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女儿眼中的外交官与修女
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李恒）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有一段讲述她作为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到美国进修，期间她的父亲去世，手足无措后发生的故事。从这样一位高干子女口中讲出，颇耐人寻味（有删减）：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lth＆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这句话从这样一位高干子女口中说出来，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刘伯承之子刘同苏是牧师，老夫也不觉得奇怪，信仰是缘分，不信也是缘分。 此文很好，感人肺腑。耐人寻味。 其实，各有各的问题。老夫认同基督的教训：这个世界一个善人都没有。小修和地平犯同样的毛病，以为信教的就是好人。可惜，耶稣从来没有认同过你们的观点。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信教的人除了认罪悔改，绝无更特别的出路。
东北人大多是些串儿，修公爵也不会例外，故而串儿思维避免不了。问题只是，无论怎么串，立脚地都不能变，不变才会串出美丽，变了，就不是串儿，而是岔巴子的欠儿了。 可以以爱国的名义去效忠，但是别以爱国的名义施暴! 在充满诱惑的时代，孩子不缺钱、不缺爱，到外面走弯路的概率就要小很多。 杜特尔特：当总统“活多钱少不幸福”
这几年，我们一再见识了“富二代”、“官二代”们拼爹、坑爹，甚至拼干爹、坑干爹的拙劣表演，见识了“我爸是李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等拼爹游戏。这种现象之所以引人瞩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平民百姓苦于寻找出路而对“代际不平”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既得利益者急于培养接班人而对下一代的放纵。而在马英九女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官二代”的为人处世，看到了她背后的良好家风，也看到了好的家教对年轻人的正面影响。
应该说，马英九女儿给我们的“富二代”、“官二代”们上了一堂做人的必修课。
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某公立医院精神科大夫张洁女士最近老是噩梦不断。她常常梦到饭碗被人抢走，又遭人步步追杀……这些是“迫害狂”典型症状。为此张女士怀疑自己罹患精神类疾病，最后网上一查终于释怀：原来一切都是编制取消给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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