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主教“变脸”激起难以置信和令人沮丧的反应
中国和梵蒂冈马主教“变脸”激起难以置信和令人沮丧的反应Bernardo Cervellerahttp://s14.sinaimg.cn/mw690/001m2p3Mty72zp2WX0hed&690 辞去爱国会职务后，被软禁四年。马主教现在似乎要收回自己的立场、弘扬爱国会及其为中国教会发挥的作用。部分教友认为他是“被迫的”、有人认为他是“过分压力”的受害者、有人甚至指这一“屈服”是上海团体重获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许九月重新开放关了四年的修道院。梵蒂冈不太相信主教的这一声明。一名中国主教自问，圣座与中国的对话是否还有用、担心梵蒂冈内有人指使马达钦主教“自白”讨好中国政府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梵蒂冈人士建议“不要给予这篇文章过多的重要性”，也就是上海主教马达钦六月十二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其间，他自称是爱国会的支持者、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请求宽恕。但在中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中，被软禁四年的上海主教的“自白”正在激起沮丧、质疑和痛苦。此外，还有对“竟能无视其公民四年的”政府的愤怒。许多压力之后，“让其供出一切”。不仅如此，一位主教担心梵蒂冈有人让马达钦主教“自白”以便讨好政府。
二O一二年七月七日晋牧那一天（见照片），圣座和政府都批准的马主教宣布了退出爱国会的决定，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牧灵工作。礼仪中，他还回避了一位非法主教为自己行傅手礼。因为他的“不服从”，礼仪仅几个小时后便被隔离在了进教之佑圣母朝圣地山脚下的上海佘山修道院。偶尔才允许他见一些人、“无权”佩戴任何主教标志：无论是主教帽还是十字架、不能公开主持礼仪。
中国当局对马主教掌掴国家宗教政策做法的报复是全面的：修道院被关、修女会遭到监控、教区印刷厂停工、慈悲圣年不得开启任何圣门；教区账面上巨额款项不翼而飞。马主教被剥夺了上海“主教”的头衔、“因违法接受调查”。教区的管理暂时交给了五名总铎区的司铎管理，但他们只能处理最普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事务。在此局势下，上海教区。也是中国最有活力的教区之一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
“自白”
这是彻底改变以及马主教“重新皈依”的一段。这些年来，马主教有一个自己的新浪博客，他常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灵修反思或者吐露心声，在精神上参与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事件。这一博客一度被屏蔽，后又重新开放。六月十二日，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金鲁贤主教是政府的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对圣座来说是辅理主教。六月二十日，是金主教诞辰百年纪念。文中高度赞赏了金主教将振兴福传与尊重爱国会、与爱国会合作结合起来。突出了金主教探索中国教会的“独立”、在教区管理和人员安排方面不依附于“外籍”势力。但同时，愿意与“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合一。马主教继续写道，金主教的教导帮助他“遵守国家法律”、积极看待爱国会在管理教会生活中的贡献。其间有这样一段，“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伤害了那些长期无私地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这样的错误本不应该发生在上海天主教这么一个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地方。为此，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不安和愧疚，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我始终带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来自于对爱国会历史上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比如恢复宗教活动时爱国会帮助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爱国会协助教会开展牧灵事业等，更来自于我亲身参与爱国会的各项大大小小的工作，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会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其对教会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我认为爱国会在牧灵福传事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最后，马主教表示“复活庆典弥撒中咏唱的“逾越颂”中有一句：‘Felix culpa’（幸运之罪），这句话今天好像既给我们鞭策，也给我们希望。鞭策是，我们犯了罪，跌倒了，这是要接受惩罚的；希望是，我们获取了教训，我们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开始新生”。
反应
中国教友中许多人对马主教的“变脸”感到沮丧。一名中国中部基督徒不“肯定”博客上的文章真的出自马主教之手。“他以前从没有谈过政治。而且，几个月以来他的博客被删除了。因为无法与马主教取得联系，任何人都无法向他本人求证这一变化”。
上海的几名年轻教友认为“都是谎言：这不是主教的信；是别人写的。这是政府惯用的手法，我们早就不信了”。沮丧还因为，这些年来，从某种意义而言，马主教已经成为抵抗政府和爱国会干涉（官方）教会的标志；许多人希望其他（官方）主教能够追随他的榜样，坚定地恪守信仰原则。马主教的坚决态度也给上海教会地上和地下团体带来了最大程度的合一。事实上，地下教会拒绝在爱国会注册，因为爱国会的宪章是违背教会原则的，要建立“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中国北部的一名司铎担心马主教的这种新态度可能再次“分裂团体、令其陷入混乱。政府知道从中渔利”。他还表示，马主教“是被迫写这些东西的，或许是为了交换一点点自由。这是要付出的代价，就像陕西周至教区的吴主教”。这里所指的是吴钦敬主教，十年前未经爱国会允许被祝圣为主教后被隔离了十年。仅在接受了与非法主教共祭后，政府才允许他正式就职为教区主教。
中国东部的一位神父也谈到了吴钦敬主教的例子，他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我认为和周至一样是强迫的”。并补充说“这令我十分痛心。马达钦主教曾经是那些因为信仰而受难者的榜样。今天，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年轻司铎们常常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不想找麻烦。但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保持坚定，是不能退后的。否则，政府就会吸收教会生活，将其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组织”。
认为文章是马主教亲笔的上海教友们则持反对意见。三十岁的姜姓青年指出，“他迄今为止做出的见证现在已经没用了。如果继续下去，完全可以为整个教会带来积极影响”。但也有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主教：“谁知道他遭遇了什么样的磨难、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总之，政府是不会放弃巩固其对教会控制的，让爱国会和主教团控制教会”（二者都是圣座不承认的组织）。另一名青年表示，“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法长时间顶住压力和隔离。中国政府甚至知道怎样让石头在电视上招供”。他所指的是中国活跃人士、新闻记者、出版商、维权律师等在电视上的系列“悔过直播”。
就这一点而言，梵蒂冈（要求匿名）人士的评论十分有价值，他建议亚洲新闻通讯社“没弄清事情来龙去脉之前，不要过分重视这一‘自白’”。他排除了梵蒂冈建议马主教“缓和”态度的假设。
许多人在问马主教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究竟能“得到什么”。例如，近日来盛传上海修院可能会在九月重新开学。修院就是因为修道生与马主教“配合”才关门的：晋牧仪式上，他们把非法主教挡在了圣堂门外，不让他们参与礼仪。
中国南部的一位主教表示，“梵蒂冈保持沉默令人遗憾。我认为，圣座应该重申文章内容与教会训导无法调和，无论谁是作者。沉默只能造成混乱和许多问题：圣座为什么继续与中国政府对话，让他们这样操纵一位主教？我不希望马主教的‘重新皈依’是梵蒂冈的某位人物指使的，以便推动越来越没用的对话”！
中国 - 梵蒂冈马达钦主教“自白”全文
Mons. Taddeo Ma Daqin 四年前辞去爱国会职务的上海主教在其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似乎是一篇所犯错误的“自白”、弘扬爱国会这一控制教会的机构。在此全文发表马主教博文
http://s7.sinaimg.cn/mw690/001m2p3Mty72zpapbP806&690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连日来，马达钦主教“重新皈依”为中国爱国会支持者激起了巨大反响。因决定退出爱国会被软禁四年后，六月十二日，马达钦主教的博客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对其错误的“自白”、并重新提出“爱国爱教”对中国教会的重要性、独立于“外籍”势力的重要性、爱国会为福传作出的贡献。媒体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仅基于从全文摘录出的主教的几句话。在此，我们全文发表马达钦主教的博文《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另一篇文章中，我们报道了中国和梵蒂冈对此的反应。
有人立即给马主教穿上了“背叛”的外衣、有人已经把他视为所谓“投机主教”之列，与中国政府同流合污。阅读上海主教的全文，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表示在管理和人员方面支持“独立”，但要保持与圣座和普世教会必要的合一。就这一点而言，马主教的说法并没有超越教会规定的各国主教团内的某种程度的自治。
问题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OO七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指爱国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的原则”（7）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的确，同一封信中，教宗本笃十六世谈到了“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党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的可能。马主教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继续遵守这一原则，同时给服从国家法律留下空间。但是，他过于积极地弘扬了爱国会，或许是为了寻求保障他的上海团体享有最大的宗教自由。他的被隔离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以至于无法同他联络，从而进一步了解他的想法、了解究竟谁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马主教《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全文如下：
今天的上海天主教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与信友，从金主教身上可以学到很多。
当然，金主教的才华、他的人生阅历，我们恐怕学不来。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高尚的爱国爱教的情操、为天主的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身居主教位却常谦卑自下，这些我们都应该学习。不只是应该，且是必须。因为牧人是羊群的榜样，羊群应该追随牧人。金主教在纪念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非常精辟，他说，主教的使命是把握好教会的方向，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他在教会的牧灵福传、服务社会的方向上，始终很明确；同时，他也努力探索中国天主教会适应社会、与时俱进的道路。
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上有，在教会里也有，就是随意地、主观地、不负责任地批评指责他人、教会、社会和国家，甚至带有侮辱人格性质的言语，有的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有的则怀着敌对的心态而批评。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但只要出现他们认为敏感的名词，就不加思索地随意揣测、大肆鞭挞。这种做法，如果他是一个党员，则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他是一个教友，则没有聆听耶稣的“不要判断、免得受判断”的教导。
金主教从来没有这样批评指责别人，尽管很多次别人对他恶意指责、谩骂、嘲讽，但他都一笑了之。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和心胸大器，是很高尚的，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理顺国法与教规的关系，金主教有他清楚的观点。金主教认为，福音的精神，也就是教会的本质与使命，生活出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爱的教导，努力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的牧灵福传事业。
教会不在世界上求得任何特权和尊位，教会只要实践自己的福传使命，通过这个社会与这个时代所能接纳的方式。所以，对金主教而言，教会的规矩应当遵守，但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的法律更当服从。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在社会上，应该是奉公守法的模范。
历史上，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教会和政权一直纠缠一起，教会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不是在现世争夺至高权力，而是效法耶稣基督，做大众的仆人。直到世俗政权把教会当成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教会遭受了惨痛的打击之后，教会才意识到，错的不是世俗政权，而是自己，因为自己忘记了自己的本质与使命，与世俗政权争夺现世的权力，教会把自己也当成了政权。这与耶稣基督创立教会的初衷，相去愈远。
所以，金主教常提醒我们，遇到困惑，要看历史。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她能适应任何社会、文化，因为她传播的不是一个架构，一个方程式，而是福音精神。因此，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在某些个别的条文上，教会的规章与国家的法律相冲突，要记得，教会是仆人，是服务的，哪有服务的要僭越主人的？我们不能一边谦卑地说自己是仆人，一边又要争取特权。耶稣基督尚且完全遵守犹太法律与习俗，何况作为祂门徒的我们呢？
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前不久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观点，中国天主教必须要积极适应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妥善处理好教会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其他不同宗教的关系、与外国宗教的关系、与非教友的关系等，当然包括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我们怎么能开展福传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四处碰壁，举步维艰。
这条道路金主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做如此认识和选择的。他曾走过一段弯路。其实，中国教会中很多人都走过这样的弯路，包括我自己。
金主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开始走独立自主、爱国爱教道路时，他不理解，不接受。但是，金主教经过他的人生种种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的人生境界也因此而提高。信友们常说，天主能从坏事里面引出好事来。这是一句很有辩证智慧的话语。当人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以后，会领悟以前从未想过的事理，会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所谓人生的成熟，大概就是指这个。这并非是说人因为阅历而变得城府很深，变得油滑，而是因为经验，使人发现自己人生中的崭新境界。没有人会从不犯错，重要的是迷途之后的重新启航。金主教就是这样的，他在走过人生的一段弯路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圣召与使命，就是爱国爱教、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之后，他后半生就全力以赴地为实践这个圣召与使命而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金主教的著作和他平时跟我们的交流中，他多次回忆自己小时候，外国人主宰中国天主教的一切事务，中国天主教徒最大的愿望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务，因为中国人最懂中国人，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人，中国人也有民族自尊、自强、自立之心。
金主教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国天主教会才实现了这个愿望，中国地区的主教都由中国人担当。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能让外国人干涉中国的教务。
金主教在世时也很好地处理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对外宗教友好交往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宗教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与新中国的外交策略是相呼应的，独立自主自办是宪法规定的基本要求，不只是天主教，任何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都必须要依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内部事务上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世界性宗教保持友好平等的交往，共同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我记得多年前陪同金主教几次出访欧美国家，在与当地的主教、神父交流时，金主教反复强调，中国天主教在教义上仍然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保持一致。所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天主教与普世教会信仰的是不同的天主、不同的圣经。
金主教十分重视和支持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工作。他认为，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上海教区和下属各堂区的协助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常关心爱国会的委员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他们鼓励。
金主教非常关心爱国会委员们的综合素质，他总希望委员们在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文化素质和奉献精神上，均衡发展。因为爱国会毕竟是天主教的组织，应该反映出天主教的信仰精神。有时候，他也会指出爱国会个别委员存在的不足，就是在信仰上冷淡，甚至主日也不进堂参加教会的弥撒礼仪，他说：这样的爱国会委员，怎么可以代表爱国会来引导教友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呢？教友们会说：这人自己一点儿也不热心，我们不服他。当然，我们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绝大部分委员们都是有信德基础的，在金主教的教导下，常努力而自觉地修正和平衡自己的使命。
金主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评价，可以在他每次参加爱国会重要会议时的讲话中表现出来。金主教每次都代表上海教区，衷心感谢上海市区各级天主教爱国会对教区和堂区事业的协助。如每年五月份的佘山朝圣活动，市区爱国会的教友们，默默无闻地服务在每一个角落，使得每年佘山圣母月整整一个月的朝圣活动，平安无恙。他们的工作，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上海天主教的平安与稳定发展，与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另外，在教区和堂区的重大教务和礼仪活动中，爱国会总是身先士卒，在最麻烦、最细节、最繁重的任务和环节，积极协助教区和堂区，多年来与教区和堂区可谓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我们这一代人受金主教的影响很大，不仅在灵修上，在爱国会的工作方面也是如此。金主教经常鼓励和教导神父们，在堂区要和爱国会积极合作，发挥爱国会的作用，协助堂区的各项堂务工作。
司铎中有不少，都是因金主教的教导和支持，而加入爱国会，在教区和堂区，把爱国爱教的天主教事业，相互结合，引导教友们走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我也是很早就被金主教推荐到市爱国会任职的，在我晋铎的第二年，金主教就推荐我加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他令我在爱国会虚心向老一辈学习。当时，作为一个小字辈，老一辈的爱国会领导们都很爱护和器重我，给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当时我对爱国会的事业不甚了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爱国会安排我给年轻委员们讲课，所谓“教学相长”，金主教也在多次较大型的爱国会重要会议上，让我代他发言，这给我很大考验和锻炼机会。我也慢慢了解了爱国会事业的重要意义，对爱国会的性质、宗旨、作用都慢慢有了较深刻的领会，改变了我早期的一些看法，亲身体验到我们的爱国爱教的事业，正是一个积极引导广大信众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一个鼓励广大信众在各个领域投身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事业。当我们天主教越适应和投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就越被认可和接受，我们的牧灵福传工作，也就越顺利。这是一种良性的相互关系，产生良性的效果。尤其是，随着接触增多，工作深入，我和很多老一辈爱国会的领导和委员成了忘年交，如已故的顾梅青、唐国治、陆微读教友等，还有李文之、马百龄、王良全、艾祖炯教友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退休以后，我还能收到他们寄给我的圣诞卡呢。
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伤害了那些长期无私地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这样的错误本不应该发生在上海天主教这么一个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地方。为此，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不安和愧疚，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我始终带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来自于对爱国会历史上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比如恢复宗教活动时爱国会帮助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爱国会协助教会开展牧灵事业等，更来自于我亲身参与爱国会的各项大大小小的工作，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
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会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其对教会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我认为爱国会在牧灵福传事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她能够在政治引导、教务协助、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比如说，爱国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帮助广大神长教友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信教群众团体，可以在教务上协助堂区和教区做更多的工作，作为教会的延伸手臂，爱国会更可以把教会慈济天下的善举播洒到社会更多的领域，以体现天主的大爱。在上海，我始终认为金主教所探索的“四驾马车”（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天主教上海教区）并驾齐驱，是天主教上海教区做好牧灵福传事业的最好方式，因为每个团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弥补教会工作的不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还应该学习金主教另一种品格，那就是勇于修正自己的过失。人孰能无过，虽然金主教早年时走过弯路，但也正因为他从这段经历中痛定思痛，寻找到正确的圣召，才得以在他后半生创下光辉的功绩。这几年，我反复地学习金主教生前的文章，学习利玛窦等先贤的传教经验，从中反思自己，不断修正自己年轻气盛、贪慕虚名、浮夸不实等缺点。也正是这几年不问世事的默默沉淀积累，让我对过去自己不成熟、不全面、不正确的所思所想有了深刻认识。人都需要成长，不仅是身体，更是学识、视野、胸襟、思想和心灵境界，年轻的我们一直躺在老一辈爱国爱教神长教友的功劳簿上，缺乏自己对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我记得复活庆典弥撒中咏唱的“逾越颂”中有一句：“Felix culpa”（幸运之罪），这句话今天好像既给我们鞭策，也给我们希望。鞭策是，我们犯了罪，跌倒了，这是要接受惩罚的；希望是，我们获取了教训，我们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开始新生。
马主教，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给自己贴个“叛徒”的标签，可能一辈子都洗不净。您性格中有太多的不稳定性，中共会信任您吗?不知哪一天又变了，中共玩不起，上海教区玩不起，梵蒂冈也玩不起！ tianshimama 发表于 2016-6-19 22:04
马主教，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给自己贴个“叛徒”的标签，可能一辈子都洗不净。您性格中有太多的不稳定性 ...
马主教怎么做都可以理解，梵蒂冈不会给他贴个“叛徒”的标签，上帝不会给他贴个“叛徒”的标签，老夫一如既往的尊重他。因为他一直行走在信仰的道路上。 自欺欺人的为教区为教会为福传吧！ 自欺欺人地天主慈悲吧！龚品梅枢机是个傻瓜，就他金路线聪明？当年龚品梅主教被公布擢升为枢机后，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一片抗议声讨浪潮！金路线在上海最为积极！ 迷糊 发表于 2016-6-21 16:50
自欺欺人地天主慈悲吧！龚品梅枢机是个傻瓜，就他金路线聪明？当年龚品梅主教被公布擢升为枢机后，全国各地 ...
大家都是棋子，谁都没有错，当然下棋的人更是没有错，有错的是天气。 在中国做一个单纯的不与政治挂钩的主教的确很难，马主教既然在内心深处不认同爱国会，有何必做违心的事呢？马主教是很有才华的，比如在圣乐方面，马主教一定会为教会创作出优秀的圣诗，还有在其他方面的造诣，都会无形的服务于教会，不一定非要穿上主教服，有主教外在的标志，更何况，梵蒂冈承认您，您在广大教友的心中永远是主教。
梵蒂冈在马达钦事件上的沉默造成的混乱与争议Bernardo Cervellera
部分人认为，马达钦主教盛赞爱国会、“罪己诏”仅仅是陷害他的“污泥”。也有人认为他“为了教区利益”甘愿忍辱负重。许多人质疑圣座的沉默：对文章内容保持沉默、对上海主教遭遇的迫害保持沉默。质疑梵蒂冈内部有人乐见马达钦事件，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本笃十六世的信（其中指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被取缔了吗？谁取缔的？面临走上一条没有真理、一味妥协道路的危险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中国上海的教友们因为他们的主教马达钦“变脸”继续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辞去爱国会职务而被软禁四年后，马主教于六月十二日发表博文，或者说是《罪己诏》，盛赞“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时至今日，主教的教友和朋友们都坚信马主教是被迫写下这篇文章的，其内容仅仅是陷害他的“污泥”。
北方的一名同样遭到政府严密监视的司铎表示很同情马主教。他向本社表示，“马主教改变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认真反思后接受了吞下这些羞辱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教区的利益，因为这样他就可以重新照顾教区了。中国政府因为他四年前的举动‘丢尽了脸’。他在博文中的悔过和对爱国会的赞扬让政府挽回了面子、所以对马主教来说情况也会有所好转”。
然而，对中国各地的许多教友而言更令他们惊异的是梵蒂冈的沉默、甚至不过问马主教文章——无论是不是他亲自所写——中是不是有“违背教会教义的内容”。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被取缔了？
事实上，充斥着对爱国会颂扬的文章让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沦为一纸空文。本笃十六世的信中，明确指出爱国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7）。梵蒂冈的沉默似乎是在让人相信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已经过时了。
一位七十岁的司铎问道：“教宗本笃十六世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被取缔了吗？谁取缔的？教宗方济各自己也说这封信仍然有效，那么凭什么权力取缔呢”？
他接着表示，“我们承认马主教的文章是与权力达成协议的尝试：难道这没有把信仰道路用于政治谈判讨价还价的危险吗？这种交易究竟要到什么程度？一次屈服，就会滑向一系列的妥协，什么是底线？我们想得到什么？我们接受爱国会和政府的全部指示？我们接受所有被绝罚的主教？我们接受所有非法主教（那些没有被正式绝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真理可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做基督徒”？
事实上，许多人预见马主教和陕西周至教区吴钦敬主教的命运是相同的。后者也是在没有爱国会同意下被祝圣的，被隔离了整整十年。直到接受了与非法主教共祭后才得以正式就职教区主教。“不久，我们就会看到马达钦与一位非法主教共祭，或者被叫去做秀，为筹备第九届天主教代表大会而‘重新皈依’，甚至会在大会期间”。
中国中部一名司铎十分痛心地表示，“梵蒂冈在这种情况下的沉默真的很严重，因为至少会造成和加剧混乱”。
南部主教对圣座的沉默感到尴尬。“我不管谁是文章作者，圣座都应该重申文章里的内容与教会教义不符。否则会让人感到怀疑和害怕，就像马主教的‘重新皈依’是梵蒂冈某些人同意的，甚至希望借此推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圣座的沉默只造成了混乱和许多问题”。
中国-圣座对话的失败
北京一名平信徒表示，马达钦主教“变脸”意味着梵蒂冈对华政策的“失败”。他向本社指出，“如果发表的文章是马主教所为，我们应该说梵蒂冈（试图与政府建立关系，但坚持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的政策失败了。如果是马达钦亲笔，那么，这是强制性的或者是迫害，但却无人揭露，就连圣座也不出声”。
他继续强调，“事实上，这起事件揭示了梵蒂冈政策的失败：他甚至从没有在道义上支持过可怜的马达钦主教，尽管他常常给教宗致电。圣座只是一直保持令人尴尬的沉默。如果马达钦是被迫在博客上这样写的，就意味着他遭到了暴力，被迫听从政府虚假的宗教自由。但是这也凸显出了梵蒂冈政策的失败，试图与中国政府对话的失败。这对话甚至都没能让这个可怜的主教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立场与部分中梵问题评论员的观念截然相反。近日，他们指马达钦事件令人开始对北京和圣座对话抱有希望了，因为扫清了障碍。没有对四年软禁做出任何谴责；一位教会主教无法与外界联系从而了解他究竟想什么、生活的怎么样或者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居然没有任何人因此愤慨。他只是一个案例，对中国和圣座关系而言以前是消极的，现在是积极的。就连教宗方济各本人不也常常要求司铎和主教们（我想还有平信徒）不要将人的问题缩减成“案例”吗，要心中装着他们的面孔。
无法回避的爱国会
要让教友能够接受爱国会，除非爱国会改变了它的性质：爱国会不再是政治干预或控制教会的工具；加入与不加入爱国会不再是衡量是否爱国的条件（纯属自愿）；不加入爱国会的神职或教友不再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威胁（那些因拒绝加入爱国会仍在狱中的或受到限制的人能重获自由）；假如中国将来存在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团，爱国会不得凌驾于主教团之上。教友能够接受的爱国会：它可以是教会联系政府的桥梁纽带，是服务教会和社会的群众组织。问题是这可能吗？
既然承认爱国会是一个政治组织，那么接受它凌驾于中国教会之上的危险在于会潜移默化的认可唯物无神的价值观，因为它的后台不是教会当局，而是信奉无神论的政权。教会的头慢慢的将不再是耶稣基督，而是无神邪灵。这比罗马三百年教难崇拜偶像更可怕，因为这是多么的隐蔽啊！看看我们的神职所受的影响就知道了，追求的方向慢慢的就变了。而它才存在了不到百年就屈服投降了！我们教会的先烈真是不会变通的傻子啊！
有些人错谬的把教会神职拒绝做违背信仰原则、违背良心的事，认为是与政府对抗、不合作，这真是颠倒黑白，是外部势力强加于教会的不自由！教会从来不愿意与任何合法的政权对抗。我们虽然会暂时的失去人身的自由，但良心却是自由的。这正是真理使人自由的真正意义。
马达钦主教六月十二日发表第五篇纪念金鲁贤主教百岁诞辰博文，文笔和口吻与以往引经据典的风格截然不同，在上海教区内引起譁然。有教友说非常痛心，也有教友不接受该文，认定其至少部分为枪手所作，因为主教处在不自由状态。外界则认为马主教「变脸」，「不要给予这篇文章过多的重要性」。上海教区教友神长谨守教会的训导和主教要求的「不判断别人」、默默消化切切祈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声音，即一篇署名「满邓安」的文章「教会不是一本刻板的书，教会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马主教的论文进行了温和而详尽的解读（见「光启的小粉丝」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f4f620e0102wwh7.html）。该文明确提出，爱国会的问题无法回避，马主教一文提出的上海教区「四架马车」模式背后的神学值得重视。 该文首先认为，马主教在二零一二年七七事件和二零一六年第五论中对爱国会的立场是一致的。它认为，七七事件中马主教对爱国会的表态乃是外界压力导致的「一时冲动」：因为早在祝圣礼之前，教区许多神父公开表态不愿与自选自圣主教共祭；并且不少教友神父因他是全国爱国会的委员、上海爱国会的副主任，而不愿意接纳这个新主教；在主教祝圣礼现场，教区一半以上的神父、修女未到场参与弥撒。因此马主教被迫之下脱口而出要「退出爱国会的一切职务」，是一种临时起意的表白，而且马主教这话并没有包含对爱国会的负面评价，他只是简单地说：做了主教以后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牧职上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支持爱国会、甚至反对爱国会。 该文认为，事件发生后，「公众因为过度的诠释或因心中的期待，一厢情愿地把一个对抗的『英雄』形象拍合到他身上，他也无可奈何且顺水推舟地认了」。如今权衡全域后，马主教因当时的不明智的言语带给教区的困境而良心不安，也在情理之中了。 文章提出，马主教文中提到的金鲁贤主教创造性的「四架马车」模式中值得中梵专家的认真评估。不少人以教宗本笃十六给中国教会的牧函为依据，简单认为教廷和教会不能接受爱国会，指责参与爱国会的主教和神父是背弃教会。文章提出，教宗信中不认可的是那个集五特征于一体的政治性组织，即一：「由国家设立」、二：「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三：「企图凌驾于众主教之上」、四：「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五：「不符合教会的教义」。就第一和第二个条件而言，爱国会作为独特的历史现实，教会无法去改变它，因为「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但是如果第三和第四个条件改变了，第五条也就相应改变。金主教所言的教区的「四驾马车」（教区、爱国会、知联会、教务委员会）中，主教才是教会的主要领导者！这就是上海以及众多其它教区主教已经在探索的模式：通过对爱国会成员进行宗教教育，让爱国会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信教群众的组织」，成为教会下的一个团体。文章认为，「既然它只是教会中的一个政治性的群众团体，那么对于任何主教或司铎，若他没有违背当行当信的教义，赞同或参与这个政治性的群众团体的行为就不应该被指责」。 中梵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美秀研究员近年来也频频发文呼吁，要求教会人士更理智宽容地对待爱国会，同时也呼吁政府更尊重教会传统，将主教团和爱国会的关系调整到位。显然，教会的草根实践和学者的认真观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因此，文章呼吁，如今中梵对话工作小组应该将中国主教在牧灵工作中遇到的困境纳入会谈议题中，单纯的主教任命协议不会令教会满意。 该文还指出，上海教区没有人们所期待的对抗性的「勇敢」行为，但教区从来不乏韧性要素。由于极左路线的引导，爱国会在成立之处遭到神长教友的强烈抵制，以致于上海教区的第一次天主教代表大会和爱国会直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才成立。八十年代后极左路线得到了纠正，爱国会为落实宗教政策，恢复教堂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如果对五、六十年代爱国会的工作不做回顾，那些参与施害者没有公开忏悔，那么，让信众接受爱国会，促进教会的和解仍然困难重重。 文章认为，那些不能接受马主教为爱国会申辩的人，不一定出于神学和信仰的考虑，而是历史带来的心理情感的问题。教会的合一，不仅仅在于说理，更是对话中的聆听、祈祷中的治愈，这是漫长的旅程。文章呼吁：如今马主教坦然、勇敢地走向对话之途，也需要教友的积极回应。文章还以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的思想来呼应宗教自由和教会先知角色的问题，认为天主的公义需要在与周遭现实的关系中整合实现，但是需要每个人都有勇气和谦卑参与对话和行为（15），在必要的事上要有统一，在怀疑的事上应有自由，在一切事上应有爱德。＿＿＿＿＿＿＿＿＿＿撰文：亚纳，一位上海教友。【完】
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撤了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甚至中国天主教会的神父中没人敢接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就无法复原，马主教焦虑，可是，中共会再信任马主教吗？如果再信任，我给中共点一个大大的“赞”！！！
tianshimama 发表于 2016-6-22 11:48
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撤了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甚至中国天主教会的神父中没人敢接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就无法 ...
马主教之职不撤就奇怪了，撤了属于正常。问题不在于中共做了什么，而在于马主教直至教会做了什么。马主教和教会的行为正常吗？这是老夫关注的要点。 tianshimama 发表于 2016-6-22 11:48
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撤了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甚至中国天主教会的神父中没人敢接马主教之职，上海教区就无法 ...
所以中共在领导教会，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教！即使你听党的话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邪路了！可真的独立了么？自主了么？自办了么？一群奴才，背教了也没有自由！
不是没人敢接，是共产党在管理教会，在主导教会事务，共产党是爱国会的主！
谁还说爱国会主教神父们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是教会？ 迷糊 发表于 2016-6-21 16:50
自欺欺人地天主慈悲吧！龚品梅枢机是个傻瓜，就他金路线聪明？当年龚品梅主教被公布擢升为枢机后，全国各地 ...
你这上蹿下跳的小丑，真是丢八辈人了 迷糊 发表于 2016-6-25 12:25
所以中共在领导教会，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教！即使你听党的话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邪路了！可真的独立了么？自 ...
迷糊很幼稚。 迷糊 发表于 2016-6-25 12:25
所以中共在领导教会，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教！即使你听党的话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邪路了！可真的独立了么？自 ...
总想让别人当英雄当烈士的人，是最不要脸的犬儒病患者。
【伽利略招了】
因为宣布地球转动说，伽利略被审判。他出来时，学生冲过来：老师，你顶住了?
伽利略：不，我招了。学生震惊：为什么?
伽利略：因为我怕挨揍。
学生愤怒：没有英雄的民族真不幸!
伽利略摇头：不，需要英雄的民族才不幸……理性的民族不需要英雄，只有失常的民族，才将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
大家好。宗教是很必要的条件，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党有党章，国有国法。主教也是一样的。 浚浚 发表于 2016-7-1 20:30
大家好。宗教是很必要的条件，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党有党章，国有国法。主教也是一样的。 ...
教会与党，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主教也是基督徒，只要坚持信仰就可以了。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只为上帝的旨意服务。 國內的兄弟姊妹，我們要爭氣！ 發表於 2016 年 06 月 23陈日君枢机 近來，那些明顯站在政府那邊的人，及那些在教會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大聲說：「大家站起來，準備聽教宗的話，教宗說什麼，大家都要服從。」原來他們希望教廷會簽署一個協議，把現在的不正常狀態認同為合法。有人竟說：「你們這些假善人，常說支持教宗，現在教宗快要出聲了，你們這群人肯定很快就會背教了。」各位兄弟姊妹，我們要冷靜呀！我們信的是天主的教、耶穌的教，在這教會內最高權威是教宗 ―― 耶穌在世的代表。那麼多年來，尤其在教宗本篤任期內，我跟大家說，教廷不代表教宗。但如果有一天一個協議正式簽定，這就肯定是教宗批准的，教宗批准的任何事，我們不可以批評。請大家爭氣，不要批評教宗。當然，我們做事的最後標準還是良心，所以如果你們照良心覺得任何協議內容是違反我們信仰的道理，你們不需要跟著走。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信裡清楚說過：『愛國會「獨立自辦」的原則，也就是讓政府辦教的做法，和信仰是不能調和的。』教宗方濟也曾說那封信還是有效，要我們重視。你們絕對不應該參加愛國會。那麼將來恐怕沒有地方公開祈禱了，你可以在家裡祈禱；即使沒機會領聖事，天主耶穌一樣會到你心裡來；就算沒有機會做神父，回鄉耕田也可以，神父永遠是神父。教宗本篤說過：「為了信仰我們要接受眼前的全面失敗！」初期教會等了三百年，我們看來不需要等那麼久吧。冬天快會過去，堅持到底的才能得救。勉之。勉之。 陈老一如既往“关心”内地教会，只是越来越不自信了。;P;P;P 假如在中国天主教会中没有出现过以龚品梅枢机、范仲俺主教为代表的一大批捍卫天主教教义、教规的人士，中国天主教早就中国特色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梵蒂冈在中共眼里不过是摆设罢了。感谢天主为中国教会存留了这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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