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座外方传教会在华一百五十年记
宗座外方传教会百五年在港传福音柯毅霖著 陈爱洁译
宗座外方传教会介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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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八年四月十日早上，意大利籍司铎雷纳（Paolo Reina）神父抵达香港的海岸。他是约二百一十位来港的传教士当中的第一位，属于米兰外方传教会修院。他们在香港服务至今，而在一九二六年，他们改名为「宗座外方传教会」。他们首先在香港，然后在邻近的大陆地区工作，逐渐肩负这个只成立了十六年的年轻天主教会的领导工作。当时，香港天主教会正寻求新的资源，以面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各项挑战。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香港脱离澳门教区，成为宗座监牧区，中国传教区的总务处亦设于此。在那些岁月里，在少数国籍司铎、传信部的传教士、方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的努力下，这个天主教团体的信徒数目大幅增长。
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不但对天主教会的成长，也对整个社会作出极大贡献，尤其是在教育、社会活动和给贫困人士提供慈善援助等方面。这些意籍传教士融入了本地团体，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变革的先驱，而且在过程中同样改变了自己。目前，香港天主教会仍只占人口的一小部份（约百份之五），但它却是亚洲其中最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教会。其余的人也受惠于传教士的努力，尤其是宗座外方传教会与其他天主教修会和机构提供的教育和社会服务。
香港：一百五十五年前
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一百五十年来从未间断地在香港工作。为了面对跟他们「不同」而又多元化的对象，他们需要重新演译自己的角色，调整传教方法。这并非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一般接触，而是不同性格的人的接触，这些人都各有自己文化上的资产和限制。在这段日子里，传教士在香港这个小小的传教区，遇上各种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我在等候他（雷纳神父）的时候，弥撒后我看见那艘轮船，我随即上船通知他一些事情。这位好司铎表明已准备覆行任何工作，而我亦不怀疑他的真诚。随后我们有机会交谈，而我深信天主的眷顾，祂终于解救我们这个可怜的传教区，派来这些新到的传教士。
这些充满希望的说话，是由意大利籍司铎盎（Luigi Ambrosi）神父于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写下的。盎神父就是当时香港天主教会这个小团体的负责人。
雷纳神父是首批传教士的院长；他们原本于一八五二年被派往巴布亚新畿内亚。由于当地环境极之艰难，传教工作又毫无成果，甚至其中一位成员遭杀害，他们于是离开该地方。然而，雷神父在来港后不久便英年早逝，香港天主教团体的领导工作便交由高（Timoleone Raimondi）神父接手，而高神父后来于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五年成为香港首位宗座代牧（当时传教区的主教的称号）。他以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和清晰的愿景管理本地天主教会。继他之后，香港天主教会由其他伟大人物领导，例如：和（Luigi Piazzoli）主教，他是一位巡回各地的传教士，成为香港第二任宗座代牧（一八九五至一九零四年）；还有师多敏（Domenico Pozzoni）主教（一九零五至一九二四年），他被称为圣洁的主教，以培养教区的灵修生活而广为传颂，他也是当时刚成立的香港大学的校董会成员之一。师主教的两位继任人恩理觉（Enrico Valtorta）主教及白英奇（Lorenzo Bianchi）主教，各有特色。
至于五位成功领导香港天主教会的国籍主教是：徐诚斌、李宏基、胡振中、陈日君和汤汉。现时，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仍透过堂区牧民职务继续福传工作。 （堂区是这个有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传教团体。）传教会也与其他本地司铎、牧民工作者和外方传教士参与社会活动和教育计划。随着香港正在实践作为与大陆教会的桥梁和姊妹教会的角色，宗座外方传教会也为完成这任务而作出贡献。有些成员在中国，有些学习普通话，还有一些经常探访中国，尤其是宗座外方传教会昔日传教的地区（广东、河南及陕西等地），因为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团体怀有特别情感。
巡回各地的传教士
在香港传教区的首几十年里，福传工作都是由「巡回传教士」履行。现时已再没有巡回传教士，而巡回传教大概是最传统（和吸引人的）福传方式。数十年来，米兰会传教士在中国各县城度过十分艰辛的巡回传教生活，而那些县城在当时是属于香港宗座监牧区（及后来的代牧区）管辖。他们也在中国管治的广东省三人个县份（宝安、惠阳和海丰）工作。
米兰传教士奔走于各村落之间，公开在街头和广场上宣讲。他们有时受人欢迎，有时遭人驱赶。他们一旦获得接纳，便会建立信徒小团体，由本地的传道员照顾。
传教士常有国籍司铎或传道员陪伴。国籍司铎和传道员建立庞大的网络，让巡回传教士结出成果。本地司铎和传道员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作外方传教士的向导，并建议新的地区或村落。可惜，在过去的传教叙述中，没有充份正视他们的角色。
米兰会传教士甚少接触知识份子，他们日常交往的都是普罗大众，包括比较贫困及地位较低的一群。传教士大都与这些人一样过着清贫生活，并且学习他们的方言，有时甚至能操流利口语。这绝非易事，因为方言之间差别很大，正如不同地方风俗都不一样。显然地，传教士也要学习对他们来说同样陌生的英语。有几十年时间，部份传教士更要学习葡萄牙语，以服务说葡语的教友。对大多数传教士而言，沉浸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和语言，确是艰难的任务。他们时常独自一人生活，努力学习本地的方言，忍受炎热潮湿的天气，经常因为食物短缺而遭受病痛之苦。在某程度上，他们经历了大部份本地人的贫穷生活。
基督徒只属少数，经常受到歧视，也常是不公义和暴力的受害者。很多时候，皈依者来自社会的边缘，来自不能融入儒家社会的一群，来自不公义和压迫的受害者：简言之，他们都是寻找新开始的人、家庭或宗族。有相当多的新皈依者属于少数族群，面对极大的困难。其中一个例子是客家人，他们都是贫穷的家庭，靠捕鱼和产盐为生。他们中甚至有海盗、黑社会成员和长期病患者，例如麻疯病人。在不少情况下，传教士要捍卫这些备受委屈的家庭和团体的权利。
借教育传播福音
传教工作的主要目标是要引导人们皈依天主教信仰、教导慕道者、提供牧民照顾，以及建立地方教会。这些目标的两侧有其他两项服务，与传教活动相辅相成：教育年轻人和援助有需要的人。这两项服务是宣讲福音过程中的组成部份，是实践基督之爱的方法，是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的，即使并非所有受惠者都加入教会。
从一开始，这些意籍传教士透过开办学校（包括在香港和偏远乡村）为香港的居民提供教育，并援助穷人。
自从利玛窦时代以来，中国天主教会的特色，就是有多位身兼科学家的传教士。但是，宗座外方传教会却清楚选择直接宣讲和慈善工作，而不是从事文化或科学活动。在香港，宗座外方传教会只有两个例外。安西满（Simeone Volonteri, 1831-1904）神父于一八七零年在河南创立传教站，绘制了首张香港及周边地区地图，备受各方好评。麦兆良（Raffaello Maglioni, 1891-1953）神父于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海丰工作，是宗座外方传教会中唯一值得称为科学家的传教士。除了重要的考古文物外，他的图书馆藏有超过一千本珍贵书籍；后来白英奇主教把这些品藏捐给香港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观赏。麦神父在内心的热情推动下而自学成才，也具有语言天份。事实上，他编纂了第一本鹤佬话（海丰地区的方言）词典。
安西满与麦兆良两位神父首先是从事传统传教工作的传教士，他们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重要性，是个人热忱的成果，却长期以来未受到传教会充份赏识，因为传教会从没有像晚明初清的耶稣会士一样训练传教士兼做科学工作。传教会这种的政策所产生的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在香港如此重要的城市，却没有创办天主教大学。依笔者意见，这是宗座外方传教会给香港的遗产一个最严重缺点。然而，正如我们会在下文看到，传教会的确为基础教育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和香港的战争：难民的困境
一九三七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年，香港因?霍乱的爆发和两次猛烈的台风侵袭，而处于艰难的境地，这些灾难导致一千人死亡，并造成大规模的毁坏。而难民的涌入，连同他们的生活所需的负担和所经历的惶恐，使这座城市在接待这些新到来者时面临沉重的压力。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次年夏天，超过五十万人来到这块殖民地避难，当中有三万人被迫露宿街头。
恩理觉主教敦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所有人对这些移民伸出慈善援手，他安排许多修女和一名神父充当志愿护士，听任政府的调遣。他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自己则每天接二连三去各处医院探视。香港人口与日俱增，到一九四一年达至一百六十四万。恩理觉主教促请他的中国信众援助他们大陆上的同胞。成千上万元的筹款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并送到南京城－－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受害地。恩理觉主教还组织了一支远征队，搭乘临时租借的客船奔赴广东递送食物和药品。中国政府给他颁授玉质勋章，确认他在该地区的慈善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开始大举进犯香港，到处杀戮破坏，主教座堂也被炸弹击中。圣若瑟堂在相当大的毁坏中仍屹立不倒。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受损，但仍幸存下来。人们在教堂和教会机构中避难，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人们拥挤在每一个可以容身的角落里，在地板上睡觉。主教座堂本身、主教公署和女修院都成了庇护所。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四月，包括许多天主教徒在?的六十万人逃离香港。那些无法移民的人们便冒着饿死的风险。每天有大约三百到五百具死尸从街道上被清理走。直至日本占领时期结束，人口比战前的一百五十万水平锐减了三分之一。为了应付这些陷于困境者的需要，恩主教变卖了教会的部分教产、金质礼器，以及教会的鸣钟。他也得到圣座的支持来援助本地的居民。日复一日，他勇敢地面对日本当局，尝试把占领期间的暴行减至最少。他的确是「人民的护卫者」，是香港历史上最悲惨时期的保护者。恩主教也被称为「穷人的父亲」，他帮助所有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孤儿和赤贫人士。一九四六年，他出任新成立的香港教区首任正权主教。至于宗座外方传教会留给香港教区的最后一项丰碑，就是恩主教的继任人白英奇主教。
出类拔萃的会士
战后香港的景况实是惨不忍睹，其人口减少到了大约五十万，其中百分之八十营养不良。城市中一半的建筑物无法居住，社会一片纷乱。由于难民从中国返回香港，几个月之后人口便出现倍增。难民潮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结构。一九四七年，人口升至一百八十万。在中国陷于动荡混乱之时，香港却以引人瞩目的步伐进步，发展成?东南亚主要城市之一。
恩主教一九五一年去世后，当时仍在中国被囚禁的白英奇神父获委任为香港主教。他在一九五二年才获得自由，也是最后一位服务香港的外籍主教（直至一九六九年）。他或许没有其前辈所展现的非凡特质，但谦逊简朴就是他的力量。白英奇主教，一八九九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一直以克制含蓄与平静的态度，安然地度过非常的时刻：共产主义者于一九二八及二九年对海丰的基督徒团体施以种种暴行；他被囚禁（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大量难民在一九五零年代涌入；以及香港在一九六七年发生的暴动。白主教从未对囚禁过他的人作任何毁谤、诬蔑之言，也没有以受害者身份自居。就是这种谦逊的态度，令他能够作出英勇无畏、高瞻远瞩的决定，为后世所铭记。在这样一位人物的领导下，教会能够成功面对艰难的挑战：逃难的得到接待，饥饿的得到饱足，无家可归的得到居住，患病的得到医治，儿童也得受教育。许多庇护所、援助中心、社会医疗服务和学校，在这殖民地各处建立起来。一九六九年，他主动提出离开香港（他于一九八三年在意大利勒高镇逝世），尽管他的继任人徐诚斌主教诚意邀请他留下来。白主教的离去被视为一个年代的终结，另一个新的年代开始。这是宗座外方传教会临在的高峰，就是完成它的使命，带领本地教会达致成熟。
一九五二年，白英奇主教正式就任香港教区主教时，整个教区共四万名天主教徒和十二个堂区。十七年后，当他离开香港时，全港已有二十五万天主教徒和五十二个堂区。白主教只关心团体的福祉和福传工作：他完全没有任何民族主义、门户之见或文化优越感，而这一切在过往则阻碍了中国教会的发展。白主教没有把香港教区视为宗座外方传教会的财产。任何修会的传教士只要乐意事奉，都能为香港社会和教会作贡献。传教士的数目大幅增长，众多修会亦在香港展开工作（它们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在短短几年间，已有超过三十个天主教修会在香港运作。
每年有数以千计慕道者加入天主教会，教会亦不遗余力指导他们认识教义。教区在援助难民的同时，也记录得领洗人数显著增长：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便有超过六千人领洗。许多弥撒中心、小堂和圣堂落成，以容纳与日俱增的会众。在很多地方，弥撒甚至要在天主教学校的礼堂举行。教区又设立了一些中心，为信友制作学习材料和工具，帮助他们认识教理和礼仪，以及在灵修方面得到成长。教友则参加各种堂区和教区层面的善会或团体。
爱心传教士
对有需要的人士，特别是对那些来自中国的难民们的社会服务，起初是由个别的传教士所推动的，为应付本港的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无数的人道主义援助及教育中心在圣堂周围迅速成立。堂区圣堂、学校和社会中心常常是在同一建筑物之下，包括所有的服务类别：发放食物及药物、为慕道者安排教育和讲授宗教课程、主日弥撒、牧民及礼仪职务等。在一九五零年代，天主教会就开设了大约二十个社会服务中心，当中的许多委托给宗座外方传教会神父或教区神父照管，他们建成四千多间住所，并设立五十五个食品衣物发放中心和十七间诊所。香港明爱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社会机构，于一九五三年由在德国出生的华德中（Charles Herman Vath）神父创办。一九六一年，宗座外方传教会力理得（Francesco Lerda）神父获委任为明爱副总裁，并于一九六八年出任总裁一职，直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廿八日逝世为止。在力理得神父及其同僚的领导下，香港明爱从一个小小的志愿者团体，成长为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机构，在这一点上，对于普遍香港市民而言，「明爱」这名称比天主教会所使用的同样名称更加?人熟悉。
力神父和香港明爱对香港和亚洲的社会服务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明爱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广泛，致力满全基本的人类需要，包括社会工作、教育、医疗、社区发展和接待服务等。明爱通过来自一百四十个地点、超过二百四十个服务单位来服务社群。它拥有超过四千九百位全职雇员，并有超过一万位义工给予持续支持。
慈善工作并不常常透过有组织的机构而实行的，正如一些传教士具有特别神恩，以创新的方法来帮助穷人。其中一位是谷禄师（Richard Brookes）神父，他以「穷人的神父」、「香港的圣方济」和最受爱戴的神父之一而名垂香港历史。他于一八九二年在意大利出生，并于一九二一年来到香港，并在此度过了接下来的五十六个年头。他在市区和乡间担任本堂神父。他曾是教区的秘书长及副主教、监狱神师、麻疯病团体的神师。他心里尤其珍惜在喜灵洲担任天主教麻疯病人的牧灵工作。因此，他为之前的麻疯病人成立圣嘉弥禄会（Society of St. Camillus），并对其成员倾注了大量的关爱之情。榖禄师神父是一位朴实无华、付出无尽爱心、深受爱戴的传教士，他总是全心全意投入照顾那些遭受不幸打击的人。他是一个拥有真正方济精神、生活在穷人当中的人，他不花费在自己身上，却精力充沛地为那些他所扶助的人祈求幸福。
另一位因爱护弱小者而让人怀念的传教士，就是达碑立（Enea Tapella）神父。像圣女小德兰一样，达碑立神父与众不同之处，并非在于外在异乎寻常的素质，而是一种内心的谦卑而彻底地奉献于慈善工作中。他以他的质朴和真挚，激发起周围许多人的热情。一九七七年，他在一次电单车意外中受到致命创伤。当时，在他曾担任助理本堂神父的深水?圣方济各堂区，有一百五十多位友人及堂区教友，急切地排起长龙，争相为达碑立神父捐血，期盼挽救他的生命。他四十八岁便溘然辞世，许多人?此而深深感动，并要求他的工作能够薪火相传。一九七七年，方叔华（Giosu? Bonzi）神父与一群来自不同专业而干劲十足的义工，一起成立了「智障人士之家会」（The Society of Homes for the Handicapped）（从二零零一年起改称为「扶康会」），其使命是要延续及确立达碑立神父的遗志。
一位谨慎周到的英雄
白英奇主教最密切的合作者大概就是明鉴理（Lido Mencarini, 1916-2007）神父。明神父是一位谦逊而专心一致的工人，他把一生黄金岁月，都花在确保教会能够满足涌到香港的百万难民的庞大需求。他亦负责开办多间由教区赞助的公立学校。一九六四年，他获选为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但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不高，但特别是因为香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还在香港服务，继续他的牧民工作，并服务我们的团体，是一位勤奋的司库。
明神父去世后，他的一个事迹才得以公开：他曾经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在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坎图，设法营救了数十名犹太人和反法西斯活跃份子。他的确是一位谨慎周到的英雄！
一位既温良又勇敢的传教士
江志坚（Quirino De Ascaniis）神父于二零零九年一月逝世，终年一百岁，生前在中国传教七十五年。在这些年间，有二百零五位传教士为宣扬福音而踏足香港，江神父个人认识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他写满十七本笔记薄的传教生活回忆录或灵修札记，还原了一位真诚、温良又勇敢的人的面貌。他的传教生涯并不轻易。他在大陆惠阳县和宝安县度过的接近二十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一年），他曾经入狱、被软禁、遭遇严酷的审讯、受歹徒攻击、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在中国期间，是最为紧张的日子，正如他自己写道，生活在「一连串的火灾」中：日本侵略、国民军进攻、共产党游击队、歹徒匪帮、共产党政府。这时期稍一不慎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江神父继续以纯朴和福音的精神工作，穿梭于他服务的地方，却从未想过逃走。他常常最关注的，就是基督徒的福祉。尽管身体不是很好，他仍然面对各种挑战、克服各种障碍。
除了上述的著作外，江神父还深入调查丁味略（Emilio Teruzzi）、郭景芸、黄子谦等三位神父于一九四二年在香港西贡被杀的事件。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江神父担任西贡堂区的本堂司铎期间，建成了今天我们仍见到的圣心堂。一九七四年，会士范赉亮（Valeriano Fraccaro）神父被杀害后，整个气氛非常紧张，正是温顺谦卑的江神父应邀填补空缺。其后，江神父在圣德肋撒堂和玫瑰堂服务至一九九三年退休。 宗座外方传教会一位具魅力的领袖
林柏栋（Adelio Lambertoni）神父是在寻找传教工作和活动的「新方法」这方面的领袖。他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之苦后，于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知道死亡临近，却从没有夸大痛苦，反而是忘掉自我，关心别人。他将自己交托在上主手中，借着完全服从天主的圣意而展现出深刻的信德。这样的信德?发了我们众人，甚至使我们感到震撼。
在我们的团体中，他是真正的催化剂，按理更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引起四周的人的关注，并努力鼓励他们。在更新我们在香港的传教工作的过程中，他是一位领袖；他是一位革新者，不断寻找新方向，天生具有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常识。他喜欢融合不同的意见和立场，诚恳待人。他在我们的团体中寻求合一，而且担任议员多年，后来也出任副区会长。林神父积极从事社会工作，使他成为社会的知名人物。但是，他从没有以此取代他的首要职责，就是作司铎，作羊群的牧者。
林神父具有魅力，而且十分慷慨，在他到过的每一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重视人际关系，并结交了一群要好的朋友，当中包括末任港督彭定康。他的神恩仍可见于他在香港建立的大家庭；他收养了八个没有家庭的儿童。对他们来说，林神父是父亲，对他们的子女来说，他就是祖父；他给他们提供一流的教育，让他们融入社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给予他们一个充满真诚关爱的真正家庭。
福传的新方法
一九六九年，教区移交华人领导之后，宗座外方传教会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辨别自己在香港教会和社会中担当的新角色。当大多数传教士继续透过堂区牧民工作服务教区之际，一些人觉得有需要发掘不同的服务方法，于是开始寻找福传的「新方法」。一场轰轰烈烈的辩论在传教士中间发生。有时这辩论变得十分紧张，就有关如何回应教区的新形势和社会的转变这方面，产生了互相对立的观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带来的更新，连同全球呼吁正义和服务穷人的浪潮，也席卷香港。年轻的传教士尝试「新方法」，参与社会议题，与受压迫者、穷人和边缘人士一起争取正义。按照他们的观点，必须宣讲福音，不仅仅从讲坛上或在堂区范围?，而且首先的是，每当人在受苦和经历剥削的时候宣讲。在那里，即使教会可能并不是以有形可见的方式存在，但可看到受苦的基督。据他们说，福传不但意味着使人皈依天主教信仰，也意味着拓展天国。这些神父想以贫穷的精神与人们并肩生活，借着保住一份固定的世俗工作来养活自己。他们委身于照顾穷人和争取社会正义来活出信仰，最后成立了「宗座外方传教会关注社会组」。
在那时代的气氛中，有圣职人员和教友率领抗议，谴责殖民地政府的社会及经济政策，尤其涉及居住在棚屋的无家可归者、小贩、艇户、「水上新娘」等问题。他们帮助青少年罪犯，也服务长者。一些传教士具有法国的「工人神父」的风格，选择在工厂工作（有些是全职，有些是兼职）。他们的动机是分享工人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为福音作见证。一九八六年，两位意籍传教士开始住在位于九龙油麻地避风塘的一艘艇上，好能服务艇户并分享他们的苦况。他们积极为渔民的子女和年轻人组织社会及教育计划。
在一九八零年代，香港发觉大量越南难民涌入会造成危机。部份传教士探访难民营，并抗议殖民地政府恶劣对待难民。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也积极参与居港权问题（一九九七年至今），以及其他人权及民间自由等议题。
现时，在主权移交（一九九七年）后，宗座外方传教会仍是协助教区在香港特区实践牧民及传教活动的修会团体之一。目前约有三十五位会士透过牧民、教育及社会等职务，在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践他们的传教圣召。 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意大利恩保德神父在香港和大中华地区传教50年。他于2005年创立逾越知音网上福传学校。由神职人员与资深传道员担任教员，免费为广大华人培育福传员和慕道培育。设有网上福传班和网上慕道班，学员通过网络资讯进行学习和即时通讯技术进行分享交流。国内已经有超过200人从恩神父的网络学校毕业了。
逾越知音网上福传学校网址：http://www.evschool.net/
选择简体就会进入国语学习区，所有视频和分享均为国语。选择繁体就会进入粤语区，选择英语是帮助海外出生的华裔，中文程度不够好，用英文学习教理。
恩保德神父于2007年接受加拿大光盐电视台中文部采访，介绍他如何创立网上福传学校和他50年的福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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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意大利恩保德神父在香港和大中华地区传教50年。他于2005年创立逾越知音网上福传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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