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基督信仰在美国的见证意义。

银色地平线

作者：银色地平线

道德与良知、自由与人权指向人性内在的最终关怀。这不是美国人特有的，也不是欧洲人和日本韩国特有的，而是超越于狭隘的民族、国家关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启蒙，事实上中国人正需要这个精神的自觉和释放。——银色地平线

        《彼岸》是远牧师担任总编的神州传播协会花费近两年的心血精心制作，即《神州》、《福音》之后的又一部福传力作。上个世纪末，那次中华大地发生的关乎人性自由与良知启蒙意义的事件之后，远志明君为中华民众人性尊严及民生、民智为念虑，远涉重洋踏上了自己的求索之路。从接触国际人类进步文明的社会价值伦理开始，到逐步走出民族、国家轴心价值里的小我，从而悔改并认识了人类道德、公正、及人性的根源和最终向度——主耶稣基督，修复并坚定了他对于人类尊严、历史、特别是中华道统的认识。

        远兄弟的悔改归主之路，为我们深刻的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世代，自由、民主的思想虽在中华偶有提及，但最终难以推行的根源在于自负的民主人士更喜欢固守民族祖先“失道的彷徨”而来的文义礼法或在狭隘的国家轴心思想中寻求普世价值，而不愿谦卑的舍弃狭隘民族观念里的小我与国际进步文明合作，充斥着含蓄、迂腐与妄渎却缺乏理性逻辑的傲气、风骨、气节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革新人士，并断送了近现代中华民主化的第一个拐点“光绪维新”（戊戌变法，提“光绪维新”是为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这“失道的彷徨”应以中国人推尊的孔丘为诠释：“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最后悲情孔丘不听贤者老子“循道而趋”之劝，舍道之本，取仁义礼法之末，“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犀牛不是老虎落魄于旷野，并发出凄凉的哀鸣：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很久，中华复道的希望破灭了。

        在这里，“悲情孔丘”也如“悲情阿尔塞斯王子”，舍本逐末复道求义不成，反为罪恶的枷锁所束缚；不同的是，前者造就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建立在家庭血缘、族群立场关系上（三纲五常）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社会的基础上（讲理须按父子、君臣论资排辈，蔑视自由和平等，贬抑理性沟通价值，甚至在家庭关系中理性被消灭，更其包含忠孝节义的“仁、义、礼、智、信”在日本演化为极端凶残的武士道精神），则必然导致一个抹煞谨慎的理智逻辑、含蓄起伏、傲慢自闭的根性！而后者仅仅是自己笼罩在冰霜与血的孤独和哀伤里；前者让中华民众世代笼罩在自私和愚昧的深渊里，后者只是在暴雪公司的游戏情节里警告世人。

        中国有句话“推陈出新”，圣经中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玛 9：17）。何况中华传统的旧皮囊里有的只是对于炎黄敬虔道统的亵渎（视《尚书》和《国语》所提的“郊祭、烟祭、类祭”等祭祀之礼为迷信），以及诸子们逃离与隐遁后的遗憾；有的只是两千五百年来的阴谋与智慧为伴（从“苏秦、诸葛亮主义”到“新中国”某著名外交家的诡辩）的“巧取豪夺、利令智昏”，以及与法家价值所谓“有道之国，在于弱民”、“以弱去强，以奸驭良”相呼应的“三讳”、“六蔽”、“三纲五常”的儒家价值，法家和儒家前者“把独裁者当作真理”后者“寄希望于独裁者良心自觉”，两者都没有为民众人性自由和人权指向的普世价值服务，更没有提供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当然，不可否认！孟子的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意图修复儒家价值，但始终没有真正纠正孔子的错谬，更没有成为后儒家价值的主体思想，否则喜好孟子倡导和平的汪精卫就不会被中国人所时代憎恶和咒骂了。因此，这样的国家本身就具备避讳事实、列等论人、蔑视人格的土壤，束缚新思想，束缚人权自由，而必然为独裁主义所奴役和践踏。

        正如圣经说：「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那能有什么相通？或者，光明之于黑暗，那能有什么联系？」（格后 6:14）。身为一名身为基督徒，束缚在对于迂腐传统的多愁善感里，以土地、血缘和族群立场来诠释本应为天主所赋予的人性，怎么能够做好悔改的准备迎接基督启示的真光呢？又怎么能把超越于民族、国家主义并服务于人性良知和自由的普世价值当作实践基督信仰的使命之一呢？

        如果说《神州》是对“后中华伦理”（地平线自己造的词，意即：春秋之后，绝非真正道统）的反省、剖析和忏悔之后的中华归主之路，那么《彼岸》则是基督信仰的真理启蒙的关乎人性良知和自由的普世价值的实践和见证！

        《彼岸》中的很多「见证」，来自多位华人基督徒在美国生活的真实体验，因此在中国遭到很多不够理智的非议。进一步提到“在美国的见证”，中国人以及一些对圣经及对基督信仰伦理认识不深的基督徒更容易将其误读为“政治性的赞歌”或者“寻找人间天国的错误神学思想”。不得不说，这些观念来自中国人对国际进步文明所造成的“脸谱化误读”。实在说，《彼岸》中「见证」的意义应当获得生活在中国的主内肢体的尊重、肯定和赞赏，并加以自省！我们天主教圣座强调：「教会作的见证是有“公众”性质的」。08年，教宗本笃十六世牧灵访问美国时指出∶“美国是一个重视宗教信仰角色地位，保障伦理道德上健康的民主秩序的国家”。同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又向北京讲话，重申 “信仰不是对任何文化及人民的异化”，“中国请向福音开放”。

        天主教教义给予「见证」的正确认识是这样的：“见证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教会不怕为正义、人权、宗教本身等作见证；另一方面在与不同信仰的人交谈时，就可以直接用信仰经验的见证供他们参考”。天主教教义肯定「见证」，是基督宗教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整个世界的局势当作法院开庭的情况来看。自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末世的时代，也就是天主审判全人类的日子，已经开始了。罪人若能够接受耶稣为天主的国所作的见证而悔改，就可以免被定罪而得救；所以，跟随耶稣作见证使人悔改而得救，形成基督徒典型的人生观。

        至于《彼岸》中所折射的远志明君服务于修复中国社会道德及民众政治启蒙意识，可以直接引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话：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乃为出源于人性尊严的权利之一。提到政治，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的中华民族，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方面中华民众内在良知与自由的普世价值需要对两千多年的独裁政治传统做出罪的判断；而另一方面基于前文所提后春秋时代的中华传统主体伦理没有提供可靠的超越于世俗和政治的普世价值指向，儒家价值的“以国、以族群关系为礼”（树立国家轴心的价值终向），及列等排辈、抹煞理性、蔑视人性平等的三纲五常思想铸就了一个以独裁政治意志为终向并层级束缚的“金字塔型”宗法帝国伦理，如此政治和社会道德的失范传统，造成了从古至今的中华民众宁可在无比愚昧的悲壮中捍卫践踏并奴役自己的国家（政治国家主义），却始终不肯接受国际进步文明意识形态援助及普世价值引导甚至与以怨报德的畸形心理（当今中国始终不肯承认国家科技进步来自西方传教士的慷慨援助，反恶言中伤辱骂恩公）。

        如孔子的明“知其不可而为”，不以循道修复民众自由与人性平等的认知为己任（与孔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积极响应西方进步文明社会价值引导的瓦文萨及戈尔巴乔夫等人通过修复道德使得东欧列国及俄国终于破解了共缠主义的魔咒），反致力于服务独裁统治集团意使其良心发现，却不允许君臣平等议事和直言不讳（贬管仲非礼、贬季孙僭越），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国为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即：民众的意识形态、人性认知和主体价值应以国家（统治者）意志为中心，以至于后来的大儒董仲舒公然扬言：“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后春秋时代的中华传统里虽有孟子的“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自然法哲依据）、“民贵君轻”等思想涌现，但始终没有撼动腐朽的中华传统，反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

        政治，就结构而言是建立在公共权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张力及后者的妥协之上；就目的而言，是人类寻求公正的一种方法论，但政治制度本身不等于公正也不是方向，而是应以公正与良知指向的普世价值为意识伦理向度。我们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中说：「梵二深化了信仰不变的内容，就是：教会既侍奉天主，也服务世界：以爱、以真理服务世界。」，「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当然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教会的自由屡次被禁止、被阻难，在社会上只能从事慈善工作」，「人的真正进步，该涉及整个人的所有幅度」，恪守于民族、国家主义的狭隘，也是主耶稣降生的时代，基督普世救恩的福音与法利赛经师长老们的“民族中心伦理”发生碰撞的原因，主耶稣最后没有搞什么“本地化”而是送给那个世代玛窦福音中的几端「祸哉，...」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政教间的合理分离不能被解释为教会必须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或者执政人士可以不选择宗教信徒为国家前途提出的价值观。需要让在美国的整个公教团体意识到，教会为道德作公开见证所遇到的严重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深深植根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俗化思想。教宗指出，显然，需要让教会生活的各层面认真对待这些威胁。同时，也要警惕限制美国最珍贵的自由，即宗教自由的某些倾向。」

        林肯总统先生说：民主制度下伸张正义靠的不是血腥的子弹，而是和平的选票；杜鲁门总统先生说：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让人看到它的缺点；奥巴马总统先生说：回想先辈们在抵御法西丝主义和共缠主义之时，他们不是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而是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结合三位位前辈的观点，银色地平线说：资本主义的唯一好处就是，它是可以错误及允许接受民众以罢工、抗议等集体运动来监督和纠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服务于人类的经济制度，它既不是国家伦理的目的，但也不作为意识伦理的导向。结合前文中教宗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多数美国人的意识伦理当中，一切历史，都应置于天主（上帝）的神圣旨意之中，也只有置于天主的神圣旨意之中，人的历史才会有永恒的动力和方向。而天主真正进入历史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摄取人性进入时间\空间系统，这一神圣事实，使得人类历史前后得以贯通，历史的真正意义得以显明。基督信仰是人类道德与良知的根本启蒙，是人类生命的意义及彼此关系的总纲和诠释，时间、空间和宇宙及其中的一切包括人类以及世界财富的所有者是天主（上帝），而人类只是世界财富的管理者，人类皆出自天主（上帝）的创造，而且是为自主（上帝）的目的被创造，而人类绝不可能自我诠释生命及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的灵魂具有相似天主（上帝）的美善品格，天主（上帝）的台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内容都是天主所赋予人类道德、良知、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国家和社会，只是人类为自身提供民生服务和保障的平台以及媒介，人格尊严超越国家利益和权力机构。这也是为什么在欧美等进步文明的国度里，人民具有质疑和反对执政首脑的权力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唯一好处就是，它是可以错误的”，那么，结合圣经中称撒殚为“世界的首领”，共缠主义的罪恶在于其意图以无尽的联想塑造一种不可错误的完美终向——乌托邦理想，即“世界的天国”。共缠主义和法西丝主义，两者皆融合政制国度与民族的概念，借鼓吹民族传统，将政制提升至一种民族精神的涵盖，并以独裁者的意志凌驾于人性内在的良知与自由，并企图赋予之政制轴心的内涵；以权力意志和国家利益为最高精神法，意图超越于民众人格，使之成为一个“精神社”会的自觉成员。共缠主义道路绝非只是被人走错。而其本身就是独裁者的伪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可憎之处在于意图利用惩治和封闭来泯灭本属于人性内容的私产权；抹杀人类良知本源的基督信仰，为其阶级的自我绝对和独裁铺平道路。最终其所谓“无缠”的阶级政治变成了掌控一切经济司法立法权的独裁官僚。教宗保禄六世说：“有些人遭到自命为救星而实为幻想家的强烈诱惑。谁不见由此所发生的危机：民众激烈的反动，强暴者的骚乱，沦于独裁政治的倾向。这些都是问题的内容，无人能否认其严重性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79年对共缠世界发言：“从历史中摒弃基督，就是相反人性！”。前文所提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教会既侍奉天主，也服务世界：以爱、以真理服务世界...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当然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其中的「服务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本质绝对不同之处就在于：服务于世界，并不以达成世界的完美为终向和目的，而是奉行天主的旨意来实践信仰，使得本属于基督的肢体回归天国的羊栈，即圣经说：「你赐给我的人，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若 18:9）。但要务必肯定世界的终向和意义，圣经已经诠释：「这世界和它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若一 2:17），「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若一 2:15）。

        当共缠主义的拥护者们用“民主化时间不足”来试图掩盖罗马尼亚（“奇奥塞斯库夫妻店”时代）和朝鲜、利比亚等国沦为独裁政治荒场的伦理根源的时候，事实已经说明：正是由于“民主化时间不足”，使得独裁主义有机可乘，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蛊惑并亵渎了民意！虽然在历史当中，执政当局意志总是与国家主体价值（民意）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张力幅度，但事实上，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价值能够以对于人性道德与良知启蒙的普世价值为向度，无论什么独裁者，无论什么阴谋论，都不可能长存，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缠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东欧列国剧变告别共缠主义更是一个鲜明的铁证！所以，一个得以长久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所指向的往往正是一个国家的主体伦理价值，更是后者的集中体现！说欧美国家伦理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倾向，或者说欧美民众的基督信仰未必都虔诚，但至少，不可否认！基督信仰在历史当中对于欧美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及建立并引导普世价值的健康发展，早已成为传统，欧美的社会道德伦理在民众素质、文化道德上均有实质的体现。

        欧美的世俗主义倾向来自对于人性自由和权利的误读和妄用，是人性原罪作用于一个致力于保障人性自由和人权的社会伦理后产生的离散而并非主体意识形态。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资格去指摘欧美“世俗主义”。后春秋时代中华民族的世俗伦理根源本文已经结合中华传统的儒家价值详细阐述，用中国人常流传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最后，我作为一名天主教基督徒，回忆并引用戈尔巴乔夫称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话，也如此评价新教基督徒远志明君：“远志明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贤士，他能体察别人的痛苦，要求爱德及容忍，勇于推翻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团结各国人民，关注贫穷和疾病，关注任何不人道的事情。”。我敢于如此称赞远志明的伦理依据来自圣教会《大公主义法令》的：「又有不少基督教会的神圣行动，在与我们分离的弟兄那里举行着，这些依照每个教会或团体的不同情形，以各种方式行使的行动，确实能够无误地产生圣宠的生命，并应认为可以导向参与得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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