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资料：风满楼《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
吹尽寒沙始到金-----牧函两周年读陈枢机访谈录有感兼寄牧工
拜读了枢机大人的几篇访谈录和2009年7月16日致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上”主教的公开信之后，联想到6月，正值本笃十六世教宗发表致中国……“牧函”两周年，料理今昔，感慨如波。
古稀荒岁，历尽尘寰艰辛苦辱；寒暑经年，看遍教会圆缺晴阴。切齿腐心无以平胸中磊块；忧思极虑，曷可望圣教归真？枢机对中国大陆天主教会多舛命运的关怀以及“拨乱返正”的疾呼，很是感人。您始终如一的对忠贞理念的坚持和对大陆筚路蓝缕、持守忠贞的正统教会儿女的同情与爱怜的精神，感动着潇潇雨夜、饥寒惶觫的羊儿们。您象一柱灯塔，那永不熄息的皓光，一直鼓舞着怒海狂涛中忠贞信友奋然前行的勇气。但是，对于您“是到了中国教会和圣座不再向北京政权作出任何妥协、落实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中作出的指示，维护教会自由的时候了”的这个愿望，我很是担心，因为那些名义上皈依教宗的“合法有效”主教打教宗“一记耳光”的那一天必定会到来。您要提前作个思想准备，也在适当的时机禀告教宗：挨耳光的那天，别太伤心。您和教宗是在一个不成熟的时刻，幻化了一个成熟的结果。上者，梵蒂冈没有肯定忠贞的实证；下者，中国主教没有脱离爱国会的内需。所以，您的召唤必然会是一个南辕北辙、戴盆望天的令人失望与尴尬的结局。有以下几点，芹献于君：
一、牧函凸显人文关怀，却没有催人反思的警策
北京主教团听命于党直接领导的爱国会。它的成员------那些左右逢源、衣食无虞的“合法有效”的主教大人们-----现在并没有“弃暗投明”的信仰需求和归去来兮的精神压力。牧函反而拓展了他们既定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压缩了他们回归罗马的时限。换言之，对中国教会的生存态势，教宗牧函没有一个张扬真理的泾渭分明的立场和观点，也没有斩钉截铁的是非定断。没有对特定的忠贞群体的厚奖，也没有对人所共知的妥协分子的重罚。用程序化的爱德包装，掩盖和粉饰了教内外各个领域的尖锐矛盾。云中揽月，雾里看花。暗香朦胧，疏影迷离。有言曰;“明君不滥赏，赏必赐忠良”。忠贞儿女与忠贞教会独有的不屈不挠、坚持正统、维护教宗权威的流血牺牲的成果，却象战后救济物资一样，被平均分配给所有光复后活着的百姓。牧函像是一瓶有盐、有糖、有醋、有姜汁、有果味儿的饮料，谁都可以拿来啁一口，可谁也没把它当饭吃。
我们把牧函的一些话串联起来，这些“合法有效”的主教竟然是这样的一幅精忠报国的图画：“我心中多么牵挂你们， 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我向你们表达我对你们亲切的关怀。你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贞地奉献了信仰的灿烂的见证。中国总未缺乏过合法牧者的服务，无损地保持了宗徒的继承。我从心底向群羊的至高牧者发出称谢的赞颂。教会接受政权当局的认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我充分理解在此类条件和情况下要作出正确选择是困难的。我们亦知道，你们中有些兄弟为了应付艰难的时局，担任了某些从教会的角度看来是不能赞同的职务。我认为加入爱国会的问题，该让每一位主教来决定，因为他在听取了其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权衡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主教关于加入爱国会的决定，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从而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及司铎共祭是合法的，即使他们是政府认可或是与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保持关系的。也有为数不多的主教，既未经教宗授命、且直至今日尚未提出申请、或己申请而尚未获得合法身份而受了祝圣。按天主教的教义，如果能确定他们是由有效身份的主教，按天主教祝圣主教的礼规进行祝圣，其祝圣是属非法，然却是有效的。因此，尽管他们缺乏与教宗共融，不合法地行使其职务，其举行之圣事是有效的。”
这是对中国全体主教的赞赏，尽管地下教会的几位主教也均沾其荣，但此处敕令褒奖的绝大多数是参加了爱国会、加入了中国独立自办的北京主教团的官方“合法有效”的主教大人们。有了这么多的表彰，这么多的肯定，我们的主教大人即使不会个个心花怒放，至少也会人人心安理得。此时，陈枢机痛心疾首地提出要这些高枕安卧的牧者“反戈一击”，绝对会落得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的孤掌难鸣的下场。陈公说法，顽石不点头啊！
二、牧函寓于妥协情态的信理阐述言不及义，毫无震撼力
“在当今的中国，想当主教，就必然要从爱国会的胯下爬出” 。“主教通关的模式，只有一个，即爱国会----梵蒂冈.爱国会直接任命候选人，然后诱逼梵蒂冈发放‘合法有效’的合格证。这将是今后‘合一主教’出炉的基本流程。”
今日之中国天主教，主教之所以能被祝圣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承认爱国会与北京主教团的绝对权威。主教头衔目前已经是可爱司铎们打破头争抢的、在信仰与灵魂的绞肉机中粉身碎骨之后重生的“爱国爱教”的标本。谁不彻彻底底归顺爱国会，谁就不能当主教。主教的委任权掌控在爱国会手里。这至关重要的职位，怎么可能交给让党不放心的人呢？你合法非法，你有效无效，与党有何干系？只要他能戴着这顶“至高牧者”的高帽，不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为党管制住当地天主教的这群羊，别出乱子就够了。
教会的悲哀在于，现在根本不用共产党人处心积虑地甄别主教人选，而是我们想当主教的的司铎们，在爱国会的门前，日日三跪九叩，表示臣服之心，以求得恭王府刘爷提名晋牧。谁知道戴上了巍峨的主教帽，手持龙头拐杖、被金光闪闪的祭衣包裹着的那具皮囊，骨子里是怎么盘算的呢！让这些正襟危坐、怀揣二心的主教大人们回归教宗的共融圣统，谈何容易！他们现在是身心俱在爱国会，看风使舵地应付梵蒂冈。孺子贰焉-------这才是枢机大人将面临的最大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
暂不论不愿同流合污的皎皎牧者，其清其浊，自有上主明鉴，赏罚公道，不在生前，必在死后。现在，就评论的主体而言，几乎所有的被牧函通令嘉奖的“合法有效”的主教们，都是借助爱国会“升官发财”的。他们的大名赫然于报端。因为爱国会才是他们存身立命的滥觞，一言兴之，一言亡之。“趋时不圆转，自古易淹沉”----已是他们运用娴熟的人生格言。教宗在主教的任命上，只能随从爱国会的笛声，跟风起舞，赢得一个双方承认的虚名，让地道的爱国会主教，披上“合法有效”的眩人眼目的袈裟，过路招摇以愚苍生。这等把戏却为自家驽钝的奸宄们津津乐道！简直就是一出教会版本的《皇帝的新衣》的闹剧。呜呼，教宗的顾问们竟然还个个衣冠楚楚，立于庙堂之上而不知愁！自以为一纸牧函定天下，只待丰收结果时。君不见，两年过去，画饼犹在，望梅依然。牧函总体的实质精神是压制忠贞，张扬妥协，体谅屈从，默认叛逆。此时，牧函点缀于鱼目中的的那些掷地铿锵的珠玑，还有什么亮光照示群氓、指点迷津呢？
牧函本身就是一个高级妥协的蓝本，又怎么能叫这些玄机满腹、城府良深的保本求利的大佬们不妥协呢？没有牧函，牛头马面，路人皆知。他们或许还对自己朝秦暮楚、阳奉阴违的行径，有所顾忌。有了牧函，他们的画皮变成了铁皮，贴上了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对教友更具欺骗性。他们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对付圣统制的伎俩，都在无限仁慈的圣父的大度宽容中，蒙混过了关，且受到奖掖。他们个个以手加额，庆幸自己当初选择的“坐着独立自办的马车喊教宗万岁”的路线是多么的正确啊！此时，即使至圣圣父发出下面这些比较严肃的呼唤，它得到的正面回应顶多是个不置可否的沉默，而不会掀起一个走向罗马的高潮。因为，不偏不倚的平衡恰恰中和了是与非的本质：
“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问题和教律时，我们亦不能就此屈从。”“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从宗教层面讲，设立一个‘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与天主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目前在中国的‘主教团’，宗座不能承认其为主教团。”
“改恶从善，前途黑暗”------对于“合法有效”的主教们来说，如果响应陈枢机的号召，“不再向北京政权作出任何妥协”, 那只有死路一条。“不屈从”就要你的命！不参加爱国会、不入赘北京主教团就摘掉你主教的顶戴花翎！我们就是要“独立自办”，你不承认中国爱国会控制的的主教团又当如何？我们照样自选自圣，主教团照样遵照爱国会的指令进行一系列的“爱国爱教”的“教务”活动！您梵蒂冈敢咋样，您教宗敢咋样，您有棱有角的陈枢机老大人又敢咋样？唯一的一个“1382”的重磅炸弹，您能拿起来，但是谁又敢朝我们的打了教宗“一记耳光”的“合法有效”和“非法有效”的主教扔过来？“合法有效”的主教大人们早就有了主心骨，还一个个佯嗔轻怒，振振有其词！
梵蒂冈和那些“肉食者”们，没有检讨既往、改弦易辙的聪敏大度，没有制胜的决心和勇气，没有破釜沉舟的战略依托，没有决战决胜的自信，就别摸老虎屁股！既然号召我们“不屈从”，既然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不兼容，既然梵蒂冈不能承认中国的主教团，那么，凡是与教宗唱反调的主教，该怎么制裁？梵蒂冈拿出一个叫这些推拿有术的老大爷坐不住板凳的条条框框没有？顾问们自己把自己都吓破了胆，投鼠忌器而不知就里。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参加爱国会，这是摆在中国教友面前最关键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什么偌大一个历练2000年的天主教会，就不能、不敢、不愿在这中国教会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给我们“时时举袖匀残泪”的教友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呢？几条蜻蜓点水的官腔，能吓着那些官府精英和掌控教会机要的斫轮老手吗？
所有的妥协都得到谅解，所有的背叛都被一笔勾销。想想看，一群“合法有效”的受到教宗称谢赞颂的至高牧者们，他吃饱了撑的这时候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衣食父母------北京政权的行政单位-----爱国会？目前，东家食、西家宿是他们的最佳生存模式。我甚至可以稳操胜券地揣测：公开教会里，没有一个主教肯站出来放话投奔教宗，他们甚至会倒打一耙：“Nugent代办叫我们无条件到地上去，我们是在听教宗的话参加了爱国会、主教团，教宗您老不是还承认我们‘合法有效’了吗？还表扬我们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贞地奉献了信仰的灿烂的见证吗？现在陈枢机干嘛又出来诬蔑我们这是‘对教宗的谩骂’、‘是给教宗的一记耳光’呢，真是岂有此理！”
尊敬的陈枢机：您看，在您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群由咱党培养出来的“至高牧者”。虽然有点演绎，但的的确确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也许人家正在培养咱这些“无损地保持了宗徒的继承”的“合法有效”的主教们入党呢！
不对面前客观实体进行CT扫描，不看看他们的心电图的波峰，一刀切地叫他们“不再向北京政权作出任何妥协”，实在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现在援引《祝圣风波》里的一段话，结束这一章节的议论：
“梵蒂冈已经失去了控制中国教会的道义精神、法律约束和行政干预的一切手段。因为，这几年，万民福音部已经带头破坏了圣统制，强迫中国教友接受违法无效的署理任命。梵蒂冈一位小管家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有权这样做。’你们有权就可以超越法典行事，我们无权就必须得服从你们的违法乱纪的命令吗？这种八国联军的逻辑仍然在真理道义之邦的梵蒂冈盛行，这种一个世纪差距的执政理念培养出来的外交官，拿到中国来，能走出一步吗？“
“ 教廷的声明和万民福音部的作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集合体，它反映出梵蒂冈大陆教会工作的盲目和杂乱无章。这次昆明祝圣，实际上是万民福音部搭台，爱国会唱戏。特别是近几年，把自己忠贞教会的羊赶到爱国会的羊栈里去标榜“合一”，是万民福音部和香港的合一大师们最最愚不可及的战略失误，这是对天主教的犯罪！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关键时刻，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神父们，还是要先听爱国会的，现官不如现管。他们必然要在一个适者生存的自然律下草间求活，法典也就等而次之了“。
三、牧函打压忠贞，中国教友怎么肯继续“重蹈覆辙”？
牧函在结尾时，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却是让忠贞教会断子绝孙的诛九族的“赐死诏”。“忠贞”体现着天主教信仰的终极价值观，所有对忠贞理念与行为的漠视、歧视和仇视，终将会以超级的烈度，反击到整个教会的身体上，损其筋骨，伤其命脉。所有对“忠贞”的修正和歪曲，都反馈着教会误入歧途的信息。亲者闻之痛，仇者闻之快，妥协者闻之安。
过去十年梵蒂冈那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忠奸不分的行政作为，撼动了中国教友对宗座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石。促成了“妥协有理，忠贞有罪”的畸形的信仰导向。致命者的血白流了。寒骨孤魂，凄凉雨夜，寂寞长天，缭绕于方尖碑前的呼号，谁予听闻？忠贞不是得救的保障。但是，“忠贞”-----捍卫最高牧者教宗的权威-----却是天主教之所以为天主教的唯一道路，唯一真理，唯一生命。罗马天主教会，不对既往被压制的忠贞价值体系重新作出评估，补漏拾遗，扶正祛邪，就不可能唤起广大神昆子弟趋向真理与正义的行动。一切“殉道”呀，不再妥协呀，不但不能打动人心，反而更会叫人凄迷无奈。管子曰：“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忠贞原本就是感天动地的正义行为，结果却受到“合一帮”令人嘘唏的责罚，现在，还怎么能再叫这些教会的贤者圣者竭尽所能继续为天外大公拼搏呢？下面牧函的一些阐述，是给忠贞鼓劲，还是给忠贞泄气呢？请君拭目：
1、阻断忠贞教会神职人员相互支持的管道------“仅在有正当理由时，并须经所属和前往服务教区的两位主教事先协议下，一名圣职人员才能在另一教区执行其圣职。近一段时间来，因某些牧者、司铎和教友出自其牧灵神火的炽盛擅自活动，不时常尊重他人的工作或其职权，而出现了一些困难”。
地上、地下两个牧灵团体在同一教区出现，决不是教会法典所谓“两个头”的概念，而是目前爱国会体制掌控教会各为其主的必然产物。不能把这当成教会自己的分裂。梵蒂冈对中国教会认识的最大误区即在于此。这是妥协与不妥协的在信仰诉求上的归属特征。现在笼统地强调独裁的主教治权，从目前的中国教会的情势看去，属于爱国会的官方教会，岿然不动；那么对忠贞教会而言，只有向“合法有效”的主教们举手投降的一条路可走。说来说去，最终还是委婉地拿忠贞教会开刀！
2、剥夺延续忠贞香火的特权------“因考虑到今日中国教会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发展；其次，因联络来往已更为方便；再者，有不少主教和司铎所提出的要求，我乃决定以本函撤销鉴于艰难时期牧灵的特殊需要而赋与的‘所有特权’”。特别一提的是“有不少主教和司铎所提出的要求，”一句，叫人莫测高深。很显然，提出这要求的绝对不会是忠贞教会的主教、司铎，而是爱国会的“合法有效”的主教、司铎。一些非常有名的“合法有效”的主教，鉴于自己与忠贞教会的对比度叫他们很没面子，咬牙切齿、处心积虑地策反和借刀杀人是他们长久以来惯用的阴险手段。这回，终于借教宗之手，阉割了仇家的阳根。州官们却依旧在爱国爱教的体制下，保留着放火的特权，而小小百姓的一个点灯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看来，牧函三言两语，实际上，忠贞教会将从此走上无牧之羊的灭亡。“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是我们自己因着妥协毁了忠贞教会 。现在朝三暮四的合一大师又回过头来与群猴侈谈忠贞，除去仰天长叹，还能怎样？。“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请记住，没有了忠贞教会的主教，天主教在中国就永远没有什么伯多禄继承人的圣统权威。
3、撤的就是倡导忠贞理念的“老八条”--------“同样，以往及最近颁布的所有牧灵指南，也全部撤销。今后，道理原则的应用全按本函的新指示处理。” 此处“所有的牧灵指南”都指的是什么？前几年香港牛金代办接二连三下达的搅乱忠贞教会的妥协文件算不算在“所有”之内？在教区主教健在的情况下，为搞垮忠贞教会，抢夺主教的治权，非法任命的假署理，造成教区“两个头”严重分裂的文件算不算在“所有”之内？如果算，为什么这些假署理依旧在上蹿下跳，到处跑官、要官而没有一个终止他们招摇撞骗的文件下达？所有力挺忠贞理念的牧灵指南都被废掉，所有瓦解忠贞事业的行政措施却都被保留，这样的“所有”，公道何在？对此，无需多做评论，此乃“漏腹充饥，腹饱而身毙”者是也。
4、对中国教会两个团体的评价依然叫人遗憾。虽然牧函阐述了目前中国教会被分裂的原因是：“在各种导致上述状况的原因中，首推那些被贯以天主教会生活主要责任者的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时至今日，上述机构的认可，仍然是衡量一个团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场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Ufficiale）标准。由此，导致了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这个由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教会的步伐。由此而产生了相互之间的猜疑、责难和指控，且继续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会的问题。”
中国天主教目前所谓“分裂”的态势，既然已经认识到“首推那些被贯以天主教会生活主要责任者的机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由教会外因给教会造成的状况，……导致了神职内部和教友内部的分裂。”那么，忘记过去、宽恕曾加害我们者、忘掉所受委屈、在爱德中实践和好，这或要求我们屈尊就卑、放弃个人由艰难困苦的磨练中得来的见解，使中国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系能展显出来，”又是什么意思？
困扰朝野这么多年的“地上、地下”之谓，明明是外来政治势力干预教会圣统而被分割的不同认知归属的两个板块，怎么会是因两兄弟之间鼠牙雀角的争讼而反目成仇的冤家呢？那加害与我们的，使我们受委屈的原本就是“教会外因”，是独立自办的爱国会体制，我们如何与之和好，我们如何 “放弃个人由艰难困苦的磨练中得来的见解，”？-----我们只有都去加入爱国会，都去独立自办？如此者，还用教宗亲发牧函来劝降吗？这些执笔的顾问们是逻辑思维混乱，还是意在言外别有所衷，给教宗一个瞎马骑？真叫人搞不懂！
人家早就界定梵蒂冈是境外敌对势力。你不敌对他，他敌对你。人家一切战略运筹都不离开这个基本点。东家早就宣称且直言不讳：这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无关爱德的润滑和阐述。所有的极端妥协者，都在张口爱、闭嘴爱的掩体里迂回。过分强调无原则的“爱”，实际上是一种掩目捕雀的愚蠢行为。站在正统教会的立场，你就不能爱爱国会，不能爱独立自办的自选自圣，不能爱推行妥协叛教路线的皇亲国戚。这是两个社团存活的根本体征，不关乎个对个、人与人的单体行为模式。很多理屈词穷的“食客”和“小跟班”，在出卖教会的摊点上，最起劲吆喝的就是这一句：爱德呀，爱德！难道等自己连皮带肉都进了老虎嘴的那一瞬间再去后悔吗？晚了呀，兄弟！
我们的顾问大师们，颠倒了矛盾的主体，十年枉费心机去搞什么盲目的“合一”，把中国教会搞得满目疮痍、鸡飞蛋打，一事无成。对忠贞教会几十年的护卫教宗权威、坚守教会信理、抵制被分化瓦解的卓越功绩，却“无半言只语送我”。上好纤腰，楚人多饿死；上恶忠贞，弟子难守节。襄者，无论从道义、行政措施和官样文章中，都是忠贞理念的逆向驱动，而枢机大人偏偏要大家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宣教下，破茧而出，爬上枯枝败叶去饿死。您说，有几个这样的低级胡涂蛋！
四、“徙木立信”，重建忠贞理念是当务之急
我们的教会，不把“忠贞”变成香饽饽，不排除对忠贞的漠视与鄙弃的心理障碍，不让忠贞成为回归圣父的主导意识流，不格外表彰坚持忠贞、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的英烈，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释重而返的“合法有效”的羊倌！坚持忠贞信仰，绝不是要“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我们面临的的灭顶之灾是金銮国策要改变我们的基因，把我们克隆成一个与圣统貌合神离的怪胎。而我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正在自鸣得意的古琴圣乐中，走向灭亡。几个不甘沦落的宗徒弟子，为要保持一个原生态的信仰理念，发出些许不同的声音，那只是我们在被割喉时，略作呻吟而已。以目前孤家控股的政治经营手段和百姓对濡染良深的生存条件的思忖，信教群体不可能产生以卵击石的冲动或出现与皇阿妈作对的自残行为。这种前赴后继的浴血坚持，只是为守护至圣圣父-----罗马主教的权威，----- 一个单纯的信仰理念。让人痛心的是，这种拼却身家性命的流血牺牲，却被贬低，被扭曲，被倒卖，被唾弃，好像忠贞教会倒成了没有爱德的、合一的绊脚石。落得个“忠贞没人看，妥协吃干饭”的下场！现在，援引几篇评论的文字，寓意抒怀：
“忠贞，说到底是给罗马撑面子，罗马不要面子了，我们一穷二白的中国教友还在这儿摇旗呐喊干什么？最后弄得娘家骂、婆家打，两面不是人，我们图什么呢！”
“盲目的“合一”结果，给人以“忠贞有罪，妥协有理”的畸形思维逻辑。教会自己推行的这种错误的合一路线，完全打破了中国教友纯朴的与教宗共融的信心与期待。教友们莫衷一是，闷坐愁城。其惨痛教训远远超过政治势力几十年来对忠贞信仰理念的戕害。现在，有关方面不能用沉默来稀释和掩盖这条错误路线的严重后果。不清算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贯彻牧函新的精神。人们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不怕公安局问话，就怕梵蒂冈变卦’。今天说的斩钉截铁，谁知道明天香港代办会不会又是一封云山雾罩的信，把一切又搞得一塌糊涂，让我们找不到东南西北。只要牛金代办（Eugene Nugent）还在香港任职，您就是教宗发话，我们照样什么也不敢信。我们不妥协，可圣座的一些中间环节不知什么时候就妥协了，被出卖的还是我们。最后又是一个‘忠贞不忠贞，两头不是人’的可怜下场。”
“中国教友、中国人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真理正义之师的巍峨的尊严和镇定乾坤、叱咤魍魉、开启黎明的信仰之光。为什么我们这个伟大宗教传延至今，就连挺起胸膛说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呢？难道只有出卖义人的血，才是罗马天主教生存的唯一出路吗？为中国教会，我们揪心啊，Papa ！”
尊敬的枢机大人！对几近丧失信心的中国教会决不是您激昂慷慨、振臂一呼就可以出现从者云集、 “捐躯赴教难、视死忽如归”效应的。我们这里曾经流行过这样的短讯;“信天不信教，信教瞎胡闹。都是假盘石，谁也不可靠”。
这条短讯应该是被出卖者心灵的震颤和愤懑的宣泄。梵蒂冈十年来颠倒黑白对忠贞教会的打压，是多少家破人亡的忠贞儿女永远的痛啊！中国天主教会无论地上和地下，虽然表面都还延续着隆重的礼仪，但是那种80年代的信仰激情，那走20里夜路也要赶台弥撒的精神，都逐渐淡化成了应景的“一凡主日及一总罢工瞻礼之日该望全弥撒”的礼拜程序。教会的衰败在所有的信仰领域悄然发展着。我们只会用圣周四多少多少人领洗来安慰或炫耀我圣尔公教会的真善美。减去那同期死去的、背离的教友之后还剩下多少？平日早晨弥撒只有寥寥几个“老白毛”蹒跚进出的现象，难道不是中国教会普遍存在的萧瑟景象吗？特别是北京的北堂，早晨这一幕白发婆娑的典型的礼拜图，是老一代教友为保存信德的苦苦挣扎，也是教会被生活边缘化的凄凉写照。俗化的客观世界灯红酒绿的渍染和官方别有用心的刻意导流，固然是教会陷入独木难支困境的主要方面，但是，教会自己给自己釜底抽薪，湮灭了中国信众百年来凝聚的忠贞的信仰烈火，没有主导的忠贞的信仰精神支撑，才是中国教会伤筋动骨的根本原因。“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罗马必须自己先立定了脚跟，竖起不屈的真理旗帜，对坚持忠贞被迫害致死的教会的英烈儿女，进行公开的追悼与确认。这样，活着的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也许才会有一个对圣父的仰望。没有对忠贞的褒扬，何来“满城桃李属春官”的烂漫? 牧函必须有对应的伸张正义的行动，人们才能于看到风向标后，在回归真理的正道上顾盼渐进。否则，圣上华美之言为百姓永远是空文一纸。过去两年的延宕，林鸟不惊，水波不兴。如是者，再过两年，依样画葫芦吗？中国教会耽误不起呀！
最近，得悉教廷颁布了一份纪念牧函的纲要，有点有注，洋洋洒洒数千言。这“纲要”能说明什么问题，它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比牧函更具权威性吗？“空言无施，虽切何益”？还是清谈一纸。教宗真不如派个私人代表，到中国忠贞教会死难的英烈范若瑟和韩若望墓前献一束花，这等有形可见的“实施”，比老调重弹的“纲要”会更有轰动效应。明年可别再“纲要”了。只发空文，不办实事，“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这怎么可能感动心力交瘁的我和心猿意马的他呢？对中国教会，这根本就不是个办法。
陈老莫着急，悠然去采菊。静观东篱下，几个虫儿居。或者，干脆去非洲的慈幼会颐养天年吧，因为，圣座前几年扬弃真理、是非不分、瓦解忠贞教会的土政策已经叫人心骨透底寒。怎么今天谁也不提提这笔把中国教会搞得乌七八糟、乱上加乱的旧账，不但不去制止，反而任其流恶无穷地泛滥呢？梵蒂冈今天的政策，衣钵如初，模棱依旧。要想中国教会从组织上心归罗马，那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等待。没有一个鼓动人心的真理之声和对过去的错误行为的检讨，不让香港牛金代办离职回罗马进学习班，不让脑满肠肥的合一大师韩德力们闭嘴，不从新做点徙木立信的实际工作，不明确划清是非路线，不出台几个惩戒龙头老大阳奉阴违、怙恶不悛、自办到底的坏表样的律令，教宗再发100个牧函，我们的“合法有效”的主教照样无动于衷，我们公开化的教士们依旧会嘻嘻哈哈作壁上观。教友们也只能神兮灵兮可奈何地望“ 洋”兴叹。
不要以为这些叫“圣座”伤透脑筋的死硬分子都是不听话的铁杆忠贞，期待教宗如何如何地大力肯定和举扬。痛定思痛，很有一些劫后余生的忠贞志士，期盼的却是教宗牧函同意中国教会接受爱国会体制，从此名正言顺地走进共产党人期待已久的爱国会大堂，完成赛配、韩德力、牛金等人连说梦话都期待的“合一”。从此放马南山，长长吐出这口在代办眼里人不人、鬼不鬼的秽气。结果呢？《牧函》、《纲要》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的阴阳八卦摆在眼前。我们还有多少精力去折腾啊？天主教会的圣统制与独立自办的爱国会体制就像独木桥上对顶角的两头羊，目前这二位谁也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打算。我们自己或是彻底让路，或是继续四脚着地苦苦支撑。别再象过去那样变着法折腾自己。折腾来折腾去，不用人家发力，最后自己就会掉进深沟里摔死。梵蒂冈，您到底想怎样，怎么到现在还拿不定个准主意呢？您到底要“一牧一栈”还是要“独立自办”？总不能把我们放在这十字路口干耗着啊，大人！我们看不到梵蒂冈推崇忠贞的实打实的措施，再由两手沾满忠贞鲜血的香港代办呼吁“忠贞”，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遍体鳞伤辗转于罗马城郊的沟壑中，谁来安慰过我？叫我们怎样继续或重振忠贞大业呢？“不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
陈枢机，您低估了这些年梵蒂冈通过牛金代办摧毁忠贞教会的行政措施所造成的使大陆忠贞理念栋折榱崩的惨重后果。您也低估了爱国会身后强大的行政资源所能提供的摧毁一切的杀戮。您看好，全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一定会照开不误，声讨教宗的声音会照旧此起彼伏。真正难堪的是您、是圣座、是教宗……如果您执意在此时要我们的“合法有效”的主教说出个一二三，真太难为他们了。我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您从今以后保持沉默，叫我们的“合法有效”的主教们，自己审时度事，关上门，想个金蝉脱壳的妙法，先应付过去这一关再说。那打断腿卧病不起的招数，也许不会有人用。但房颤、心律不齐、血压高、头疼难支等贴近体征的毛病，还是可以得一点的。难啊，枢机大人。临上轿才给我们扎耳朵眼，不亦晚乎！
五、结束语---------与“合法有效”主教大人告别
这个命题，叫人急，叫人气，叫人无奈。本文激昂慷慨处，或有大不敬，望阁下与众网友海涵。梵蒂冈最大的毛病就是善于批评而不善于自我批评。敝以为，应改变那种只能山呼万岁，不能指点斑驳；谁要偏离这种传统朝仪，即是辱没祖宗的典章法度，便群起而攻之的小家子气。我们的教会已经让年年满四规的教友惯坏了。即使他们偷天换日、欺天诓祖，我们也都得小心翼翼地为他们打掩护，为他们“祈祷”。他们胆大包天，我们胆小如鼠。他们敢公开在大堂里宣扬独立自办，我们谁敢当堂把他拉下祭台呢？殊不知，正是这种愚忠愚孝，加重了我们全体对教会认知的结构性的腐败与夜郎自大的虚荣。教会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甜言蜜语固然听得顺溜，但总不如苦口良药，只要对症，就能治病救人。但是，我更愿意听到更多力挽狂澜的醒世忠言，为解教会膏肓之病，各献良方于网间，供教会高层人士在喝午间香醇的咖啡时，随便检视一二，亦不负东土信众呕心沥血之作。
我们再次向宗座呼吁：“忠贞死节之臣，愿圣父亲之信之，则中华圣教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只要罗马忠贞不倒，梵蒂冈的官人们迳去闲庭信步，不必再为大唐黎庶破费心机，华夏基督儿女自会有一个无为而治的归随圣统的信仰坚持。
爱国会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当决策者还没有看清它阻隔信教群众与执政者沟通的负面影响时，它依然会在既得利益者的维护下作威作福、发号施令。所有爱国会的主教，对此都是心知肚明而不敢异议。对特定的天主教信仰机制而言，在权与法强制实施显现的表面的和谐的唯唯诺诺的幕后，永远会有一种怨怼情愫的增生，永远会有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心理隔阂的对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爱国会的主教们踟蹰嗫嚅，不敢面折廷争，直陈利害，甚至曲意逢迎，让矛盾在台面下发酵。疆藏之乱，难道还不足以振聋发聩吗？爱国会的主教们不为教争利，何以谈爱教？不为国正名，何以谈爱国？正是这种表面的奉承，掩盖了四海讻讻之怨，推迟了教会在公正的法制框架下取得对政、教双方都有利的真正信仰自由的春天的到来，在强权支撑下的爱国会体制，没有民心基础，即在于它没有利益群体的均衡尺度，它侧重体现执政者的意愿而罔视广大群众的传统信仰诉求。
我们并不十分欣赏梵蒂冈对中国教会鞭长莫及的、似是而非的行政措施，真正的教会层面的独立自办教会，似有她一定生存的空间，广大信教群众也未必不能接受。政府和梵蒂冈这两个“敌对势力”，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心态，静观中国天主教徒办自己的中国天主教。只要不违反双方的法度、仪轨，就不要越俎代佨进行干预。催生真正的自办教会的体制，或对各方都有裨益。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教会自己在“自”办教会，而是党大权独揽地“他”办教会。这种举世罕有的深度介入，自然会使教会感同芒刺在背而无须臾宁。中国从“党办教会”逐渐过渡到“教办教会”，才是这一领域真正和谐的开始。
我们仍寄希望于我们的“合法有效”的主教们：“大丈夫宁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人生苦短，去日无多。古人还有那种“贪泉誓不饮，邪路誓不奔”的高风亮节。我们经纶满腹的七尺男儿，既然选择了极品人生的牧灵之路，就应当体现玉洁冰清的风骨，为主作证，为人师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绝顶寒松，深林芝兰，无怨无悔地笑傲江湖。子何苦自辱如是：惑于铦勾香饵，摇尾屈从，攒集生前死后的孽债而遗恨千古呢？忠臣不二主 ，鱼掌不兼容。望诸君循正道而进，择良木而栖。避免让两面圆润，八角玲珑的谎言与骗术日日夜夜啃噬自己的良知。仰人鼻息的苟活，真不如去卖红薯更自在呀！您图个啥！晒一晒自家庐山真面目吧！“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只要一点一点努力淘洗自己的灵命，却除身心的软弱，体味陈枢机的苦心，为教友们立个好表样，盖棺论定时，也还是一个金灿灿的人生。送君一言别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
风满楼
2009，7，25 我发现教内人士对给自己的牧函的认识还远不如一个“教外者”认识的清楚，我转载两篇楚霖义峰的文章，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让大家看看教宗的牧函根本不像楼主所说的那样，而教廷宗教政策也没有那么愚蠢不及。不过，也没有义峰所说的那样工于计算。
山雨欲来风满楼－关于梵蒂冈操纵中国天主教“5.24”问题的几点思考
今年6月30日，天主教罗马教廷发表了题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教皇牧函（下文简称《牧函》），将每年的5月24日定为“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牧函发表迄今已3月有余，通过对在此期间国内外天主教会中一些现象的分析，结合对牧函文本的研读，笔者认为，“5.24”问题将会成为中国对天主教工作的又一重点。而且，相比于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主教叙任、教区划分、教产纠纷等问题，这一问题具有更高的隐蔽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在短期内，它是影响到明年奥运会是否能够成功举办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长期看，它是梵蒂冈向中国政府施压、加紧对中国天主教渗透的重要措施。本文拟从教廷设立“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及选择上海佘山作为朝圣地的政治内涵、上海教区与金鲁贤主教在“5.24”问题上的表现及对其的分析、如何积极有效应对等三个方面这一问题谈几点简单的思考。
一、教廷设立“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及选择上海佘山作为朝圣地的政治内涵
1、设立“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的四层含义
（1）将“5.24”打造成一个天主教反共反华势力向党和政府的示威日。牧函第十九条明确指出，对于5.24的这个“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未来，可把它建立为全世界教友联合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中国天主教的一个祈祷日，而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联合起来“为中国之教会祈祷”的日子。那么，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牢记耶稣给我们的爱的诫命，就是要我们爱我们的仇人，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谁是“我们的仇敌”？又是谁在“迫害”中国天主教会和伯多禄的继承者呢？不言而喻，当然是无神论的执政党及政府。而且，作为天主教普世首牧和祈祷日的设立者，教皇本人无疑将亲自为这一活动造势。于是乎，在明年乃至今后每一年的5月24日，国内外的天主教媒体都势必大肆渲染教皇如何带领“普世圣教会”为“受迫害”的中国教会祈祷的，并祈求“圣母妈妈”的护佑，让“信仰自由”能够降临中华大地，使这群小小羊儿能够“同归一牧一栈”。它完全能够纠集起国内外天主教反共反华势力在这一天以“人权”、“宗教迫害”、“信仰自由”等借口向党和政府发难！虽然这种发难很可能以表面上的和平甚至略显委曲的方式进行。
（2）将“5.24”打造成一个中国天主教对罗马教皇的效忠日。牧函着重指出，在这个祈祷日，中国教会要“重申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内的信仰共融、对教宗的忠诚，使你们之间的合一日益更深更明显。”为了达成教皇的这项意愿，把祈祷日的影响放至最大，上海主教金鲁贤已向教皇请求，由教皇在“5.24”前向佘山送一尊圣母像，教皇已经慨然恩准。试想一下，当数万教徒遍布佘山，在教皇所赠的进教之佑圣母像前参与“合一共融弥撒”的时候，有人出来宣布：“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的至圣圣父、伟大的教宗本笃十六世正在圣教会的心脏――梵蒂冈，同我们和普世圣教会一起为中国教会祈祷！”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只要回忆一下前教皇在波兰演讲时的场面便可明白一二了。虽然因为我国国情，梵蒂冈和教皇在中国不可能具有像它在波兰那样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当天数万朝圣者出于“对教宗的忠诚”，高唱《伟大的教宗》，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所以“5.24”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天主教对罗马教皇的效忠日。
（3）将“5.24”打造成一个由教廷主导的中国天主教“合一共融日”。近年来，教廷大力推进中国教会的“合一共融”，成功地使一批“信德坚定”的合法主教掌控了所在教区。通过这种方法，梵蒂冈一步步地蚕食着中国天主教中的爱国爱教势力。就在9月16号，河北衡水教区由封新卯主教主礼，在阜城堂区举行了一台“共融合一弥撒”。封新卯是梵蒂冈所器重的主教，2005年10月5日，香港的刘裕政给河北地下“正定主教”贾治国的信中称他“与圣父完全共融”。但因为他同时担任衡水市政协常委和河北省爱国会的领导职务，教区内部分地下势力始终不肯对他服从。这次牧函出台后，他按照牧函要求，一方面向地下教徒解释自己是教宗认可的“合法主教”。另一方面表示自己历来“忠于教宗” ，在祝圣大典上还宣读过教皇的委任书，终于使一批地下教徒表示愿意服从。此次“共融合一弥撒”的举行，标志着衡水地下教会与地上教会已基本合流，教廷对衡水教区的实质影响又深了一层。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梵蒂冈所倡导的“合一”，是由它来主导的，是为梵蒂冈夺取对中国天主教的管辖权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随着近年来教廷在河北、陕西等一些地方的得手，它迫切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来进一步推动这种“合一”的加快进行，而祈祷日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来自国内外的天主教徒们聚集佘山，通过在祈祷意向里“重申对教宗的忠诚”，从而“使你们之间的合一日益更深更明显”。这样的活动势必激发起广大教徒对教皇和“合一共融”的宗教热情。同时，这批教徒会把这种热情散播到各个教区，进而掀起一股“忠于教宗，推进合一”的热潮。这样，在教廷掌控相对成熟的地方，可以加快让它所属意的人物掌握“合一”领导权；在因教会内争而“合一”受阻的地区，也能够利用教徒对“合一”的渴望向神职施压，有利于教廷按照自己的目标布局。
（4）将“5.24”打造成中国天主教“恒心见证”的励志日。牧函中以下一段文字颇堪玩味：“在这个日子里，普世教友，特别是华裔教友，将表现出他们对你们的手足友爱之情和关怀，祈求历史的上主赐予你们恒心见证的恩宠，使你们在过去及现在为耶稣圣名所承受的苦难和你们对他在世上的代表的英勇忠诚——即便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已经失败了——终将获得赏报。”在这里，教皇其实表达了三层显意和两层隐意。三层显意：一是说明全世界天主教徒都会在这个日子里对中国天主教徒表现出“关怀”；二是表示中国的天主教徒们“过去及现在”都在“为耶稣圣名承受苦难”；三是肯定中国的天主教徒对耶稣在世上的代表，也就是教皇，是“英勇忠诚”的。两层隐意：一是通过说明全世界天主教徒都会在“5.24”关注中国，暗示中国天主教徒们不必害怕“迫害”，因为党和政府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活动中是不敢“迫害”他们的，因此可以大胆“见证”。同样，即使教廷和天主教异己势力一时处于劣势，也就是所谓“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已经失败了”，也不必气馁。二是许诺中国的天主教徒只要能够“恒心见证”，对教皇“英勇忠诚”，就会“终将获得赏报”。按照天主教教义，天堂大门的钥匙由伯多禄执掌，而教皇是伯多禄的继承人，所以只要忠于教皇，将来上天堂就有了保证。在这短短一百多字的话里，教皇用现实的政治形势对中国天主教徒进行鼓励，又用教义赋予的特权对教徒加以诱惑，可谓高明之至。有了政治安全和宗教信仰的双重保证，足以使相当一批教徒“振作信德”，“5.24”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这批人“恒心见证”的激励日了。
2、确立“5.24”为“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的两层用意
按照天主教礼仪，每年的5月为圣母月，5月24日是进教之佑圣母瞻礼日。天主教特别敬礼圣母，将这一天定为祈祷日，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教廷历来设立重大节庆，在表层的宗教外衣下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从2000年10月1号以传教主保圣女小德兰的主保日为名宣布120名“中华殉道圣人”，到今年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夜发表牧函，莫不如是。仔细分析5月24日这个日子的含义，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
（1）将祈祷日定在圣母月的用意。早在初期教会，基督教就对圣母特别敬礼。公元431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多利因为反对圣母的“至圣诞神女”（也译作“天主之母”）的地位，被以弗所大公会议绝罚。这一派于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是为景教，学界认为是基督教入华之始。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后，因为政治斗争及迎合民众信仰需要，对圣母的敬礼越发浓烈，圣母成为教会和世人的保护人、辅佐者、援助者、中保，对圣母的崇拜仅次于基督，而高于天使和所有的圣人。天主教认为，在教会的历史上，圣母曾多次解救了教会最大的危机。因此，对圣母的敬礼往往与教会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政治需要相关联，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当笔者第一次看到“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这一名称时，立刻就想到了天主教历史上的另一个“普世祈祷日”，那就是1930年3月16日，当时著名的反共教皇庇护十一世（这位教皇在1932年2月批准的《祈祷附意》中，公然以“熄灭中华国内共产党”为题，表示“谕信民共求，务使共党灭除为要”）把该日宣布为“普世祈祷日”，呼吁全世界基督教徒“为俄国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而这一“普世祈祷日”的设立，则源于当代天主教圣母敬礼中最著名的“法蒂玛圣母”显圣事件。天主教相信，1917年5月至10月，圣母在葡萄牙小镇法蒂玛向3名儿童显现，并向其中一位名叫露济亚的女童启示了3个秘密。其中第一、二个分别是关于地狱的显示、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解体，第三个秘密至今没有公认的版本，大致意思是关于教皇与其他宗教重要人物之死的展望。然而法蒂玛圣母之所以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世人所关注的圣母显圣事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所传达的反共信息。据说，圣母向露济亚口授了一段祷文，要求加在每一端玫瑰经后念诵，这就是《法蒂玛圣母祷文》，全文如下：“吁！吾主耶稣，请宽赦我们的罪过，救我们于永火之中。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阿们”。这其中的“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就是指苏俄无神论政权。这个“奇迹”的出现，极大了刺激了当时的反俄反苏势力，法蒂玛圣母也被视为“抵制革命”和“促进基督信仰合一”的反共圣母。1930年10月13日，罗马教廷正式宣布法蒂玛圣母的奇迹和超自然性值得相信。1952年7月7日，教皇庇护十二世在诏书中写道“今天我们特别将所有俄罗斯人民交给和奉献给纯洁的心。”上世纪末苏联解体时，天主教界普遍认为这是法蒂玛圣母预言的实现，是圣母保佑教会战胜了共产党政权。一个是“普世祈祷日”，一个是普世天主教“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何其相似乃尔！教廷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利用法蒂玛圣母信仰开展政治活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越南，胡志明市附近的法蒂玛圣母中心已经成为越南天主教会向政府施加压力的重镇，全国25个教区中，每个教区都有1所教堂是奉献给法蒂玛圣母的；在俄罗斯，1998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法蒂玛朝圣地，以见证圣母预言的实现。然而，5月13日才是教廷规定的法蒂玛圣母瞻礼，教廷为什么不直接定这一天为祈祷日而要定5月24日呢？这是因为法蒂玛圣母的反共色彩实在过于浓重。如果定这一天为祈祷日，无异于摆出对华宣战态度，这不符合牧函对中国教会所采取的以收编招降为主的基调。而且，如果5月13日为祈祷日，很可能引起国内的高度重视，从而影响活动的效果。所以，教廷这一次将祈祷日设在圣母月的进教之佑瞻礼日而不是法蒂玛圣母瞻礼日，实际上是不着痕迹地利用了天主教两千年来圣母崇拜的深厚心理积淀和法蒂玛圣母信仰的强烈心理暗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教廷很明白，不论放在哪一天，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一个天主教徒都会很自然在把这个祈祷日与法蒂玛圣母联系在一起。同苏联和越南一样，中国是“无神论共产党政权”、中国的教会在“为耶稣圣名承受苦难”，圣母既然能保佑俄罗斯脱离共产党政权的苦海，令越南向梵蒂冈全面妥协，当然也不会不管孝爱她的中华子民啦。事实上，佘山与法蒂玛圣母还是颇有渊源的。1953年5月31日的中华圣母瞻礼上，当时的上海主教龚品梅就指示抬着法蒂玛圣母像游行，并在演讲时说：“上海教区的教友们特别恭敬圣母，到佘山去朝圣几乎已成了上海教友的习惯，我们依靠佘山圣母得以有今天坚定的信仰，我们也已聆听到法蒂玛圣母所发出的信息，要用祈祷补赎抢救普世的灵魂”。1979年，原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耶稣会神父朱洪声在教廷和耶稣会总会的指挥下，在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组织地下教会。他散布“佘山圣母发光显圣”谣言，策动浙江、江苏及上海市一些教徒，于1980年3月15日聚集佘山，煽动宗教狂热，冲砸教堂、围攻殴打政府干部和爱国会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1991年5月1日晚间，佘山修道院英语教员、美国玛利诺会神父劳伦斯，利用教徒朝圣之机，放映录像片《法蒂玛圣母奇迹》，公然鼓吹社会主义国家的天主教徒应该起来打倒政府，被停止教学活动。牧函发表后，笔者走访了几个教区，接触了一批地上教会和持下教会的教徒，同时，在主内聊天室、天人彩虹桥聊天室等数个天主教网络聊天室听到了教徒对牧函的一些反应，在谈到祈祷日时，莫不将其与法蒂玛圣母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圣母娘通过教宗给所有中国教友的启示”。可见，只要将祈祷日定在圣母月，法蒂玛圣母的暗示就是最大的主题。
（2）将祈祷日定在“进教之佑”圣母瞻礼的用意。如前文所述，将祈祷日定在5月24日的“进教之佑”圣母瞻礼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敏感的法蒂玛圣母瞻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佘山本身就是奉进教之佑圣母为其主保。在天主教的诸多圣母敬礼中，“进教之佑”圣母瞻礼有其特殊的含义。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命教皇庇护七世赴法国为其加冕，并将其软禁。随着拿破仑的失败，庇护七世于1814年5月24日重获自由。庇护七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圣母的助佑，便钦定了该日为进教之佑圣母瞻礼，永为纪念。因此进教之佑圣母瞻礼有着纪念教会从世俗政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意义。将这一天定为“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也就意味着普世教会在这一天要共同“为中国教会早日从共产党政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祈祷”。这一天的主题是向圣母祈祷，因此必然要多念玫瑰经，一篇玫瑰经共15端，也就是说，一遍玫瑰经下来就要念15遍《法蒂玛圣母祷文》，这种反复性的刺激，加上进教之佑圣母本身所具有的寓意，很容易使祈祷日汇聚起强大的宗教群体性压力，引发宗教狂热。另外，明年的5月24日，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76天，即使祈祷日当天有些出轨，政府因为顾虑不能给海外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势力以“宗教迫害”的借口而不能够断然采取强硬措施。实际上，目前国外已经出现所谓一个没有人权和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没有资格办奥运会的言论。梵蒂冈正是要利用这股势力，甚至亲自为之推波助澜，以期实现自身在华利益最大化。
3、选择佘山作为朝圣地的三层考量
中国天主教奉献于圣母的教堂很多，仅影响较大的就有上海佘山、河北东闾、辽宁黑山、山西的孙家园、江苏的狼山和青阳、安徽峦峰尖、广东北海、云南黄家坪等十多处。其中，上海佘山、河北东闾、山东尖山、安徽水东等，都奉进教之佑圣母为主保。那么，牧函为什么偏偏选择佘山作为“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的朝圣地呢？这是因为教廷充分利用了以下三个条件：
（1）利用了佘山圣母朝圣的历史传统及宗教地位。佘山圣母朝圣是中国天主教圣母朝圣活动中历史最久、地位最高的朝圣活动。1868年，安徽、江苏二省多处地方发生教案，隶属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士们深感不安，江南代牧区耶稣会会长谷振声神甫赶到佘山向圣母许愿：江南代牧区如能平安度过危难，将在山上建造一座大教堂。教堂于1871年5月24日奠基典礼，1873年4月15日建成。同年5月1日和24日，江南代牧区主教郎怀仁亲自主持朝圣仪式，从此佘山圣母成为江南代牧区的特别主保，当年5月被称为佘山历史上第一个圣母月。1924年，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全体中国主教会议，6月12日，即会议闭幕日，刚恒毅率领全体中国主教举行将中国奉献给圣母的隆重典礼；次日，又率领15位主教赴佘山，再次奉献中华于圣母。1942年，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册封佘山教堂为宗座乙级圣殿，这是远东第一座由教皇敕封的圣殿，也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中国天主教由教皇批准的全国性朝圣地只有上海佘山与河北东闾，但东闾大堂却没有被敕封为圣殿。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天主教朝圣地中，佘山圣母大堂地位最为尊崇。将它指定为“为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的朝圣地，有利于这项活动的顺利开展。
（2）利用了佘山朝圣的合法地位。中国由教皇批准的全国性的朝圣地，只有上海佘山与河北东闾。但东闾朝圣目前实际上处于暂停状态。河北省是中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泛滥的重灾区。1995年5月23日，在东闾朝圣活动中，据称有3万名朝圣者目睹圣母显现，掀起宗教狂热。当地天主教地下势力利用这一狂热对政府和天主教爱国爱教力量展开攻击。次年，河北省开展“制非”工作，暂停了东闾朝圣活动。虽然近年来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多次向河北省政府提出恢复东闾朝圣的申请，有关领导也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应该予以恢复，但由于具体因素及东闾朝圣的敏感性，至今没有开放。因此，如果选择东闾作为朝圣地，就势必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根本就没有开展的可能，也就不到教廷设立这一祈祷日的目的，甚至还会破坏梵蒂冈在中国的部署，使中梵关系全面倒退。而在佘山，因为朝圣活动本身就合法的，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3）利用了上海国际化大都会的地位。前段时间，著名天主教中国问题专家、法国人沙百里写了一篇关于牧函的评论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教宗本笃知道，为使这封大胆的牧函产生效果，圣神要吹起强大的改变之风。借着这份来自天上的恩宠，他的牧函能够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普世教会被邀在五月二十四日，即向上海佘山进教之佑圣母朝圣的日子，为中国祈祷。为什么是上海？教宗本来可以选择河北的东闾，著名的中国之母朝圣地。但是，中国政府可能认为这选择是挑衅。在过去几年，人们禁止前往东闾朝圣，因为在那里聚集了一大群强烈反对爱国会的地下教友。普世教会呼吁祈祷，这应该有利于具体的国际参与。从这角度来看，往佘山朝圣可能比东闾更加适合。从上海市中心出发，在一小时内已能抵达大殿。进教之佑圣母能够使中国的天主子女大家庭合一。”通过对这一段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教廷对祈祷日活动，有三点希望：一是教廷希望这份文件在中国“吹起强大的改变之风”，“能够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要改变的是什么？当然是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现状！这点“星星之火”又要“燎”那个“原”，自然是要“燎”不与“至圣圣父”共融的中国天主教之“原”。教廷的用心，在这几句话中昭然若揭。二是教廷希望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之所以不选择东闾，就是因为想避免让“中国政府可能认为这选择是挑衅”。三是教廷希望祈祷日的活动“有利于具体的国际参与”。要达成以上三点希望，佘山无疑是最合适的地方。上海的国际关注程度远超东闾，影响之大，非东闾可比；上海是沿海枢纽，交通便利，食宿便捷，中国各地教徒到上海朝圣比到东闾方便得多，有利于汇聚人气；上海外国人多，“有利于具体的国际参与”，提高活动的“普世性”；上海经金鲁贤多年经营，在天主教事务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其几乎言听计从，在佘山朝圣可以由其向政府进言，宣示利益，取信于政府，减少活动开展的阻力，取得活动的实际主导权。
二、上海教区与金鲁贤主教在“5.24”问题上的表现及对其的分析
据传闻，牧函发表后，上海教区主教、同时也是地下的“助理主教”金鲁贤，组织教区神父于7月5日集体学习牧函精神。在会上，金鲁贤指出，牧函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阿门、三个阿肋路亚。三个阿肋路亚指：1、牧函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定性为“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组织，从而否定了爱国会。2、完成了中国天主教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合一共融”。3、设立了5月24日为“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为了这三个“阿肋路亚”的达成，所以“阿门”。“阿肋路亚”的意思是“赞美天主”，“阿门”意为“诚如所愿”。金鲁贤的意思，其实就是为牧函的精神而“阿肋路亚”，为达成这些愿望而“阿门”。在这里，金鲁贤高度概括了教皇牧函的精神。纵观牧函发表后这3个多月中上海教区及金鲁贤主教的表现，大致有以下3个方面：
1、加快与爱国会切割。7月25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按照会议要求，出席大会的全体主教应按照品位着装出席。全体主教中只有一位没有按照要求去做，那就是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他那天穿了一件T恤出席，在身着主教服的主教中间显得特别特立独行。纪念大会后，主教们举行了共祭，邢文之也没有参加。其中原委显而易见是因为主教们中有所谓“不合法”的主教的缘故。去年安徽祝圣刘新红主教时，邢文之就百般推托，不肯出任襄礼主教，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要胁。这次在纪念爱国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又如此做作，很明显是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向教廷表忠。邢文之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与金鲁贤一脉相承的。金鲁贤曾长期担任一会一团领导职务，至今还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是中国天主教地上教会当之无愧的领袖之一。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就是由他主持的。但是，据悉在今年一会一团决定隆重举办50周年纪念大会时，这位“党和政府的亲密朋友”却以“保持奥运会举办前的和谐气氛”、“维护中国天主教的稳定”等理由，向中枢建言不要召开大型纪念会议。教皇的牧函已经对爱国会磨刀霍霍，如果此时再不以具体行动体现中央的支持，结果到底对谁有利？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金鲁贤、邢文之等人的这种举动，就是要撇清自己的爱国会身份。
2、加紧推动“合一共融”。多年来，因为上海地下主教范忠良的存在，始终有一批人不服从金鲁贤。邢文之虽然是教皇批准的辅理主教，也因为同样原因，没有被全体教徒接受。为此，邢文之便按照牧函要求的那样，“在短期内公开其已合法的主教身份，并不断地表现出与伯多禄继承者完全共融的明显行为”，以此来收拾上海教区人心。应该说，金、邢二人的这个谋略是相当成功的。
3、积极筹备“5.24”活动。7月中旬，天主教网站信德网和耶稣爱你网登出一则报道，佘山的一位神父称金、邢二位主教组织大家学习牧函，对教宗指定佘山为祈祷日的朝圣地深感荣幸，估计可能有数万教友会在当天来佘山朝圣。二位主教已经指示佘山积极筹备好这次活动，整修屋宇，增添人手，加强培训，做好接待服务工作。这条消息刊登后不久就消失了。其中原因，既可能是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重视“5.24”问题，进行了介入；也可能是上海教会方面想把工作低调进行，不引起政府关注。但不管怎样，上海教区方面对“5.24”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
近期还有一件事与上海方面有关的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9月下旬，越南天主教胡志明市总主教区总主教范明敏枢机来华访问，走访了上海和北京，据称在上海见了金鲁贤，在北京还拜访了一会一团。
范明敏于今年5月22日曾写信给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作安和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刘海星，建议由中国主教团召集所有中国主教，表决出几位现职主教作北京主教的候选人，经中国政府同意后，由教廷委任。关于这个方案，民间天主教研究人士楚霖义峰在对牧函的分析文章《满纸招安意，一片离间心－－评教皇本笃十六之对华牧函》一文中进行过分析，认为是一个架空一会一团实质作用的方案。范明敏早先曾给金鲁贤写信，告知他拟于10月访问上海，金鲁贤表示会热烈欢迎他，并希望他能跟“我们”介绍越南教会的经验。笔者以为，这个“我们”，并不是指教会，而是指政府。金鲁贤的意图，是内外联手让范明敏来中国向政府推销所谓的越南模式！
从范明敏的表现以及对时间点的分析，笔者以为，他此次来华，不外乎三个目的：一是推销越南模式；二是向中方进言，以为海外参与“5.24”铺路；三是为传闻中的教皇访华试探可能性。而这些目的中，最直接的就是“5.24”！
笔者推测，范明敏此次在北京，就“5.24”问题向中枢进言，必然要大肆宣扬这一活动对中国的好处。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营造奥运会前的良好氛围，缓解海外势力以压制信仰为借口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压力。二是有利于加快国内天主教地下势力的地上化，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
这两个“有利于”实际上是伪命题：
1、以宗教为借口呼吁抵制奥运会是一个广泛现象。从达赖分裂集声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违背了藏传佛教历史和仪轨到FLG集团声称“大法弟子”受到种种迫害，这样的借口是很多的。在基督宗教中，新教、天主教势力有的想借机传教，有的想藉此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宗教政策。所以，如果以为让国外势力参与“5.24”就可以消解这种呼声，只能是一个美好而又良好的愿望。国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在对待中国宗教的问题上的态度历来是“说成绩就不信，事实俱在也不信；说迫害就要信，没凭没据也要信。”前不久，邯郸地区地下主教韩鼎祥因患肝癌去世，国内外媒体如天主教亚洲新闻、耶稣爱你网、信仰中国网、天人彩虹桥网、天主教福传社区网等都称其为“致命”、“殉道”，发表《对于永年教区主教韩鼎祥去世的质疑》。难道能够指望一次“5.24”就能让它们回心转意，认可中国的信仰自由？可以预见，即使让海外力量参与“5.24”，那些势力也会用其它借口继续呼吁抵制奥运，向政府施压，中国方面不过白白送出了“5.24”的主导权而已。
2、失去主导权的“5.24”实质上为天主教中的异己势力提供了交流平台。目前教廷虽然倡导合一，但基本还处于各地各自为政的状态，没有高层次的平台。如果失去对活动的主导权，“5.24”就将为这种“合一”提供平台。各地教会人物齐聚佘山，共议“忠于教宗、合一共融”的大计。虽然重大宗教活动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但主事者完全可能暗渡陈仓。去年北方某教区举办庆典，事先按相应法规向政府主管部门打了申请并得到批准。但该教区将庆典中加入了召开教区代表大会。按规定，这样的会议是要申请的，但该教区以召开代表大会是庆典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由，没有打报告。前车可鉴，如果明年在佘山也有在朝圣活动中加入一个各地教会领袖的座谈会，问题的复杂性就已经超乎可以想象的地步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海内外在“5.24”问题上已经联手，并形成了默契。所以牧函发表后，香港主教陈日君声称要组建千人朝圣团在明年“5.24”去佘山，而上海方面当即表示要做好“海内外朝圣教友”的接待工作；海外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名呼吁抵制奥运会，而国内马上有人向中央建言办好“5.24”有利于树立中国信仰自由形象。然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海外为了达到参与、主导“5.24”的目的，必然会通过相关人士或团体作出某种姿态和妥协，而这种姿态恰恰是对相关部门有吸引力的。比如范明敏这次拜访一会一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教皇牧函明确否定爱国会、不承认主教团，而范明敏作为枢机，亲自去拜访，在某些部门看来，这是一种相当高的姿态，足以说明中国天主教工作“走出去、请进来”、“广交天下朋友”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果然如此么？一个前不久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想法的偏差。去年7月初，马英林主教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那些，距马主教被祝圣不过两个月时间，教廷对那次祝圣明确表示不予承认。但就在会上，教廷枢机主教团副团长埃切卡雷枢机、教廷文化委员会主席普帕尔枢机、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卡斯帕枢机、美国华盛顿教区麦卡里克枢机、比利时丹尼尔斯枢机等与马主教握手，向他荣任主教表示祝贺。这个面子给得是相当大的。然而，这种表示并没有妨碍教皇牧函否定主教团，将马主教及其他一批主教定义为“非法主教”。由此可见，教廷的种种姿态归根到底不过是虚与委蛇的表象，作为个人的枢机代表不了教廷，因此大可做些和善的举动以为教廷换取实质的利益。
在此，笔者还想谈一谈对金鲁贤主教的一点个人认识。笔者曾经以为，金鲁贤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走回头路的。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金鲁贤言行的观察以及对他几十年人生脉络的分析，笔者认为，金鲁贤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忠于伯铎”。金鲁贤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一个耶稣会士的深沉、坚忍、机智与毅力。与范学淹等人不同，金鲁贤非常会审时度势。他知道走公开与政府敌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此，他花了20多年时间逐渐把上海教区改造成了公开的“忠贞教区”。他派神父一个个占领地下的教堂，却在占领的教堂里宣扬“忠贞”；他把佘山修院建成华东乃至全国有数的大修院，却从修院里培养了大批的“忠贞神父”；他费尽心力扶植了邢文之令傅铁山主教抱恨，奠定了他身后“忠贞上海”的基础；他利用自己在一会一团的领导身份，在内部进行侵蚀一会一团作用的活动。马克思在谈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意义时指出：“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但是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笔者借用这一句式，将金鲁贤的作为作一概括：他破除了公开的“忠贞”，却让“忠贞”走向公开！去年有个外国人写了一本名为《黄皮肤的教宗――共产中国的上主卫士金鲁贤蒙席》的书。确实如书名所说，耶稣会士、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党和政府的亲密朋友”金鲁贤，就是战斗在“共产中国”的“上主卫士”。在上海、在中国，金鲁贤完成了龚品梅没能完成的事业！
三、做好“5.24”工作的几点思考
明年的“5.24”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离奥运会时间近，处理得当与否会直接对奥运会产生影响；二是它是第一个“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对它的处理就是今后沿袭的模式。要做好明年的“5.24”工作，笔者认为，应按照“加强引导、三级联动、多方协作、保持稳定”的十六字原则来操作。
加强引导，就是牢牢把握“5.24”工作的主导权，一切工作以我为主，因势利导，使祈祷日活动做到手里有帐、心里有底。三级联动，就是成立中央、市、区三级网络，具体负责“5.24”工作的领导指挥。多方协作，就是建立包括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内的工作体系，以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保持稳定就是坚持以“稳定为主、兼顾效益”为基本思路，在这个思路下制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使祈祷日活动有序进行。为此，应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略）。
2、阻止教皇赠送的圣母像来华。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廷向国内教会赠物已经颇为不少，但那些物品主要是主教的权戒、披肩、和书籍。这种赠与行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对象的特定性。如权戒的赠送都是给特定的主教，象温州林锡黎、西安李笃安、贵州胡大国、南宁蒙子文等。（2）影响的局限性。因为这种行为是针对特定教区，因此它的影响也就大致局限于那个区域，不会形成很大的影响。（3）行为的隐密性。虽然许多赠与行为政府完全了解，但这种行为本身毕竟是不公开的。因此是只做不说的。但如果教皇赠送的圣母像来到佘山，那就具有另外三个特征：（1）对象的广泛性。因为是应“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而赠送的圣母像，那它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天主教会的全体信徒。（2）影响的全局性。因为它是送给全体中国天主教徒的，所以它的影响也是全国性的。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徒而言，这尊圣母像就是教皇的分身，就是如同从前封建社会里的王命旗牌，“如朕亲临”。而且，如果这尊像到了佘山，将极大地提高金鲁贤、邢文之在中国教会内的地位。金鲁贤垂垂老矣，时日无多，但邢文之年富力强，提高他的地位，有利于将来他为教廷渗透一会一团。金鲁贤此举，可谓老谋深算。（3）行为的公开性。建国以来，从无教皇向中国公开赠物的案例。此例一开，以后教廷对中国渗透就又多了一条渠道。应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一批教会人士正在极力鼓吹中梵尽快建交，他们很可能以这是教廷对华善意、可以改善中国形象为由向高层建议让圣母像来华。但他们这种用心是非常险恶的，这尊圣母像，是教廷在教皇无法访华的现实下送进来的另一个教皇！教会方面极力想把这一行为表现为“宗教行为”，但梵蒂冈是个国家，教皇为其元首，应将其视为外交行为。没有政府外交部门同意，上海教区无权接受这样的赠与。同时，为了表达中方的善意，可以由金鲁贤出面，代之以请教皇给予现在的佘山圣母像宗座遐福。
3、（略）。
4、（略）。
5、（略）。
“5.24”问题，是教廷与中国政治博弈中极其高明的一手，也是国内外天主教异己势力联手争取对华斗争主动权的经典案例。对此，必须做到高度重视，周密准备，将它办成一个展示我国宗教和谐、信仰自由形象的窗口。 黑云压城城欲摧
——中国天主教“天津事变”述评
小启：本文所用资料，均从公开渠道取得。
自2007年6月30日18时，罗马教皇本笃十六发表题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确立现任教皇对华政策以来，短短一年不到，国内外天主教会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各地教会在牧函精神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以各种方式推进“合一共融”，抑或是5月间在佘山举办的、首届“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活动，还是前段时间河北教会在四川赈灾时为利用灾后重建的契机开展传教活动探路等，都将影响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在这些规模宏大、诱人眼目的事件中，今年发生的一件小事，因为当事者的低调，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笔者以为，正是这件“小事”，却包含着许多可资探究的信息，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对今后一个阶段中国天主教的走向做一些掌握。这件“小事”，就是今年年初发生在天津教区的“天津事变”。
一、“天津事变”简述
1、“天津事变”的背景
天津天主教会在清末隶属北京教区。1912年4月，罗马教廷颁发诏书，升天津为冀海滨宗座代牧区，又称直隶沿海教区。1924年，改称天津教区。1951年外籍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教区副主教赵振亚主持教务。1953年2月，罗马教廷任命赵振亚为天津教区宗座总理。1963年4月，在天津市天主教友第四届代表会议上，李德培当选为天津教区主教。然而，李德培的当选未获罗马教廷承认。1982年，罗马教廷委任地下神父李思德（圣名思德望）为正权主教，委任石洪桢（圣名默尔爵）为助理主教。同年8月11日，根据罗马教廷的指令，李思德、石洪祯为石洪祯的叔叔石洪臣举行了祝圣，但是没有明确他是什么身份的主教。当时的这种安排，是因为考虑到一旦李思德、石洪桢不能履职，就由石洪臣出掌天津地下教务。然而，这种侄在叔上的安排，也为后来石洪臣浮出水面埋下了肇因。1992年，天津教区地上主教李德培蒙召，石洪臣决意公开出来担任天津地上教会的主教。当时，教廷驻香港宗座代表哥白通过相关渠道告诉他：“不能接受政府方面的任命，如果特别需要，必须得到李思德望主教的准许，才能站出来。”但石洪臣在权衡了形势后，还是毅然举行了第二次祝圣，正式就任天津教区正权主教。2005年3月3日，石洪臣主教蒙召。石洪臣主教逝世后，天津教区地上教会至今没有选举主教，教务由西开总堂主任司铎张良和朱立戈二位神父负责。其中，朱立戈神父现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天津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天津市爱国会秘书长。
天津原系河北属地，教会受河北影响甚深，圣统制观念根深蒂固。自石洪臣主教公开就职以来，地下一派即视其为叛徒，不参与他所主持的礼仪。这一点，在西开总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西开堂是天津主教座堂，每当天主教四大瞻礼时，参礼教徒总分为两派。地上教会的教徒进入教堂参与礼仪，而坚持服从李思德、石洪桢领导的地下教徒则由地下教会的骨干教友带领在圣母山前自行举行礼仪，即使雨雪交加，地下教徒也坚持不进堂，以此表达他们的抗议。
2、“天津事变”的过程
自去年教皇牧函发表以后，天津教区“合一共融”的步伐骤然加快，并在今年达到了高潮。今年1月25日早弥撒时，西开总堂主任司铎张良无预兆宣布天津教区完成了合一。3月14日，天津教区地下正权主教李思德正式宣布地上教会的张良、张志周、张忠、徐会军、徐海明、木金忠、王景丰、王学令、李兆强、郗全景、吉术荣、孙建强、张平、常国文、袁振彬、余鹏、孟向阳、王世军、李圣宠 、李建平、王伟、周敬根、赵明生、张文华、刘勇胜、杨小斌、袁树国等27名神父已接受他的领导。3月21日，天津地下教会骨干、西开堂圣母山前领经人韩立君宣布李思德对地下教徒的谕令：圣母山前的教友应立即进堂，并避让西开教堂“共融神父”弥撒圣事的时间。
随后，在4月中旬，天津教区教友中开始流传，教皇已为归顺神父中12名在爱国会有职务的人颁赐了大赦。至此，天津教区一共50名神父中，已有39名服从了李思德。天津的地下教会，在教皇牧函的指引下，顺利地完成了对地上教会的收编，达成了在梵蒂冈主导下的“合一”。
3、“天津事变”的三个观察要素
一是“共融神父”在弥撒中已经公开提李思德名字。在天主教弥撒中，有为当今教皇及本教区主教祈祷的仪式。在天津事变之前，虽然神父们与李思德互通款曲，但在弥撒时，是不能提及“我们的主教李思德望”的。因此，是否在弥撒中为李思德祈祷，是神父们是否“与主教和普世教会共融”的标志之一。据亲历者讲述，目前在天津教区所有“共融神父”们主持的弥撒中，已经公开称李思德为“我们的主教”，这就表示，这批人对李思德的服从是有效的。
二是李思德指令地下教徒“避让西开教堂共融神父弥撒圣事的时间”。这里面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方面，李思德没有指令地下教徒停止在圣母山前祈祷；另一方面，李思德要求的仅仅是避开“共融神父”主持的弥撒，换言之，如果是“不共融”神父主持的弥撒，还是要在圣母山前祈祷的。众所周知，在圣母山前祈祷，是天津地下教徒向地上教会施压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表示坚持圣统制的“忠贞教友”对地上教会的离弃和蔑视。现在，大部分神父已经归顺，在他们举行弥撒时，圣母山前的教友很给面子地进他们的堂，领受他们的圣事，而少数“不共融”的神父举行弥撒时，这批人又依然故我在圣母山前念经。这就势必给予那些尚未归顺的神父更大的压力。
三是“共融”神父囊括了各个年龄段。此次归顺李思德的神父中，资格最老的是张良，他于1991年12月21日晋铎，圣名良（利奥）。在天津教区，他的资历仅次于朱立戈神父。而资格最浅的，则是去年10月27日刚晋铎的8名神父中的7名（当时晋铎的8名神父是杨小斌、张文华、王伟、李建平、赵明生、周敬根、刘永旺、李圣宠，此次仅刘永旺不在归顺之列，原因不明）。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此次归正的神父，包含了天津教区中、青两代精英。特别是年青一辈的神父，虽然资历浅，能量却非常大。如余鹏神父，是天津教区网站信仰中国论坛站长，掌管天津教区网上舆论宣传；杨小斌神父是天津教区《益世》杂志主编，掌握教会媒体福传。而这批人，与上海佘山颇有渊源。余鹏神父在佘山呆过11年，杨小斌神父也是佘山毕业，担任过院刊《葡萄园》的编辑。在他们就学佘山时，上海教区现在的辅理主教邢文之是他们的教务主任和神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都有如此深厚的“忠贞”根基。
二、“天津事变”探秘
1、时间选择巧妙。天津事变正式发动是3月14日。这里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当时国家正在召开两会。今年是中央政府换届年，两会期间的稳定极其重要。此时发动事变，即使政府剑及履及，也只能低调处理。二是借“5.24”东风。当时，离5月24日（“为在中国之祈祷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天主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应对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教会成员、特别是教职人员群体利用大规模朝圣事件在中国推行“圣统制”。此时发动事变，可保表面上均为爱国会麾下的当事神父无虞。三是乘借西藏闹事之机避风。3月14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中央全力应对。当天晚上，李思德和当事神父们就发动了天津事变。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西藏问题将牵制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精力。这样，事变效应便有足够的时间发酵。应该说，这个目的，李思德和神父们已经达到。时至今日，还没有见到天津方面有何措施，此次的“归正”神父之一杨小斌，前不久还随北方进德赴四川灾区赈灾传教，一路来去无阻，天津事变已取得完全胜利。
2、是国内首例成建制“合一”事件。在天津事变以前，不论地上潜入地下，还是地下浮到地上，都是个别操作；此次27人一起归顺，其中多是西开堂神父，已经超过了天津教区的半壁江山，属于成建制“合一”。可以想象，在牧函精神指导下，中国天主教会“合一”的步子将“更高、更快、更强”。
3、打破了国内天主教的现有态势。此次合一，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天津一地的事，但它却实实在在打破了目前国内天主教的态势。就4个直辖市而言，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掌教，基本掌握主动；上海教区经金鲁贤20多年苦心经营，早成公开的“忠贞教区”；重庆教区势力薄弱，近年来万州教区徐之玄、何泽清在重庆教区影响力渐退，也是主动在握。天津教区在事变之前，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上下分治的局面，然而经此事变，也成了上海一样的公开的“忠贞教区”。因此，就直辖市而言，天津事变后，已成二二对开之局。此外，天津地近京畿，与河北教会渊源深厚，河北各教区昔日多在天津有财产和办事处。2005年底，天津一批神父以索要教产为名包围市委、市政府多日，河北便有许多神父前去支援。经此事变，天津教会将更与河北教会联成一体，以后处理教会问题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4、教廷主导合一的手法更加圆润。自牧函发表以来，国内教会就在梵蒂冈的指导下，掀起了新一轮“合一”高潮。但与从前那种“立署理压主教”霸王硬上弓式的“合一”不同，牧函后时代的“合一”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河北，某教区利用地上主教的威望，收编了残余的地下教会，因为当地的地上主教与地下并无分别；在温州，委任地上神父朱维芳为正权主教，委任地下神父邵祝敏为助理主教（有继承权），撮合两派，达成合一。而在天津，则是根据地上主教出缺，地下势力雄厚的现实，让地下主教收编地上教会。同时，由教皇给予归正神父大赦，便于他们继续公开活动。通过这三种不同的“合一”方式，可以看出，梵蒂冈在对华推进“合一”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天津事变”质疑
有一件事一直令笔者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朱立戈神父没在天津“归正”名单之中。朱神父籍贯徐州，1989年从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毕业，同年12月31日晋铎，到天津教区服务；1999年当选天津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天津市爱国会秘书长；2004年7月在全国天主教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主教团副秘书长。从铎职来看，朱神父是天津教区资历最老的神父；从职务来看，也是地方着意培养的人才。虽然如此，因为现实原因，朱神父的圣统制表现并不后人，对李思德、石洪祯也一直以主教相待。两位主教僻处深山却能遥控天津，朱神父可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从情理来看，他没有道理不被接纳;而事实是他没有被接纳。笔者以为，其中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遭排斥。李思德年事已高，朝不保夕。按教会体制，李思德过世后，石洪桢将自动接位。但石洪桢年纪也大了。所以近年来，几次传闻两位主教有再择接班人的意思。虽然牧函已经废除地下主教祝圣接班人的特权，但择出合适人选，上报教廷，由教皇委任还是可以的。去年以来，教廷已在国内任命了一批主教。李思德、石洪桢等人都是老一辈神职，对爱国会成见甚深。虽然朱立戈相待甚恭，但因为他的身份，还是不太愿意接纳他。加之朱立戈实际掌握天津教务大权，很有可能接掌地上的正权大位，不接纳朱立戈，可以将其孤立，阻其上位。
二是被保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暂不接纳朱立戈，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此次事变，事虽机密，起落无兆，但天下无不透风的墙，毕竟总是要泄露出来的。于李思德而言，既然要接纳这批神父，就要有手谕，一著文字，全盘尽显。相关部门再退让，上了名单上的人物，如张良，总不可能再安排接班。所以暂不接纳朱立戈，也可能是二位主教和神父们对朱神父存有厚望。一方面，由张神父领衔归顺，底定天津合一大局；另一方面，故意离弃朱神父，凸显他是滔滔合一大潮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中流砥柱，以确保他上位。
天津“合一”于“圣统制”已成事实，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教皇牧函的“圣神之风”的呵护下，飘在天津上空的这块“合一”之云，已经预示了中国天主教即将来临的风暴。
2008.6.4 14：00－17：00 关于中国天主教5.24问题对“牧函后时代”中梵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的几点思考
题记：标题所用的“牧函后时代”一词，引自上海主教金鲁贤在6.30牧函发表前接受意大利《30天》杂志的专访时的谈话。
罗马教廷“6.30牧函”发表迄今已近半年，作为现任教皇于即位两年后才成型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中梵关系以及中国大陆教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凸显，由它提出的5.24问题，即所谓在全球设立“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的指令，正在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教会成员特别是教职人员群体当中发酵。根据对牧函发表后中梵关系走向和国内教会情况的观察，笔者以为，设立“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日”已成为教廷在中国大陆恢复“圣统制”的重要着数，其最终目的绝不如目前某些人所认为的仅仅是为了整合国内外力量继续同中共斗争那样简单。事实上，5.24问题虽然发端于牧函，却蕴涵着50年来中梵博弈史的积淀。只有把该问题纳入中梵关系的大格局，特别是梵蒂冈在中国大陆天主教界推动 “合一共融”进程的部署中加以审视，才能对它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本文拟从6.30牧函出台后中梵关系的走势特别是及其中举足轻重的上海因素、5.24问题与“圣统制”重返中国大陆的关系、我方对5.24问题应该有的认识与对策等三个方面谈几点陋见，供决策部门参考。
一、6.30牧函出台后中梵关系的走势及其中的上海因素
1、牧函发表后中梵关系的走势
（1）教廷突破了多年来坚守的不任命地下主教的底线。多年来，教廷出于对华斗争需要，坚守住了一条底线，即不主动任命地下主教，即使在牧函出台前，一些地下主教滥用特权任命的主教，教廷也及时地加以明确否认，如2006年邯郸地下主教鼎祥祝圣史双喜为助理主教、贵州地下石阡监牧胡大国委任保定地下教会派去的姬增卫为助理主教等，教廷都迅速予以否定，并明确不许他们行使主教职权。然而，今年以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教廷却突然打破了这一底线，任命了一批地下主教。其中，年初任命汕头地上神父庄建坚为汕头教区主教；任命去年8月来到地上的安树新为保定教区助理主教；11月上旬，任命温州地上副主教朱维芳为温州教区主教、地下副主教邵祝敏为温州教区助理主教。据悉其它个案也会陆续出台。关于朱维芳的祝圣过程，将在下文谈到。
（2）教廷对华斗争的手段更加灵活。现任教皇即位前即以呆板正统著称，上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如恢复拉丁弥撒等，也让人对其“正统派神学家”的名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然而，通观牧函出台后这段时间内的中梵博弈动态，我们却惊异地发现，教廷在对华斗争时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它在神学上的日趋保守恰恰成了一个反比。简单地说，就是教廷在对华博弈中，更加积极地以虚让而取实利。9月底到10月底这一个月内，越南胡志明市总主教区范明敏枢机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暨爱丁堡总教区基思•奥布里安枢机接踵来访，拜会一会一团；11月25日，教廷发言人表示教皇不会接见藏独分子DL喇嘛；11月下旬，教廷遣使来华谈判。这一切，都充满了“善意”。然而，果真如此么？范明敏在中国公开推销“越南模式”；苏格兰枢机在西安向数千教徒公开宣称传达教皇的祝福并鼓励大家忠于伯多禄圣座。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教廷一方面准备与中国谈判，一方面却毫不手软地在温州秘密任命朱维芳、邵祝敏为地下的主教与助理主教。请注意，就在教廷代表团在北京谈判的同时，朱维芳到了上海，并在不久之后回到温州，自称主教。教廷这一行为令人不禁联想起二战时日本一面与美国谈判一面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前车之鉴。笔者以为，温州事件，是呼应6.30牧函的典型的合一曲。这一事件，是给所有主张迅速与梵蒂冈建交和淡化爱国会作用的人敲响的一记警钟，从中应该清醒地看到6.30牧函后事态的发展。
（3）天主教内爱国爱教力量承受的压力更趋加大。牧函发表后，教廷在打压天主教爱国爱教力量方面，明显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大力渲染“合法主教”的祝圣与活动，在宣传时刻意隐藏这些人的爱国会身份。如对贵州助理主教肖泽江、北京主教李山、宜昌主教吕守旺（这位主教其实早在选举前已获教廷委任，属于典型的走过场选举）、广州主教甘邱俊等的祝圣，教廷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但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他们在爱国会内担任的重要职务。另一方面，教廷调整了打压爱国爱教力量的手段，从原来的主动出击调整为煽动、依靠国内天主教异己势力来打击。12月5日，梵蒂冈官方日报《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电台》报道了吕守旺和甘邱俊祝圣的消息。在报导中，不仅提到两位新主教的名字，也报道了所有主礼和襄礼主教的名字。然而，同样是《罗马观察报》，在9月22日报道肖泽江与李山祝圣的消息时，却只提到了所谓“与圣座共融的主礼及两位襄礼主教”的名字，而没有提同样出任襄礼主教的马英林主教。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刻意将爱国会和马主教边缘化，这与牧函中不点名爱国会而以“某些凌驾与主教之上的机构”代替如出一辙，意在煽动中国天主教内的异己势力向爱国爱教力量发难。而天主教亚洲新闻等媒体在报道贵州、北京祝圣时，也非常配合地表示“教友对有不合法主教参加活动表示不满”。牧函发表后，中方虽然隆重举办了纪念爱国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并对爱国会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极大地鼓舞了爱国爱教力量的士气。但由于在后续斗争中，各地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一原则，反而在主教祝圣、共祭等问题上一再退让，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天主教异己势力对爱国会的打压，也使得爱国爱教力量没有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4）教廷对中方心态的把握更加精准。教廷之所以能在牧函发表后的短短半年内取得如此成就，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它非常善于抓住中方的心态，特别是主管对梵工作部门的心态。牧函不是否认了一会一团么？那好，两位枢机来拜访一会一团了，且口口声声称那些“非法主教”为主教，岂不是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教廷的牧函不管用，中国天主教工作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国会才给DL颁了奖、德国总理、加拿大总督和总理刚刚会见了DL，经过艰难谈判，教皇居然公开声明不见DL，岂非教廷极大的善意？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教廷既然作了如此“重大”的让步，那么，中方是否也要表示一下呢？于是乎，在宜昌、广州主教和宁夏助理主教的祝圣大典上，就再没有一个“非法主教”出现了。虽然马英林主教数月前即定下比利时之行，但以此来解释上述现象仍显牵强。比如吕守旺的祝圣，既然能请来华东的赵凤昌，为何不能请同属华东地区的曹湘德或詹思禄，而且詹思禄在官方的地位仅次于马英林。这只能理解为教廷准确地把握了中方的心态，利用了牧函出台后自选自圣难度加大而中方却没有应对之策的事实，实施了精确打击。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有两条：
一是中方对6.30牧函的预期与实际牧函有较大偏差。牧函出台前，教廷和国内教会中一些人一再释出牧函将以温和为基调的空气，特别是上海主教金鲁贤宣称地下教会担忧被教廷抛弃的言论，更是让有关方面形成较为乐观的心理，从而导致对出台后的牧函反应迟滞和心理准备不足，以致于对中国教会如何回应牧函和在牧函影响下的中国教会态势无法定位和把握。
二是中方缺乏回应牧函的勇气。中方深知对牧函的回应将导致中方与教廷处于正面的交锋，对于这样的交锋所产生的因外影响无法把握和评估，致使对交锋的担心大于勇气。然而，就在中方的迟疑不决中，中梵博弈的主动权已经渐渐地在向教廷倾斜了。
2、牧函对国内教会的影响
（1）国内教会中的异己势力加紧配合教廷实施合一政策
6.30牧函发表后，由于中方采取了积极措施，国内媒体、包括教会媒体都没有刊登这份文件。但公开教会中的异己势力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传播这份牧函，鼓吹“合一共融”，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凤翔主教李镜峰。牧函是6月30日晚上发表的，李镜峰在7月就发表了一份他自己的牧函，全面转述了教皇牧函的内容，表示“这的确是通向合一共融的唯一大道，而且是唯一的有效的。现在就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了。”并且呼吁“牧函为我们明确指出：在我国向我们同胞宣讲天主十诫和真福八端信息的使命，轮到我们自己了。行动起来吧！责无旁贷了！”9月11日（关于这个日期的意义将在下文谈及），在凤翔教区网站的“特别下载”栏目中，出现了一本名为《乐在苦中》的电子书！这本书的作者胡美玉，是当年上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文革后移居美国。这本书是作者对上海当年“教难史”的回忆录，国内历来没有出版，而凤翔教区网站竟然公开挂在网上任人下载，而且标明是“精”，其用心之深刻阴沉，不言可喻！
河北是教廷在华推行合一共融的重要地区。其中邯郸、衡水等地，虽然公开教会的主教都得到教廷认可，但由于他们具有爱国会身份，当地一批顽固的地下教徒还是不接受他们的领导。在邯郸，韩鼎祥虽然长期监护居住，但他的部下史双喜还能够掌握数个堂区，与地上的陈伯芦、杨祥泰和地下的由刘裕政于2002年6月16日任命的“署理主教”张绿世对抗，特别是肥乡堂区长期以来地上地下矛盾比较尖锐。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今年合一之风劲吹的情况下，于复活节当天下午，近2000名地上和地下的教徒，在席建科、田若瑟神父与李尚进等3名神父的带领下，举行了一台共祭弥撒，正式完成了“合一共融”。6.30牧函发表后，河北衡水教区也紧紧跟进，由封新卯主教主礼，于9月16号在阜城堂区也举行了一台“合一共融弥撒”。如果这样的“合一共融”是由爱国爱教力量主导的，自然求之不得，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所谓由公开教会主导的“合一共融”，恰恰是由公开教会中的异己势力主导的，这批人主导的“合一共融”，不是合到爱国爱教，而是合到梵蒂冈；不是与爱国爱教共融，而是与“至圣圣父”共融！这样的“合一”越多，对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危害越大；这样的“共融”越好，中国天主教被教廷收编的程度就越深！
地下教会方面，7月12日，东北的魏景仪以“齐齐哈尔教区主教、哈尔滨传教区宗座署理、佳木斯宗座监牧区署理、呼伦贝尔宗座代牧区署理”的名义，发表了一份牧函，要求张国清、张水仙、刘志春、李伟东、姜佐臣等5名不服从他的神父服从他的领导。日前，魏景仪居然堂而皇之地搬到地上的教堂去居住。虽然两天之后暂被请了出去，但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在研究最后的定论。魏景仪近年来虽然流露出回到地上的意思，也作出过诸如允许属下神父领证的姿态，但对于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原则问题从没松口。在这样的情形让，允许他回到地上来搞“合一共融”，等于又多了一个李镜峰，整个黑龙江也就变成了大型的凤翔。魏景仪可是在2005年与金鲁贤、李镜峰、李笃安一起受到教廷邀请的唯一的地下主教。
（2）公开教会中的摇摆力量明显向教廷倾斜
由于中方没有对牧函进行公开回应，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教廷在6.30后却步步进逼，这就使得在公开教会中占多数的摇摆势力更加倾向于梵蒂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廷委任的主教接受更加公开。从前对教廷委任的地下主教，公开教会在表面上总是维持“不承认”的态度。然而，今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朱维芳多年来忍耐住不做主教，却于风烛残年之际，在明知政府不认可他主教份位的前提下，私下接受祝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临终前做一做主教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是拿准了政府在没有统一思想指导的情况下，拿他没有办法。而事实上，温州的公开教会成员也已经对他和邵祝敏以主教相称了。二是公开教会神职与爱国会的切割和抵制更加公开。今年9月，广东省召开纪念爱国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省爱国会副主席、湛江主教苏永大在大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表示爱国会50年的历史是光辉的历史，为中国天主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地位和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表态完毕后，苏永大说了最后一句：“这些，都是中央的精神。”一言既出，举座哗然。接着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梅州主教廖宏清发言，大谈教区发展，一句话不及爱国会，把大会变成了广东天主教发展交流会。如果说以上事例只是消极的不合作的话，那广州主教甘邱俊就是典型的抵制爱国会了。作为省爱国会副主席，他在今年初声称不知道教廷对他的委任到后来因为马英林主教将参加他的祝圣而坚持不肯受祝圣，其思想脉络与6.30牧函保持了高度一致！通过广东的这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牧函的效应，已经使“与教宗共融”在某些地方的省一级爱国会里成为了主流。
（3）教廷对地下教会在推进合一的前提下采取了安抚政策
6.30出台后，部分地下教会成员认为教皇没肯定他们的“忠贞”与“牺牲”，表示了失望甚至不满情绪。同时，因为合一政策的归向者都具有爱国会身份，不肯回到地上，这对教廷的合一政策造成了妨碍。因此，教廷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变相肯定地下教会的“忠贞”，安抚教徒情绪。今年9月9日，邯郸的地下永年教区主教韩鼎祥因肝癌去世。教廷利用这一事件，大肆炒作所谓韩鼎祥被迫害致死的话题。万民福传部播发了题为《为福音而饱受磨难的韩鼎祥主教安息主怀》的消息，天主教亚洲新闻发表了《对于永年教区主教韩鼎祥去世的质疑》等一系列文章，以此表示对地下教会的肯定。其实，仅仅在一年前，教廷还明确表示邯郸教区陈伯芦、杨祥泰是合法主教，韩鼎祥有位无权。教廷对韩鼎祥事件的操弄，就是做给地下教会看的。二是对地下教会中阻碍合一的势力加大压制力度。同样是在邯郸，教廷一方面对死去的韩鼎祥大献殷勤，另一方面，对韩亲自祝圣的接班人史双喜却毫不手软，再次表示他不能做地下主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教廷一方面在抓紧祝圣地下主教，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止一批地下主教上位，这二者看似互相矛盾，实则高度统一。都是服务于教廷的合一政策的。任命的地下主教，是对推行合一有促进作用的，否定的地下主教，是对合一起阻碍作用的。因此，对于教廷而言，韩鼎祥、史双喜这样的地下主教，死的，比活的更有用。
3、牧函发表后中梵关系中的上海因素
笔者在整理牧函发表前后的的中梵关系动态时，发现今年以来每一条线都在一个点上交叉――上海。今年春上，教廷正式任命安树新为保定助理主教，随后，安树新往华东参观，在上海拜望金鲁贤，金鲁贤劝他做助理主教；6月30日，教皇发表牧函，公开把佘山定为朝圣地，随后，7月5日，金鲁贤把牧函精神概括为“一个阿门、三个阿肋路亚”；9、10月间，两位枢机来华访问，都到上海拜望金鲁贤，随后，苏格兰枢机公然呼吁“响应教宗呼吁，全球教友团结起来，在5月24日到佘山为在中国之教会祈祷”；11月，教廷任命朱维芳，随后，朱维芳也同样来到了上海。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温州事件最典型地反映了上海在牧函发表后的中梵博弈中的作用。
11月上旬，教廷任命了温州两个主教后，朱维芳随即即到上海见金鲁贤。12月1日，邢文之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堂祝圣了5名神父，其中有1名是温州的陈义，朱维芳也出现在了当天的仪式上。仪式完毕后，朱维芳就回了温州，之后便公然穿用了主教服饰。
如前所述，温州事件是教廷一手操纵的，朱维芳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只要逼迫政府接受既成事实，形成朱正邵助的局面，那教廷就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温州完成它所主导的合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朱维芳成为主教。在这一事件中，笔者一直感到一个时间问题非常微妙。教廷委任朱维芳是11月上旬的事，但朱维芳必须经过祝圣，哪怕是暗中祝圣，才能成为主教。然而，由于消息走漏，在官方的重视下，朱维芳不可能找到主教给他祝圣。于是，很“巧合”地，陈义要晋铎了，但温州没有公开的主教，正好上海也要在此时祝圣神父，那去凑一下就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了。而且，有陈义的加入，此次祝圣就成为如信德网所报道的那样，是“上海教区和温州教区”共同的事了。那么，朱维芳作为公开教会的副主教，一起去参与礼仪，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上海辅理主教邢文之数月来一直在北京学习，恰恰在11月中28日学成返沪，于12月1日为5人祝圣，朱维芳也就堂而皇之的参加了仪式。然而，就是在这个仪式之后，朱维芳立即返回了温州，随即便换上了主教的服饰。那么，在这个仪式上发生了什么？教廷为什么选在邢文之返沪的月份宣布任命，并留下一段足够朱维芳到达上海、并进行避静（天主教神职受祝圣前都要进行避静）的时间？上海教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祝圣神父？陈义为什么也在这个时候要受祝圣？这一切难道真是巧合吗？在这一切的扑朔迷离之中，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朱维芳在得到教廷任命后并没有立即以主教自居，没有穿主教袍服，他是在从上海回温州后才正式使用主教服饰。这其中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赴上海前没有得到祝圣，而他回到温州时已经得到了祝圣。那他是在哪里受的祝圣呢？只有上海！这一事件分明是上海方面与梵蒂冈互动，为教廷推进合一政策的精心之举！这一切都显示，金鲁贤、邢文之已经成为教廷在华推行合一共融政策的重要推手！上海是教廷在中国催化合一共融效应的酵母！温州只是一个开始，前西安主教李笃安在临终前祝圣周至吴钦敬的例子相去不远！
二、5.24问题与梵蒂冈“合一共融”政策的关系
1、5.24将为教廷在华推行合一共融政策开辟一个基地
6.30牧函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明显的，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些地方的地下确乎已经（如衡水）或准备（如上海）回到地上。但由于中央目前对牧函没有有效对策，因此在合一问题上，地方上对于一些回到地上的的地下人员不接受爱国会这一问题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态度，甚至本身对这一问题就持“不必要”的心态。这样，在5.24时，便会出现国内地上和地下的甚至还有来自海外的，在佘山上有一个共祭，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是对6.30牧函最完美的回应！它突出了教廷所主导的合一共融的象征意义，树立了教廷主导的合一共融的标志。佘山将成为中国天主教的“合一之山”！在这一天，还有什么爱国会？有什么公开教会，什么地下教会？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在这里，地下和地上都是听梵蒂冈的，地上和地下只是两张中方用来掩盖失败的皮。在这里，在奥运即将举行之前，地上和地下以及海外人员共同以祈祷之声表明、以万众聚集效忠精神领袖的行动表明：需要的是一栈一牧，需要的是完全的宗教自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年5.24在具备了上述元素之后，这座山就是梵蒂冈在中国的 “井冈山”了！这样一来，2008年5.24之后，教廷在中国便拥有了一个足以辐射全国的推进合一共融的基地！
一旦佘山成为这样一个基地，那对依然在地下教会将产生极大的压迫力，迫使他们尽快回到地上，集成力量，为教廷与中方博弈服务。而一旦地下的全上来了，将归在谁的旗下？归在爱国会？以目前的态势看，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罢了。在这一刻，5.24的深层意义便与梵蒂冈的合一政策浑然一体了。此时再来回味金鲁贤的“一个阿门、三个阿肋路亚”，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至此，笔者又一次想起了沙百里的那篇文章：“教宗本笃知道，为使这封大胆的牧函产生效果，圣神要吹起强大的改变之风。借着这份来自天上的恩宠，他的牧函能够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三复斯言，能不警惕？
2、5.24将为教廷在华推行合一共融政策推出一个领袖
推进合一政策，需要一个领袖，一个标志性人物。5.24选择在佘山，不仅仅是看中地方，也是看中人。这人就是上海辅理主教邢文之。他年富力强、信仰“忠贞”、态度强硬，是继金鲁贤之后最合适的合一推动者。然而，邢文之作为辅理，无继承权。理论上，在金鲁贤死后，他没有接班资格。而且，鉴于邢文之近年来的表现，高层已明确告知金鲁贤，邢文之不能上助理主教位，让他另择他人。然而，金鲁贤对此置之不理。虽然如此，教廷和金鲁贤都深知，在此情况下，邢文之要循正当途径上位，困难重重。因此，必须要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即邢文之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上海教区，甚至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没有邢文之，上海、甚至全国天主教就会不稳定，从而令政府投鼠忌器。而5.24就是这样一个机会，金鲁贤与邢文之共同主持当天的礼仪，在万众瞩目之中显示衣钵传承。在5.24之后，要动邢文之就会困难得多。而一旦邢文之上位，教廷在中国就有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年轻的、强硬的代言人。邢文之将成为公开教会的新一代领袖，而这位领袖与他的前辈不同，他将不再与政府虚与委蛇，他将更加大胆地效忠于教廷。
3、5.24将成为教廷对华政治斗争的新起点
毫无疑问，5.24是教廷对华推行“合一共融”政策的重要手段。但是，教廷的目的远不止此。纵观天主教历史，一切宗教斗争，其背后隐藏着的，都是政治目的，5.24问题也不例外。
牧函发表后，金鲁贤请求教皇给上海赠送一尊圣母像，关于这尊像对中国天主教的意义，笔者已经在拙文《关于中国天主教5.24问题的几点思考》中谈过。文章上报后，有关部门曾派人去见金鲁贤查问此事，金鲁贤的答复是他本人没有向教皇请求过，是教皇出于善意主动派人送来的，不接受怕影响中梵沟通。
金鲁贤在当面撒谎！
在梵蒂冈电台2007年9月10日的新闻中，有一则题为《教宗在玛利亚采尔朝圣堂主持的晚祷中邀请献主人士作光，在举扬朝生暮死的世界的“磷火”当中反射天主的光》的报导。报导称：“教宗牧灵访问奥地利第二天，九月八日下午的活动，是在玛利亚采尔圣母朝圣地圣殿内，与奥国的神职、修会会士修女、以及修生们一起颂念圣母圣诞节的晚祷。”“此外，教宗也祝福了一尊复制的玛利亚采尔圣母像，这尊像是应中国上海主教的请求，将送往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的。”
关于这则报道，目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即上海的主教有三个，梵蒂冈电台没有说是哪个，所以不一定是金鲁贤。
这种所谓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上海教区被教廷承认的主教有三个。一是范忠良。笔者以为范忠良向教皇要求是没有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范忠良已经深度老年痴呆、糊涂时间多而清楚时间少，更重要的是，范忠良对于官方而言属非法身份，如果是范忠良向教皇要圣像，梵蒂冈电台如此高调报导，而官方再经确证是范，这尊像就决无放上佘山的可能，而且还会害了范忠良。二是邢文之。有金鲁贤在，岂有轮到邢文之直接与教皇打交道的道理？这不是教会的规矩。况且，邢文之数月来一直在北京学习，颇多不便。于是，答案便浮出水面，在上海的三位主教中，只有全面掌控了爱国会、与官方关系良好、一贯“爱国爱教”的金鲁贤才是向教皇要这尊像的不二人选！金鲁贤所谓他没有向教皇要像的话，是明目张胆的抵赖！
那么，金鲁贤为什么要抵赖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分析的那些原因吗？笔者以为，那些原因固然重要，但都还是显性的因素，在金鲁贤这位耶稣会士的心里，还有更深的政治考量！这一考量，根源于国内外天主教敌对势力心中一段潜藏多年却从未忘却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笔者非常震惊地再一次看到这个日期：9月8日！这个日期对中国天主教、对上海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天主教异己势力心里，它一直就是上海教区、是中国天主教的“教难日”！因为在1955年9月8日，龚品梅、金鲁贤与王仁生、朱树德、蔡石方、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等30多名神父被逮捕，这就是新中国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事件。龚品梅到美国后，每年9月8日都要亲自主持弥撒，“向上海及大陆的天主教徒表达他的思念”，祈求天主保佑他能够早日重返上海。至今在台湾，还有一个“9.8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国内所谓“苦难教会”“受迫害”的事例。而在上海，佘山修院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暑期过后的新学期的开学日定在9月8日，即使是现在，上海教区七宝修女院的开学日仍是9月8日。卧薪尝胆之心，斑斑可鉴！
教皇在这样一个日子祝圣这尊圣母像，其用意是要故意挑起中国天主教徒对“教难”的记忆。在此，笔者想再次提一件事，来印证教廷的用心。这就是前面曾经提及的9月11日凤翔教区网上公开《乐在苦中》一书任人下载的事。请看，教皇于9月8日祝圣送给上海的圣母像，三天后，凤翔教区就挂出这本书来为龚品梅翻案，进一步刺激、加深这种印象，这一切决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有预谋的呼应！李镜峰、金鲁贤这两位同在2005年受教皇邀请参加主教会议的老人在5.24问题上，在教廷的主导下联起手来了。
设想，在明年5.24当天，由金鲁贤、邢文之在这尊圣母像前，与地上、地下及海外人员共祭，宣誓忠于教皇，那2008年的佘山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佘山，邢文之也就是接续了龚品梅――金鲁贤的香火，邢文之就成为了中国天主教中新一代的龚品梅。金鲁贤，这位当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杰出的耶稣会士，以数十年的“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乃师的遗愿。从此，在上海、在中国，有了一个公开的龚品梅。回顾龚品梅当年那段与共产党斗争的血腥历史，难道还能认为教廷和金、邢的目的仅仅是在中国恢复圣统制吗？笔者再一次记起了龚品梅在遗嘱中的要求：当中国不再由共产党当权时，将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故乡上海。教廷和金鲁贤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这与教廷在当年在欧洲的所行所为一脉相承，不过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更加隐蔽罢了。
如果说这还不足为凭，那么还有一件事可以让人打消对教廷的所有幻想。2005年6月28日，在上海教区为邢文之举行辅理主教祝圣大典上，有一位客人万里迢迢从美国赶来，他就是天主教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又名美国天主教传教会）总会长若望•西瓦隆 （John Sivalon）。提到这个修会，笔者又想起一个人来：华理柱。华理柱是玛利诺会第二任总会长，于民国37年8月，由梵蒂冈委任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与黎培里一起从事敌视中国的破坏活动。1958年10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华理柱。1960年3月1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华理柱有期徒刑20年，后因中美国关系改善，于1972年提前释放。玛利诺会从未忘记过华理柱之耻，邢文之赴美学习就是该会出钱并安排的，据说邢文之在美期间该会安排了讲中文的神父负责他的学习生活与灵修。玛利诺会在上海跌倒，也要在上海站起来。总会长参加邢文之的祝圣，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邢文之身上了！这是玛利诺会来看他们精心培育的“葡萄树”“结果子”来了！回顾华理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难道还能认为教廷和金、邢的目的仅仅是在中国恢复圣统制吗？
如果任由2008年的5.24由教廷和金鲁贤主导，中方很快就得面对以上这些难堪的局面！
三、应对5.24问题应注意的问题及其对策
1、应对5.24问题应把握的一个前提
在考虑5.24的应对之道时，应当看到，5.24问题的产生，是从6.30牧函而来的。但国内到目前为止，没有对牧函有公开的回应，甚至没有一家媒体，不论是教会媒体还是社会媒体，也不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刊登过这份牧函。因此，这份牧函的存在，对于中国天主教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虽然公开，但还是秘密。因此，由牧函而来的5.24问题就不能摆在台面上讲。因为在没有公开回应牧函的现在，如果在应对5.24时公开提到牧函，其本身就是对牧函的回应。这样就在无形中，或者说等于在官方的默许下，使6.30牧函在中国教会公开化了，这件事本身就是教廷的一大胜利。所以，应将应对5.24纳入到整个佘山圣母朝圣月的活动中去，不宜公开点明5.24。
2、应对5.24应解决的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应对金鲁贤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邢文之的教训如此深刻，不能让金鲁贤再次把他的意志通过上海市爱国会和某些部门，作为官方意识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历史中，某些部门多次以金鲁贤对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有着特殊贡献为旗号，一再对其曲意维护，如邢文之的上位，终于走到今天的困局。应对5.24问题，不可能绕开金鲁贤，因此，如果不能真正确立全局一盘棋的观念，中央与地方在对金鲁贤的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再多的对策，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今天的金鲁贤，年事已高，时日无多，而且占据了政治与宗教的高位，在众星捧月之下，决不会轻易听从任何指令。可以说，5.24已经成为他决意为“至圣圣父”办好的最后一件大事。这一点，从他在6.30牧函发表前后接受意大利杂志《30天》的两次专访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在牧函发表前，《30天》杂志的记者Gianni Valente采访了金鲁贤。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个人对牧函有什么期待时，金鲁贤回答：“中国教会的所有教友都在等待教宗的牧函。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教宗对中国教会情况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和信任，我丝毫没有怀疑。我相信这封信会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希望中国教会的‘牧函后时代’能尽早到来。”“牧函后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沙百里说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当记者问道：“根据一些观察家的看法，是爱国会的领导阻碍了中国政府、中国教会和圣座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时，金鲁贤的回答更加微妙：“这只有天知道了，或许爱国会中有些人不希望中梵间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权力。但我个人认为，爱国会并不可能介入中国的政治决定。只要中国高层的政治领袖决定重新建立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爱国会是不可能再设置障碍的。”在同次采访中，金鲁贤还说道：“首先除了个别例外，全体中国天主教友在精神上深爱教宗，也愿意服从于教宗；就拿上海来说，我敢断言百分之百的教友绝对服从教宗。其次，在中国教会内没有独立的企图，我要再次重申，中国天主教会绝对不会让中国教会与教宗脱离开来，相反地他们十分鄙视那些试图分裂中国教会的人。”在读到这些文字时，笔者全然忘了这位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竟然也还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名誉主席，曾经亲自主持过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40周年的大会！透过这些文字，展现出来的，是一名“忠贞”的“上主卫士”的传神风采！然而，金鲁贤这段话也非常清楚地说出了他的心中所思，就是要不断地通过一切手段，打击、污蔑爱国会，挑拨党和政府与天主教爱国爱教力量的关系，通过政府来消灭爱国会！这位有着数十年爱国会经历、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耶稣会士，心心念念的，是以消灭爱国会为己任！
在牧函发表后，金鲁贤又在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佘山圣母，进教之佑，为我等祈》的文章。在文章里，对于合法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金鲁贤表示：“‘公开’的中国主教团成立于十几年前。事实上它并没有向罗马报告。没有报告，哪来批准？全国的主教团其成员必须包括这个国家内的所有主教，只有当它的名称与实际相一致时，才能成为全国的主教团。我期待这一天能尽快到来。”金鲁贤身为合法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却因为这个主教团没有包括地下主教而不承认它，这与牧函所谓：“目前在中国的‘主教团’，宗座不能承认其为主教团：因为那些与教宗共融然尚未获政府认可而被称为‘地下’的主教们，都不在其中。相反，却有那些直至今日尚未合法的主教，且其规章内也含有与教会教义不相容的因素”真好形成此彼应的效应。
对爱国会，这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这样评价：“牧函也正告：‘某些由国家建立的、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凌驾于主教之上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是不符合教会道理的。’很显然，教宗所指的是爱国会。爱国会成立于五十年以前。现在圣座第一次指出了它的地位。在其眼中，爱国会有三大特征：第一它是由政府组建的；第二，它是与教会体制无关的机构；第三，它是凌驾于主教之上并领导教会的。我担任上海教区主教已近二十年。上海的爱国会从未凌驾在我之上，相反地它却接受我的指令。”这位爱国会的名誉主席再一次否定了自己身处其中的团体！虽然他是爱国会的高级领导，但在他的心里，从未把自己当成爱国会的人，因此他今年发行的那本《金鲁贤文集》中，他那一长串头衔中才唯独没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职务。而且，确实如金鲁贤所称，上海爱国会已经被他操控了，这也是为什么金鲁贤能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该书是于今年5月付印，在5月23日在佘山首发的。此书发行后不久，金鲁贤便接受了《30天》杂志的专访，抛出了所谓“地下教会忧遭教廷离弃”的论调。之后不久，教皇就发表了牧函，并明确否定了一会一团！这不仅说明金鲁贤对6.30牧函的内容早有知悉，而且说明金鲁贤一方面暗中按照牧函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回应、配合他的“至圣圣父”，另一方面却刻意放出错误信息，麻痹、误导中国领导，令中方对出台后的牧函措手不及！金鲁贤的用心何其险恶！
金鲁贤还表示：“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在德国、奥地利及世界各地教会的弟兄们，他们慷慨地支持了佘山修院，我还要特别感谢玛利诺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多明我会、慈幼会、科伦巴会、耶稣会。我请你们为他们祈祷，并求天主给他们百倍的赏报。”金鲁贤是该感谢它们，多年来正是它们帮助金鲁贤把上海变成了一个公开的“忠贞教区”，也是它们帮助金鲁贤把佘山办成中国天主教公开教会的“忠贞基地”！而这次教皇送来的圣母像，也恰恰就是来自奥地利的玛利亚采尔圣母朝圣地！
万源归宗，金鲁贤的目的，正如他在文章中表白的那样，就是：“我们上海教区将全心全意全力为尽快实现教宗的心愿而奋斗。”
何其“忠贞”乃尔！看了这段文字，难道还能把5.24的主导权交给金鲁贤吗？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金鲁贤的认识，不仅关系到5.24的应对，更关系到对“牧函后时代”中梵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3、应对5.24的几点建议
（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前，离2008年5月24日只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时不我待，唯有加紧应对，才能保证“牧函后时代”不成为梵蒂冈在中国实现“中华归主”的时代！
2007.12.17－12.18初稿
2007.12.19一改
2007.12.21二改 本帖最后由 thomas.cui 于 2009-9-16 16:11 编辑
原帖修改同时，管理员已经针对该贴做了回复，所以再将原回帖恢复：
原帖内容：不知道管理员是否跟“教外人”“一样清楚”呢？ 立足点很清楚：很多教内人士多持悲观看法，反倒那些“心计教会的人”看到了牧函的优点。
文章的转载，一如已经声明的，不在赞同或反对什么观点，而在对待问题的出发点。 从“政治”“信仰”两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感受自然不同了！从“信仰”角度看似不合理的事情，用“政治”理由完全能自圆其说！
只可惜我是信仰者，而不是政治家！ 立足点很清楚：很多教内人士多持悲观看法，反倒那些“心计教会的人”看到了牧函的优点。
文章的转载，一如已经声明的，不在赞同或反对什么观点，而在对待问题的出发点。 ...
admin 发表于 2009-9-16 14:57 http://www.ccccn.org/bbs/images/common/back.gif
想请问管理员，这两种不同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不是质问啊，只是水平有限，需要管理员大人帮助理解一下，呵呵） 一种出发点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诚如楼主所转述或撰写的文章，深感教廷中国教会政策的各层面矛盾以及大陆各教区主教的颟顸或模棱两可态度而发自内心的悲痛和叹息、无奈。在这位作者眼中，牧函、大陆主教、地下神职人员、陈枢机、代办等等，都是无奈的，全篇文章处在一种悲观主义和愤世、愤教会色彩之下。
而楚霖义峰的文章，站在信仰之外，从政治角度去看牧函和后牧函时期的主教们的动作，清楚指出了牧函所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危险之处，正是牧函的影响啊！！！
在有信仰的人悲痛国内教会这种无奈的局面同时，很多教区和地区都依据牧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而尚有更多的教区正在转变中……
所以，转载的几篇文章就是要告诉大家，牧函不是失败的，大陆主教们的挣扎也不是失败的。
牧函的影响是第一楼的作者所根本没有想到的。
影响那位作者基调的是他没有能够清楚区分教廷实际政策和官方言论的差距，以及大陆主教们的官方心态与内在良心问题的差距。 谢谢管理员帮助理解！ 有感“风满楼”文
感觉敏锐、文笔犀利。阐述观点，深思熟虑，引证论据，丝丝入扣。用词工正而不拘抳，行文流畅却不失力度。虽未曾谋面，观文如见其人。其中观点虽不敢苟同，然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好文。很是仰慕！ 为“天津事变”欢呼！哈利路亚！ :lol:lol:lol wuzhifenzi 发表于 2012-3-12 23:07
楼上真能翻箱倒柜，呵呵。 再看几年前的这几篇文章，回顾2010年以来的形势，总算有了些安慰的感觉 清茶黄 发表于 2012-3-13 06:10
楼上真能翻箱倒柜，呵呵。
翻箱倒柜累得没电了。 唉！都是些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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