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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地老,得体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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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0 13:3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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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小华

——英国婆母的老、病、死、身后事





  8月7日早晨五点半,养老院健康中心护士通知我们,婆母呼吸急促,看来已经进入生命最后的时刻。我和夫君匆匆前往。她半睁着眼睛,但显然并没有看见我们;在耳畔叫她,也没有任何反应。她大张着嘴,呼吸短促;摸她的手臂,手肘以下已经凉了,手心潮湿。

  为了让她呼吸轻松,护士用针管往她口腔左右两侧推了一些吗啡;为了让她情绪舒缓,给她加了抗焦虑的Ativan。她艰难地吞下了第一口药,再推,不见吞咽。护士会根据老人的情况变化,两个小时后再给吗啡和Ativan。六点四十了,我询问护士老人还能坚持多久,她说也许很快,也许拖延几个小时。夫君放弃了回家吃早饭的想法,继续留守,由我回家打包早餐过来。我犹豫要不要走,但见老人脉搏虽乱,却还有力,大部分身体温度正常,我侥幸地以为坚持半个小时总可以的,遂抱了抱老人家,吻了她的额头,请她等我很快回来。

  老人家没有等我。二十分钟后,我接到夫君发来的信息:妈妈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飞速返回健康中心。老人半睁着眼、嘴半张着。她面色死灰,安详、沉静,如同一尊雕塑。

  从周日发病到最后断气,整个过程正好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和夫君全程守候。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陪伴一个家人离世。在此过程中,我兼具几重身份与视角:作为家人,了解健康中心对病情的判断及处置,经历老人身体情况变化引起的情绪起落;作为死亡哲学、死亡医学、死亡文化的思考者,观察家人、医疗机构及教会在过程中的情绪、思考、决策及行为;同时,由于与逝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带上了死亡文化比较的视角。

  一

  婆母享年八十九岁。2005年,七十八岁的她入住全美著名的Mount San Antonio Gardens退养社区(retirement community)。最初的六年,她住在独立生活区域(Independent-living)。那是一个景观很好、两居室带书房的套房,其时,她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是她享受夕阳好的几年吧。自由自在,没有家务负累。她连饭都不做,在园区的餐厅用餐,或者外出到喜欢的餐馆品尝佳肴。她保持着活跃的社交、学术与智识生活。作为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妇女研究学者,她和社区其他同好组成了读书俱乐部,一起讨论神学、读荷马、维吉尔;作为基督徒,她参加教会的活动;她还是社区诗社的出色诗人,她描写友情、风光的诗作会有离愁别绪,但结尾表达的是达观、接受。

    八十五岁左右,她的记忆力明显衰退,开始表现出老年痴呆的症状。她记不得是否吃过药,一会儿找不到眼镜,一会儿搁迷了钱包,并为此着急、焦虑,体力衰退、独立生活能力日渐下降,于是她带着心爱的猫住到了辅助生活区域(assisted living)。她十分不舍得离开她舒适、美好的居所,不过,她在诗中说,想到有人会享受她失去的居所,她感到释怀。

  她在辅助生活区的居所是酒店管理式电梯公寓,有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室,带一个宽敞的露台。她一日三餐到餐厅与同楼住客一起用餐,房间的清洁、衣履被褥都有专人清洗收纳,药物也由护士管理,一天三遍按时送到房间给她服用。

  再过了两年,2014年,随着老年痴呆程度加重,意识越来越糊涂,且基本失去行走能力,完全依靠轮椅,她住进了养老院的健康中心。

  独立生活区、辅助生活区、健康中心是同一个养老院的不同区域,对应居民不同水平的独立生活能力。健康中心是老人尘世生活的最后一站,到了这里,她失去了大部分自理能力,举凡穿衣吃饭、看病服药,都需要护士安排、料理;经济事务、法务、税务、与亲友的通信联络,则由我的夫君代劳。

2014年10月,我到加州的时候,老人刚入住健康中心三个月。我见证了她去世之前约两年的生活。她在这里得到从身体到心理相当周到的照顾。健康中心的硬件条件、饮食之类,属国内四星级酒店水平;每三个月,中心护士长和负责人会邀约家属开会,通报老人的饮食、健康、用药情况;理疗师每天为老人按摩、做体力体能训练;安排每天老人们聚在一起看电视节目、读书、读报、讲故事及打牌、填字游戏等各类集体活动,后来还为老人们养了一只兔子;老人可以根据身体情况和个人意愿选择一个人在房间用餐,或者去中心餐厅与同伴一块儿吃,也可以去主餐厅吃;中心有牧师、社工负责老人的精神生活与心理、情感陪伴,子女还为老人请了一位陪护,一周三天、每次两个小时陪老人散步、聊天。老人的送医诊疗,包括门诊、住院,都由中心全权负责,完全无需子女操心,我和夫君陪同老太太去过几次医院,那纯属对老人的情感陪伴,完全无需参与事务性工作,只是在老人的就诊时间去到医院,给老人作伴、陪她聊天,提供情绪安抚与情感支持。

  护士、陪护每天把老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神抖擞。她们根据她的要求,为她化妆、穿不同的衣服,配搭不同的首饰、围巾。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周,护士每天早晚两遍给她洗身体、换洗被褥和衣服。每当此时,我们都避到门外。我们没有参与这些专业人士才能做得妥帖的事务,在我们心目中,她始终维持着尊严、典雅的形象。

  老人家对她在中心的生活非常满意、满足。任何时候见到她,她都是欢欢喜喜的,问她怎么样,回答几乎总是“好!”、“好极了!”。她觉得在这里老去是一种福份。这当然与美好的外在环境、完备的条件和服务有关,同时,也与老人自身的个性、心态分不开。我觉得她与自己、与他人、与周围环境和外部世界处于非常和谐、融合的状态。她欣赏、接纳,而没有挑剔、抱怨。她是欣赏一点一滴的美的人。蓝天白云,朝阳落日、远山近水,一花一木,都会引起她的赞叹;当我们穿了好看的衣服,她从来不会看不到,也一定会赞赏“我喜欢你这件衣服”、“我喜欢你裤子的颜色”、“你这件衣服可以穿到任何最高雅的场合”,所以,我们每次去看她,都会认真挑选衣服,希望可以愉悦她。

  她永远有一个感恩的心。说起来,无论是金钱,还是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子女都无所承担。无论远方的子女是否来探望她,她从来没有要求和抱怨,我和夫君最少保证一周探望她三次,跟她一起在主餐厅吃饭、或者带寿司和她一起在花园吃,每周日晚上接她到我们家,由我们做饭给她吃。每当我们去看她,她都会表示非常开心,并一再致谢,“谢谢你们来看我”,给她披个围巾、夹个菜,她都会说“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都要把我惯坏了”。

  老人在健康中心得到亲切、周到、专业的照顾,处于舒适、愉悦的状态,我每每感慨多么孝顺的儿女恐怕都难以做到。由于子女完全不参与老人的护理、照顾,老人与子女的关系完全不涉及事务性的方面,只有情感沟通和陪伴,而就这两方面,老人也都不依赖、要求,完全取决于子女的意愿,子女方面没有压力和负担。

  Mount San Antonio Gardens这么高档的退养社区、提供如此高品质服务,费用当然也不菲。可是,子女没有提供一分钱,身为大学教授的公公已过世十来年,婆母一生中只做过十几年中学教师、几年大学教师,怎么承担得起这么高的门槛费和月费?

  公公婆婆善于积累和投资,但是,她的老年生活其实根本无需动用自己的存款,而完全依赖退休金,而且主要是公公的退休金。这令我大跌眼镜。原来,不同于中国,在英国和美国,一方配偶过世以后,活着的配偶继续全额领取其退休金,直到辞世。公公一生在英国服务过五个机构,根据服务时间长短,每个机构按月发给婆婆数额不等的退休金;公公在不同时期在两所美国大学总共做过十年教授,因此,他在美国还有两份退休金,一份由社会保险支付,一份由他服务过的大学在财富管理公司为他设立的退休账户支付。仅仅是公公在美国的这两份退休金,就足以支付婆母在养老院的费用及所有的医疗费。

  我当然知道中国大学教授和英、美大学教授的收入和退休金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制度设计差别如此迥异、待遇如此天差地别,实在超出我的想象之外。有如此优越的退休金制度、医疗制度,难怪无论是婆母,还是养老院的其他退休前只是专业人士的老人,能够老得那么优雅、那么从容、那么精彩。他们真地是在享受老年生活。他们工作一生以后,社会为他们体面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

  二

  老人不仅活得优雅、体面,死得也轻松、得体,最重要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意愿、信仰、文化都得到完全的尊重、遵行,所有的举措,唯一考量因素是她的利益、她的舒适、她的满意。

  病-死过程中的医疗举措尊重了她的意愿。她早在健康、清醒之时,已经交代了由儿女为她做危急时刻的医疗决策;十多年前她已向他们表达了不希望抢救的意愿;家人对于她生命危急时刻的处理方式,也早有共识和定论,并替她签署了“生前预嘱”:不抢救、不进ICU、不戴呼吸机、不做器官切开、不要鼻饲。

  2014年10月老人重病过一次,康复以后,健康状况持续好转,趋于稳定,就在她发病之前半个月,健康中心才向我们通报她健康状况良好。我们想象她也许还能活个五年、三年,最少两年。就在她发病前一天的周六中午,我们陪她吃饭的时候,她都吃得很好、情绪饱满,分手的时候,我们约定次日下午接她到家里吃饭,她一如既往兴高采烈地表示“好极了!这是我一周最大的乐事!”

  不料周日上午风云突变,健康中心来电告知妈妈病了。我们赶过去时,她已经打上了点滴。不清楚病因,她自己说不清楚哪里不舒服、出了什么问题。护士已经取了血样送去医院做检查。下午,我们获知她患了尿路感染。这不是很严重的病,治疗也容易,我们放下心来。

  周一,老人继续输了一天抗菌素,我们晚间探望她时,情况不见好转。血压低,感觉痛苦,没有食欲。

  周二,她接着输液,我们取消了陪夫君探亲回家的女儿去海边玩的计划,三个人全天陪同老人家。事后想来,这一天,她意识到了死亡的来临,或者说她产生了死亡意识,并给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她不住地呻吟,只是时不时停下来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所有人”,“谢谢你们陪我”; 她含糊不清地咕哝“我要死了”,觉得“害怕”,要求我们“不要走开”; 下午的时候,她更明确自己在走向死亡,她说“死亡不好玩儿”; 她给我们在场的人都做了个别交谈,告诉夫君“你是最好的儿子”,告诉孙女“我非常爱你,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孙孙”,在她健康的时候,她不总是清楚我的身份,但这时她特别清晰,关心我“你喜欢作为家里的一员吗?”我告诉她:“是的,我很喜欢。每个人对我都很好。”闻言,她满意地点头说“那就好。”

  老人的死亡意识和遗言式话语让我们感到紧张和难过。我们宁愿相信还有转机、她只是有些紧张罢了,不料,健康中心的护士在下午给我们每个人送上了一册介绍死亡的《走出了我的视线》(Gone From My Sight)。我还是不肯完全相信老人就要永远离别了,但也感动健康中心考虑得周到。他们早早地教家属认识死亡、理解死亡,学习如何最好地陪伴老人生命最后的阶段。

  周三早上,健康中心停止给老人输液,因为她的心脏不能承受,好消息是前一天停止工作的肾脏开始恢复了排尿功能,抗菌素也发挥了效力,血压回升,脉搏有力。我们心中燃起希望。护士长告诉我们,只要口服抗生素、饮水,逐步恢复进食,就有康复的可能。

  可是,老人家拒绝吃药、进食,连水都不肯喝。看起来她是决心要走了。无论医护人员还是家人,都希望她能够再活一段时间,但是,都选择了尊重她的意愿。其间夫君也有几次请求她“为了我,喝点水好吗?”,有时候,她会勉为其难地抿一小口,再请求她,就不再响应了。夫君不肯对她进行情感绑架,会询问她的需求,但是不以任何方式勉强她。

  这天,我们见到了老人家教会的人。上午,教会的志工琳达前来探视。她目睹过很多的死亡。她认为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大概活不过一两天。她为妈妈朗读了史蒂文.查尔斯顿牧师的《上帝爱你》(You are loved)一诗。那是一种无条件、无保留、随时随地、全然的爱,诗说,这种爱是上帝之爱、是爱之爱。

  爱洋溢与贯穿着整个过程;爱的表达,是整个死亡过程中主要的话语。妈妈说得最多的是“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所有人”; 教会应许她上帝之爱、爱之爱;家人一天无数次地对她说“爱你”、“非常爱你”。爱的表达,我相信无论对于即将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是极大的安慰。

  琳达询问是否需要牧师过来做临终祷告。夫君个人对宗教仪式不感兴趣,但是,考虑到妈妈健康的时候一直都去教会、自我认同是基督徒,因此推想她应该会想要一个基督教的临终仪式,于是他应允请牧师过来。一小时后,牧师来为妈妈举行了仪式。他为妈妈念了几段圣经经文和赞美诗,应许妈妈会被上帝接纳。临别,他安慰我们:“死亡不是关系的结束,而是新的关系的开始”。我们认同、喜欢。

  到晚饭时分,妈妈还是没有喝水、进食,我和夫君基本不抱妈妈康复的希望了。谁知,晚餐后,护士长欣喜地告诉我们,在她的央求下,老人家喝了三杯稠稠的果味水汁、吃了半盒布丁!我们顿感情绪振奋,祈祷如同护士长所说,随着体内细菌得到完全控制,老人家可以开始饮水、进食,如此,则康复有望。

  不料周四早晨护士报告老人家拒绝了水和食物。也许她昨天喝水、进食只是为了配合护士长、表达对她长期照顾的感激。现在,她连口服抗菌素也不肯吃。护士长认为她没有活下来的意愿,她告诉护士长“让我走”。她只接受抗焦虑药,那是在护士长告诉她那不是给她治病的药、而是让她舒服的药以后,她才同意吃的。她也虚弱地告诉我们“让我走”。

  这一天我们情绪低落,唯一带给我们欣喜的是,在她意识昙花一现有所恢复时,她告诉夫君“我希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做饭给大家吃”。夫君很是吃惊,毕竟她已经十一年不近庖厨了。我理解妈妈在生命最后偶然清醒的时候,体现出了母性的本能;她的另外几句话,如“我希望晚上死,因为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希望得体地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到”,也体现了她一贯的性格和风范:不愿意给子女和任何人添麻烦、注重自身行为的得体、恰当。

  我们当然希望她能陪我们久一些,同时,我们也理解她可能厌倦了坐轮椅、失去独立和自主性的生活。夫君觉得她活着的乐趣已经很少,也不再有什么牵挂和向往了;护士长也表示理解妈妈的决定,她说由于老年痴呆,妈妈时常意识糊涂,参加集体游戏和活动常常跟不上同伴,不免沮丧,自尊心受到打击,生趣减少。她说:“也许是到了她觉得该走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精神上陪伴老人。我和夫君一左一右坐在她的床头,看书、聊天,我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时叫叫她、抱抱她、抚摸她、亲亲她、告诉她我们爱她、转告姐弟及亲友的问候与赞美。我们也时不时询问她可否喂她点儿水。偶尔她愿意抿一小口,大多数时候,她摇头拒绝。我们只能接受:她去意已决。只是,我疑惑:她的死亡意识是生物本能,还是自主的决定?根据她的理智水平,我倾向于前者。

  周五上午,她的血压、心跳都还正常。看起来她仍然有活下来的机会,但她还是拒绝进食、进水。至此,她已经几乎五天不进食,从周三早上停止输液以来,已经两天没有补充足够的水。身体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意识越来越糊涂。护士长注意到她在用腹部呼吸。这是很费力的呼吸方式。她询问我们是否给老人口服吗啡。吗啡可以帮助她呼吸顺畅、轻松,但是有可能会加速死亡。夫君不肯自作主张。他向姐弟通报妈妈的病情、态度与医护人员的判断与主张,再次同他们确认原则立场。大家再次确认不抢救;既然不抢救,合理的选择就是让她呼吸顺畅、轻松些,哪怕这可能会加速她的死亡;我们理解,速死对她倒是好的,可以缩短死亡过程、更快终止痛苦、灵魂更早摆脱身体的羁绊。

  午后,护士开始用针管往老人嘴里推吗啡及抗焦虑药。从现在开始,四个小时给一次吗啡和抗焦虑药。吗啡并没有加速她的死亡。老人家的生命力还挺旺盛。只是,意识水平更差了,叫她,基本没有反应,几乎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身在欧洲的弟弟和姐姐不确定是否来得及来到中心陪妈妈最后一程。之前,他们以为妈妈有康复的希望,因此没急着来看她;至此,妈妈已经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他们觉得过来的意义不大,有我和夫君陪着、她不孤独就好。他们没有中国人“生一看,死一看”的观念。他们决定等妈妈追思仪式的时候来。

  这一晚,我们陪老人家到很晚。临走,我们询问在健康中心工作了十六年的护士约瑟芬,请她判断下妈妈还能坚持多久,她回答说每个人不一样。之前中心有位老人昏睡了三个月才死去,妈妈就这个样子,拖个十天半月、几十天也是有可能的。我们改变了妈妈可能很快死的预期,准备打持久战。

  周六早晨,妈妈的血压、心跳、脉搏都还正常,但几乎完全没什么意识了。我们终于确信她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她已经在死亡的路上走得太远太远。我们不再关注她的喝水问题,只是不断地抚摸她的头、耳朵,肩、手臂、手心手背、腿,亲吻她、在她耳边说爱她。夫君过一会儿就呼喊她,在她耳畔告诉她:“你是一个伟大的妈妈。感谢你为家人付出的一切。”这种时候,她的脸上还会闪现极其轻浅的愉悦表情,听不见她的声音,根据嘴唇的动作,看得出来她想说“我爱你们,”、“谢谢”。她只能做出句首单词的嘴形。

  我们陪她到深夜,临走请护士老人到了最后时刻及时通知我们。

  一夜无事,我们安然睡到次日清晨护士的电话响起。只比平时少睡了半小时左右。

  老人家实现了她的愿望,她走得得体、体面、不烦人。她的死是除安乐死(我觉得这是更体现自主性、更少焦虑和痛苦的死亡方式)以外,我能想到的最从容、身心痛苦最小的死亡方式。我对夫君说,如果以这种方式死,那么,死亡并不可怕。

  三

  死亡是什么?陪伴婆母去世的过程中,我前所未有强烈地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认识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死亡究竟是生命的彻底结束还是有身后世界的不同认识,对于死者和活着的人情绪反应和决策,都有极大的影响。我觉得早早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有助于更从容地面对、处理和度过死亡。

  对于基督徒的婆母来说,有一个死后的天堂、天堂是灵魂的归所,并且她亲爱的丈夫在那里等着她前往团聚。这是何等美好、充满希望的观念。我想这有助于减轻、克服死亡恐惧和焦虑,也许正因为此,她才会在本来有康复希望的时候,主动要求“让我走”、坚决拒绝治疗和饮食,选择平静、从容地离去,至死保持了自己的风范和尊严。

  夫君和他的姐弟对于死亡有理性、达观的认识。他们不一定相信灵魂、天堂这些观念,但他们尊重并乐于接受母亲的基督教死亡观,所以,邀请了老人家生前委身的教会牧师到灵床前做临终祷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安抚逝者灵魂、帮助灵魂顺利去往天堂的必要仪式。

  健康中心以医学科学的态度对待生命,以宗教的观念理解死亡。《走出了我的视线》作者芭芭拉.卡恩斯是资深临终护士与临终关怀教育专家,在这本讲解死亡过程和身体变化的书中,她分享的死亡描写是对基督教死亡观的美妙阐述:

  我站在岸边。身旁的船张开她白色的风帆,迎着清晨的微风,驶向蓝色的大海。那是美与力的象征。我目送着她,直到海天相接处,她变成了一片白色的云朵。

  身边有人说:“她去了!”

  “去哪儿了?”

  走出了我的视线。如此而已。

  身边的人说:“她走了!”,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迎接她的到来,准备高兴地欢呼:“她来了!”

  这就是死亡。

  基督教的死亡观给人以希望和安慰。

  既然死亡只是脱离肉身、意味着灵魂踏上新的旅程,那么,尸身(英文叫做remains)也好, 遗物也好,都是留在人间不再需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可忌讳。婆母落气后,我和夫君在床前继续陪伴、端详了她一会儿,随后殡仪馆入殓师清洁尸身、穿衣后带回殡仪馆,下午我们收拾、分拣了她的遗物。我们挑选了需要的书籍,剩余的捐给图书馆;我们为家里的女士们挑选了一些衣服、围巾做纪念,又赠送了一些给陪伴妈妈的护工,其余的则捐给了慈善机构。

  我们同殡仪馆商量周五上午实施火化。我和夫君代表家属去殡仪馆送妈妈最后一程。我们先去探视她的遗体。遗体安放在一间典雅、温馨、布置成卧室的屋子里。她仰卧在一张小床上,床头是一张古典风格的几案,上面放置着青铜灯座、白色灯罩、橘黄色光照的台灯;对面墙上的油画表现的是蓝天白云,绿草碧潭,一群绵羊悠然自在牧放。很符合老太太生前的品味。她仪容安祥、静谧。我们细细地看了她好一会儿,我想摸摸她的脸,但终于还是放弃了;我心想夫君会不会亲吻她的面颊、抱抱她,结果他只是摸了摸她的头发。后来聊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感受:灵魂已经离去的这具躯体,我们不觉得还是我们熟悉的妈妈。

  待我们同妈妈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入殓师把它装进一个长方体的纸盒,放在他的车上,我们驾车跟着他一起去火葬场。火葬场在一个规模很大、绿树成荫、绿草萋萋的墓园里。我们把车停在火化间门口,两位殡葬师接待了我们。我、夫君及入殓师看着殡葬师把装着尸体的纸匣推进焚尸炉、关上炉门、按下开关。我感觉就像是把一棵枯树(而不是一个人)送进炉子。我不觉得可怕,也不觉得悲伤。夫君也一样。整个火化过程持续四个小时,我们在炉前站立了二十分钟后离开。殡仪馆会在下周一通知我们领取骨灰及死亡证明。

  我看着老人从生到病到死、直到废弃的躯壳焚毁。她完美地走完了尘世的旅程。

  既然死亡不过是存在形式的转化,摆脱了肉身局限与束缚的灵魂变得自由而轻盈,那么,所谓的葬礼就不是一场对死者失去生命的悲恸、涕泣与哀悼,而是对“生命的庆祝”(a celebration of life)和礼赞。

  对逝者的尊重、以逝者为中心的观念体现在葬礼安排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西方人没有说葬礼必须在死后多少天举行,正如火化时间也根据家属的方便而定。子女希望举行一场符合妈妈品位、配得上妈妈尊严和体面的葬礼。精心的准备需要时间,也需要将就子女们的日程。婆母在美国的葬礼(她的骨灰会归葬英国,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院子里与公公合葬,到时候会在那里举行另一场葬礼)安排在九月九号,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这个时间符合她的三个子女的日程。

  从场地到仪式主持人的风格,以致仪式期间的音乐、朗诵的经文、诗文,都经过了认真的琢磨,基于对老人生前喜好的观念与品味的了解。葬礼的主旨是庆祝老人的生命,让家人和宾朋了解老人的生活、分享与她的交往和认识、追思她的精神品格,所以,除了家人以外,她在不同生命时段一些好朋友应邀发言。亲人、朋友的发言会共同呈现死者的精神风貌、个性、趣味以及与发言人的关系。这个过程会有感动的泪水,但是,总体上是一场愉快的聚会。

  葬礼是纯精神的聚会,几乎不包含物质的内容。仪式后备有点心、酒水,亲朋好友可以边用边随意交谈。不设丧宴,不收取来宾钱、物,但欢迎自愿给老人生前的教会或者支持的机构捐款。

  妈妈走了,我们照常每天谈起她。她活在我们心中。她对我有一些重要的启发,我对她有爱、喜欢。我乐意在她的葬礼上发言,把作为媳妇、同性、不同文化背景的我对她的观察和认识分享给家人、朋友。我知道到时候我会哭,但那不是因为悲伤,是相逢一场的感动与依依别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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