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往事之天津人雷鸣远
本帖最后由 山人 于 2010-6-3 14:12 编辑对于雷鸣远神父，教会历史讲的并不少，他伟大的爱国心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但因时代的局限，这一种伟大的爱心并没有发扬光大，却更多地成了现代中国教会的难堪。在现在带着感情的诸多评论中，雷鸣远神父还是被误解着。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在我们这里显得极为模糊不清，而雷鸣远神父的遗憾在于，他用他伟大的心投入了对中国的爱，投入了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行动，最终却被中国人辱骂，被中国人忘记。他说过：“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他用他一生地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他死在了中国，又是因中国人而死。在国家民族饱受欺凌侵略的年代，他最先提出了：“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思想。〔参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317页，方豪著〕。他反对保教权，他积极地让中国教会不变成一个外国身体教会。1901年10月27日雷鸣远在北京晋升为神父，在他晋铎前，他向主教坦诚直言：“在这里，事实上我们造成了一个外国身体教会，天主教地区像一个小小的殖民地”〔参见《中国天主教编年史》，422页，顾卫民编著〕。在以后的铎职生涯中，雷鸣远就开始了自己的使命，他努力地让中国教会归于中国人，也在努力地让中国归于中国人。因此重新认识雷鸣远神父的价值，为纠正基督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成了十分迫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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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3月30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海“旅行”，雷鸣远抵达天津。当时北京教区主教安排他到北京南边的安家庄。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雷鸣远心中有许多感慨。当时庚子教难刚刚过去，教会里的人正努力地追述教友殉难的事迹以鼓励坚定教友惶惶难安的心。而雷鸣远则更多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欺压。他心里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同情。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曾提及中国的复兴在于教育的普及。我们可以想见，雷鸣远初到天津，在大街上所看到的多是担柴贩米，捞虾捕鱼的人。所以他要在中国推广文化的普及。1912年雷鸣远神父来到天津当神父，3月他开始创办《广益录》，以灌输新智，昌明道德为目的，且自兼编辑主任。这是他推行文化教育的主要方法。十年前（1902年），天主教徒英敛之想办报纸，启发民智，改良社会，求之于神父，在神父的帮助下，1902年6月27日天津第一家报纸《大公报》诞生了。这一切都向我们显示出雷鸣远神父对文化普及事业的重视。
1913年，雷鸣远神父回欧洲募款，在天津创办了师范学校。后又以母校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天津设办小学七十多所，这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说天津教育事业之起势全赖雷鸣远神父之力实不为过。其实在中国教育事业上，外国传教士的贡献实在不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再去有意的忽视不理，更不该忘记了。梁启超先生在《评非基督教同盟》一文中说到：“我转个方面，向基督教徒说几句话……他们在中国办教育事业，我是很感激的。”这几年我走过各地的教友村庄，听教友说起解放前，凡是有教友的村庄都曾有雄伟壮观的教堂，而且也都有附属的学校。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起源应该是传教士的功劳。这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在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年代，传教士们把教育普及到乡村，让中国人学知识文化，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而雷鸣远神父可以说是先行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去世，7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深表珍惜，“盖不仅教会失一楷模，实国家民族失一师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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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是一个神父，他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向教会、向世界、向中国证明这一点。对于“神父”这一身份的理解，也许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会更多、更深刻地理解与认识。他爱自己的教友，他爱基督的教会。因此他知道如何把人带到基督身边。他九字箴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可以说是他生活的写照。他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诠释了这九个字。
雷鸣远神父深受教内教外人的尊敬和爱戴。1915年9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老西开（今天和平区西宁道一带地区）散发传单。强迫当地居民纳税，激起民愤。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发起维持国权国土会，力谋抗争。雷鸣远神父极愤于法国的强霸，遂请天津警察局设岗于老西开。1916年5月间，法国人在老西开一带修桥铺路，企图霸占老西开，雷鸣远神父请天津警察局设岗……
由于雷鸣远神父的“捣乱”，6月24日，遣使会中国省的罗视察员将雷鸣远调往正定。天津教友聚集教堂前示威，抗议法国领事的霸道和杜保禄主教的不公。9月，杜主教在众人的压力下，将雷鸣远调回天津教区，但将他安置在天津教区最南端庆云县的何家庄（何家庄是一个最小本堂区，雷鸣远神父任副本堂，帮助本堂神父狄神父传教）。这就是著名的“老西开事件”。甚为可贵者，雷鸣远神父不特鼓励中国平民，此次事件中，按方豪神父所述，雷鸣远神父“集教内外人士通电反对，且上书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唐绍仪等，请勿所屈。”因此“大触法人怒，被迫出走。”但“每到一地，教内外必夹道欢迎，以一睹丰采为荣。”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雷鸣远神父在教内外人士心目中的形象，1915年，河北省发大水，雷神父四处奔走呼吁，并拿出自己所有积蓄以救济灾民，钱用光了又割须以售，群相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雷鸣远神父时刻把自己的使命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雷鸣远神父的传教方法是：要做教友，那就先做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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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神父爱中国的心永远炽热。从刚一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他把自己就交给了这个国家。以办报设学开始，继之筹款以济中国留学生（周恩来等一批人在法勤工俭学时，就得到雷鸣远神父资济），再到国难愤起，身先士卒，率教众为国捐躯。还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不牵扯民族大义。
1905年，雷鸣远神父任涿州总本堂，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涿州本堂上悬挂的代表法国保教权的法国国旗拿下，换上中国龙旗。在当时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简直可以说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举在教会内部起了不少争议，当然雷神父承受了压力。1906年，雷鸣远调任天津总本堂，住河楼天主堂，今天望海楼天主堂。他似乎不记得前面的压力了，还是将堂内外的法国旗卸下，换上中国龙旗。很显然，对一个传教士来说，在自己本修会传教区域，做这样的事是极需要魄力的。这让我想起了印度德肋撒姆姆，她走出高墙，让高墙倒下，也有同样的胆识。天主的圣人们，做人处世，都会有相同的举动出来，不为名利，不为地位，却从未曾放慢自己的步伐，因为催促他们行动的是上帝对人类的爱。雷鸣远神父是为了基督、为了中国；德肋撒姆姆是为了穷人，他们的精神都感动了全世界，却唯独不能感动我们中国。为什么这样说？雷鸣远神父在新中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德肋撒修女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服务团体，而在中国却没有。德肋撒姆姆访问中国时，她们修会曾申请在中国建立这样为穷人服务的团体，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中国没有穷人。”
雷鸣远神父爱中国最大的体现在抗日战争年代，作为一个神父，他除了鼓励自己的教友抗日，还鼓励所有中国人要起来抗日，他自己所主办的《益世报》成了宣传抗日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从后来《益世报》经理生宝堂，在天津意法租界之间的万国桥上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一事，就可以知道《益世报》当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性。〔参见《中国天主教编年史》，501页，顾卫民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三省，举国震惊。国难当头，人心恐慌。而雷鸣远神父却“婴心国难，悲愤填膺，居恒语人‘我每夜枕砖以待，鸡鸣即起。’想见其报国之切。”由于国难，爱国老人马相伯于1932年11月11日倡立“不忍人会”，援助抗日将士，此举在全国之中引起轰动，捐资捐物者，颇不乏人。但是实行捐躯者，却只有雷鸣远神父和他所率的二百余教徒义士。由此可知，肯为中国舍命的人还是这位外国神父及受他精神感染的教友而已。这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雷鸣远神父在《益世报》所写的《我们需要什么》一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家即可得救，言中之意是没有人肯为国家牺牲。而这位神父却从“9•18事变”起，一直亲率自己的教友，服务于前线。其爱中国的心可昭示天地。
雷鸣远神父的精神与对中国的爱不是属于哪个阶级，也不是属于哪个集团，而是出自基督的爱。虽然刚恒毅枢机在自已的回忆录中指出，雷神父的风格总是显得有点过火。但我认为枢机的批评是善意的。不论怎样，如果一个人曾经这样爱了中国，那中国就没有理由不爱这样的人，不尊重这样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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