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89 发表于 2010-7-24 21:49:47

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

从宗教市场论视角看天主教的“处境化”——以贵州瓮安县草塘镇为中心的人类学调查
文永辉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一个乡村社区的天主教的田野调查,展示了天主教在日常生活和葬礼、敬祖等问题上的处境化问题。笔者认为,正是农村大量的天主教徒具有极深的民间宗教信仰背景,从而使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能自然地进行。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看,这恰好说明潜在的信徒在尽量多地保留原有宗教资本的情况下,更易接受天主教这一新的宗教产品,这为天主教占领市场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关键词:宗教市场论;天主教;处境化;宗教仪式

  一、引言
    天主教和基督教从进入中国起就开始注意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公元1578年,天主教耶稣会东方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就主张布道之前要先了解中国文化,他写信给耶稣会会长说:“截至目前为止,教会使用于任何教区的方法,不能适用于中国”,所以他召来两位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lchale Ruggieri)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华学习语言与礼俗,作为宣教的准备。利玛窦认为敬孔与祭祖既是国家支持的礼俗也是儒家的修养方式,所以建议天主教将礼拜方式稍加修改,使中国人可以奉行,耶稣会士也大都赞成这样做。利玛窦死后,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 接任, 他反对以“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到了18世纪演变成历史上有名的“礼仪之争”,康熙被激怒,下令禁教,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受到影响。(P.183)由此可见,天主教所遇见的问题就是“处境化”的问题。所谓处境化,也有人称“本地化”,另外还有“场合化”、“本色化”、“脉络化”、“关连化”与“情境化”等多种称呼。其中,“本地化”主要致力于消除天主教的西方色彩,使福音与当地文化取得和解,进而扎根于本土。一般处境化论者所关怀的对象,除了文化层面外,还包括政治、经济、人权与社会公义问题等等,以当地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来讨论福音的处境化。(P.283)站在宗教市场论的视角,处境化的策略则是吸引信徒的一种非常直接简便的手段之一,根据宗教市场论的观点,人们在作出宗教选择时,会试图保持他们的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P.345-346) ,因为“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与传统宗教在文化上有一脉相承关系的新宗教,因为他们对传统宗教已经十分熟悉。”“这个文化延续的原理道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倾向,即达到最大化——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收益。”(P.66-67)“如果这些准信徒能够保留大部分原有的文化传统,要做的仅仅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内容,那么代价就做到最小化了。”
    2006年,笔者对贵州省瓮安县草塘镇的天主教进行了田野调查。草塘镇位于贵州省西部,是一个典型的边陲乡镇,距离瓮安县城约19公里,距省城贵阳约200公里,有3万多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草塘天主教徒从改革开放前的2户人家发展到现在的几千人①。笔者在对草塘天主教活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天主教徒的日常和宗教生活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处境化。在这种民间神灵统辖的农村社区,天主教的传播工作往往是由一些实际上浸染了中国传统宗教几十年的教徒进行,他们的行为、语言总是在无意间使用了众多民间宗教的符号。这种极高程度的处境化,正好使信徒尽可能保留了原来的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只要花很小的代价就可以接受一种新宗教,乡村天主教也因此而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本文从宗教市场论的视角,通过全面生动地展示草塘乡村天主教的处境化问题,探讨处境化怎样在宗教市场上吸引了信众。
    在草塘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西结合的图景。大多数天主教徒也会过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月半等。有的教徒表示他们过宗教节日时是真心的,过传统节日则只是形式而已,但当笔者问起天主教有哪些主要的节日时,甚至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天主教的四大节日。笔者调查期间正值清明节,家家户户都到祖宗坟上去上坟,天主教家庭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不是在坟上“挂青”,而是插一个十字架;不是去烧钱化纸,而是去点蜡烛。而对清明节过后不久的复活节,很多教徒竟然不知道。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草塘天主教群体影响至深。从草塘天主教徒的家庭陈设来看,笔者也随处可见中西文化交融的现象,比如耶稣、圣母像与佛道教的符咒、照妖镜、财神、门神、寿星、去世老人的相片挂在一起;天主教的教历旁边往往也会贴上一幅农村常用的旧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处境化现象,减少了这些天主教家庭的神秘感,使他们与周围的社区能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下面具体来看草塘天主教在宗教活动中是如何实现高度处境化的。

    二、天主的神异及灵验
    在佛、道教及民间信仰的各种菩萨中,灵验无疑是其最大的吸引力。在草塘,虽然有两三个天主教徒宣称进教是为了“灵魂得救”,与信仰菩萨的功利性格不一样。然而,笔者在对近40名教徒的访谈中,提出“你感觉信仰天主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最多的答案就是“身体好”、“平安”、“脚尖手快、不痛病”等。可见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传统宗教的功利性,将“主”的灵验及神迹作为其传播发展的重要手段。下面我们看一下教徒是如何传播天主的神奇和灵验的。
    余成江妻:以前我身上经常痛,痛了8年,端公、道士都请了,就是不见好。有一天我梦中见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妇女来到我面前,老头拍了我一下,并叫我去找一种草药吃,我说我不知道这种药长成什么样? 老头手一指,地上马上出现一大拢药。醒来后我就去扯了这种草药吃,后来病好了,我就奉教了。
    清池村下浦寨李某:车水坝周叔方原来是个疯子,到处打人,公安局来了很多个人都拿不住他,还被他打伤了。后来贵阳天主教徒到附近埋一个人的骨灰,听说了这件事,把他带到贵阳去医治。他老婆后来说是去找他,其实是想自己走了。说来也奇怪,周叔方在在贵阳被天主教的人医好了,平时都躺在床上没事,有一天突然感应,说我要回家了,我老婆要走了。回到家里后,正好赶上他老婆准备走,他把她留了下来,从此以后周不再犯病。
在一些教徒的眼里,天主还可以压住中国传统的一些鬼,因此可以辟邪:
    白启碧:我们寨子上有一家信鬼神的,会一些手艺,有一次我们想看一下天主教是不是真的很厉害,他在家里搞那些活动时,有人在他家里点上天主教的白蜡烛,结果他家的那些鬼神的活动果然搞不起来了,喊鬼都喊不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王某某:我们寨里一姓李的教友家女儿几年前得怪病,到处医不好。后来按传统去找人翻书,先生说是家里原来有一个29岁就饿死的女鬼在找麻烦。于是许下愿,若天主保佑能医好就会诵几台经,后来小孩的病果真好了。
    还有好几个教徒宣称看到过圣迹:
    余成江:我家发现过一次圣迹,在奉教4年后出现的,在堂屋里发现亮了一阵子,整个屋都是亮的。有一次贵阳的梁神父到我家来,半夜他起来入厕,发现屋后霞光万丈,还有房子。第二天早上,梁神父起来问我家后面是不是有个大工厂,我们说没有,他不信,走到屋后去看,什么都没有。大家都非常感叹。
    白明碧:我发现过多次圣迹,多次在自家、坡上都发现过白光。特别是有一次,我在凉水井村住的时候,放的一张圣像发白光,亮得很,漂亮得很。另一次我看到玛利亚、约瑟、耶稣的像发出白光,霞光万道,漂亮得很。
在乡村,宗教只要与灵验相结合,往往就插上了传播的翅膀。可见灵验是吸引信众最简便直接的手段。

    三、主牌
    在传统中国人的家庭里,置于堂屋的“香火”(神主牌)是一个家族和家庭的重要象征和心灵归宿,也是祖宗灵魂的一个归宿和儒教的重要象征。天主教进入中国后的礼仪之争就是围绕“主”、“祖”展开的。
    现在草塘的天主教徒都可以祭祖,但不能保留“香火”,“香火”处境化为了“主牌”。“主牌”是在撕下“香火”的位置贴上的,在形式上与“香火”比较相似,一般还会在主牌两边贴上耶稣像和圣母像。在具体的内容上,各家的“主牌”并非完全相同。从教徒余成江家里的“主牌”可以看出,“主牌”在赞扬“主”的同时,“祖”也可得其位,安坐其上。同时,原来居于“香火”正中的“天地君(国)亲师”虽正位不保,但也没有完全被请下来,还保留了一席之地。在有些教徒家里,祖宗的神像与耶稣、圣母的圣像共同供奉在“主牌”上, 共享崇高礼遇。可以说,“主牌”是“主”、“祖”斗争并最后处境化为一个统一体的最典型的物质表现形式。撕下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香火”,算是天主教的一种成功;不得不在原“香火”的位置上又贴上主牌,“主”虽占了大位,但“祖”也有位可归,这又不得不看成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一种处境化过程中的妥协和占领宗教市场的有效手段。

    四、驱邪祈福
    2006年三四月份笔者在草塘调查时,天主教教管组的几个主要成员都说他们特别忙。原来,除了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以及他们正忙着筹建草塘天主教堂外,他们还得忙着在清明前夕去教友家为他们念经驱邪。而现在草塘天主教教友中只有白明碧、龚小红、吴在仁、曹家福等几个人会念“亡者经”等经文。在笔者的印象中,驱邪似乎是那些民间的巫婆神汉经常做的事情, 而现在, 天主教——清明节——驱邪,也即洋教——中国传统节日——巫傩行为,却是那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
    2006年3月30日早上,笔者与白明碧和龚小红去下司村王家寨为一陈姓教友家驱邪。陈家是开煤厂的,最近感觉不顺,认为是父亲的坟墓出了问题,想趁清明节垒坟改善一下运气,因此请天主教徒去念经驱邪、消灾祈福。以下是白、龚二人念经驱邪祈福的过程:
    首先,余成江在坟前点上两支白蜡烛,同时在坟上插上一个十字架,陈家夫妻跪在坟前;然后白和龚开始念经。在白和龚念经的同时,余成江开始砍坟上的杂草和小树。念了大约20分钟经后,白明碧拿着带去的圣水在坟上和坟四周洒。结束后,白和龚又赶去参加另外一场葬礼,就先行离开,余成江留下与主人家一起垒坟。
    4月3日,白明碧、龚小红、吴在仁、曹家福等人又去下司村教友李先二家,她家也是感觉最近不顺当,后来发现老祖公的坟前被人挖了一个苕洞,坟后被挖了两个苕洞,因此也想趁清明节期间在坟上动土时把几个洞填上,于是请天主教徒去念经。
    在这里,天主教与祖先崇拜、阴宅风水信仰、传统节日民俗、许愿还愿和禳解驱邪的巫傩行为处境化在一起,被天主教组织运用得极为自然熟练。

    五、中西结合的葬礼
    丧葬仪式很能体现一个群体的宗教信仰情况,笔者通过参加一个天主教徒的葬礼,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传统民俗信仰自然和谐的结合过程。
    (一)前期准备
    2006年3月30日早上,笔者与白明碧、龚小红、余三妹和曹家福一起到清池村下埔寨去参加一个教友的葬礼。草塘天主教的另两位主要人物吴在仁、李开华等已经先到了死者家。
    死者名叫李毛弟, 41岁,生前有精神病,妻子被他打走另嫁了人,两个儿女也跟随妻子走了,李毛弟死后他们都没有回来。李毛弟死在猪圈两天后才被人发现,由于他家的堂屋与别人家合用,人家都认为他死得不干净(横死) ,因此不准将棺材停进堂屋,只能停在堂屋外。死者尸体已经入棺,棺材头上放着一个八角形、黑底红尖的东西,据说可以辟邪也可以防止诈尸。龚小红认为其实这些都是迷信,天主教徒都是平等的,不应该计较这些,但鉴于当地的风俗因此也不得不顾及。
    堂屋内按天主教的要求进行了布置,一张布(当地教徒称它为“壁衣”)挂在堂屋墙壁的正中,壁衣下面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铺了一张印有十字架的布,上面点了白蜡烛,放了圣经、亡者经等经书和十字架。笔者注意到,这个堂屋里同时充满了中国传统宗教的符号,就在壁衣的上面和左边,各有一道道士先生画的符,右下角也是一道符咒,写着“张三教法旨奠土府”,大门顶上悬挂着的大大的八卦符和照妖镜也异常醒目。这一切与屋内的十字架、最后的晚餐像、耶稣像合起来,构成了一幅怪异而又和谐的景象。

    (二)择地
    仪式主要由吴在仁主持。吃中午饭时,一些人争吵了起来,原来是死者的姑爹要求将死者葬在附近的一块地里,认为这样既省事又方便侄儿侄女上坟,但死者兄弟和邻居不同意,认为死者死得年轻又不干净,还是疯子,怕埋得离寨子太近对大家不利,双方为此而争执不休。后来,死者的兄弟媳妇来请求吴在仁看地时故意说房屋附近的那块地不恰当,吴私下答应了下来。
    饭后,吴在仁和曹家福带着人去看地,先到了死者家附近的那块地,吴在仁问了死者的生辰、方位,然后站在那里四处观望。有人提出疑义说先生看地怎么不用罗盘,旁边马上就有人解释说吴先生他们这种教的人是不用罗盘而用肉眼看地的。吴看了一会儿,表示这块地勉强可以,但又表示今年埋人最适合的是东西方位,而该位为南北方位,不是很妥当。大家都同意另外找地方,同去的死者的姑爹也没有再提出异议。
    走了很远,到达一座山上后,大家选好了一处树木茂盛的地方。吴在仁问了周围的山势,说坟地的后靠山不能太薄,大家都表示后山和左右的山都厚得很、靠山很稳。吴在仁砍下一根小枝条对着前面的山仔细看了又看,又叫同去的几个人也过去看,最后大家都确认了,就拉线打桩,确定了墓地的中线。同去的教友在确定好的墓地上方点上蜡烛,挂上十字架,吴与村里另两位教友开始念经,念完后在地上挖了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和墓地四周洒上圣水,又在墓地的下方念经。择地结束后,留下一些人在那里挖墓穴,其他的人就回家了。回去的路上,吴在仁对笔者表示,他们刚才念经等于是招山买地了,天主教本来是不择地的,他也不太懂怎么择地,但为了与地方风俗结合,因此必须做这些事情。
    (三)念经及沉福典礼、绕棺
    回到死者家后,吴在仁又指导丧家做了一个木十字架,并在其上写上“永光照之”和“圣名若瑟”8个字,白明碧用白纸扎了四朵白花捆在十字架上。其后,整个下午,教友们就三两个一组轮流念经,念经的内容为赞美、赞颂、暮课、夜课、亡者经等等。据龚小红介绍,本来按天主教的仪式是不用念那么多经的,但如果念经少了,村民们就会担心出问题,因此大家只好使劲多念经。
    根据惯例,晚上本来还要做沉福典礼和绕棺仪式,但是因为死者妻子儿女都不在,人太少,棺材又不是放在堂屋里面,因此有人提议减免这项仪式。吴在仁本来坚持要把程序都走完,但在众人的要求下,后来还是放弃了。据龚小红介绍,沉福典礼主要是对死者的一生做个总结、家属对死者进行告别和哀悼的仪式,而绕棺则是教友和死者亲属绕着棺材念经,这两个仪式同时也具有请求天主宽恕死者罪过的意思。龚小红表示,在有条件的地方,都是由神甫来做弥撒,但在农村只好由他们这些教友来承担这些事情。
    死者的亲属在当天晚上都赶来进行悼念,吊丧的晚辈或同辈的亲属都会跪在死者的棺材前,头上包一张白布做的孝帕。由于死者极度贫困,也没多少亲属,只有死者的两个姐姐扎了两个花圈和一些“织事”,放了一些鞭炮。
    (四)埋葬
    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寨子龙杆会的人把棺材捆好, 7点左右,就准备上山了。吴在仁给李开华交代了一些事情,由寨上一李姓教友和李开华上山去主持埋葬仪式,其他几个教友在家里继续念经。
    随着一声吆喝,大家开始抬着棺材起身,死者两个姐姐开始哭丧,李姓教友、李开华拿着圣水与拿十字架、花圈、织事的小孩走在前头,李开华一路走一路洒着圣水。走了1 个小时左右,棺材抬到了墓地附近,李开华指挥大家在墓穴前的地上放两块孝帕,将棺材放在上面。然后,两位教友在墓穴前头点上蜡烛,挂上十字架,开始念经。念毕,李开华跳入坑中,在墓穴里和四周洒上圣水,接着在坑的中部放了5个酒杯,按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摆好,倒了一些酒在里面,再放入盐茶米豆,接着用雄黄在地里写上“世荣归墓”四个字。这些做完后,大家齐心协力将棺材放入坑中,再拉线定出方位,使棺材正朝向前方的山头。接着,有人站在棺材上,在棺材四周和棺材上倒上酒,再在棺材上和周围洒上雄黄,最后,将棺材上一直放着的那个八角形的东西扔进了墓穴中。
    剩下的仪式就全交给天主教的人了,李开华和李姓教友开始在墓前念经,念完一段,又换到墓尾去念。在这个过程中,死者的姐姐一直跪在旁边哭丧并不停地烧香蜡纸烛,两位教友做仪式时,死者的姑爹叮嘱李开华手续一定要做周全,死者的姐姐也要求李开华喊埋葬在周围的人(村里前后死的7个年轻人就埋在附近)不要欺负她弟弟,李都答应说没有问题。念完经后,留下一些人帮忙盖土垒坟,其余的人就可以回到丧家吃饭了。中午以后,坟垒好了,李开华等又上山为其念经,将十字架插在坟头,再将花圈、织事、伞等在坟前烧掉。据说死后满一百日时,教友们会再次复山,聚集到坟上来念经,至此,对一个教友的埋葬才算结束了。
    李开华还向笔者介绍,棺材在入墓穴之前的整个过程中,不能与地接触,否则死者的灵魂就会留在地上,不能与肉体一起安息在墓中,这样会给死者带来极大的不安宁。因此,即便到了墓穴前,也要先放两块孝帕在地上,再把棺材放在孝帕上,这表示棺材由孝子扛着,而不是直接放在地上。在坑中放入雄黄和酒是防止棺木被虫蚁侵害,同时也有防止死者灵魂作祟的功能,因为据说鬼怕雄黄和酒这两样东西。在墓穴里放酒杯,同时在酒杯中放入酒和盐茶米豆,则是表示向当地山神鬼怪打招呼,也有招山买地的意思。李表示,这些仪式其实都与天主教的仪式不相符,但在农村要结合这些仪式,亲友寨邻才放心。一般天主教徒也不能哭丧,因为死者灵魂是进入天堂,不应该哀伤。李说这种天主教葬礼是典型的中西结合。
    在整个葬礼中,我们看到,风水、绕棺、择地、招山买地、安顿灵魂等仪式本来都是当地的道士做道场的仪式,天主教徒采用这些仪式则表现出了天主教对中国传统葬礼习俗的容忍和接受,甚至基本按照中式葬礼的程序来进行。从村民们的反应来看,除了偶有善意的玩笑外,他们似乎对这一整套中西结合的仪式很容易接受。据说下浦寨的第一次天主教葬礼是在1994年,当时村民也担心不请道士、不烧钱化纸,埋了人会不会出事,或对大家不利,但后来看到寨子里面也没有出什么怪事,大家也就放心了。在大多数村民眼中,天主教埋葬仪式中的灵魂安抚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只是把道士先生换成了天主教的先生而已。

    六、结语
    可以看出,像草塘这样的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系统的宗教知识,由他们去传播天主教,他们会毫无任何心理障碍地将中国传统的宗教经验与一些他们既有的和想象的天主教知识杂糅在一起。由此,一个人即便信了天主教,风水、禳解、择地、辟邪等传统的宗教文化并不会失去,教徒们向别人讲述天主的灵验时,似乎就把天主视为另一个法力高深的“菩萨”。但正是这些处境化的行为,使人们对天主教埋葬仪式的疑虑消除了,天主具有辟邪的强大功能、外国的天主也可以与祖宗共坐“主牌”,而且天主教还能让贫穷的人家不花一分钱就将人安葬。可见,正是天主教的高度处境化,使那些改信天主教的信众失去的宗教成本大大减少,天主教提供的宗教产品被接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使天主教在宗教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以说,天主教的处境化即便不是天主教信徒增多的唯一因素,但肯定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种处境化及其所引发的进一步的宗教和世俗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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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草塘(含草塘教管组管辖的整个区域)天主教教徒的数量,笔者在瓮安县宗教局和天主教爱国会想尽办法也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确切数字。草塘天主教教管组组长曹家福说整个教管组管辖的区域至少有6000 人,而龚小红说草塘镇、松坪一带有2000左右的人领洗,各人提供的数据都不相同。从笔者调查中感受的实际情况看,天主教徒应该有3000人以上。

参考文献:

董芳苑.宗教与文化.台南:人光出版社, 1995.
芳苑.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台北:长青文化公司,1984.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1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Stark, Rodney, and William Sims Bain bridge. Atheory of Religion .Ber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1987.

             (本文转载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05总第189期)

花雨清风 发表于 2010-9-9 17:49:13

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希望当地的神长注重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信徒家庭中某些重要的仪式之中,

永硕 发表于 2011-1-28 17:59:46

宗教市场论未必是个好的理论,诞生于美国也主要在美国有点“市场”。
信仰的认定根本上不同于商品选择。
市场论的基本人性假设是理性人假设,或者后来的有限理性假设。
但在宗教范围内这两个假设都不是根本性的。
市场论难以抵及信仰的核心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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