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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马克思与基督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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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1 09:3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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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马克思第一部知名作品叫《基督信徒们依据約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他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他,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可见马克思知道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基督教。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在升华,使考验得到慰籍,使我们心灵敞开关爱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骄傲或渴望名声,而是因为基督。”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祂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
    今天,我们不必讳言: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马克思出生于犹太家庭,母亲后来改宗基督新教。马克思应该说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后来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一概遭到马克思的全盘否定,但是,马克思的基督宗教情怀依然可以在他的学说中找到痕迹。马克思对于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同情,与圣经的先知以及耶稣都颇为相似,马克思毕其一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被法国思想家薇依(1909-1943)认为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被一种弥赛亚的希望观念迷住了,这种观念使他以为自己会在人的族类的拯救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解放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都有“解除、使其脱离”的含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将人类从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耶稣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关于人类的未来,马克思阐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基督教谈论的是“上帝之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是要将“天国”建立在地上,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幸福。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可以对应于圣经的伊甸园,都是人类渴望回归的幸福家园,因此共产主义学说与犹太-基督教的失乐园-复乐园可以说是同构的。
    将马克思放到西方这一宏大的观念结构和叙事结构的传统中,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秉承了近代启蒙主义思想框架的马克思持有典型而激进的进步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个包含了自然、社会、人在内的大历史观,因此与他的人观、自然观、社会观是一体化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社会结构,一个由人身依附关系到资本异化关系再到自由又自然关系的历史进步图式,一个由片面发展状态到全面发展状态的人的存在模式。而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自然一社会一人”的大历史结构图式,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历史整体或人类历史整体,其最高表达和最后完成就是共产主义的全新未来。正如前面洛维特所揭示的,马克思的这种未来展望作为一种不断进步、走向最终完善的近代历史观,实际上也是源于一种隐置的基督教的末世论信念。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确立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理想目标的设定,这也是马克思的现实关怀和未来关怀。就现实关怀而言,马克思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生存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将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商品和资本的关系,也将无产阶级沦为物化的工具。同样,《资本论》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物的关系和资本的关系对人的压迫和统治,并将这一切异化的根源归于私有制。对于异化和私有制,马克思作了激烈的道义谴责,将之宣判为资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道德之恶,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原罪,表现出犹太先知以赛亚般的审判现实的精神气质。
     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概念中,提出了一种异化理论。这种异化,是指人本质上远离人的本性的过程。在基督教世界里,则意味着人在世俗界的罪恶。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和剥削,消灭阶级,也就消灭了人的异化,这和基督教在一切情况下都宣扬人的罪恶是不同的。历史上,基督教的赎罪精神曾遏制人类的思想,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使得这种赎罪披上了世俗化的外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着重强调了这种宗教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启蒙时代,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对自由的诠释使得自由成了一个无上崇高和荣耀的目标。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对自由的反思使得一大批人,如马克思,开始重新思考基督教对人的定义。所以说,尽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但两者是有很深的联系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宗教主义,在对人和历史的根本看法上,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基督教肯定自由是一切精神创造性的必要前提,而马克思过于强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非来自于一个超力量的自然神,而恰恰来自人类本身。后期的斯大林主义则使精神集体化并把它束缚于事先确定的模式。但在历史的解释上,我们还是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圣经》的相似度要大于和希腊罗马哲学的相似度。马克思假设了一个史前史,期待了一个尘世的乐园,这与《新约》里启示的历史有很大共同点,而不同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
在基督教神学里,上帝一直被理解为存在与本质的合一,也是存在之真和存在之善的合一。除了上帝,没有其他任何存在物是二者的合一。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的界限也在这里。而马克思建立的共产主义正是这样的一个完满的事物,它将天国放到人间,将彼岸的完满变成此岸的天堂,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对抗的“自由王国”。在此,对比一下尼采,二人虽然都激烈地批判基督教,都对现实世界持否定的态度和拯救的态度,具有鲜明的宗教情怀,但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尼采批判基督教的彼岸追求是将生命虚无化,想要投入大自然的“永恒复返”,而在永恒复返这一“整体”中,矛盾、挣扎、罪恶、苦难不曾消失,而“哲人”或“超人”——真正体现权力意志和精神力量的人,正在于勇敢地承受全部的痛苦和重负。这种充满悲剧或悲壮精神的永恒复返状态与基督教的天国,这种承负罪恶和苦难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与基督教以来世福音消解现世罪恶的精神气质,都是大相径庭的。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决定了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对人的正确认识必须始于物质性生产,人类藉以回应他们物质需要的方式决定了其余的一切。但是,问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都带来了异化,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劳动分工以及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经济秩序,生产力过程中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合理造成的,要消除社会的不幸,同样要从发展经济着手,必须以公有制合理化取代私有制的非理性生产,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敏锐地洞察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表象下暗含的危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而这一切与马克思对社会底层处于被压迫与被剥削的阶层——无产阶级抱有的极大的同情是分不开的,他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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