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理到修道院长-----陆征祥的乱世抉择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7-5-9 11:44 编辑中国近代史的大佬中，陆征祥无疑是最富喜剧色彩的人物之一，在他存世不多的照片中，既有身着满清文官补服的驻外公使图片，也有身穿北洋政府大礼服的国务总理标准像，更有头戴主教高冠、手持主教牧杖的本笃会院长（本笃会的修院院长领主教衔）照片。从高官到修士、从东方到西方，从之乎者也到苏格拉底，人生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陆院长的生平事迹，大家可以在天主教在线观看，那里介绍的非常详实，我仅从“弱国无外交”这角度为大家描述一下中国现代外交开山鼻祖---陆征祥的乱世抉择。http://www.chinacatholic.net/article/guia/hist/2009-09-03/3609.html 据说，“弱国无外交”是1945年中国记者陆铿采访陆征祥时，陆院长说的话。旧中国陆总理的这句话被新中国的周总理引用，就成了教科书中的一句绝对真理。 但仔细回味一下，这句话并非十分有道理。诚然，国力衰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少，但并不能意味着就任人宰割。因为国家交往是利益互博的过程，像中国这种地域大国，必然有其他国家谋求合作之处，或经济、或军事、或地缘政治，肯定有人要拉拢、在合作中折冲樽俎，就是外交的真谛。 我认为，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二十八年历史，外交成绩单还是相当耐看的。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均没有站错队，作为战胜国极大提高国际地位；再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游走于美、苏两大国之间，虽然与日本龌蹉不断，但与日本的盟国德国却保持几年友好关系；又比又比如二战期间及战后，收回一切外国在华特权等等。 相比较而言，之前的朝代在庚子年间靠降神附体的义和拳与十三国列强开战，以及之后的朝代到朝鲜与联合国军开战、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简直就是笑话。 之所以民国年间外交工作还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选用“海归”高级人才做外交官，如伍廷芳、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等洋博士，靠专业人做专业事。而不像后来靠“阶级站队”、“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工作。 陆征祥是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此后两度担任国务总理和数次出任外交总长，他的外交官生涯在“巴黎和会”上达到巅峰、随后戛然而止。 如果读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可能会造成这样的错觉：中国人稀里糊涂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晕头转向地就去了巴黎和会，和谈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像三孙子一样毫无话语权，甚至要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拱手交给日本，还得靠“五四青年运动”给政府施压，迫使和谈代表没有签字。 实际上历史真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北洋政府外交部从日本与德国在青岛开战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召开和会，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发言，解决青岛问题。那需要参加这场大战，获得战后进入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 话说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严守中立，然而11月日本便占领青岛，中国政府屡次要求其撤军均被无视。说到这，爱国粉红们可能会问，袁世凯这卖国老贼为何不把日本鬼子打跑？ 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也想过这个问题，日军在龙口登陆后，袁世凯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此事，出席会议的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认为：日本此举违反国际法，属于侵犯中立国主权的侵略性为，中国完全有理由抗击日本。 袁世凯转而去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盘算了一下，对袁世凯说了一句悲壮的话：“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只能抵抗日军48小时，之后作战将会十分困难。”听了段祺瑞的话，袁世凯踟蹰了半晌，最后还是忍了。当然，袁世凯乃“窃国大盗”，不懂得抗日神剧中的各种战法，爱国粉红们大可不必和他一般见识。 话说袁世凯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征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 陆征祥表示，“将来战争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上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 由此可见，进入大战后谈判桌前，收回中国的合法权益，是以陆征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们一直盘算的事情。 那么日本为何要要在这个时候侵略中国的大好河山？盖因袁世凯当政后，继续奉行“以夷制夷”的游戏规则，亲英美而疏日本。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打得一塌糊涂，没人顾及远东。于是，日本一些政客跃跃欲试，要在中国攫取利益。 1915年1月18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向袁世凯抛出“二十一条”。历来有种说法广为传播：袁世凯为了称帝，亲日卖国，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请到百度搜索，本文不再列举），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老袁一看，这是让我们做高丽第二啊！但日本人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一代枭雄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陆征祥做外交总长，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征祥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客套话后又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陆征祥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征祥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征祥言语，有需请他复述一遍。遇到困难时，陆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靠这些手段，陆征祥硬是将对日谈判从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日本向中国递交最后通碟前夕，跟日本周旋了三个多月。 此时，袁世凯派出的探马也传回了消息：“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而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 在各方的压力下了，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等。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 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条约》签署（即民国四年），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十四条，并对这十四条做了修改，拒绝了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署等最为严酷的七条，已将中国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王芸生的评价可谓公允：“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之机变，蔡廷幹、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民四条约》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该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陆征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征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 剩下的事，就是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并派出近30万华工到欧洲战场，搭上战胜国的列车，为战后和谈创造条件。 战后，中国政府组织了以陆征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团方面的期望，可归结为四项： （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 （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 （三）取消外人在华之一切特殊权益； （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和会开幕前，日本极力想排斥中国，在预备大会上声言：“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陆征祥反驳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 陆征祥侃侃而谈，令与会各国代表颇为动容，各国代表遂一致通过给中国下请帖设座位的决议。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但从国际法上，中国在日本手中有两件把柄：一是被阉割了的“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杀手锏--《山东问题换文》。 原来，一九一八年九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政府二千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从国际法上来讲，这两个条约对中国极为不利。有人可能会问，军阀们为何要屡屡向列强借钱、受制于人？因为旧中国积贫积弱，作为农业国，没有天量的GDP，中央政府没有浩浩荡荡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没有土地出让金垫底。但每级政府都得运转，每个军阀都想打仗，没钱怎么办？向列强借！ 列强又不是慈善机构，借给你钱的同时必然要攫取一定的利益。所以，摊上这样饮鸩止渴的政府，陆征祥们纵然是苏秦重生、张仪再世，也很难改变局面。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和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陆征祥用娴熟的法语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赞同成立国联，并愿扶助西方诸国共同铲除战祸。陆征祥的发言，虽寥寥数语，但精辟异常，在欧洲各国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一月二十八日，美男子顾维钧分七个层次扫射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条”等中日成约，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这些条约也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即使条约有效，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中国参战后，战前条约也不应再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声明，中德一切约章因开战而失效，所以山东各项权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属于德国，又谈何由德国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条约不失效，根据1898年中德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永远不转租与别国，因此不能给日本。 但日本既有条约作为后盾，又有占领青岛的既定事实，当然不肯撒手。列强们由于与日本的各种利益纠葛，也不可能完全向着中国。 四月十五日，威尔逊让兰辛“五人会”（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外长组成）上提出“一揽子方案”，即首先命令德国放弃一切的殖民地，在未作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国和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代表以山东情况特殊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天，威尔逊改为由五国共管，日本也坚决拒绝。第三天，威尔逊就彻底妥协了，同意日本向“五人会”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来讨。 这个时候，“五四爱国青年”们就快粉墨登场了。我认为，这场爱国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人的“清议”作风使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政治正确。中国人在某个时代、某个团体可能有无比正确的口号，人们利用这个口号唱高调、为别人扣大帽子。 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夹在日、俄两大恶邻之间，可以说，这两个国家为争夺中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 “反日”是延续至今的无比政治正确的话题，特别是1945年以前，无论谁在台上执政，反对党都可以质疑：你为什么不反日？而该反对党、反对派可能和日本走得更近。日本也乐得其成，搅动中国各派互相撕咬。 派遣陆征祥去巴黎的是段祺瑞政府，段在北京与徐世昌大总统有“府院之争”，在广州还有南方政府与之抗衡。徐世昌身后智囊是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为首的研究系，段祺瑞手下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首的新交通系，前者亲美，后者亲日，两个派系的斗争从内政蔓延至外交。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前线奋争，后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间的山东问题被夸张为亡国大事。 群情激愤，学生涌上街头，将“二十一条”及之后各种中日密约相提并论，矛头直指长期负责对日谈判的曹汝霖等官员，曹宅被烧，章宗祥遭痛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签和约”的口号响彻云霄。 但是真的如爱国青年们主张的那样，中国代表团拒绝的巴黎和会上签字，也会产生极大负面作用。因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不只有山东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在华特权，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并写入和约，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通过和会进入主流国家“朋友圈”的目的。 这些条款中国当然想签字。但英法坚持要签就都签，山东条款不能例外。美国同情中国，说如果保留不成支持中国拒签。眼看国内局势失控，北京政府倾向于山东条款保留不成就拒签。 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征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至此，山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中国得到实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陆征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但最终中国代表还是没签字，因为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运动，抵制中国代表团签字。 陆征祥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写道：“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致此……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 最终结局是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但由于主场外交之战中，中国外交官做足了功课。后来通过与奥利地签订合约，自动进入国际联盟。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被完璧归赵。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的。 但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只提五四爱国运动，为了衬托爱国青年们的高大形象，有意把和谈代表做了垫背。巴黎和会后，陆征祥挂印而去，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加入本笃会在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隐修院，取会名伯多禄.塞莱斯定（Petrus coelestinus），陆先生在一九一一年由基督新教改宗天主教。 一九三五年圣伯多禄及圣保禄瞻礼日，陆修士晋升铎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获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在比利时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参考文献： 《北洋裂变》，张鸣著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贡献》，林润琪著 《李响：完全不同的“巴黎和会”内幕》，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7期
1912年建立的民国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外蒙古也就是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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