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罗马教宗方济各：主内平安！
首先我衷心感谢上主赐给全世界基督徒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众仆之仆”。我是中国大陆最基层的一个最小的耶稣门徒，名叫若望。为了让您知道中国的一个“小绵羊”在想什么？也为了表达我内心的正直无邪，我用公开信的形式和您心灵交通，请原谅我的冒昧。当您被选为教宗时，中国政府外交部的发言人立即向您表示祝贺，并希望大家相向而行，为中梵早日建交而不懈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信息，我相信您会以耶稣基督爱的精神予以接受的。我有一个“中国梦”，那就是“中梵建交”，我的梦想就是在某一天教宗您到中国北京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会晤，并在北京的大教堂内举行祝福弥撒，那将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一件特大的盛事，那样，您将成为圣伯多禄所有的接班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众仆之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64年了，是一个已有13多亿人口的国家，在联合国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至今梵蒂冈仍没能与之建交，我深感遗憾！大家都知道，梵蒂冈教廷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建交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当事国友好交往，并且帮助这个国家的天主教会能更好的健康的开展福传工作，让天主教成为社会上的一盏明灯，用耶稣基督的爱照亮周围。遗憾的是梵蒂冈教廷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事情上没能把握住福传的大方向，听从了一些“反%共”人士的话，与中国政府进行了60多年的“政治博弈”，而“政治博弈”又显得非常无力，因为梵蒂冈教廷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今天我甘愿冒着“班门弄斧”的名声想和您谈谈有关中梵建交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天主为何容许毛泽东（无神论者）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把蒋介石（信奉基督教）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从中国大陆赶到台湾去？这是很多西方人都想不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当时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是代表广大穷人利益的，他们可以被称为是耶稣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受到“三座大山”压迫的广大穷人。而蒋介石虽然信奉基督教，但他却代表大财主们的利益，是一个法利赛人，得不到全国劳苦大众的拥护，丧失了民心，理所当然的得不到天主的喜悦，由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妻俩均是基督徒，最终还是得到了上主的宽恕，被“放逐”到台湾去反省，做补赎，最后重新做人。在历史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上主的暗中帮助，我只举下面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了：毛泽东的一位并肩作战的妻子贺子珍和她娘家人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她娘家人是信奉天主教的，基督徒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也是基督徒，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这些事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圣经记载了圣保禄的一句话：“……因为所有权力渊源于天主，当政者的权力来自天主”。（罗马书13章1节）圣保禄的这句话正好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圣经里的话都是天主默示人写出来的。
二、如何看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梵蒂冈教廷没有思想准备，在情感上无法认同，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又能返回大陆，因此梵蒂冈教廷指使中国大陆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去煽动教友，对抗人民政府，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负责任的将中国天主教会拖入到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而当时教会中有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了解救处于危难境地的中国天主教会，义无反顾的打起了爱国爱教的旗帜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他们坚信：爱国无罪，爱国不受罚，罚了也无效，保护了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使得全国各地的教友能继续过上合法的宗教生活。有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在50年代梵蒂冈教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不采取敌视政策，不指示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对人民政府采取对抗行为，并且立即与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认为中国天主教会也会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一样，根本就没有必要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梵蒂冈教廷的眼中可能有很多问题，甚至可能被看成是“一团漆黑”，但是梵蒂冈教廷因为并没和中国政府建交，只能在千里之外听取某些人士的汇报，因而经常会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语言，这种不负责任的语言对中国天主教会的福传 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会起到一些混乱的作用，但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广大神长教友几十年来任劳任怨的默默的在为教会的福传做工作，很多爱国会的教友还是义务的在工作，他们为教会的各种事务出力，经常陪同神父下乡到教友村去做弥撒、送圣体，他们全力以赴的为落实教会的房地产奔走各方，有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主教是讲爱的，“爱人之心不可无”，梵蒂冈教廷应该多看看中国大陆天主教爱国会好的方面，如果中国天主教没有爱国会的桥梁帮助作用，那么中国天主教现在能有500万的信徒吗？我们是否也要重温一下耶稣的教导：你们不要光看到别人眼里的一颗小草而看不到自己眼里的一根大梁。从客观上来讲，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实际上是梵蒂冈教廷在50年代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对抗中一手造成的，因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应成为中梵建交的阻力，而应该成为建交的动力。
三、如何看待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由于在50年代，梵蒂冈教廷对中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当时的上海天主教龚品梅主教不幸的担任了敌视政策的“代表人物”，成了梵蒂冈教廷的替罪羔羊，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坐了几十年大牢（还是南京教区主教于斌聪明，在南京被解放前就逃到了台湾，免受了牢狱之灾）耶稣曾说过：“好牧人为羊舍命”，但当时龚品梅主教坐牢并不是为了“羊”坐牢，而是为了梵蒂冈教廷反对中国政府而坐牢的，在中国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之际，龚品梅主教被保外就医送到美国去，梵蒂冈教廷为了平息自己内心对他的愧疚，封了龚品梅主教为红衣大主教。但是梵蒂冈教廷应该承认，由于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教友听神父，神父听主教，主教听教宗”的指示，在50年代，中国大陆有很多年青的忠贞的天主教神长教友听从了梵蒂冈教廷的指示，盲目的对抗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由于龚品梅主教的不负责任的偏离福传方向而搞政治活动，使得中国很多“好绵羊”因为错误的“听命”（并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命令）毫无意义的踏上了“苦难的历程”，成千上万的神长、教友、修士、修女受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牵连，被送到全国各地去劳动改造思想，成千上万信奉天主教的教师（包括本人的父亲）、职员、医生、工程师被打成了“右派”，他们的亲属和子女都被动的参加了“苦难的历程”。当时的梵蒂冈教廷和教宗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对中国天主教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啊！梵蒂冈教廷对中国大陆经历过“苦难的历程”的“好绵羊”和他们的亲属和子孙后代，应该有一句愧疚的语言，并承担历史的责任。在美国的“龚品梅基金会”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爱，用实际的行动来安慰他们，那是明智的举措。如果将“龚品梅基金会”的钱拿来作为对中国大陆搞渗透的经费，对福传毫无意义，其结果美元只能是“打水漂”。
为了避免将中国天主教会再次拿来作为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工具，为了避免中国天主教会再次有原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和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的类似反%共人物出来当主教，为了避免“好绵羊”再次毫无意义的为了错误的听命而重新踏上“苦难的历程”，中国天主教会按照宗徒时代的惯例，采取自选自圣主教的爱国爱教的举措，梵蒂冈教廷没有必要对此非议。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自选自圣的主教们在举行弥撒中都在为教宗祈祷，并都将教宗视为精神领袖，而大部分自选自圣的主教也都被教宗所认可，并得了任命书。因此梵蒂冈教廷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放心，现在梵蒂冈教廷并没有要祝圣有各种对抗政府情绪的人担任中国大陆教区的主教，而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自选自圣主教也没有否定教宗的主教祝圣权，如果没有50年代的“龚品梅反革命”事件发生，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操心谁来当主教？谁当主教实际上是梵蒂冈的事情，就像谁来当省长那是中央的事情一样，如果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坚持自选自圣主教，而梵蒂冈就不与中国建交，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了，在双方还没有建立有效的互信机制情况下很多小问题都很难解决，但是一旦中梵建交后，很多认为是大问题的事情都能迎刃而解。梵蒂冈教廷不要把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的行为看成是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全世界所有国家内的天主教会找不到不爱自己国家的，“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用在中梵建交上是很重要的。
四、圣伯多禄圣保禄的二段圣经应该成为中国天主教会在福传旅途上的指路明灯。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任教宗圣伯多禄他要我们如何“面对政权”的？伯多禄前书2章13-17节：“为主的缘故，你们应该接受人间制度的权力；服从帝王为最高元首，与他所委派执行赏善罚恶的总督。......”
我们再来看一看由耶稣亲自钦定为宗徒的圣保禄，他要我们如何“服从当局”的？罗马书13章1-5节：“人人都要服从政府，因为所有权力渊源于天主，当政者的权力来自天主。所以，凡抗拒当权者也就是抗拒天主的规定，凡抗拒者难免遭到其应受的惩罚........”天主教会长期以来是不重视如何培训教友去学习圣经的，而神职人员大多是熟悉一年四季做弥撒时所需要的固定的几段圣经章节，也很少有人会钻研圣经的全部，如果在50年代，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神长教友甚至龚品梅主教都知道圣伯多禄圣保禄这二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的圣经章节，认真的予以讨论学习，我认为龚品梅主教根本没有必要去上海提篮桥监狱虚度几十年光阴，中国一大批天主教会中的精英，忠贞的基督徒们也不会有“苦难的历程”。梵蒂冈教廷以前如何要大家听从圣伯多禄圣保禄的教导，如何听从耶稣的教训，则显得很是无力和不到位。遗憾的是圣伯多禄圣保禄这么重要的二段圣经在中国天主教会内部被长期的冷落在一边，梵蒂冈教廷如能正确使用“圣经解释权”安静反思，像中国儒家思想一样“活到老，学到老”，再次重温圣伯多禄圣保禄的教导，中梵建交指日可待。
五、在中梵没有建交的情况下，中国天主教会存在的问题。
60多年来，由于中梵没有建交，存在很大的政治空间，造就了不同思想的人，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内就有一派是不受政府管辖的地下教会，他们直接受梵蒂冈领导。他们是坚决反对中梵建交的，因为地下教会的负责人们适应过自由散漫，无人管辖的生活，而在梵蒂冈教廷面前又是以一个忠贞的姿态出现的基督徒，他们的口袋里有梵蒂冈的拨款和地下教友的奉献金，这些钱怎么使用，谁也不清楚，他们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在“秘密传教”。如果一旦中梵建交了，地下教会负责人的美好的自由生活也就结束了。由于受到社会上腐败细菌的感染，地下教会的负责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梵蒂冈教廷来说是鞭长莫及，在疏于管教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地下教会又变成了“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这就为梵蒂冈教廷今后埋下了后患。在文革时期“四人帮”的专政下，所有宗教都被封杀，那个时代天主教会搞地下传教是理所当然的，是英勇的行为，但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复出，国家搞改革开放，宗教信仰有法律的保障，再搞“地下传教”就没有必要了，如继续搞“地下传教”就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带有一定色彩的政治行为了，地下教会的人可能不知道圣经里记载了伯多禄告诉我们要如何“面对政权”和保禄告诉我们要如何“服从当局”的这二段非常重要的圣经章节，中国有句名言：“养不教，父之过”。梵蒂冈教廷应该知道有圣伯多禄圣保禄这两段圣经的，而不告诉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神长教友要按照圣伯多禄圣保禄的教导那样去做，这是要承担责任的，而最后梵蒂冈教廷会免不了要吞下自己所种下的苦果。
几十年来梵蒂冈教廷很少将正能量放在如何与中国政府的建交上，更多的却是将精力放在渗透和策反中国大陆天主教会上，这是“劳民伤财”的表现。由于新一代的中国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并没经历过老一辈的神职人员因为受到“龚品梅反革命”事件的牵连而度过的一段“苦难的历程”，很容易重蹈覆辙的犯历史错误，去年的上海教区“马达钦事件”就是一件典型的不该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梵蒂冈教廷对此有何感想？
在中梵还没建交的政治空间中，不可避免的滋生出各种“投机分子”，有的在神哲学院没有很好的接受神学教育，一旦晋铎后，就会利用宗教礼仪活动大肆敛财，为今后离开教会作物质上的准备。
个别“投机分子”以“空谈爱国”的面目出现于神长教友面前，他和地方干部“烟酒不分家”来表白自己是“爱国的”，一旦掌控了教会权力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在他的眼里，教友们都是一些“愚昧无知”，只配做“奉献”的人。更有以“反爱国会”的忠贞拥护梵蒂冈的面目出现于广大教友面前的人，他在晋铎或晋牧前是“神贫”，一旦晋铎或晋牧后就立即“脱贫”，戴上一顶“神富”的帽子，广大虔诚的善良的教友奉献给教会的钱，绝大部分进入到他的口袋中，这些极个别的“宗教职业者”对如何积极参与社会上扶贫、济困、救灾、助残、养老、支教、义诊等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是不感兴趣的，上述那些社会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的天主教会已经成为历史的故事了。（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只要你打开报纸和电视机，你就能看到很多“好撒玛利亚人”正在做耶稣所喜悦的事。）有的人，他们对买小汽车很感兴趣，还美其名曰：“方便传教”，因此有的地方教会在“买小车成风”之下，竞出现了个别人将教堂的钱挪用来买小车作私用，广大教友敢怒而不敢言，而教会的领导却闭一眼睁一眼。更有的人对国内外的“朝圣”活动尤其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又合教规的游山玩水的机会，他们对由此要花费教会几十万的巨款一点都不在乎，但是对躺在病床上的老年教友和独居的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是否需要常常去看望他们，对他们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这件事可能至今没列入“神富”们的议事日程上。个别教会的人，对教堂的主保庆典、晋铎庆典、晋牧庆典、复堂庆典、建堂庆典、主教主保庆典、百般重视，他可以不惜花费巨资大庆特庆，他到处发请柬，四方来客住宾馆摆宴席招待，他可以不露声色的私下接收来客的红包。而这些宗教礼仪又可提供广大虔诚的教友作奉献的平台，就这样，个别人得到了双丰收！也有个别“宗教职业者”把“公教”变成他的一个“公司”，他成了这个“公司”的总裁，其他神职人员都是他的“雇员”，因此他可以“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对于上述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应该成为“整顿教风”的主要内容。
由于中梵还没建交，上述腐败的细菌正在自由的扩散，能否保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天主教会的纯洁性，众多神长教友正在拭目以待。
六、梵蒂冈教廷和中国政府建交刻不容缓。
梵蒂冈教廷经过60多年来全过程的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已经与国际接轨，不论在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人权和军事上已经成为世界大家庭中负责任又受尊敬的一员，因此梵蒂冈教廷是否也要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中梵建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梵蒂冈教廷要看到中梵建交对中国天主教会福传更有利。（据可靠资料统计，去年中国受洗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仅仅为一万六千多名，不过为每年全国新出生的人数的千分之一而已，在中国要增加160万的天主教徒则需要100年！而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大约有5000万之众，我们天主教会的福传步伐“猴年马月”能跟上去？我不禁要问：我们大量的传教经费到哪里去了？）我们如对建交没有紧迫的使命感，可以说是对耶稣福传命令的怠慢。
拉丁美洲是“解放神学”的发源地，我衷心的希望梵蒂冈教廷在方济各教宗的领导下遵照圣伯多禄圣保禄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各种困境中“解放自己”，重新组合具有强大的充满正能量的对中梵建交有紧迫感的“福传智囊团”，梵蒂冈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核心，因此“中梵建交”这件事希望能放在2013年梵蒂冈教廷的头等议事日程上来。在以往数十年中为梵蒂冈教廷不和中国建交的工作中付出了汗水和心血的“中国通”们，可以让他们退下来安度晚年。我不希望亲爱的方济各教宗被那些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特别不能发挥正能量的“中国通”们左右和影响您的决策。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教廷和教宗之间有着“信仰上的血统关系”，当前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特别是“传钱不传教”的现象，使得天主教的教风不断下滑，我相信教廷和教宗一定会心痛的。如中梵迟迟不建交，我担心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内“左边的山羊”数目将会越来越多，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亲爱的方济各教宗，您能在百忙之中耐心的看完我的这封信，我要举心向上，感谢天主，我们在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求您为我等祈，愿我的“中国梦”——中梵建交，能早日实现。
沪若望
2013年6月16日
发表于 2017-12-4 12:31:3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