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台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美丽岛，这个名字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先锋李双泽创作的《美丽岛》歌名。在李双泽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台湾在国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
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可是台湾在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究竟怎么个水深火热，大家也都不清楚，只是懵懵懂懂地以为我们肩负着解放台湾的历史使命。其实，那时候的台湾，老百姓的生活要比大陆这边安定优越许多，起码没有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不过相同的地方是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领导一切，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党即是一切”，这都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两岸使用过的发票，大陆版上印着最高指示，台湾版上印着忠于领袖。
有意思的是国共两党打来打去，却又都承认孙中山是自己的“国父”，孙中山被捧的很高，好像没有了他，就没有了中华民国，也没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
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他曾是这个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他说：“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919年《湘江评论》连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中对辛亥革命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这就是“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的发迹直接受益于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据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横流，民国许多前辈上前相劝，谁知越是劝，蒋介石哭得越是厉害，有人不耐烦的小声说了一句：“让他哭，我们走，只有他是‘正统’。”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止住哭泣，盖棺散会。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台湾肯定会邀请一些外国政要赴台参加活动，大陆也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两岸会不会以民间方式联合举办一些纪念活动呢？也说不定。现如今，两岸的老百姓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不相同，对于大陆而言，辛亥革命也就是打倒了皇帝，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时《临时约法》宣布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只是一个口号，普通老百姓一百年前是“子民”、“蚁民”，现在仍然是“子民”、“蚁民”，可是台湾自1980年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的变化却很大，台湾的普通老百姓一百年前是“子民”、“蚁民”，现在是公民，他们已经是台湾的主人了。
辛亥革命的理想是什么？梁启超、秋瑾、宋教仁、孙中山、黄兴、袁世凯的想法肯定各有不同，不过对争取民主共和了无多少异议。然而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民主共和呢？经由孙中山、蒋介石建立的中华民国算不算是民主共和？经由毛泽东、邓小平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算不算是民主共和？梁启超、宋教仁一定会投反对票，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共和，只有议会政治、废除专制一途，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已经离其远亦，而毛泽东、邓小平的一党执政更是另一类的民主与共和，绝非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民主共和。毛泽东坦承这种区别，他称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既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共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共和，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搞多党执政。
从历史的教训方面来讲，毛泽东维护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孙中山、蒋介石、邓小平维护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两者之间存在着被统治者数量多少的区别，但是实质上实行的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他们的民主共和与梁启超、宋教仁的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已经是古典式民主共和与现代式民主共和两种本质与形式都已不同的民主共和了。
再者说辛亥革命如果争取的只是古典式的民主共和，那么只要否定皇权，剪了辫子，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就像毛泽东所说：“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可是，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的民主共和还是不同于毛泽东、邓小平、共产党的民主共和，因为前者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毕竟不以为一党执政可以千秋万代，而是在实行军政、训政之后还政于民，只是时间不定。有了最后的这种坚持，孙中山、蒋介石、国民党的民主共和虽然曲折迂回，可是在时间不定方面还是找到了一些与梁启超、宋教仁相似的共同点，与辛亥革命理想发生了连接。用孙中山的话讲，辛亥革命就是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也即发现历史的必然性，承担无法解脱的社会历史责任。
既然有了“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高尚追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为什么还会丢掉在大陆的几百万军队和政权呢？刘少奇讲出了这里面的道理：“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原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辛亥革命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高尚追求，只是依靠了美国，以为美元万能，美国的先进武器万能。结果共产党靠着依靠人民力量这个法宝，在明显劣势的条件下，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土改运动中强调“民主”，那是因为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基层干部大量贪腐的现象，在当时除了建立民主政权可以防腐治腐之外，党的纪律和党员个人修养对贪腐现象显然力有未逮，没有值得推广的价值。耐人寻味的是在1949年之前，共产党人出版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充满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言论，有的观点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这就是说，民主共和的道理大家也都明白，只是不能实行，在一个已经通过权贵私有化，或是通过国有化使政府官员成为了国有资产权力无边的实际掌控人的时候，实行民主就意味着放弃既得利益。蒋介石在大陆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逃到了台湾却实行了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成为了现实。这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可是蒋介石的独裁还在其后继续了很长时间。
蒋介石前前后后一共做了五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死在了任上，儿子蒋经国接了班继续做他的总统。这个时候台湾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蒋家王朝了。辛亥革命的理想似乎真的要在这个时候盖棺论定了。辛亥革命打倒了靠血统继大位的皇帝，牺牲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如果得出了一个靠血统继大位的民国总统，那真是没有了天理。可是有的时候，革命造反只是貌似有理，多数时候换汤不换药，只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辛亥革命难道也逃不出如此宿命？
不过台湾人与大陆人还是不同，台湾人有自己的私有产权，有恒产就有了恒心，大陆人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既无恒产则无恒心。孟子所说的恒心，是指思想的权利和要求。精神的家园非常实际，无外乎就是两亩地一头牛，没有了两亩地一头牛也就没有了做人的自立条件。这样的人只能患得患失，只能看人脸色，只能任人呼来喝去当猴耍，他们不是喜欢听命于皇上，或是听命于国家，而是“既无恒产则无恒心”。有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保障，我们就不难理解，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派人士为什么敢于作国民党的对立面，就是狗吠火车没有用也要“吠”个不停，就是闹不好杀头坐牢也要坚持闹了下去。
1979年，在台湾有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到了1980年就发生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经过审判后，核心的八个人通通被判“叛乱”罪，他们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叛乱”罪可能会被杀头。在“美丽岛军事法庭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当年2月28日这天，林的母亲在家中被人刺了13刀，7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六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此案至今未破，可是台湾人还是把帐记到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名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团里，有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结果可以预见的审判，他们还是不畏强权，只管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为被告大胆陈词。据说当时还很年轻的律师陈水扁不敢冒然应允为美丽岛事件主犯黄信介辩护，他的妻子吴淑珍却大义凛然地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团里的辩护律师。谁也没想到，通过这次的辩护，他们几乎是重塑了自己一生的形象。
“美丽岛事件”促使国民党逐渐放弃了一党专政，乃至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台湾民主化从小而大铺天盖地而来。1986 “民进党成立”， 2000年台湾修宪选举，反对党上台，陈水扁做了华人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老牌执政党国民党终于下了台。可是还是这位陈水扁，在做了民国总统之后，却又因为严重贪腐成为了华人历史上第一位因犯罪而坐牢的前总统。民主共和不一定是革命的结果，但是一定是在勇敢争取之后，才会有所收获。
陈水扁坐牢后，台北监狱主管表示，陈水扁将以“一○二○”编号在北监度过漫长刑期，每周只可以会客一次，想看电视、听收音机，要看他日后狱中“表现”。法界人士表示，依照监狱行刑处遇累进条例，陈水扁如果表现好，最快要两年多以后，才能享有看电视、每周会客两次的待遇。来到台北监狱后，陈水扁每天仅放风30分钟，“几乎整天窝在囚房”，夏天囚房温度高达38度，打赤膊也会汗流浃背，冬天寒流来袭，会降到十度以下，陈水扁的日子要比在看守所难过。台北监狱只有“一○二○”，没有“陈前总统”。
直到此时，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宪政的国家，让每一个人活的有权利、有尊严的理想才在美丽岛上实现了出来。从法理上说台湾在国际社会无权代表中国，它只能为中国的治理提供一种经验、树立一个榜样，可是从情理上说，台湾在华人世界里已经成为了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真正代表，它让亿万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成为了一种现实，而且毫无疑问地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自己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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