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建交”时代，仅存的忠贞及华人文明的深刻思考！
作者：银色地平线当下，对于天主教聖座所在的梵蒂冈与中国谈判建交的期待和探讨甚嚣尘上，我却坚持认为这件事情需要降温。那么感谢天主！虽然教廷里高调迎合中国政治、急于达成建交的“东方政策”立场在此事件中几乎一手遮天，但是最终教宗方济各还是在聖神内做出了理智判断：（建交问题）要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不达。
我对于谈判中各种媒体播报引发的相关揣测没有兴趣，写此文章只为论述『梵中建交是否中国的天主教会获得发展的首要途径？』或者『政治顺境』是否中国的天主教会获得发展之必定前提？
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人文思潮兴起的国家主义使得政治和经济生活逐步取代了宗教和道德，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取向，甚至是唯一取向。人类早已习惯了用政治逻辑和外交来处置现实问题，政治考量在人类社会事务中被普遍视为成熟的标记，虽然那是畸形的成熟，意味着道德与良知的丧失。欧洲社会早已是如此，共产专制的中国和北韩情况更加严重。在中国，获得政治许可被认为是各种领域得以存在的当然前提，政府自以为是凌驾于一切伦理道德甚至是人格与良知之上的审判者，他们甚至自以为有权决定婚姻里的生育（计划生育）。在现代主义的时代里，政治模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今天的天主教会，我坚持认为这不应该是属于教会的模式，至少不应该是首要模式，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天主聖神永无终穷的临在并引导着教会，这超越性的事实意味着教会发展方式而言，属于世俗的政治模式只能是次要考量，理应适可而止。
聖经新约里从主基督诞生因黑落德迫害去走埃及的那一刻起，到洗者若翰被黑落德阿格黎帕砍头，再到基督公开传教屡遭公议会法利塞人责难，以及后来基督蒙难，基督复活升天后聖神降临引导宗徒们建立教会，显然在此历程当中面临各种政治压迫伴随至终。无论主基督还是宗徒们都未曾有意迎合政治或寻求与之对话以获得存在。进一步说，初期天主教会并不被当时的罗马政治所接受，最初300年的教会历史就是“受难史”，也是殉道史。罗马帝国加于教会的流血迫害，成为那时代的鲜明记号，有数十万天主教徒惨遭杀害，仅存的教友不得不在地窟里举行弥撒和聚会。正是天主教会殉道者们的血以及不屈意志，迎来了天主施惠的恩宠，经历苦难而后被显扬，因那原是基督的路。天主最终以神迹折服了君士坦丁大帝，使得天主教在罗马恢复荣誉，直到狄奥多西一世宣认天主教为帝国国教。然而好景不过几十年，文明而荣耀的罗马帝国被潮水般涌来的欧洲蛮族毁灭，伟大教父们无暇顾及失去家园的痛心，他们一方面安抚原住民，一方面教化粗俗的侵略者，最终以爱德和智慧赢得了欧洲蛮族一致的钦佩和皈依。最初欧洲文明的奠基完全来自教会与社会人民的合作，然而在当时政治体系却相当边缘，至多扮演宗主领地的保安角色，更像今天美国军方，仅在战时才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不难瞭解欧洲文艺复兴高举人权反抗神权的姿态完全就是其国家政治企图排除教会，并控制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场阴谋！初期教会历史的见证震古烁今，充分说明基督的教会获得生存和广传天下，并非必须通过政治外交来实现，而是依靠天主的恩宠。政治体系在社会道德幅度理应是边缘事物。
德训篇说『患难中，得到成功；有的人在顺境中，反而失败，』主基督说『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是我的，』又说『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它已恨了我，』结合宗徒保禄的劝谕『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我们必须瞭解并承认，有一定压力，是教会发展的必要所在。在聖多玛斯的神学里，眼目中看似消极的苦难往往是一种积极的灵性补赎。必须指出：目前中国的天主教会里至少有700-800万教友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苦难！也就是『地下团体』（700-800万人的数据是根据00年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统计的大陆教友1200万人减去09年政府的爱国会统计的教友560万人，也就是『地上团体』，我不是数据控，如果有更准确的数据请读者自行修之）。中国的天主教会『地下团体』完全不同于政府控制的『地上团体』，自1980-1981年范学淹主教拒绝政府干涉并捍卫天主教信仰而提出『十三条指示』，秘密祝聖多位主教以来，多数天主教徒表示向『十三条指示』靠拢，『地下团体』应运而生，多年来普遍做到了安于神贫，并持守较为纯正的信仰面貌以及礼仪规范，追求建树健康发展不受政治污染的教区。范学淹主教的祝聖事件在之后获得已经被列聖品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鼓励和肯定。
中国政府为了遏制『地下团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扶持『地上团体』，诸如开放教堂，兴建修院，送神职人员去海外接受培育。然而整体上，『地上团体』里代表教区的主教却没有人身自由，特别是没有独立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几乎所有的公开发言，都需要有政府干涉教会的『爱国会』来审批，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政府意志主导教会的结果就是『地上团体』因此很难产生为真理和正义担当的使命感和勇气。教会的目的是带给人类真理及基督的救赎，教会的使命必定包含以超越世俗和政治的永恒视野及普世性道德来促进人类进步。然而『地上团体』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社会公益慈善，对于很多『地上团体』教友的内心来说，天主教会的存在好像只是社会生活中一个边缘的选项。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里所指出的『教会的自由屡次被禁止、被阻难，在社会上只能从事慈善工作。』『如果基督徒有爱而没有真理，别人或会欣赏他的善意，他或许也有助于社会生活，但他不会起基本的作用。这样，世人不会真正觉得需要天主。没有真理，爱德的范围便缩成一个与人脱节的小圈子。』我认为：对于基督信仰真正的危险往往不来自明显的反对，而是潜移默化中的偏离，『地上团体』所面临正是这样的局面。
『地下团体』没有来自政治的整体管束，由于人性软弱，统领中华文明的黑暗儒家思想就容易成为主要的人际伦理。尊卑列等、血缘分疏的宗法特质在少数范围里确有可能造成比『地上团体』更阴暗的教会面貌，嫉贤妒才，排除异己，还有小团体意志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正如华人汉代以前没有独尊儒术的时候，确有比儒家思想更可怕的法家思想，不过同时也会孕育根本超越儒家等级血缘模式的道家思想，那几乎等同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上学的超越性哲学体系；同样的道理，并基于客观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宣认：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里，敢于与苦难中基督同行，与初期教会殉道聖人们共负一轭的伟大聖徒也属于『地下团体』！比如被带走后于92年被发现暴尸于清苑县小望亭教堂门口的范主教，还有近期2015年11月被带走后暴尸于山西汾河浅滩的蔚神父，以及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的师.恩祥和苏.志民二位主教。属于『地下团体』的殉道者和遭受用刑的神父还有许多，为避免文章“被和谐”，他们的名字恕不历数，这样的勇气和精神在『地上团体』却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他们在喧嚣时代的寂静中蒙难，在平凡社会的冷漠中被遗忘。恳请诸位主内兄弟姐妹在祈祷中铭记他们的名字。『地下团体』神职在培育资源和素养方面与『地上团体』相当，由于『地下团体』基本只能选择海外培育，因此一定程度上明显优于『地上团体』，单就殉难的蔚神父来说，2000年，他在哥伦比亚布卡拉曼加教区修院接受哲学和神学陶成，后因风湿病转学西班牙，2001年在西班牙撒拉曼卡宗座大学继续攻读。2004-2006年在西班牙撒拉曼卡宗座大学攻读教会法硕士，期间又获取了西班牙良十三世学院的教会社会训导研究生学位。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那位著名的天主教默观大师、教会的聖师十字若望也出自西班牙撒拉曼卡大学。『地下团体』知识渊博、爱德满备的主教和神父确有太多，为顾及其安危，本文不予提及。
梵中建交问题属于政治范畴，相关意见并非『不能错误』的教会训导，亦不算是《天主教教理》892条指出理应依从的『普通训导』。因此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持保留意见。如果梵蒂冈和中国达成建交意味着必须彻底取缔『地下团体』，与『地上团体』合并成立新的主教团。请问这样的协议对于仍旧在苦难中持守忠贞的『地下团体』是否公道？如果建交没有基于中国方面真实的诚意，而只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这样的建交又有多少价值？事实上，中国始终没有意图改变建国2号人物周恩来的宗教立场，他说『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言外之意就是，他认为只要问题被“解决”，或者社会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之后，宗教理应消失！另外，华人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任何思想如若被中国政治“宽容的接纳”，必须完全在儒家思想的伦理尺度里改头换面，成为“四不像”。佛教甚至是华人本土的道教和墨家思想均未能幸免，道家早在“单氏取周”后华人自己的“礼仪之争”中被儒家体系扫地出门，流沙西去。在中国，天主教已经处于意识形态的边缘，那么进一步迎合社会以获得健康发展的希望在哪里体现？当然，我要说当然！如果天主教聖座真的发出命令，要求取缔『地下团体』，与『地上团体』合并成立新的主教团。我只能奉劝『地下团体』定当服从，不可以反对，把这一切默存心中，把所有痛苦在祈祷中通过聖母交给耶稣，然后祈求聖神改变自己的执拗。因为，唯有忏悔和天主的恩宠才能得胜一切！伟大的教会聖师耶稣德兰和十字若望也曾如此怀着信德交出自己，面对教会和修会束手就擒，谁也不应当试图成为第二个马丁。路德。即使失去眼前一切，也要相信坚忍及信德的背后是主基督在新耶京灿烂的笑容。
我对于梵中建交问题的态度并不等于说为了使教会在逆境中获得成长，那么天主教聖座所在的梵蒂冈更好干脆和世界各国解除外交，任凭那里的教会处于来自社会的迫害中。我是要说明：社会上的顺境乃是为了教会准备接受更大挑战甚至是灵性中的苦难所做的预备，这就像聖女大德兰时代的西班牙一样，政治对于教会的关系相对融洽，聖女大德兰和聖十字若望却选择了以厄里亚激烈如火的先知性去挑战教会内的人文思潮和世俗化，他们坚定恢复原始会规（1226年亚尔伯会规）来捍卫传统的天主教隐修精神，并且有勇气面对任何来自反对者及自由主义的巨大磨难，聖十字若被同会兄弟关在托利多隐修院的一个临时由厕所改成的狭窄牢狱里，他怀着望德忍受各种折磨长达9个月，名著《灵歌》即在此诞生！在聖女大德兰和聖十字若望（两位聖师）的默观灵修轨迹当中，无论在何种际遇当中，可以清晰看出他们与『地下』同行的事实！
那么，现在反观中国的天主教会『地上团体』，真的是已经足够准备步舞基督身披血衣、踏上血路然后才迎来光荣复活的成聖道路了吗？做好准备去迎接灵性里更大挑战，如同聖女大德兰的默观生活那样准备接受更大的痛苦了吗？真的已经做好了那样的准备？还是更寄望于凭借一纸合法协定来逃避自己曾经面对真实而苦难中的天主教会时的麻木、冷漠和基督徒使命丧失？如果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就不如维持现状。在这现状里，至少可以清晰彻悟到自己面对社会压迫时的软弱，甚至是虚伪，为了生存及其它不得已的缘由，自我说服必须接纳甚至是爱这个肮脏的国度和它的意识形态，而不愿主动参与到以“山城世光”的使命与普世视野去改造、建树社会道德秩序的行动中去。那些总是喜欢在弥撒里拉手鼓掌、甚至弹吉它、试图把基督的祭献降格为人间欢宴的天主教“爱爱徒”们在听闻有蔚神父那样的牧人被自己的国家弃绝以后，至少还可以有一丝惊愕和羞愧。如果失去了这份良心的张力，中国的教友们岂不是要“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世国作彼岸”了吗？这就如同失去了弥撒里神聖的张力，失去了那些繁文缛节的张力，梵二会议后的今天，教友们用自己的情绪取代了与天主意志的结合，营造出比法利塞传统更恶劣和消沉的心灵环境，后者至少还有立学的苦劳。
在此，恳请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的天主教徒，还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天主教徒们省思，当共产主义过去以后，如同纳粹的时代过去以后，天主教会首先需要面对经历变迁的社会维新人士，那些为整体和普世价值有所担负的人士，那些中国社会仅存的有识之士。他们如若质问：在中国遭受专制主义奴役的时候，天主教在哪里？天主教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有何颜面回应这样的质问？那些鼓吹爱国爱教的天主教“爱爱徒”们如何可以彰显出天主教，这有着宗徒传统的教会曾经担当基督内的正义而向撒殚宣战的勇气！？恐怕值得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提起的只有『地下团体』中的殉道者，还有今天鞠躬尽瘁、无惮于各种谩骂和非议坚定捍卫中国的天主教会『地下团体』的香港陈日君枢机主教。关于这个时代，直到一千年以后，可以在基督内被铭记的也只有他们的名字，与西班牙教难时的上万殉道者们并列，而绝对不是涂世华那样的败类！那样鼓吹教会只属于聖母而无需听命于教宗的爱国者，那样任凭自己本为基督宝血高价救赎的灵魂降格于国家、民族之下的爱国者！
在此，我特别要恳请在中国各高校的讲台上从事教育，却连自己神职、修道人员身份都不敢公开宣认的外籍神职人员和会士们省思！没错，回避基督徒的身份、回避神职人员的身份，可以在中国获得存在，甚至可以获得舒适待遇，然后把修复教育、修复民智当作美好憧憬，但是请问，这样看似成熟的外教姿态，是否符合主基督耶稣在玛窦福音5章37节所指出的『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福音精神！？是否做到了与社会边缘的苦难同行？建立贫穷的教会，怜悯贫穷的社会，不可能在为那个社会的专制政治唱赞歌，希求他们良心发现当中实现！如果不彻底颠覆华人服务专制、抹杀平等人格的黑暗儒家思想，不去构建一个符合基本人权及公正的社会，何谈健康的教育！？即使人们学到了可以了解是非的知识，却没有真正的信德和道德自觉，如何捍卫所见为是的事实，而不至于像比拉多一样洗手不干？如果没有经典时代的隐修精神，又如何不会使教会服务流于形式而忽略事实在工作的天主？然而在中国，隐修会何在！？不应该像韩德力神父一样想当然的认为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中国社会获得了进步”。作为教会里的肢体，怎么可以对于蔚和平神父的不白之死毫无问津？还要怀着慈悲与温情坐等多少杨改兰那样的年轻母亲、多少田明建被堕落的中国社会逼成恶魔？当你们站在万里长城上赞叹这“伟大历史遗迹”的时候，是否曾想到有多少被迫为专制政治修筑这城墙而死的灵魂，他们的白骨被永远砌在了脚下的城墙里！？有位格的灵魂难道不比那些无灵的建筑和历史遗迹更值得叹息吗？华人文明自后汉两千年来黑暗专制社会的历史遗迹，皆是福音所指『刷白的坟墓』！
我绝不认为利玛窦传教模式对于中国的天主教会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耶稣会没有像方济各会那样为穷人和受迫害的人发言，利玛窦对服务于专制社会的儒家思想更是缺乏判断的迎合。他的『尊先儒、反后儒』思想实在是避重就轻，剖析不够深入。被后世尊为伦理教父的孔丘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超越世俗的价值体系，他诸凡论及社会皆是以确保等级社会制度为前提的『政民』二元协调为主，根本不可能有君王和人民平等对话和共同参与社会的余地。诸如『君君臣臣，亲亲尊尊』。他早年『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循道心境在他成为政治游说者后已被遗忘。关于他的『礼乐』，『夫礼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再说他的『仁义』，孔丘抄袭先人社会仁风却不愿首先遵循先人顺道之理的做法在《庄子》里被指为『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天运）孔丘与老子语仁义被老子指为舍本逐末，说『夫子乱人之性也』。孔丘作为思想家的恶劣作风罄竹难书，他用教育谋取暴利，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为官拒绝与穷人同行，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论语.先进》）他嫉贤妒才因政见分歧杀害改革派思想家少正卯，并冠以莫须有的言论罪名，毫无悔意自谓『君子之诛』（《孔子家语.始诛》），他将尧舜之前的典籍尽数烧毁，『孔丘亦烧书，删书断自唐（尧）、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郑板桥家书》）。所以，绝不应该用『人无完人』这样的万能借口为儒家思想开脱，因为他的儒家思想在后汉『独尊儒术』后，的确营造了两千年来『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的局面，这就好比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不是都坏』，但是他们确实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和平年代自我灭绝了8000万人，同样的『不是都坏』也经常被有些人用于为纳粹和穆斯林开脱……
利玛窦传教模式或有合理局限，然其对于中国儒家思想和主流文化的妥协，正是导致今天中国的天主教会面对政治压迫无所适从、缺乏勇气去挑战罪恶文明的原因！虽然利玛窦神父的传教事业获得了中华明代末期的短暂正溯历史，然而后来，对于形上学和哲学省思毫无基础、对于伦理道德更缺少兴趣的中华专制政治仅仅是欣然接纳了利玛窦和耶稣会带来的科技，却利用“礼仪之争”抛弃了理应忏悔己罪、并为正义和人性担当的信仰。科技产品成为后来华人社会掩盖自身愚昧的庇护伞，这个现象持续至今！今天中国社会铺天盖地的智能手机，每天堵满小区毫停放无序的私人汽车，政府以住房、教育、医疗这样的基本生活所需榨取巨额民财，用来不断开发隐身飞机、神盾舰、还有血本购买“二手航母”，各种火箭上天，充分说明这一事实！试想，一个社会群体在建树健康、平等的伦理道德之前，首先拥有了科技，那会是什么结果？那简直就像电影《安德的游戏》里的虫族一样。
我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作为一名步舞赤足加尔默罗灵修精神的天主教徒，在这里宣告：在基督内我有爱一切人的义务，但决不承担爱国和爱民族（某一种价值取向的存在、而非自立存在的位格）的义务，因为爱德是位际行为！此外，爱教会的敌人不等于一定要向其表示友好的征象（聖多玛斯之《神学大全》8。25。9）。我愿做极端的民族虚无论者，在我看来，属世的一切人类生于亚当，民族和国家乃是罪恶与分裂的产物（聖奥斯定之《天主之城》说：第一个国家的建立者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即使是天主所招选的以色列民族，聖经也有话指出『并不是因了你的义德，因为你原是一个执拗的民族』。基督徒的人格不只是要屹立在这世界上，而是要屹立在国家和民族之上！
连国家民族都不爱的人，还谈什么博爱。阻碍中梵建交，抹黑教廷形象，看似坚持信仰原则，实则进入港独台独分子的政治漩涡！ 坐等 板砖！ 冷静思考，只是话太多了。梵中建交问题属于政治范畴，但是繁中主教任命协议则是宗教意味浓重。目前梵中建交恐怕相距甚远，根本不会涉及。有一个问题单独提出：你说蔚神父是殉难有什么证据？好像知道凶手是谁似得？只有在回答了其人为什么去了山西，会见了什么人之后，死亡原因才有可能被揭示。内蒙某教会发生的凶杀案，有些天主教徒也是瞎嚷嚷了一段时间，结果是天主教徒自己所为。 2239 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於感恩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克尽己职。
--天主教教理
我们不难瞭解欧洲文艺复兴高举人权反抗神权的姿态完全就是其国家政治企图排除教会，并控制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场阴谋！
银色能看到这一点还是有进步的。所以说，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就是敌基督。
劉幼民 发表于 2016-11-8 08:29
冷静思考，只是话太多了。梵中建交问题属于政治范畴，但是繁中主教任命协议则是宗教意味浓重。目前梵中建交 ...
老刘啊，您这漫画头像画的。。。怎么那么像Muroidea啊？哈哈哈 arahatta 发表于 2016-11-8 14:13
我们不难瞭解欧洲文艺复兴高举人权反抗神权的姿态完全就是其国家政治企图排除教会，并控制社会伦理道德的一 ...
毛泽东是美分：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都把美国当眼中钉，都是极端的反美，反民主，反人类文明的垃圾，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毛泽东《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
毛泽东拥护资本主义道路：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98-100页 nike 发表于 2016-11-8 08:36
2239 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 ...
“2239”条有二个前提，
第一：教会层面，就是在“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按照圣经的道理，真理即是基督，中国当局政府结构没有信从真理的人，所以，这个前提不存在。
第二：社会层面，前提是“合法当局”，然而1991年苏联代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纷纷宣布共产主义非法，1999年印度尼西亚宣布共产主义非法，2015年（好像是）乌克兰宣布共产主义非法。所以，对于共产主义，有的国家说合法，有的国家说非法，好像中国应该是认为合法吧？不过，公民完全有自由按照自己的良知去选择判定，公民，仅仅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但至于愿意遵照哪里的法律这可以完全可以自由决定。按照庇护十二世教宗的那个法令来看。显然苏联的看法符合教宗的理解，在中国，这个前提基本也不存在。 银色地平线 发表于 2016-11-8 22:38
老刘啊，您这漫画头像画的。。。怎么那么像Muroidea啊？哈哈哈
漫画就是另一类深度意象诗歌，阅读者心里有什么就会看到什么。还是回答问题：你说蔚神父是殉难有什么证据？好像知道凶手是谁似得？此案只有在回答了其人为什么去了山西，会见了什么人之后，死亡原因才有可能被揭示。内蒙某教会发生的凶杀案，有些天主教徒也是瞎嚷嚷了一段时间，结果是一名天主教徒杀死了神父与修女。你敢说蔚神父不是死在天主教徒手里？ 银色地平线 发表于 2016-11-9 01:07
“2239”条有二个前提，
第一：教会层面，就是在“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按照圣经的 ...
国际反华势力试图控制中国，遥控破坏中国革命的头号打手庇护12尤金尼奥·玛丽亚·朱塞佩·乔瓦尼·帕切利1933年代表教廷和二战元凶德国法西斯签订条约。二战后支持米国，经常和米国总统——三十三级共济会员哈里·S·杜鲁门互通信件，表示米国在战后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可取得教会的“合作”。
1946年他严禁天主教徒同共产党人合作。1949年后曾多次发出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红色组织。1947、1949和1950年连续批准教廷圣职部发布命令，不准天主教徒接近共产党及红色组织，违者将受绝罚处分。这三个命令在新中国广泛散发，对中国天主教会造成极恶劣的破坏。 《百度百科》
注：三十三级为共济会最高等级。
下文摘自美国著名传记作家麦克库娄的《杜鲁门传》。
麦克库娄1933年出生于匹兹堡，1955年毕业于耶鲁，在《美国遗产》和《时代》杂志做过撰稿人和编辑。麦克库是美国“普通历史学”复兴的中心人物。舆论认为，他属于最不愤世嫉俗的作家，但是眼睛最敏锐的作家之一。
1992年，《杜鲁门传》出版，麦克库娄获得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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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杜鲁门）的生活圈子逐渐扩大。在农庄呆了3年后（1908年），他加入了共济会。哈里的爷爷和老爷都是共济会会员，父亲约翰·杜鲁门尽管没参加，但一直有此愿望。
1909年1月30 日，哈里被选拔去贝尔顿分会接受等级晋升。
3月份，哈里因“熟谙”仪式程序被提拔为长老共济会会员。他对联谊会表现出很大的热忱，并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参加仪式和接受共济会纲领的道德教义。这一团体历史悠久，莫扎特和安德鲁·杰克逊都曾是会员，许多总统——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当时的总统威廉·霍华德·塔 夫脱也是会员，这些以及共济会兄弟般的情谊使哈里感到精神振奋。
每个共济会成员都知道，乔治·华盛顿就职宣誓时面对的是一部共济会《圣经》，而且砌国 会大厦奠基石时用的是一把共济会泥刀。
1909年秋天，哈里·杜鲁门被任命为执事。翌年，他在格兰德维厄创立起一个新的分会，地点设在梅恩街一家店铺楼上的房间里。26岁时，他已成为那一带 的重要人物。共济会兄弟盖伦·巴布科克回忆说：“哈里是个相当不错的分会会员。”
盖伦不像其他人似的认为哈里是个出色的农民，对他的性格也不以为然。 他觉得哈里好像是杜鲁门家一个“杂务工”。而且他还对哈里成年后仍弹钢琴和嗲声嗲气地称呼他妈妈很看不惯。巴布科克更喜欢维维安和约翰·杜鲁门。然而 他认为哈里“在分会的工作做得很好——非常出色”。
对哈里加入共济会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贝尔顿一家银行的职员弗兰克·布莱尔。斯蒂芬·斯劳特回忆说：“弗兰克·布莱尔让哈里产生了兴趣。聪明的哈里又很有抱负。他（哈里）有想法，………
米国总统共济会大师杜鲁门的画像与大师荣誉证书
图片地址
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110705739819/
特朗普已经胜出，有可能是希特勒复活。 2016年西方最担心的两大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居然都接踵成为现实。极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竟然成为常态，这对西方文明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银色地平线 发表于 2016-11-9 01:07
“2239”条有二个前提，
第一：教会层面，就是在“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按照圣经的 ...
第一：是上帝允许中共当政，否则的话，这一切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一个政府组织，没有必要信从任何的宗教!更不能有任何的政治倾向！
第二：中共政府是合法政府，全世界有哪个政权不承认！
2239 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国家是基於感恩责任，并由爱德而来。顺从合法当局和为公益服务，要求公民在政治团体生活里克尽己职。
--天主教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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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楼主，中国政府当局是否合法？联合国是否承认？至于你自己认为的不合法或什么鸟国家认为，那不算数吧！
特朗普会对中国怎么样，自然成为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特朗普一定会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摆出强硬姿态。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自岿然不动”，你奈我何。
nike 发表于 2016-11-10 08:41
2239 公民的义务是与政府合作，在真理、正义、连带责任和自由的气氛下，给社会的福利作出贡献。爱国及服务 ...
您这是很显然的逻辑谬误，联合国的合法性，只是针对『其成员在联合国席位』之合法性，而不是用于说明某国政治自身的合法性。这就像WTO一样，你加入这个组织遵循这个组织的规范，而这个组织并不解释其它合法性。再说了，联合国过去对北韩、后来对中东，近日对南亚某地区法律公决，中国也不听不是吗？
还有啊，哪国宣布过中国合法？我去，你的意识是你们中国完全服从某国法律了？好像没有吧？
所以世俗法律这东西都是相对的，要按照蒋介石的时代来说你国这就是不合法不是么？同样按照你国的角度，某湾不合法，但任何国家也没有义务按照你们的法律宣布某湾不合法吧？前些日子，加拿大不是就这么回复你们的吗？你国自认为合你自己的法，就如同某湾和满洲一样自认为合自己的法对不？
字这么大，那个，也不能说明国家的法律不是相对的不是吗？我这要真承认了，那还得了？再过几百年有个万一。。。你们又不合法了，我还不得被取而代之的鞭尸啊？所以，世俗的法律一切相对，你觉得谁有理就认为谁合法都行。 劉幼民 发表于 2016-11-10 11:12
特朗普会对中国怎么样，自然成为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特朗普一定会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 ...
嘻嘻，其实耗子也很可爱的，你的头像也是嘛。 nike 发表于 2016-11-10 08:36
第一：是上帝允许中共当政，否则的话，这一切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一个政府组织，没有必要信从任何的宗教 ...
教宗良十三世《自由》通諭(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1888年6月20日
38、既然國家隻應信奉一門宗教，則當然必須信奉唯一真宗教。這在公教國家是不難認出的﹔因為公教顯然具有真宗教的一切標記。因此執政者想要善盡他們的職責，明智而有效地顧全國家的利益，必須保障並維護公教。國家權力是為了國民利益而建立的。雖然領導國民達成現世生活的繁榮乃其切身的任務。但不應消減甚至應當提供更多便利，以幫助國民抵達其最高和最終的美善。因為人的永福在於擁有這最高最終的美善﹔而忽視宗教者，決不可能抵達這宗旨。 银色地平线 发表于 2016-11-10 16:17
您这是很显然的逻辑谬误，联合国的合法性，只是针对『其成员在联合国席位』之合法性，而不是用于说明某国 ...
说了半天，你倒是说说，我国政府哪里不合法？联合国不行，那么梵蒂冈是权威吗？梵蒂冈说中国政府不合法了吗？
“中国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有着无穷尽的智慧”。
--方济各
圣利玛窦神父对中华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圣利玛窦神父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