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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李恒）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有一段讲述她作为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到美国进修，期间她的父亲去世，手足无措后发生的故事。从这样一位高干子女口中讲出，颇耐人寻味（有删减）：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这句话从这样一位高干子女口中说出来，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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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5 21: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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