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于圣母的社会意义认识理解极不充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圣母中心论”下对于今日中国之天主教会神学和教会进行“处境化”思考。 一、女性主义神学与“圣母论” 女性主义神学以其新颖的神学关注和构思成为当代天主教神学中的一朵奇葩,对于天主教中的传统神学命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和理解。在天主论上,女性主义神学家们试图纠正传统神学中对于天主作为“父神”形象的单一理解,认为天主在其神性自我上,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在基督论上,女性神学家更加关注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女性是基督救赎工程中的“活石”,另外甚至有的女性神学家们提出了“女性基督”的说法。在圣神论上,女性神学家们还提出了“女性圣神”(Ruach)的说法。总之,女性主义神学家们对于天主圣三的认识大胆而又令人耳目一新,在一定程度是对于传统的男性主导的神学研究的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神学的讨论都必然地与“圣母论”结合在一起。在女性主义神学家的神学谈论中,“圣母”具有“母亲”、“姊妹”、“朋友”以及反抗男权社会和其它各种社会压迫的“解放者”的多重角色。因此,她们所认为的圣母玛利亚的意义,就绝不仅仅是具有净化人灵的道德的意义,而是更加具有社会解放的意义,这样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圣母玛利亚的认识视野。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和我们的相遇,就不再仅仅是在祈祷声中,在我们近乎神秘主义的冥想中,而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在于我们反对抵抗一切的不义的活动之中。所以,女性神学家对于圣母的探讨就具有了强烈的“处境化”的色彩。如印度女性主义神学家们将“圣母”与印度传统文化中“沙克蒂”结合起来,重新发掘圣母在印度现实社会处境中的意义。“沙克蒂”为湿婆神之妻,在印度教中泛指宇宙力量、创造力或生命力,也意味着指向一种权力、力量和女性能力。根据其理解,“圣母”并不是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力和自我意志的神的存在,而是具有强大的自我意志和政治及社会干预能力。 二、教会论与圣母论 对此无须过多展开论述,仅将《天主教要理》中的一段文字录下:“玛利亚是童贞女,同时又是母亲,她是教会最完美的形象和实现…玛利亚和她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圣子的整个救赎工程中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被尊为教会之母”。同时需要简要指出的是,这一规定表达了两个基本信息:一、圣母是教会的表征和隐喻,因此对于圣母的想象和理解是与对于教会的想象和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二、圣母在耶稣基督的救世工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圣母同样参与了圣子耶稣的救世工程,而且这种参与是一种实际的参与,并在在历史中仍然不断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三、圣母玛利亚在历史中作为“邪魅之惊惧”的一些例证 尽管在早期教会中就存在对于玛利亚的各种崇拜,但是这种崇拜发展成为各种教义则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玛利亚作为“圣母”的地位得到宗教会议的公认,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这次会议公开宣称玛利亚是“圣母”(Theotokos,即God-Bearer)。到1950年,教廷才最终将“圣母荣召升天”作为教义规定下来。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教会将一切所希望的、可以设想的女性都集中于一身,玛利亚从一个活生生的、持批评态度的、愤怒的、不相称的母亲凝固为女性的一种象征,成为一种“标准女性”、“完美女性”,或言之,玛利亚最终实现了由“女人”到“女神”的变化。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教会有意为之或人为构建的结果,而是教会对于民间传统中玛利亚敬拜的肯定,或者从更高的启示论和教义发展的理论而言,与玛利亚敬拜相关的教义的确立仅仅是天主启示在历史中一种显露而已,是因为教会已经在历史中充分感受到了玛利亚的救赎力量,尤其是作为“邪魔之惊惧”的威慑力和现实的震慑力。 格雷戈里在《法兰克史》中提到,有一个叫佩拉吉乌斯的恶人,各种罪恶样样精通,主教将他开除了教籍,但他通过发伪誓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求得了主教的宽恕。不久这个人就暴病身亡了,这种报应归于玛利亚的作用:“这样,圣玛利亚的济世的威力就得到了证明,这个坏人当时就是在她的教堂里发伪誓的”。 在中世纪还流传一个关于提奥非鲁的祈求玛利亚的传奇故事。提奥非鲁是西里西亚的副主祭,他最初非常谦卑,拒绝了主教职位。但是,他后来在魔鬼的引诱下,变得野心勃勃起来。他与魔鬼签订了一份歃血的契约,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魔鬼。这样,他很快得到了尊敬、权力和荣誉。然而,他也从此开始感到愧疚。一次,他在玛利亚塑像前祈祷,不知不觉睡着了。在梦里,他看见了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把他与魔鬼定的契约撕毁了。醒来之后,他的身边果然散落着撕碎的纸片…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到处流传着圣母玛利亚显神迹的故事,圣母可以治病却灾、安排婚姻,甚至能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并惩罚小偷,在蒙塔尤塔和萨巴太地区,玛利亚成为妇女们挂在口头上一个诅咒语。一个妇女谈到一个男人时,说:“圣玛利亚,那个汉子在说脏话。”一个临终的妇女对神父说:“圣玛利亚,圣玛利亚,我看见魔鬼了。” 以上仅仅是枚不胜举的例子中的几个而已,这一切都以实实在在的发生证明了圣母玛利亚所具有的救赎能力,当然这种救赎能力并不排除对于魔鬼的诅咒。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更多的将这些神迹斥为是迷信,相应的,人们对于圣母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强调圣母的社会救赎的方面,而更加强调圣母作为道德楷模的方面,即使有时人们去矫情地敬拜圣母时,也绝不会将她视为是一种诅咒的力量。其结果是,我们会看到听到有的论者的对于圣母的种种教条式的恭维,诸如 “母玛利亚是慈母!她没有诅咒、也不会诅咒!!! ”; “圣母,天地元后仁慈的母親,人类的主保,她的一生和永远是宽恕和仁慈,只有爱之心无恨之意,从不会诅咒他人。”;“上天下地之母皇,天主举你于极高尊位。”等等,但所有的这些言论,都不过是“神话式的毫无意义的套话,这样的套话只不过包括了一些毫无历史意义的天堂之梦而已。”圣母玛利亚并不是高举云端,不问世情冷暖的母神,也不是麻木不仁,成为“绝对的神性存在”的一位,也不是一位不分好歹不问青白一位宽恕慈爱的存在于一些人的想象之中的母亲,相信圣母玛利亚也有她的喜、怒、哀、乐。圣母玛利亚固然有其神性的存在,但是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存在,离开人的生存,离开社会的现实处境去谈论圣母是没有意义的,圣母的存在定是与个人和社会的存在价值是息息相关的。 以上论者之所以那样抽象的、教条地去理解圣母,原因不外乎有这样几个。一是对于历史的无知,没有认识到圣母,尤其是还未完全成为遥不可及的“女神”的圣母在历史中对于邪恶力量的诅咒与征服;二是怀有对于圣母的非常纯洁朴素的敬爱,不容许任何“有染”的东西与圣母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取代理智的思考和细心的分辨;三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缺乏与圣母在另一维度上生命的相遇,其所在的维度是“向上”的维度而非“向下”的维度,从而得出一种非常极端甚至错误的对于圣母的认识。这也即是下面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 四、是“穷人的教会”还是“市民的教会”? 从理论上讲,当然是不可以区分“穷人的教会”与“市民的教会”的;但是,今日天主教会这种“穷人的教会”与“市民的教会”的区分却是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区分,我们就会对很多问题,对很多人不能形成准确的判断和认识。 只要我们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确存在那么一些人,有点小钱,有点小闲,有点小知,有点小资,有点宗教的情怀,他(她)们热心祈祷,弥撒总不落下,如果落下良心会受到极大的谴责,也愿意帮助别人并接受别人的赞美,喜欢上网,有时间就泡在教会的各大论坛上,骂一下政府,但也只能是骂一下而已,对网友的帖子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骨碌着眼珠子在电脑前东点点西敲敲从各处搜一下什么《天主教法典》等之类的去做自己批驳的论据,这就像一个刚学会写作文的小学生,到处拉名人名言为自己壮胆一样,好像自己一下高大起来,但也就那样,因为最后仍然是“没有思想的无知”或是“没有知识的偏见”,把时间留给电脑,不如多去读点书。有时又会和异性网友打情骂俏一下,或者党同伐异一下并引以为乐。似乎扯的有些远,但应该就是这种人的一种基本的心态和生活状态。其所具有的典型的一种特征就是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但是却缺乏对于现实的敏锐的把握和改造现实的勇气和实践。当然,这种人也根本无法指望其去担当教会启蒙或教会革新的任务,因为其所代表的是一种“市民”身份。信仰对此来说,只是茶叙饭后的休闲健身而已,其是在把玩信仰而不是去活出信仰。当然你也就不要指望这些人会将圣母与各种不美好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理解了。 “穷人的教会”不同于“市民的教会”,首先在于其对于信仰的理解来源于所处的“处境”,在于其所遭受的受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生存经验。从这样一种生存经验出发来理解圣母,那么圣母就是苦难中的母亲,而不是追求灵修境界的母亲和女性了,在其理解中,圣母应该是对于黑暗和不公的一种诅咒的力量,如果仅仅是将圣母理解为是一种“忧苦之慰”,那么信仰就真正发生了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也就真得成了一种自我麻醉的“鸦片”。因此,“穷人”理解的圣母绝对不应该是一种“顺来逆受的”、“被动式的”、“优雅的”的圣母,而是能够对各种不公的社会现实做出回应的圣母。“穷人的教会”不同于“市民的教会”另外一点在于其是勇于“实践”的教会。“穷人”不会天天扒着电脑去关注教会的小道消息,“穷人”不会拿着“空洞的信仰”和“浅薄的知识”去获得那种虚假的“道德和知识的优越感”。“穷人”会立足于自己和教会的现实处境,不断地去思考和探索,不断地去为教会的前途尽微薄之力。 五、文艺作品中作为“诅咒者”的圣母 在反宗教改革时,有一幅画流传甚广。这幅画作为纪念物,成为许多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南德意志和意大利市场的装饰品。画上是一位将蛇头踩伤的女人。她本来就是母亲教会(Mutter-kirche)。这种教会按照《创世纪》3:15的翻译必然要踩伤蛇的头。 中世纪的宾根的希尔德加德,从小就开始写圣歌,玛利亚始终是其作品的中心。在她对宇宙的理解中,基督的母亲是天主计划中的中心人物,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天主的宠爱,玛利亚的诞生于十字架同等重要,与之具有同等的救赎权威和力量。她曾写有《美德剧》,描绘了灵魂反抗魔鬼的故事,由于玛利亚用脚踩住了魔鬼的头,灵魂取得了胜利。 六、“处境化”和文化传统双重视野下的圣母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圣母的理解绝对不是形而上的、教条式的那种理解,圣母固然是圣洁之母,和平之后,但是这种理解仅仅是在教义层面上的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也只是进入近代以来的人们的一种理解。我们对于圣母的理解,应该是从实际出发的,即从民间和传统社会出发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更加强调圣母对于我们的生命意义、生存意义。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根据《圣经》和神学,但是还要更广泛地——也要借助于宗教学——发现一个成为强有力的、先知式的、持批评态度的形象的玛利亚…”,玛利亚是这样一种“象征”,是“扩充、丰富和缓和我们的现实,而首先是扩充、丰富和缓和我们的信仰经验”的象征。这种象征,与我们的处境相遇,从而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圣母玛利亚不仅是我们“温柔的港湾”,更是我们抵挡和对抗一切内在的和外在的魔鬼的坚固盾牌和永恒诅咒!她会使我们不是仅仅去安于现状,去助纣为虐,而是去勇敢地担当和参与对于魔鬼的斗争。 如前所述,圣母多为如印度等东方的女性神学家所青睐,这是因为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女性气质与圣母形象的无间契合。这种神学的交融在印度已经结出了果实。其实,这也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神学思考的空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好生”的文化,讲求个生生不息,而这为构建中国的“圣母论”无疑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这样的一种神学建设绝不是要搞今日教会所讲的那种“本地化”,而只是为神学和教会的处境化提供一种辅助性的作用,与那样一种神学思考相比,“处境化”的问题仍然是第一要著。在处境化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忙于构筑基督宗教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暖巢是不恰当的选择。 七、余论 最后也许应该正面回应一下一些论者的指责,也姑且认为这样一些指责还有那么一点道理。尽管我们可以不去用一些词汇去刺激一些人软弱的神经,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圣母对于现实的邪恶现象的从“负”的方面的惩戒作用。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许圣母不会去诅咒那样一些恶人,但是圣母总不会不去诅咒那些恶人所代表的魔鬼的力量吧?!坚定的信仰是需要的,但明白是非的能力同样也是需要的,我们应该因信仰而变得聪明,而不是最终成为一个信仰的糊涂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