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当代国际关系的朋友一定清楚,今日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英美国家掌握着“话语霸权”。关注国内意识形态的朋友也一定清楚,今日中国政府自身同样面临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如何以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将国民凝聚在一起是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样的国内国际现实,与毛时代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其中尤其对外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及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结盟最为成功,另外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具体做法也是值得今日深刻反思的一个方面。 不仅国家面临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其实对于教会而言,同样如此。反观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话语,不难发现,存在很大程度的混乱,语言的混乱与决策的混乱,组织的混乱相互影响。大致而言,今日中国天主教会大概可以划分为四大话语体系,当然,这种体系也仅仅是为了进行区分的必要,其作为体系的内涵及外延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丰富。 一、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话语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话语中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荣主益人,服务人群”。这些关键词也大概行成了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一种话语体系,以上关键词可以大致对应于“政教关系”,“中梵关系”,“教会与信众关系”,“教会与社会关系”几个大的方面。这是其基本的构架,以后所衍生的各种话语,如“依法管理”宗教,“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和谐社会做贡献”等只是对于上述基本话语的细化要求。 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一种国家宗教政策图解,长期以来,教会在其中都处于被动地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出现了一种教会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似乎感到自己也应该说点自己的话,因此我们就听到了“本地化”、“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等语。但是,好像这种表达似乎具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因此,仍然不是一种主体意志的创建性表达。 二、以教廷为中心的海内外天主教会的话语 罗马教廷的话语尤其是对于中国天主教的话语。曾有论者对于教廷对于中国天主教会发生的一切非法事件的话语表述有过非常犀利尖刻的批评,也有为数不少的信众也对于教廷的各种“软弱”的话语愤愤不平。也许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教会,作为“慈母教会”有时必要的杖责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严厉才能更加彰显其慈爱。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针对很多的“异端”和魔鬼,教会都会进行“诅咒”。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教会词典,“诅咒”一词,正是“绝罚”一词。这也证明,在修辞的意义上,我们讲“来自圣母的永恒诅咒”并没有错误。但另一方面,教廷的“软弱”话语并不意味着教廷的失败,无论是从信仰还是从长远的角度而言,人们都不应对其失去信心和耐心,正如近代中国“国籍主教”的任命,“圣统制”的建立,尽管在之前会存在对于教廷的种种指责和误解,但最终事情就在它应该得到解决的那个时候解决了,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会! 海外天主教华人的话语。海外天主教华人既包括了移民或旅居海外的华裔天主教信徒,也包括留学海外的天主教神职。早有论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群体的话语对于与罗马教廷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政策策略的重大影响,之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现象,原因仍然在于中梵之间没有建立其一定的“对话机制”。这一群体的话语的重心放在对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攻击和诋毁方面。尽管国内的宗教政策会存在问题,但是也绝不是如海外华人的那种夸大不实的宣传,因此国内的信众对其言论应该自觉提高分析辨别的能力。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其夸大宣传会因中国现在的强大崛起而带来的自我的心理落差而会更加变本加厉,甚至会给中国的教会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中国天主教基层教会的话语。中国天主教基层教会的话语体系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福传”、“神恩”、“复兴”。这一方面显示了基层教会的蓬勃的活力和扩张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暴漏了基层教会的一种躁动与急功近利。基层教会的话语表述一方面应该不断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许进行一定的创新,创新是一种适度的创新,而且需要自己的一套“服装”。我们注意到有一位神父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即建立“新农村教会”,尽管这有某种程度的抄袭“新农村建设”的政治话语的成分,但是这种概念本身仍然是非常具体而且非常处境化的一种概念,比上述的所有话语都更具有切实的新颖性。当然,“新农村教会”的理论准备、实践步骤、建设目标及其评估,也会引起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兴趣。期待这能够成为一种引领基层教会的话语。 总之,对于以教廷为中心的话语体系的三个子系各有不同,第一子系呈现“软弱”之特征,第二子系呈现“强硬”之姿态,第三子系呈现“大鸣大放”之趋势。因此,本应是统为一体的三个子系却缺乏主导性的话语,缺乏来自罗马的垂直影响力,这就需要进行一种整合,需要三者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三、来自天主教会民间的话语体系 基于信仰的政治批评者。这些批评者批评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中国的官方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当然因批评者水平不一,批评的方式也不同,有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有的则是进行一种系统的理论分析。我们也注意到有的论者曾围绕“爱国爱教”对爱国主义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指出了其严重的欺骗性,需要指出的是,该论者的知识广厚度和分析能力也应该赢得其他论者的应有尊重而不是随便的乱扣帽子打棍子。当然有论者也对这种批评提出了反批评,甚至上升到讨论“汉奸”的层面。我们认为,从信仰的超性层面,爱“天主国”是第一位的,当世俗国与天主国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天主国为优先考虑,当然现在也许并未严重到那种程度;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私事,在一个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你爱日本可以,爱美国也可以,这都是一种自由;而且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批评也不是不爱国的表现,口口声声喊爱国的那些“教贼”恰恰是党群关系的破坏者。 基于信仰的信仰批评者。教会内因不同的神学理解和教会实践而经常引发信仰者之间基于信仰的相互批评,有时甚至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围而伤及“爱德”的范围。基于信仰的批评理论的根据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圣经、圣传和圣训。其中较多倚重第一种证据的主要是来自由新教转皈而来的新教友,大部分更多的是倚重第三种证据即圣训,包括教会的种种教理和法典,而第二种证据较少地为讨论者所使用。以对于圣母论的讨论而言,圣经论者以圣经为依据提出不同意见,圣训论者以法典为依据提出不同意见,这都是极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讲“来自圣母的永恒诅咒”所倚重的是圣传,这是由论题本身的性质和历史所决定的。如果这种讨论伤及了一些人对圣母玛利亚纯洁的信仰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无意的伤害,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对于知识真理的坚持和继续。“来自圣母的诅咒”具有多重的意蕴。其一是修辞意义上的理解,已如前所述。其二是对于“圣母玛利亚”的理解,如前面一些文章所言,如果我们对之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立场,注意从更广泛的神学视角,如女性主义的神学视角,较多地关注在历史传统的玛利亚敬拜,适当地从民间信仰的立场解读圣母的化,那么我们自然会接纳圣母是“可能”诅咒的观点。其三是对于“诅咒”的理解,前面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在此需要补充的第一点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诅咒”并不完全是“咒骂”,“诅咒”既包括了有声的多是“咒骂”的那种“诅咒”,也包括了无声的出自内心良知的反抗的诅咒。因此,应该更完整的去理解诅咒的概念。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诅咒”并不完全是贬义词,在一些时候应该做中性解。因为诅咒的目的,尤其是在天主教信仰框架内的诅咒的目的,是为了“惩戒”,是为了促其悔改,诅咒本身并不是目的。需要补充的第三点是,应该清楚诅咒的对象,我们已经清楚的表达过,诅咒的对象是“魔鬼”而不是具体的人,我们无法设想圣母会对魔鬼的力量不会采取诅咒的态度,如果有人能够设想,那也许会在神学上成为“圣母论”的极大推进者,但遗憾的是,至少现在我们还无法看到这种可能。需要补充的第四点是,“预言”本身就是一种诅咒的力量,当预言还未实现时,诅咒还是一种软弱的力量,但当预言完全实现时,诅咒就显示了它的强大。圣经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圣母对于魔鬼化身的古蛇的制服,这种预言本身就是对于邪恶势力的诅咒性的力量。需要补充的第五点是,即使我们将诅咒的对象指向具体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教会的包括绝罚在内的各种惩罚都不足以让一个罪恶的灵魂悔改时,对于这样一位枯恶不悛,对于这样连自己的“母亲”都敢糟蹋的恶人,为何不去诅咒呢?只要是对于罪恶的诅咒,借用怎样的正义名号又有什么要紧呢?需要补充的第六点是,诅咒所使用的语言最大的莫过于去诅咒其“死亡”,但实际上,最大的诅咒应该是“地狱”。老教友都会清楚,对于一个恶人,我们以往通常的带有很大诅咒成分的规劝是“不悔改,就下地狱”。但现在,谁还会去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生命”比“灵魂”要金贵。生病、意外、死亡比“下地狱”还要严重!因此,我们需要补充的第七点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敢去诅咒别人,是因为我们本身德性就不高,我们怕诅咒别人的最后是诅咒了自己,可怜的人!作为罪人的我们没有资格去诅咒别人,那么作为没有任何原罪的圣母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这样说,又会伤害某些人脆弱的神经!我们不仅要如此说,甚至还要说,只要你是一个义人,那就去像约伯一样行使你诅咒的权利吧!当诅咒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之时,也许今日教会的乱局成为结束之日。很多朋友应该熟悉圣经中的各种诅咒及其后果。故在此不再赘述。 基于庸俗政治哲学的信仰和教会批判。一些处于教会边缘的人,或是一些坚定的无神论者,会经常基于庸俗政治哲学的立场对天主教信仰和教会说三道四,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污蔑和诋毁,其中以以往的“楚林义峰”和“哑牛”为代表。而且这部分人在网络中还相当的活跃,往往根据一些小道消息和子虚乌有的事情,对教会进行批评,可悲的是,曾有一段时间,教会竟有人视为“铮友”。现在似乎已经将这些人扫地出门了。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教友群起而攻之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准和判断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起到“护教”的效果。 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语。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在此是指既不赞成罗马,也不赞成中国的官方教会,也对国家采取怀疑和批评的态度的一些人。这是一批很不着调的人,没有自己的立场,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对一切的言论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种人无论对于教会,还是对于国家,都是一股不可低估的破坏性的力量,是彻底的既不“爱国”又不“爱教”的人。 基于政治的宗教批评者。所谓基于政治的宗教批评者,主要是指官方的御用宗教学者。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迷失和紊乱,御用宗教学者们放松了对于宗教有神论的批评。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来讲,欧美国家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遭受重创;从国内而言,中国的毫无悬念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以往对于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性认识。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最近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激烈的交锋,分化进一步加剧。从韶山“红教”的兴起到“毛泽东旗帜网”对于江青四人帮的“翻案”,从南方报业集团与“乌有之乡”的相互攻讦,已经隐约看出将来“毛左派”与“新左派”主宰未来国家政治的趋势。在此形势之下,试问中国的天主教会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当在不久的将来,面对御用宗教学者的宗教批评时,天主教有话可说吗? 四、学界的天主教话语 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教界,对于天主教抱有同情之心的学者的话语至今仍很微弱。很多学者固然不能从信仰的立场去为教会争取发言权,但是其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代言。而且,在日趋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也面临各种的压力;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感受到很多的学者对于良知和真理追求的坚守,这样的一种精神,在很多时候令很多的教内人士汗颜。可以鼓舞人心的是,教会内仍有神父在坚持开展教界与学界的学术对话,这种对话的意义会因时间而更加凸显。 综合今日中国天主教四大话语体系,可以发现这样几对应该引起关注的关系。其一,是“我”与“他”的关系。今日中国天主教在话语构建方面,缺乏主体意识,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政治话语与宗教话语,天主教话语与新教话语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界限的模糊。在此问题上,应该以我为“主”,以他为“辅”。其二,是“方言”与“圣言”的关系。今日中国天主教存在“方言”过多过滥的现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以“人言”取代了“圣言”,使得信仰成为庸俗哲学和文化的变种。在此问题上,应该少“说”多“听”。其三,是“言”与“行”的关系。存在说得多,做的少的现象;应该是少说多做。其四,是“思”与“言”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很多的论者中尤为突出,很多的发言是没有思想的发言,没有自己的思考参与其中,照搬照抄和生搬硬套的发言不可能引起别人的共鸣、信服。在此问题上,应该是“深思”、“慎言”。 总之,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的话语问题应该具有一种战略思考的意识,实现天主教话语在中国教会内的“同声传译”和在各种“处境”下的适时适切转换与教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说的过程同时也是“正名”的过程,也是生动的建构的过程,希望这“言”的工程能够成为推进今日中国天主教进步赢得未来的一项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