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自由宪政的贡献和消失的基督教教会大学
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和法治的模式诞生于西方?马克思．韦伯和昂格尔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基督教是宪政制度和法治模式的文化土壤。基督教不是一种政治学说，而是一种救世说。政治问题只是作为信仰的边缘问题被提到。但是基督教却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它使西方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个人和世俗国家。正是这种“天堂和尘世”的二元思维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孕育出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基督教对自由宪政的贡献。 从分析基督教传入欧洲成为主流宗教信仰前，古希腊、罗马的公民观念入手，探讨当时的民主政治观与基督教宪政观的区别。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当时的政治共同体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严格区分。古希腊公民完全融入城邦。参与城邦政治和公共管理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追求。当时的公民权利主要是一种参与政治生活的资格。罗马人首次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划出界限。但当时的公民资格概念也是一种道德理念，反映人们对公共安全和公共事务的关怀。公民个人和帝国的安危相比算不上什么。在古希腊和罗马，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活紧密相联。宗教不是个人的私事。古希腊和罗马的神也不是个人的神，而是家族、部落、国家的神。 基督教如何将个人从社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基督教提升人的尊严是通过把人“一分为二”来实现的。基督教信仰区分了人的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天堂幸福与世俗幸福。通过把前者从后者中剥离出来与上帝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赋予人的精神生命以某种高于世俗秩序的神圣意义和独立价值。我们今天讲的宪法权利就是一种个人的权利，是个人对抗国家干预的权利。这种宪法权利带有强烈的超验色彩。基督教的“幽暗意识”是有限政府理念的价值基础。《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这一部分从分析《圣经》中对“世俗权利”的记载及神学家的阐释入手，论证了基督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国家的态度。基督教追求灵魂得救的超越主义价值观和对彼岸命运的信念，降低了国家和政治生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消失的基督教教会大学
作者：周为筠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老人们的记忆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
与燕京大学经历同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
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勿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勿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山麓，并于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多年后正是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亲手“消灭”了这所教会大学。
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司徒雷登，早年全家就在之江大学生活，父亲曾在这里担任教师。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完大学重返杭州传教时，亲自参与了学校升格为之江大学的过程，他的弟弟司徒华林还一度担任之江大学的校长，一家人都与教会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没在之江大学呆多久，就牵头创办了燕京大学并成为首任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前后27年。这所大学起初由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吴雷川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图)
司徒雷登为了给新大学找到一块合适地点，骑毛驴、自行车转遍了京郊，最后在西郊购买了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官绅的资助，司徒雷登四处奔波“化缘”，甚至会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游戏，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京。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在建校筹款时的真实感受。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美国基督教差会帮助，一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司徒雷登除了筹款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一笔巨款。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与名校哈佛搭上了钩，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吸引来冰心、费孝通这样优秀的学子。
这位燕京的校长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家喻户晓，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确，他对之江大学、燕京大学尤其是后者功不可没。这所燕京大学也成了司徒雷登后半生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去世前的唯一心愿是安葬于亲手修建的“燕园”中，可惜目下仍为泡影。
好在去年年底他能“折中”地归葬到杭州这块成长之地。秦望山上的校园里，当年他的居所——独立洋楼“下红房”，在郁郁葱葱中百年如一日。然而，这里曾经的之江大学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修缮一新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只有遗留的都克堂、慎思堂、经济学馆等老建筑，才显露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的历史。
蔚为大观的教会大学
比司徒雷登与教会大学关系还密切的当属马相伯，这位生于江苏的神甫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办学狂人”之称。他先后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其中两所为知名的天主教会大学。
震旦大学校门
马相伯因为家庭缘故出生不久便受洗礼，他从法国教会徐汇公学获得神学博士，在游历欧美之后一度从政，还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共事，襄助改革政事。他于1901年退隐上海时，将祖产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会。教会也投桃报李不负所望，帮助马相伯实现了办学梦。
1903年3月1日，震旦大学在上海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4年教会安排具有不同教学理念的法国神甫南从周负责校务，马相伯次年被迫另起炉灶创办了复旦大学，意在复我震旦。
至于教会辅仁大学，乃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的另一所天主教会大学。从《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波折、重建，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并最终建成了著名的辅仁大学。
不过，除了马相伯和天主教创立的寥寥几所大学，其他多为基督教新教各差会独立创办。由于美国教会对大学教育更为积极，在华的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是由美国以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而创办。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在华所有教会大学，以至于同行的英国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
岭南大学门前的石牌坊
像金陵、齐鲁、东吴、岭南等教会大学都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创办经历，基本都是美国新教来华创办。就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由教会在1904年创办，比北大第一次招收旁听女生早了整整15年。
几年后创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乃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与金陵女大结为姐妹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一定经费。这所女大毕业999人，人称999朵玫瑰。这些女子大学使得中国的“女禁”逐渐开放，女子的高等教育就此发展起来。
教会在华办学经过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其中大学有十几所，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燕京、辅仁、齐鲁在华北;岭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华南;之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沪江在华东;华西有协和，华中有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其辐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虽然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但办学质量非常之高。
光与真理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正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教会大学的办校资金中学生学费是很大一块，此外均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也都由教会提供。但在世俗化、本土化、学术化的日益影响下，教会大学这些最初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教书育人之所。
教会大学里的异教徒学生越来越多，当年哲学家方东美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就从来不祷告。这样的现象在震旦大学尤为严重，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异教徒。到了1930年代，像沪江大学干脆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这些教会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起点都很高，教学质量和制度非常完善，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比如资格比较老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例。
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办学各具特色
除此之外，各个教会大学都办得有声有色，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这些名牌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
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条件最好、质量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
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这些大学的校友受到了民主教育的熏陶，大多在政府系统而非党务系统任职。那些小有名气和运气好的人，则在如医学、农业、新闻、法律等教会大学较有优势的行业工作。如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常能担任国际新闻处和西方报纸的要职，金陵大学在农业界、东吴大学在法律界等。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争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圣约翰大学科学馆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
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的反复重申而成为真理。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一一点了这些教会大学的名。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人的反帝情绪急剧高涨。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由美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首当其冲。
1950年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各个教会大学校长纷纷签名支持，并掀起了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热潮，从教授到学生纷纷撰文愤怒声讨美帝的文化侵略。
对教会大学的整治是从辅仁大学开始的，1950年10月政府接办了此校。接着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但这样也没能挽回它们颓败的命运。
在1952年落叶缤纷的多事之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都蒙受损失。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还根据苏联教育模式设立大学结构。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受伤最深的莫过于教会大学，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
已经被革命群众占领的各个教会大学，认为“院系调整能够实现是‘三反’运动开展后所带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对于撤消校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彻底破产。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热情的支持，一些外国的教员先后被遣送回国。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学纷纷被拆分，院系毫不保留地被分解到其他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
忘却的纪念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
这些教会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它们可以充满骄傲地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在今天中国大陆每一所名校的背后，似乎都能看到一所教会大学的影子。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到哥伦比亚大学，无一不有着教会的影子，几乎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这些教会大学就这么集体消失了，并因政治原因而被国人所遗忘，但是这一群体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它们在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们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以及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使得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有章可循。它们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材，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宋子文就曾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
——原载 《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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