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教堂的“开放社会”
文/沈阳
基督教文化情境中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如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都没有自发产生西方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宪政民主政权。这些文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救亡图存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开展的。对于一些仁人志士来说，救亡图存本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与精力分析西方富强之道背后浓厚的文化思维基础；即使努力去分析了，也往往只是分析到了一些皮毛。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学术研究呈现了极为浓烈的教条主义色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例，便纷纷认为列强富强的根本之道乃是“民主”与“科学”，而忽视了西方富强之道背后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冷战期间及之后，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目的，作为公共思潮（更多不是经院学术体系）的西方自由主义更又纷纷陷入了政治理性主义之陷阱，直接促使中国自由主义的教条化倾向进一步加剧。
无论是被称为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和美国，也无论是被称为理性主义传统的法国和德国，基督教信仰在传统上占据社会主流都是这些西方国家的共同特征。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和思想形成初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或者至少深受基督教的信仰与教义影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野是对这两个世界的单一维度上的概括。从另一角度来说，英国和美国相对深受约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欧洲大陆则相对深受天主教和马丁·路德发起的信义宗（路德宗）的影响。总体上说，这里都曾经是基督教世界。
被施特劳斯称为第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霍布斯也算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在其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提到了基督教与天主教：《利维坦》一书总共四十七章，以“宗教”的主题即占其中的十八章；该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命名为《论基督教体系的国家》和《论黑暗的王国》。霍布斯对基督教传统的某种“敬畏”，我们只要从其第四十一章《论我们神圣救主的职分》这一标题中便可清晰地感受到。
读罢《利维坦》全书，我们不难得出奥克肖特在《〈利维坦〉导读》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一个观点，即霍布斯的唯名论与怀疑论之立场才是诠释《利维坦》的正确方式。霍布斯指出没有一项臣民权利和主权者是天然公义的，基于对人的推理能力的怀疑精神（也包括对主权者的“非自然理性”的怀疑），正如奥克肖特所云，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哲学比多数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更多。
同时代的洛克写下了《政府论》，在批判霍布斯的威权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该书的下卷阐述了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观：立宪的君主承担了执行权与对外权，独立的司法，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这种将主权分割交予不同政府机构行使并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后人称为“分权制”。针对霍布斯的威权自由主义，洛克坚定地指出：“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们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由于生性的谨慎且深思熟虑，加之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宪政变革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相比霍布斯，洛克赢得了舆论和思想界的一致好评。
谈到洛克，人们很少不欣赏这位立宪君主制的辩护者、分权学说的鼓吹人，以至误以为《政府论》的这位作者是“自由主义之父”。中国学术界常常忽视了，正如《论宗教宽容》一书所显示的，洛克的政治哲学具有鲜明的基督教背景。否则，洛克不太可能塑造起他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已被公认为宪政民主的合法性依据，其思维模式却由基督教圣约论而来。《圣经》为何有《旧约》和《新约》？就是因为，神和人类立约（称为“圣约”），神总是依约行事的，从来没有违反过他和人类立的约。人类也不应该违反自己和神、和他人立的约。不理解契约观念在基督信仰体系中的绝对意义，就不理解基督教，就很难理解契约意识在法治精神中的重要作用，也就难以理解法政背后的主权决断意义，当然难以在政治社会结构层面深入了解西方政治文明变迁的相关逻辑。
而在另一本书《教育漫话》里，洛克揭示了他的自由公民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方法：由于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教育就是要人懂得自由和争取自由；所谓“自由”，首先就是自主，也就是自己能够决定做什么，尤其是决定不做什么。成功的教育，必然是让人懂得保有前者而压抑后者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出生就晓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欲的，这就需要父母和导师通过自己的威信和必要的奖惩方法来实现儿童的抑恶扬善。
用塔科夫解读洛克思想的话说就是，只有培育人性中的优点，压抑人性的弱点，让理性滋生繁长，才可塑造出捍卫宪制、履行义务、享有自由的公民。没有一套政治制度可以脱离人性基础而得到充分深刻的讨论和辩护，无论它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也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自由民主社会，绝不应该被简单地化约为一套只关心公民权利与政府职能的成文建制，还应该对人的孤独、痛苦、虚无、暴虐、狭隘与好胜等罪性与愁苦，进行谦卑的探讨和深切的关怀。就这样，在基督信仰与伦理的引导下，立足于西方传统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深刻洞察这一文化处境，即便是洛克的这样自然神论者，宪政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公民的教育哲学承认了共同的超越基础。
上述这些以彻底的世俗怀疑论精神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精神，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说得极为清楚、极为干脆：“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他的权力相等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力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这样一个无限权威，如果是国王个人的专制，我们就称之为“少数人的暴政”，即独裁专制。那来自于人民意志的专制，则是“多数人的暴政”。在托克维尔的祖国，伴随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对于独裁专制的警醒，早已深入人心。只是号称“美德罗兰”的罗兰夫人的那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恶挟汝以行”却将人们单纯推翻独裁专制就能增进个人自由的乌托邦思想摧毁得一干二净。二者都是世俗意义上的绝对权力。换而言之，某些支持宪政主义的言说方式，虽然看上去体现出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其实本身不是自由主义的。例如基督教信条，并非关于自由民主的《权利宣言》，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独特救恩的宣言书，或者演变为某种世俗化版本，自然神论的相关政治学说。
知识传播的过程常常是其价值观念的流失过程，有时还是知识本身的异化过程。即使“多数人的暴政”作为知识被深刻记忆，仍然未必真正理解宪政民主的精髓所在。与西方立宪转型时代几乎所有优秀的政治思想者一样，基督教文化在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基础地位，我们只要随便翻阅托克维尔的作品便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体现（托克维尔深受天主教影响），还是作为他所考察的美国共同体社会的基本特质（美国是个基督教社会），可谓俯拾皆是。而所谓对于“多数专制”的警惕，正是对于人的罪性与有限性的深刻认识的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尤其是在缺乏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两个思维迥然却同属政治学学科的整全性认识的情况下，某种极端精英主义的独裁专制可能激起人们的反感，而对于极端民粹主义的多数专制的警惕和制度化化解也未必能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野。
中庸性审慎与决断：“开放社会”政治与宗教的渗透式分立
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认为在《圣经》教义下接受某种至高原则的束缚与管教为被专制？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基督教的自由观中去思考问题。基督徒的自由观乃以《圣经》教义为其根本准则。《圣经》在《创世纪》里明确指出，人之初，藉着神对人的圣爱，在伊甸园里本是自由的、美好的，只是后来夏娃和亚当因为受诱惑和虚荣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铸下了大罪大错，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开始了其被放逐的不自由的生活。何以才能解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圣经》明示人只有借着神的恩典，通过悔改才能实现救赎。为此，《圣经》不厌其烦地告诉那些堕落的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正当的、什么样的方式将会得到咒诅和惩罚。著名的“摩西十诫”告诉了人们应该如何对待神与自己的弟兄姊妹：前四条是要人爱神，后六条则要人爱自己的同类。基督教的自由，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主要体现在两点：信仰与对真理的认识——包括对律法的认识和克己从善的行为。
可以说，基督教的自由观乃是以圣爱之下的博爱和自省精神为核心的自由精神。基督教的这一为我们中文世界的学者长期所忽视的自由精神，与我们时下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理论对于个人自由特定的判断（维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在逻辑结构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其实质而言，后者仅仅体现了个人自由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前者则充分展现了基督教对于人的罪性和有限性的特点的深刻洞察。
在一个宗教性色彩比较鲜明的社会，尤其是基督教的自由民主社会究竟会否存在“多数人的暴政”？一个良性运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有能力化解民主时代这一可能性矛盾？如果可能，自由民主制度又是如何成功化解这一矛盾的？这是三个以递进形式呈现的问题，其中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最为关键的。
就多样性社会而言，或许很难有统一的解答。可是一旦将视野延伸到一个单一的基督教社会，我们很能清楚地认识到，理想中的虔诚的基督徒并不会认为来自其他公民的、来自教会的、来自政府的公是公非的道德要求是一种专制行为。原因正是以圣爱与自省为基础的、以救赎为目的的基督教的自由精神与自由主义的自由精神所体现的在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同，虽然很难被类似中国这样一个儒家社会理解，可是这种自由是真切存在的，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宪政文明发展进程。
不是基督教主导的社会所有成员都是基督徒，即使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社团也会有对“神圣”的多样性理解。共时性知识很难产生。由于信仰性委身，人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如果缺乏结构性和制度性的规范，“公是公非的道德判断”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论自由》的作者密尔曾经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社会舆论”可以导致“多数人的专制”。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是公非的道德判断是否会引起“多数人的暴政”，与密尔一样，托克维尔也是深刻认识到的，“在民主共和国，人们有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而且使这个思想立即渗入各个阶级。这是可以加于民主共和国的主要谴责之一。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这样谴责尤为确切。在这里，多数的统治极为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致一个人如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得放弃自己的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做人的本色”。
在宗教信仰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这一话题上，托克维尔有清醒的认识，“宗教裁判所始终未能阻止反对宗教的书籍在西班牙大量流通。在美国，多数的统治在这方面比西班牙做得高明：它把人们打算出版这种书籍的思想都剥夺了。美国虽有不信宗教的人，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报刊。有些政府曾以谴责淫秽书刊作者的办法来维护社会风气。在美国，虽然没有人因为这种书刊受到过谴责，但也没有人想去写这种书。不过，这不是说每个公民都高尚无瑕，而是说多数在公民当中表现严肃”。
由于宗教信仰占有对人的道德是非的最高判断权利，天然具有多数专制的本性，托克维尔明确指出，一方面“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信仰的解说人一旦参与政治，信仰就将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主张，现代的民主国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基督教。因此，我宁愿把神职人员关在教堂里，而不让他们走出教堂的大墙一步”。
政教结合的绝对害处，法国的历史能够证明，“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又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唯有宗教能够有希望永垂不朽，但它一与那些短命的权力结盟，便要把自己拴在这个权力的命运上，而且往往是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因此，宗教与各种政治权力结盟时，只会使自己担起沉重的结盟的义务。……当政府仿佛十分强大，法制好像十分稳定的时候，人民并不能察觉政教结合可能产生的危险。当政府显得十分软弱，法制显得十分不定的时候，危险是有目共睹的，但往往是已经来不及避免了。因此，必须学会很早就预见出危险。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日益趋向民主，社会本身日益走向共和，政教结合的危险性也必定逐渐增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将经常易手，政治理论将相继迭起，人事、法律和制度本身将处于飘忽不定状态，并且不是为时甚短，而是长期如此。爱动和喜变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性，正如停滞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定则一样”。
由此，第一原则是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有“公是公非的道德判断”，即尽量以基督道德培育人，并尽量以基督道德治理国家；第二个原则则是保持严格的政教分立，即基督教义的阐释者必须与政治、尤其是与政府部门保持适当的距离。政教合一看来是对宗教的信任，其实是对宗教的伤害。政府权力是“必不可少的罪恶”，这种罪恶源于人的罪性与有限性。神职人员无论在道德上看似有多么高尚、品行上看似有多么节制，仍然带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与局限性。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确认，托克维尔之所以认为政教有必要分立，正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公是公非的信仰决断下多数专制的危害性。
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个早在17世纪开始形成，后经基督教新教的地方教会自治思想培养壮大起来的制度，促进了美国的独立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觉悟，并为后来被联邦宪法肯定下来的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托克维尔把乡镇自治的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教会及其而来的乡镇自治乃是社会自治和个人自由的坚强堡垒。面对着来自政府权力的肆意侵犯，宗教和宗教庇佑下的人们维系了道德上的尊严，从而防止政府极权化。因此，“三权分立”体制，基督教精神治国，政教分立，正是美国政治既能实现公民德性、又能促进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
由政治国家来倡行一种“公是公非的道德判断”虽然完全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另一方面却是对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的积极维护。相反，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站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立场上，认为政治要与道德彻底分家，那么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原则不是清晰的而是浅薄的了。如果自由主义果真是这样的自由主义，那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那种对于三流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批判正好与其合身。
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鼓吹信仰决断，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鼓吹主权决断。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决断。虽然两人的政治哲学都有自己的偏颇之处，但是宪政体制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中庸之道：在主权决断上它足够审慎，在信仰决断上它异常果断。我说一个事物之善恶，是我在信仰上作出了决断，而这种信仰上的决断并非意味着主权上的生杀予夺。支撑这样一个文明体系的正是宗教信仰带来的整体性的决断。
这是一个“善”与权利的互相促进过程，需要政府和公民平衡信仰决断与主权决断的张力，实现正义与善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庸性审慎与决断，体现在“开放社会”的组织结构上，正是政治与宗教的互相渗透与互相独立，我称之为“政治与宗教的渗透式分立”。“政治与宗教的渗透式分立”正是自由主义寻求动态平衡的体现。之所以必须力求平衡，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人类的多元性成就了所有人间事物的宏伟与悲怆，政治哲学家应以此多元现象为其惊叹思索之课题”。自由民主社会下多数暴政的存在本身，并非托克维尔自由主义的“一大问题”，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本身的罪错，而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困境，更确切地说根源于人的罪性和有限性。
进一步追问，宗教和政治以及道德和政治各自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由此推演，公权力与私权利各自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密尔也曾经认真追问、深刻反思“多数人的专制”的预防方法。密尔的思路很简单，他的办法是基于其自由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群己权界论”，即一个公民只要不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那他就有权根据自己的决定做一切事情。密尔保留了他对于公民美德的热爱，利用他所一贯强调的功效原则，干脆利落地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正如人们所经历的，政治哲学上的简单化处置并不等于政治实践上的一劳永逸。与密尔一样，托克维尔同样深爱着自由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解决此类问题都是抱持着同样的价值预设，即“视与义务判然有别的权利为基本的政治事实，并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和维护那些权利”。
在权利优先还是义务优先这个问题上，是坚持个人主义立场还是坚持共同体主义立场，对于政府、社会与个人三者权限的核心判断，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任何理论迟疑。诸多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思想家之间，自由主义内部诸多的思想流派（如古典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之区分），其判若云泥之处也仅仅在于对于主权与人权的边界有不同的看法。以密尔来说，他倾向于基于功效原则的理性判断；在托克维尔那里，则更多地付诸小共同体的生机活力，在诸多因素中，由于其宗教倾向，毫无疑义地更加偏向传统、宗教与民间结社的发扬光大。可以确定，在托克维尔那里，传统与宗教并不矛盾，民间结社与宗教也并不矛盾，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而教会乃是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也曾经是法国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民间社团。
人类的问题，绝非一种制度、一套哲学就可以彻底终结的，甚至在这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过程中，任何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都是妄想。托克维尔终其思维方式只能给予我们一个大体可以接受的建议，即使提供了这个建议，他也未曾希望后人生搬硬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建设之中去。
就此而言，“《论美国的民主》既是一篇颂扬民主的辩词，又是反对民主偶像崇拜的檄文”，基督教与一些宗教很不一样，“本质上认同第一个条件，它训导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而且如果它同意为一个‘入世’的教会，也能满足第二个条件，加之它是同民主最亲近的宗教，面向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最‘普世’的宗教，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它是杰出的民主宗教。但是，如果基督教是最适应民主的宗教，那么民主并非因此就成为基督教的真谛”。倘若阿涅丝·安托万的叙述是正确的，那么也意味着，宪政主义并非是基督教的真谛，有教堂的“开放社会”理应警惕一切偶像崇拜。
法政系与启蒙系的分野：多数暴政的另一层预止之道
对于基督教色彩鲜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人权乃是“天赋”的，这“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对于持人文主义世界观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基本人权仍旧是“天赋”的，这“天”乃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可是在另一方面，自由的具体落实、人权的现实保障，从来不是单纯依靠一套宗教信仰、一种道德诉求或者一个政治口号可以实现的，或者说个人自由与基本人权的实现，从来都是历史的，在博弈过程中实现的。于是，在一个世俗人文主义者那里，自由就必须由政治理论阶段走向制度安排，从而升级换代到宪政政治过程。此时，宪政主义接过自由主义手中的接力棒，为世俗社会的个人自由与人性尊严的具体落实进行接力赛跑。一个社会有没有能力从政治诉求阶段升级换代到宪政民主的制度落实阶段，将会充分体现这个社会捍卫个人自由的力度与程度。如果试图准确把握托克维尔的思想观念，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于“自由”与“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学理逻辑上的考察，还要深入分析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究竟试图采取一套什么样的方法来直面诸如“自由”与“民主”、“自由”与“秩序”这些两难困境。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卷是1835年问世的，第二卷是1840年问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在1856年才正式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年份，整整相差了16年。可是，别以为仅仅是《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在先，实质上是作者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思在先，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中所说的，他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问题意识却不是美国，而是他的祖国法国。托克维尔一家深受雅各宾派专政的毒害：其曾外祖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连同外祖父被处死；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判处死刑，所幸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但母亲因此终生惊恐。为此，托克维尔求学于法国“空论派”（亦称正中间派）学者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等人。这个派别奉行一条介乎民主与保守之间的“中庸”路线，提出了“理性主权”、“能力合格原则”及代议制政府等政治主张，试图终结大革命，建立理性主义政治。然而，由于缺乏底层社会的特别关注，及其结构性正义落实之整全认识，基佐在首相任内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1848年革命中被推翻。
托克维尔说：“我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会完全承认我绝没有那种想法。夸奖美国的全部统治形式，也不是我的全部目的，因为我认为任何法制都几乎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没有奢想评论我认为不可抗拒的这场社会革命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辩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我自信，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对于法国旧制度的迅速崩溃与大革命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托克维尔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涉及中央集权制、小农经济、赋税制度等诸多方面。其中，不被认为最重要，至少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则是大革命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政治文化，用《论美国的民主》里总结为在美国民主制度得以保持巨大生命力的三大原因之一的“民情基础”。不过，托克维尔同情并理解大革命。他充满政治家气质，是真正的宪政主义者，而不是如今天中国儒家文人动辄宣布“告别革命”。也正是基于尊重革命权利的理想主义思维，托克维尔要面对革命的土壤，并力图清除这样的土壤，至少试图制衡并归正革命。
托克维尔无疑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文风与品性颇为不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三编第一章，针对“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文章中充满了鄙夷的语气)：“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我们之所以长篇引用托克维尔的原话，在于这种充满了启蒙主义色彩的士人之风太能体现出法国大革命的特色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特色的准确把握，一旦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叙述进行仔细的比较，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启蒙运动之中所蕴藏的“寻求现代性的根本之道”的理性主义色彩。可是在大西洋对岸，人们几乎很难看到类似卢梭、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夸夸其谈之徒，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小农场主对于物质利益的斤斤计较以及律师和法学家对于个人自由的无微不至的法治关怀。搬用中国胡适那句经典的话语就是：在美国，人们的生活原则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托克维尔这样盛赞美国的宪法原则：“在美国，宪法也像制约普通公民一样制约立法者。因此，美国的宪法是一切法律之首，其他任何法律均不能修改它。可见，法院在服从法律的时候要优先服从宪法，也是正确的。这正是坚持司法权宗旨，即法官在选择合法的处置办法时，要从其中选择最合乎根本大法的办法，乃是他的天然权利。在法国，宪法也是一切法律之首，法官均有权以它作为判决的根据；但在行使这项权利时，他们又可能侵犯比这项权利更为神圣的其他权利，即侵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利。”（DA，第112—113页）“美国人也经常感到这种办法的不便，但他们甘愿修修补补，不作彻底修正，唯恐修正之后会在各种案件上产生危险的后果。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DA，第114—115页）这里的意思是，在美国奉行的是普通法的宪政正义，法官有权依据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进行违宪审查而捍卫宪法所代表的自由与正义原则。
在美国是宪法至上，在法国则是法官至上。在现代国家，法治秩序需要宪法至上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而任何一部宪法、法律的执行与审判都需要法官、陪审团与辩护律师的敬业工作。从来不存在一种法治秩序可以脱离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也从来不存在一种自由原则可以脱离人们的形而下的当下生活得以真正落实。抽象的政治价值固然重要，宏大叙事固然可以促进人们的远见卓识，可是这一切都不能让小市民在物质利益上的斤斤计较、让法庭上对于法律案件的层层剖析这些看似无聊却又无比重要的琐碎之事化为虚无。换而言之，人们需要对于主义的论证，更需要对于问题的分析。
对于启蒙主义，托克维尔非常富有信仰决断精神：“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和一切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凡是关心民主社会未来的人，都应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不断努力，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如果民主国家的舆论界有人散布有害的理论，说一切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主张这种理论的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唯物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使我反感。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他们的妄自尊大使我讨厌。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体系对人还有一点用处，那大概是它使人对自己有了一个朴素的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对自己却不这样认识。当他们自以为有充分根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却十分高傲，好像自己就是神明。”（DA，第677页）
可以想象法国的作家对于美国的法官的不屑一顾，同样也可以想象启蒙对于法治的巨大破坏，对此，托克维尔看得清清楚楚。提到美国的“多数暴政”的一项预防措施时，他说：“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家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DA，第309页）
如果本文使用新鲜一些的语词来总结，那就是，法国是由卢梭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启蒙系”主导的人治社会，而美国则是由孟德斯鸠和汉密尔顿这样的“法政系”主导的法治社会。前者通向了道德理想国最终走向了覆灭，后者通向了宪政民主的尘世国最终成为了今天的超级大国。在总结有助于美国预止多数专制现象出现、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时，托克维尔列举了三项，“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而且特别强调这三项因素是“我一直认为”的。（DA，第320页）在这三项因素中，一项是神给美国人民的恩典，一项是以基督教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民情”，另一项就是体现了美国宪政民主原则的“法制”。以某种东方式思维来表达，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得天独厚”。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曾经分析政治权力的特征，认为权力天性就带有扩张的特点，直到扩张到它不能再扩张为止。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里，行政权最爱扩张，天生就带有集权扩张的特点，司法权最为保守、最富有贵族精神。自古罗马开始，人类就逐步确立起了“不告不理、有告必理”与“无罪推定”以及法官的“中立”、“回避”等程序正义原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六章《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里，托克维尔提到了“不告不理”原则，认为这是司法权最重要的特征。凡未经起诉之犯罪，及未经追诉之犯人，法院不得加以审判；法院审理中受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的约束，不审理诉讼请求范围以外的问题。如上种种规定，充分体现了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未经公民申请，法官决不能主动介入公民生活。同样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法政系对原则的维护是被动和低调的，它没有那种主动建构与主动干预的特性，从而留下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给小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社会。
与法政系相反，启蒙系视大众启蒙和政治批判为其根本使命，以道德诉求咄咄逼人，以简单的道德眼光臧否复杂的政治生活，采取了一种主动建构的理性主义姿态对待私人生活和小共同体，它总是倾向于深入到共同体社会和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启蒙系无论多么鼓吹道德价值，其本性仍然带有人性与生俱来的罪性与有限性等特点。将道德与政治合二为一，虽然常常鼓吹反对政治，启蒙系推行的却是反政治的政治，并将反政治的政治发展为了反人性的政治，无非是以另一种形式收回社会发展的空间，最终与它反对的对象走在了一起。启蒙系不是要求自我反省，而是号召、甚至强迫他人悔改，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精神秩序与政治结构。
从来不存在一个多层多面的思想家可以用一种“主义”的宏大叙述完整总结和准确概括。如果要求用一种身份概括托克维尔，本文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深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天主教价值观的保守者，认真考察过美国这个清教社会，依据他彻底的尘世怀疑论思维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如果再用一个身份概括托克维尔，本文还愿意说他是个宪政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法政系”的成员，非常反感大革命时代的法国这样的“启蒙系”主导的社会；如果还要用一个身份来概括托克维尔，本文也许会说他是一个法国旧贵族，也许还会说他是一个“无比珍视自由”的自由主义者。
有教堂的“开放社会”：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自由主义一到中国，常常看不到它的核心价值的价值理性，以为自由主义仅仅是救亡图存的工具。此外，近代中国转型期间的自由主义，受五四运动以来的以“启蒙”为目的的简单化知识传播和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双重因素所致，由于学术上的知识增量不足、基本问题没搞清楚，在对待传统道德、政治秩序、政府权力、民族自决、精英政治、社会公正等诸多问题上，显示了其强烈的教条主义与意识形态化色彩，体现了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色彩。以社会公正为例，一些三流自由主义学者一看到商品市场就兴奋不已，动辄言论“理性的经济人原则”，却尖锐反对文明社会根基与保障的小共同体体系和现代福利制度。这样，自由主义不是表现得过于武断，就是失去了灵魂，甚至失去了人性，看上去是个到处作战的强者，实际上弱不禁风，并且蛮不讲理。这样一种局面，正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后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自由主义与其初衷相去太远，不是浅薄的相对主义就是浅薄的绝对主义，既忽视了信仰决断，又缺乏主权决断审慎特点，浅薄的相对主义和浅薄的绝对主义终将成为通往专制极权之路的铺路石。
十七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必须回答政治秩序如何建立以保障新兴中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忙着打造成套的思想利器，以求彻底、普遍地推翻欧洲各地的专制王权。我们这个世纪的自由思潮曾成功地对抗极权主义的挑衅，也曾因激起全球性的民权运动而风光一时。但是世纪末的自由社会却因个人主义的过度扩张，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横行而摇摇欲坠、一筹莫展……我们社会心灵的割裂状态是整个社会不断上演荒谬剧的源头，但是许多人仍然在哭喊之后复归麻木不仁。”（DA，第126页）
这是一段动之以情的散文化写作，既被人类史上曾经遭遇由于自由民主体系大规模缺席所导致的基本人权被剥夺这一惨痛事实所证伪，又被类似台湾这样的宪政民主社会“麻木不仁”的切肤感受所呈现。托克维尔是一个天主教保守者、宪政主义者、法国旧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多重形象混合者，《自由民主的理路》的主基调则是要发展出一种“伦理化”的“自由主义”，前提是“善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其他资源”。
托克维尔天主教保守者的成分似乎多于自由主义者的成分，至少在托克维尔的价值观中，天主教教徒的彻底的尘世怀疑论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至于托克维尔的天主教色彩的政治哲学，要么可以忽略不计，要么就算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合二为一，必然导致政治决断的对象与主权决断的对象的合二为一。中国的新老儒家之倾向与其异曲同工：政教合一，道统与法统的合一，“专制主义”。不是自由主义需要伦理化，而是自由主义者可以变得更有道德，自由主义者所参与的政治可以变得更有伦理。
谈到政治理性主义，奥克肖特曾经指出，即使今天被称为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英国政治，都是充满着理性主义色彩的，因为现代人总是习惯性地为了某种价值观（即确定性）去识别他周遭的世界，去做出某种规划。“理性主义者声称他自己拥有工程师的性格，他的心灵（被以为）被恰当的技术彻底控制了，他第一步就是把一切不直接与他的特别意图有关的东西从他的注意力中排除。”
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现代社会的确产生了种种“世风日下”的感觉。对此，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比过去的时代更富有人情味。我们总是怨天尤人，抱怨他人的自私冷酷，抱怨社会道德的是非曲直尺度作用的丧失。21世纪的前10年，围绕李银河引发的同性恋、“换妻”等话题，与此类似的关乎道德与法律等核心命题的诸多案例，中国大陆总是争论得面红耳赤。我们固然坚持，面对着托克维尔时代即已遭遇的传统流失和“多数专制”危机，基于欲望的自由主义论证对人权保障的辩护仍旧不失其重要意义，可是我们同样感受到，这套个人至上的现代性理论在面对悲怆而又丰富的人类生活时的深深无奈无情。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宪法精神乃是一个活的原则，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乃是美国人民发展着的自由生活，在这种自由生活里有着一套赖以维持现代人体面生活的公民道德规范”。换而言之，自由主义不是我们生活的标准答案，更不是我们丰盛的生活本身，人类社会的善的促进需要我们超越政治理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对照托克维尔的自由价值观和托克维尔笔下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一个是“启蒙系”主导的人治社会，一个是“法政系”主导的法治社会）以及《论美国的民主》里的丰富多彩的公民生活，我们日益感受到卡尔·波普尔所言的“开放社会”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它是对于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一种否定。专制极权的本能深藏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根源于我们的罪性和有限性。我们理应更加富有博爱之情，更加富有自省之心，而“开放社会”的学术本身，则更应该立足于知识增量的扩大，以期改善人们的理想图景，在多样化价值观的中庸性审慎与决断中，寻求到更高的良善。如果人们真有此决心，所谓“权利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权利”这样的问题意识可能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所说的“古典自然权利”与洛克意义上的“现代自然权利”就有可能得到比较成功的融合，“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自由观的争论同施特劳斯与施米特关于道德决断和主权决断的哲学争论的紧要性也有可能大大降低，“多数专制”等词汇的传统阐释就可以得到全新的整理，人类社会就有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生活。
当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法政生活中的法学家精神的重大价值，并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之意之时，我们不难反思：托克维尔本人这样表达之时，他的头脑中是否一如我们充斥着自由主义的种种教条，我们甚至也能解读出《论美国的民主》所描述的“活着的宪法精神”之中古典自然权利对于现代自然权利的卓越捍卫，看到了古典自然权利对于高贵性社会秩序的热爱与现代自然权利对于个人自由的激情的完美统一。原来施特劳斯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既有道理，又没有道理：说有道理，那是因为今天的自由主义的确这样了；说没道理，那是因为过去的自由主义不是这样。或许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只是我们硬要说它是多么的雍容华贵，以致睿智如施特劳斯那样的哲学家都不小心堕入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陷阱？
就政治的实际而言，洛克、托克维尔所构想的乃是一个以个人自由为基本价值、以权利与权力的辩证为内容、以法政系为政治主导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权限得以法治形式明确界定，信仰与道德的维系乃由宗教与政治的“渗透式分立”得以实现，宗教与信仰最终成为公民的信仰决断而非国家的主权决断的对象。在这些思想者看来，“放任思想信仰多元并存”本身并非隶属于“政治社会”的义务，信仰领域终究更多的是小共同体的事情，政治社会终究是政治社会，小共同体终究是小共同体，二者绝对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上述理想社会，本文简要概括为“有教堂的‘开放社会’”。“开放社会”一词，乃系套用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来。托克维尔的这个理想社会，并非简单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社会”，更非简单的“自由主义社会”，却也并非一个缺乏主导宗教信仰、放任价值多元的“开放性社会”。相反，在政治社会层面里，《论美国的民主》充分描述了一个以司法正义为中心、以分权制衡为核心、以多中心秩序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在信仰领域里，则以基督信仰维系公民的美德与智慧，同样经由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彻底的世俗怀疑精神为宪政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提供民情基础与政治文化上的精神支持，整体的政治社会结构领域则是奉行一套“基督教—法政系”的公是公非的道德规范。正是因此，相关政治社会结构之叙述，为表示与波普尔及其代表的多元主义价值观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性，我们必须郑重其事地为其加上引号，是为“有教堂的‘开放社会’”。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叙述之中，美国人民将基督教意义上的宪政主义的价值理性悄悄地转换为司法正义的技术理性。在通往民主自由之路上，以法政系为主导的宪政民主社会既继承了基督教的小共同体精神，又吸纳了启蒙系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理想。这是对启蒙系的升级换代，进而加强了主权决断的审慎特点，将启蒙系的权力扩张性转变为法政系的权利捍卫性，促进了充满法律人节制精神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最终形成。
以中庸性审慎与决断精神为纽带，通过基督教与法政系的辩证互动，美国得以培育起共和主义的公民参与意识，形成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感，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自由民族理论的大国原则。“开放社会”固然囊括了自由民主，这个法政国家却是接受了基督信仰的原则指导的。其开放性不是漫无边际的，如果非用一个称谓概括不可，那最适宜的或许就是“有教堂的‘开放社会’”，也就是一种以基督信仰为主体规范的多中心秩序。
基督教文化是托克维尔政治哲学背后的精神主题。托克维尔欣喜地看到基督信仰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对无神论式启蒙精神以抽象的道德判断大行其道的社会现象充满了忧思。如何最终解决这一忧思？托克维尔未能提供，因为那是人类永恒的两难困境，是所有政治哲人都不可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终结这个问题，只能依赖于人类社会的内外两种秩序的终结。诸如“利维坦困境”的逻辑成因即在于此。惟其如此，诸如“自由教育培育公民美德”之类的由柏拉图提及、后世的哲人不断深切关注的命题才会以一种深刻的姿态进入人类社会的视野。此时，政治哲学就要让位于宗教性救赎了，由一套超验之维、启示神学来对人性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正是因其理路乃是二元论的，又是政治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托克维尔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紧张感。“托克维尔通过他的二元论的末世学，设计了一种现代‘世俗化神学’……关于信仰问题，托克维尔的态度使人联想到宗教诗人的态度，克尔恺郭尔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宗教诗人‘他不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信徒通过爱不幸的人们，来爱宗教；对于信仰，他只具备最初的要素，即绝望；而在这种绝望之中，有一种对宗教的热切怀念’”，“我们今天正在衡量一个过度横向扩展、过度沉迷于伦理的教会的局限，这是托克维尔不可能做到的。这样的教会用一种平庸的宗教感情来对抗人的‘平庸的唯物主义’，存在着被社会中和，丧失其作为先知的神圣使命的危险。”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持政治性且现代性而非启示观与救赎观的托克维尔，既不是作为传道人兼神学家的约翰·加尔文，又不是作为虔诚信徒（这种虔诚是相对于托克维尔这种政治型学者、而不是相对于加尔文这类全职奉献的传道人型学者而言的）的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身上所体现的在“诸神冲突”中飘荡不安的政治学说仍然有待发展。
理想图景的改变有赖于知识图景的改变，知识图景的改变则有赖于知识增量的扩大。生活方式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之上，更深层次地则体现在表达方式，尤其是语言习惯的差异之上。也许日常语言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这段经典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些更深刻的认识：“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如此解读，我们同样追问是否可以不经过自由主义教条而由基督教的博爱、自省和彻底的尘世怀疑论而直接达致宪政主义的认同。什么样的超验精神可以丰富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新儒家的思想家反复论证他们能够。张灏先生将基督教与新儒家进行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比较，认为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幽暗意识虽然存在，却未能有充分的发挥”，成为“中国传统之所以开不出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
可是至少，当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激情论战之时，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而中国人的生活不论好坏也终究还在继续。另外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行动的理论对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拓展和深化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托克维尔这个天主教保守者也的确从来就没有自我标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所盛赞的美国社会的确是一个“有教堂的‘开放社会’”，基督教色彩鲜明的“有教堂的‘开放社会’”理论也的确比单一的自由主义口号既能适应个人价值的要求，又能回应社群主义等多种政治思想的诘责。 看在这几个铸铁的份上，管理说了，暂时不紧闭你。——大叔，歇会吧，你的尾巴累了。 黄婆婆的裹脚，又长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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