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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k89 于 2010-7-23 23:04 编辑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洋教士东来为开端。
早在十六世纪，一些随着葡萄牙商船来华的洋教士就开始在澳门传教。为减少阻力，吸引中国人，早期教士采取与中国文化折衷的态度，却不为教廷所容。相互不能妥协的结果是，清王朝从康熙后期即实行禁教政策。
两次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威力，不但使洋教士得到了向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且享有治外法权。然而仅有纸上条约，是无法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的。所谓“教案”，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目。
当谣言成为相互认知的媒介
针对中国民间的反教情绪，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流露了深深的困惑：
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
洋教士“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这不是一句让我们舒服的话，幸好这句话还没有说满，“至少在表面上”云云，使习惯“文化侵略”定势的我们尚不至于大动肝火。实际上，即便是在持“文化侵略”论的人那里，与持洋枪洋炮叩击中国国门者相比，手拿福音书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温和多了，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温和是一种“掩饰”和“伪善”。
相对温和，或曰善于“掩饰”的洋教士们，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费正清们提供的答案，归结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负”。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决心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改造中国。易言之，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负”所导致的“文明的冲突”。
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大可求同存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为某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明，在异族眼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到了十九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册子《辟邪纪实》，是专门抨击洋人洋教的，内容骇人听闻，如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现在很难找到《辟邪纪实》来证明以上说法，不过，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大陆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张贴的一张匿名大字报。其中洋教士的罪责被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大字报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当时为息事宁人，清朝官方还派人到江西查访，了解民情。官员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回答者说：“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这里提到的育婴堂，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这样，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因育婴堂的风波而起的。
“八国联军”险些提前入京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有失控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谣言的飞速传播，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不失正义，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蛮横打压，对外一味曲从，那等于损伤“民气”，失掉“民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教案起，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清政府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这位满洲贵族“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清政府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另择人办理教案。
清政府另选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但此时已经抱病，这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的上谕中显露无遗，同时也说明，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曾国藩的态度呢？他儿子，即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后来回忆，“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平情而论，大概也不算太夸张。
曾国藩到底老谋深算，二十五日领命，二十九日他即回奏：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庾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要对外国人和本国民众都有所交待，首要的问题，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则在于拨开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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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3 22: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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