 2012-2-25 16:39
历史不那么简单，天主在任何事上都能表达祂的圣爱！

当时很复杂，也许是无奈的选择。

从头开始

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问题进行探究，首先是要搞对史实，其次是要还原当时的情景，可惜在这两点上，666都有欠缺。先说历史事实：于斌并没有一离开大陆就去了台湾， 而是在美国呆了很久才被允许去台湾，这里面本身就折射出普世教会对于大陆地区教会政策的审慎。教会的政策着眼点是不允许牧人离开自己的羊群，因此，这两位的离开，教会并不认同，但是教会也不能看着自己的牧人去受死，因此，逃命离开了本教区是没办法的事，但是要以中国教会领袖的身份去台，则要慎重。 从1949年大陆解放，到于总主教到台湾重建在台湾的中国天主教会架构，这个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其间又有很大的变化，不能说于斌1949年来开大陆就是想好了是在“带领的大撤退”，而且想好了事撤到台湾重建，好像当时的教会一撤出大陆就奔台湾，就在那里复建教会构架， 连国民党要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都是后来的事情，于总主教和当时的中国教会又哪里有那个先见之明？
再说当时的情形：据我所知，当时教会人员的后撤是与战局时局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天不能忘了，在共产党成功占领并执政的前一天，那个地方的合法政权还是“党国”政府，那当政的党国政府在后撤，教会追随其后似乎也没什么不合情理，更何况，是在战争的枪炮声中干这些事情，慌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教会组织撤出，其实并没有什么计划，而教会当局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也很快制止了，所以真正撤出去的主教并不多！大多数是后来被驱逐的。于总主教作为当时首都的主教，抗战的功臣，在国民党那边是有政治身份的，在共产党这边，是战犯榜上有名有姓的，田枢机一贯依循教会反共立场，他们两个留下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再说了，当时不相信共产党，怕新政权的又何止此二位和教会，红色资本家荣老板家的大量资财还不是都转移出去了，何况一直和共党不对的教会。我们今天不考虑当时的情形，一味地责备田和于两位，似乎不太厚道，而且从这两位后来的事业，以及教会后来的命运，特别是周总主教的命运来看，我们更没有理由苛责田和于。

苹果的信仰

从头开始 发表于 2012-2-25 22:20
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问题进行探究，首先是要搞对史实，其次是要还原当时的情景，可惜在这两点上，666都有欠缺 ...

感谢你的介绍，主禸平安。{:soso__4496650197285889298_4:}

城市农民

      的确要感谢"从头开始"的介绍! 本人也希望我能和更多的人一起去探究这段历史（我觉得应该从45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
    尽管从感情角度来讲,这段历史是"不堪回首"的:很多教友和神长被杀害、被驱逐, 教廷受辱，教会处于被消灭的形势下。反映出人性的软弱，魔鬼的阴险－－怎样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把一些人变成了它的帮凶！同时，也反映出天主的恩宠：助佑很多神长、修女和教友，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用鲜血或几十年的牢狱之苦见证了忠贞的信仰！
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如果我们深入反省这段历史，也就能清楚地看到：天主当初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离了埃及，天主当初怎样从无神者的残酷迫害中，存留下忠贞信仰的火种，天主今天就一定能让祂的教会在这片土地上兴旺发展起来！
天主需要我们配合的是，克服自己的软弱和私欲，增强对天主的信心！

stephen-迟

新教的王明道弟兄，坐牢几十年。。。都坚定的走十字架的道路。。。 成为中国教会属灵遗产宝贵的一部分，像这样的弟兄在新教有很多，那个时期公教会也有相当部分吧。。。

666

从头开始：1948年田枢机以健康原因远赴美国治病，说明当时教会对内战态势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有明确的判断。国民党已呈现不可逆转的败局，南京中央[正负]被迫开始大撤退。于斌总主教人称政治主教，他与蒋关系特殊不能没有对时局的判断，所以，他和中国教会对大撤退的含义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会决定让一部分追随南京中央[正负]大撤退，这就是中国教会大撤退的计划，并将中国教会档案及教会在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权证转移台湾。口述历史多提到“留守教会”，这与中国教会决定追随南京中央[正负]的“大撤退”可以相互应证。早前如果有从北方下来的属于逃难，因为那时还没有大撤退这档事。请教：当时教会有没有大撤退的计划？

苹果的信仰

666 发表于 2012-2-27 10:10
从头开始：教会对国、共战场态势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有明确的判断，所以田枢机旱在48年底就以健康原因远赴美 ...

过去已成为历史，往前看，为中国教会祈祷！为善牧祈祷！

从头开始

看了你在9#上的发言，受教了！我试着来说说我的看法。
从你的发言看，我觉得有些细节问题还是要追究一下，因为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比如说，“并将中国教会档案及教会在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权证转移台湾”，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就我所知，有些教区的档案当年就没有去到台湾，直到今天也没有，当年从原教区运走的时候就没有把台湾作为目的地。这与你所说的虽然是个小出入，但是足以说明，如果说当时计划撤退到台湾（而且是配合国民党的撤退）并在台湾重建中国教会的构架，我坚持认为这样的“大撤退计划”是没有的。
再说当时的情形：对于局势的判断，当然教会不会傻到不如老百姓，老百姓都看到国民党不中了，共产党要胜利，教会当局当然不可能不明白。从立场上说，对于这个标榜无神论的共产党，教会当然不情愿看到它胜利，怕它胜利，苏联共产党胜利后二三十年代对待宗教的那个例子摆在那里。所以当时的教会害怕、无奈、甚至恨，这是没什么疑问的。但是问题在于，不愿意与它共处，教会是不是就能够撤出去？其实这是教会的神职所不允许的。因此在1949年教会的方针是，大修院可以撤退，小修院可以分散，但是主教神父都不能动，要与羊群共始终。这是有文献的，我手头没有，有兴趣请查《中国天主教编年史》1949年那一段。一方面，这是教会精神所在，怎么可能让牧人抛下羊群跑呢，政府是可以撤退的，教会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何来撤退一说呢？另一方面，这也是实情：当时中国一百三十多个教区（当然个别地方主教可能出缺），真正走了的绝对是很少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不是计划走而没有走成，而是根本就没有可能让他们走，主教是如此，神父就更是这样，走的比例更小。修生走势保持有生力量。因此，如果说教会为了躲避战乱，因为怕新政权对教会搞共产，而转移财产凭证，转移正在培养的圣召子，这就叫大撤退计划，那么这个大撤退计划确实是有的，也实实在在在实行，但是如果说教会要把在中国的教会以“大撤退计划”撤退出去，这是子虚乌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再看于田二位，从我看到的资料来看，这两个人的离开，全然不是什么撤退计划之中的事情，而是备受教廷责备的事情。教会方面曾经严令离开自己的北平教区而暂住香港的田枢机回去（田不是48年就到美国治病，而是经上海去的香港，这也是个可能影响判断的小细节），而对于有战犯身份的于，虽无此要求，但是也很不给面子，几见教宗，都不予接见，并严令二人多年不得到台湾，因此说教会有配合党国的撤退计划，实在牵强。
要说当时中国教会里的人，尤其是教会里中国籍的上层人士，心里向着国民党，从个人愿望上来讲，他们愿意追随“党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此说“中国”教会有一个有别于教廷政策的“大撤退计划”，这也不靠谱，因为与教会体制不合，这几个人就算有影响，也不可能不听教宗的，更不可能影响整个教会（大多数主教还是外籍的）要是就这么几个人就能够决定中国教会的大撤退计划，那岂不是早已经“三自”了！
最后，回到你的勇气问题上来看当时走了的田和于等人，他们没有能够和自己的羊群一道经历后来的苦难，他们自己应该是很痛苦的（曾经看到过这方面的资料），他们的出走是不是就是怕死而走的，我觉得在没有确实的证据的前提下不宜这样说。确实，在可以回来，且教廷要求（至少是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来，你的那个然可以说他们是害怕而不回来各自的教区，但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回了无非两条路，一条致命，一条被沐猴而冠，他们的不回，又何尝不是“先知”呢？

666

我只是普通的教友，现将修改后的帖子再贴一次。

探究，我们想知道的历史

49年的 “大撤退”和“留守”是当时中国教会官方的表述，也是与国民党政权结合的政治表述，在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做出符合教会使命的引领，相反却做了政治引领。大撤退是指中华民国天主教会追随国民党政权大撤退台湾的小部分；留守是指中华民国天主教会绝大部分在大陆坚守的教会。当时中国有三位重要的国籍教会领袖，在政权更迭危机面前忽略了必须承担的使命与责任。

第一位品级高的田耕莘枢机主教1948年6月因健康原因病假离开北平（北京）去上海后转至香港治疗居留至1950年10月。他没能回到自己牧放的羊群中；

第二位名望高的于斌总主教人称政治主教，因其积极支持抗战与蒋氏父子结下深厚关系，1938年被国民党[正负]骋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8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支持国民党[正负]的反共政策。在1948年公布的战犯中并无于斌总主教，但在1949年1月却由毛泽东亲自批准追加二名战犯于斌排序第一，这反应了中共高层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思考及策略的转变，对中国教会命运的影响有待研究。1949年4月解放军过长江，国民党呈现不可逆转的败局，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教会决定部分人追随南京中央[正负]大撤退，这就是中国教会大撤退的计划，大撤退去台湾和传达的政治含义是明确的。同年于斌总主教飞赴美国；

第三位相比名望较低的周济世总主教留守大陆，因田耕莘枢机主教和于斌总主教的离走无意中使周济世总主教成为他们的替代被逼当中国教宗迫害致死。

身为中国教会领袖在危机面前自己的决择忽略了对使命与责任的承担，产生的榜样效应不可低估，对留守教会的打击和影响是深远的，加之大撤退和神职人员逃离在团体中产生的新闻效应使人与人、人与教会，人与天主之间本来忠信紧密的关系受到破坏，教会组织也受到自身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教会又接着受到政权主张革新教会的强大压力，因此教会团体开始产生裂痕，随后的爱鬼灰又加深了教会团体的裂痕。文革后，特别除外，有的神职思考教会发展并率先接受[正负]给多少自由就享用多少自由，也带动了部分神职接受公开活动。从中国有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后，各省、市也开始相继恢复，中国教会就此形成地上、地下两个团体，这是早期革新教会使教会团体产生裂痕的继续并达到顶点。因此，造成中国教会目前现状是历史及教内、外综合的结果。

我们敬重前辈，在当时困难的处境下，不论谁做了艰难的决定或对或错我们后人都能够理解，这是人情。但历史必须是客观的，探究还不知道的，和存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苹果的信仰

666 发表于 2012-2-29 09:50
我只是普通的教友，现将修改后的帖子再贴一次。

探究，我们想知道的历史

你分析的很对，不过，有些语言有点刺耳。{:soso__3419049825043533360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