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平信徒对政教关系和主教任命的看法
正常的政教关系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上。正常的政教关系是政府不会过问或干预教会的内涵、教义、礼仪及人事任命等，信徒也有“爱教、爱国”的双重责任，做好信徒与好公民并不矛盾。不可用世俗的组织架构套在天主教会上，因此代表大会制度和爱国会之类的组织架构不符合天
主教的教义。天主教的地方教会要跟从罗马的圣统制，与教宗和圣座保持实质的共融和联系，而政府也应平等对待各宗教，只由民政部门和宗教管理部门
进行管理，当宗教神职人员和信徒犯法时，才会受到司法的制裁。教会的神职人员是神的仆人，不应该参政议政，参政议政是普通基督徒的责任，他们的
任务是牧放好主的羊群，因此在政协或人大任职或当代表都是分散神职人员的精力，妨碍他们善尽牧职。
任命和祝圣主教是教会的内部事务，不应由政府操控；谁适合当主教，只有教宗有权任命。这个由耶稣经宗徒传承给教会的神圣权力不能与世俗政权分
享，尤其不能与无神政权分享。教会祝圣了谁当主教，只需向国家的民政部门或宗教管理部门备案即可。教会任命主教的原则是看谁能够服从福音精神领
导天主子民稳走天国的路；政府干预主教任命是看谁在政治上靠得住，忠诚于党，这样的人当了主教是一门心思讨好上司世俗，保住官位待遇。二者出发
点南辕北辙。所谓的双批准、双合法不符合耶稣的旨意，神职人员不能既侍奉天主，又侍奉凯撒，必须做出明确选择！阴奉阳违、左右逢源的人容易得人
格分裂症，这样的人不适合做耶稣的牧人。如果天主给的时间没有到，我们宁可等也不能丧失教会原则。
说一只红头苍蝇人格分裂算不算攻击侮辱字眼？ 当西方文化普遍受到质疑和反对时，似乎中国天主教徒还是保持了对西方文化的忠诚，与教宗方济各形成对立。因为教宗方济各对西方文化提出了很多相反意见，西方的政教关系在梵蒂冈没有得到复制，请问梵蒂冈的政体不正常吗？老夫以为梵蒂冈很正常，中国的文化也有它很正常的历史根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不需要接受西方文化的审查。反之东方国家也无须对西方文化指手画脚。各行其便，只要符合自己的国情就好。基督徒在面对国家问题时，最好是回到信仰的规定，做自己应做的事情，行善避恶才是第一要务。 应服从官长
13:1 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
13:2 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马人书
新约圣经接受国家的权威并解释服从的道理。
教会与国家各有自己的目标。教会因基督的名为万民传福音，实现救恩于普世。国家寻求国民的福利，维护个人与团体的权利。二者皆为人类谋求利益，而且事实上国民中有人同时也是信徒，因此教会与国家无法没有关系。
代表大会制度和爱国会之类的组织架构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是吗？
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
刚恒毅本着《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和行前传信部长王若松（Van rossum）枢机要他到中国组织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谕令。到北京不久：即沿平汉线视察教务、筹备会议。他把教廷驻华公使馆临时设在汉口，收集了当时全国七个教务行政区及各地主要修会的基本情况。并请了五位中国籍委员、十一位外籍委员代表各地区及各主要修会组成了筹备起草委员会，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于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在上海徐家汇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到会的有42位主教，5位监牧（其中两位是中国籍）、隐修院院长及13位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华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多名。为了表示大会的大会性，在会场中大家都说统一的拉丁话。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提出了共同的传教宝典：“中国人归中国人”，“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濯于大众之前”。“本地神职人员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且有更远大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即由本国神父担任主教”。
当时全国只有七个教务行政区，会议决定将之重新划分为17个大教区：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及黔桂滇教区。
大会还有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全国会议通过献中国于圣母，奉献礼由我本人在上海徐家汇大堂隆重举行的，大家也希望在佘山圣母朝圣地重行献礼”。 中国教友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由来已久，这次则明显的把这虔诚敬礼通过这位教廷代办的祭礼呈献给天上母皇。
这次上海会议明令传教士任务是向教外人传布福音，并准备建立由本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教会。另外，对中国教会极具建设意义的事还有大会渴望中国教会也能翻译圣经，统一要理以及设立文教机构。这些都在后来逐步实现了。
对于此次公会议的成就，有一位公教作家是这样记述的：会后八年间“单就涌现在眼前的大事迹来指说一点，我们见到本籍主教像雨后春笋般出来，在国内的本籍神职班的培植，自不消说，说是在国外的传部信大学的华生已由四位添至四十多位了，司铎留学也已添至五六位了；专为本籍修士新创立的修会里，也已桃李盈门；各种重要联合会也都相继成立，就是极不容易的公教大学也成立了好几年了，并且有凌驾全国之势，这都是在大会的议案里间接、直接有的，并且都是刚公亲自参加干预的工作。所以他说‘此次公会议之完美，我实赏叹不已，为我终身之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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