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多禄堂，光绪八年建，摄于广东惠阳。
在我家附近的古村落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几年前我和妈妈从那里经过，一眼就看出它是一座天主教堂。那时候，教堂就已经相当残破，里面堆满杂物。
有一次我围绕着这座教堂走了两圈，遥想当年那些拖着辫子，说着客家方言的教徒，在蓝眼睛黄头发的神父的带领下敬拜天主——他们是用什么语言唱赞美诗呢？他又是怎样一副慈祥的面容呢？我又想像，在大陆变天之后，那些教民们遭到了怎样的冲击，他们是否像庚子年间北方那些殉道的先辈那样，在逼迫面前，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呢？
几年后，它愈发残破了，拾荒的村民把它当做了杂物间，住在旁边的村民挨着它的墙修起来一个矮矮的小屋。有一天，我把它拍了下来，发给一位住在德国的朋友。她看到这个古教堂，很希望能为它捐款修缮，她告诉我说，“重建天主的殿宇是我的一个小任务，要是重新修建完毕之后，能归还给当地天主教教会，真是件大好事。”
为着这位好朋友的心愿，我开始四处寻查它的历史，原来，它建于光绪八年，被称为“圣伯多禄堂”，最早的本堂神父，应该是意大利人。
今年初春，我就开始跟本地的天主教会联系，又联系了宗教局、文物局，得知这座教堂现在产权不明，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名单，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曾在电话里跟我说，会去实地勘察，可惜至今没有回音。
一座古教堂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蕴含着很多的记忆。对我而言，保护好它，既是两个基督徒（那位朋友是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的责任，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一些人的缅怀。虽然我的力量有限，但天主是大能的，盼望祂在这件事上给予祝福。也盼望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为此事代祷。
荣耀归于天主，亚孟！
是啊，我们应该做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本分，那就是一定要为这个古老的教堂没有得到修建而祈祷，只有祈求全能的天主圣父了，求人不如求万能的主来的稳当。 遗世独立之美——重庆教区（川东教区）主教府蹇家桥真原堂
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五四路92号（原蹇家桥）原市公安局旧址内，有一幢三层砖木混合欧式建筑的老房子，其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和沧桑的外观，让许多像我一样对它感兴趣的重庆人都渴望着知道它背后那个动人的故事，遍寻网络，不见记载，除了极少数重庆人知其名曰“中英联络处”外，几乎无人知晓它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原重庆教区（川东教区）主教府“蹇家桥真原堂”。
以前经过这里时，我常常会伫足而立，默默地多看上几眼，它历经磨难，遗世独立，站在繁华都市密密麻麻的钢筋丛林之中，沉默不语，却始终挺立在这片命运多舛的土地上，见证着这个国度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神奇”。
就在它的公路对面，是美国传教士马加里于1892年创办的教会宽仁医院，这是由4幢黑砖头护墙的中西式楼房构成的建筑群，在那满坡矮瓦屋、竹篾房、吊脚楼的民居中别具一格。宽仁医院是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医院，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所西医院，但因为这是西方教会势力入侵的反动建筑，后来遭到强拆，一丝残存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蹇家桥真原堂”建筑群中的这幢神父起居生活楼，因为被重庆市某某局占用，并且拿来作为该局的档案室使用，使得那些常常喜欢举着爱国的大旗，利用爱国的名义强拆反动建筑的爱国勇士们有些忌惮，该楼作为某某局名下的房子，得以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蹇家桥真原堂”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于1844年修建，这应该是重庆天主教会规模和影响都较大，修建时间也较早的一所教堂了，它于1850年至1951年间成为重庆教区（川东教区）的主教府，中共建政后蹇家桥真原堂主教府被政府没收，主教和神职们被迫于1951年至1952年迁往磁器街回园，1952年外籍神职和修女们被陆续驱逐出境后，教会被取缔，教堂被没收，一些劳动力未丧失的神职和教友被集中到了“重庆前进综合加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刘宗渔、骆北瞻主教等许多重庆天主教会的著名人物都曾在那个加工厂当过苦力，受过不少的皮肉之苦；丧失了劳动力，又老无所依，无人认领的一些老修女们则被集中到了重庆七星岗的若瑟堂，由爱国会统一管理，那时的爱国会牛逼哄哄，主宰掌控了许多天主教信徒的性命，这些被剥夺了产业，失去藏身之所的修女们沦为了像乞丐一样的可怜虫，为了一口能苟延残喘活命的食物，毫无尊严地活着，忍受着爱国会的侮辱，直到悄无声息地死去。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堂重新开放，若瑟堂作为重庆爱国会的所在地成为了重庆教区天主教的主教府一直到现在。
为了了解这幢房子的前世今生，我仔细查阅过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但有关的史料记载太少，找到几个相关的记录，特收记于下，仅供参考，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网友在下面跟帖给我指正和补充：
1、根据《中国新方志》中的记载，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罗马教廷派味增爵会士穆天池、毕天祥来重庆，在华光楼（今渝中区五四路与大阳沟交界之地），设立第一所教堂，开始在重庆传教。以后陆续在重庆蹇家桥、小什字、石板街、九块桥、亮风垭、丛树碑、戴家巷、鹅项颈、深坑子、白果树等地，建立了真元堂、天主堂、随雅堂、福音堂、培德堂、体心堂、存心堂等教堂。在城内教堂中，以法国天主教会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蹇家桥附近建立的“真原堂”，气势最为雄伟。此“真原堂”曾是川东南代牧区（重庆教区）主教府，供中外神职人员（主教、神父）集中居住并开展宗教活动的重点教堂；
2、根据《重庆宗教》记载，原重庆教区主教府设在渝中区真原堂。1844年，刘玛窦神父在重庆传教，购买了蹇家桥（今渝中区五四路）、石板街、江家巷等地房产。1847年，石保禄神父在此传教，取名“真原堂”，并设经书学堂一所、1852年，四川教省助理主教范若瑟将教会在蹇家桥的所有房屋统一规划，修建主教府，1854年竣工，范主教从城外寄骨寺迁入真原堂办公。1863年长安寺教案时，真原堂曾被打毁。修复之后，门上悬“永埃殿”匾。186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教堂再次遭到严重破坏。1891年重新修复，大门上方书“真原堂”三字。1941年6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真原堂中弹数枚，部分房屋被炸毁或震坏，后来再次修复。抗战期间，重庆教区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在真原堂主教府举行。1945年8月19日，尚惟善主教在此举行抗日胜利感恩大弥撒，罗马教廷驻华公使蔡宁总主教、南京教区于斌主教参与典礼，民国政府要员宋子文、孙科等出席，各国驻华使节前往观礼。解放初，真原堂有房屋88间，总面积9850平方米。1951年全部房产被重庆市某某局占用。
3、1891年《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中有刘子如手绘的“真原堂”；
4、《重庆建筑志》上记载，重庆“真原堂”建成后，逐渐发展成为有9幢88间房屋的建筑群，其中培植有花园；
5、“抗战胜利纪功碑” 上的四面时钟乃天主教“真原堂”所捐赠。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市中心都邮街建筑“抗战胜利纪功碑”，并在纪念碑顶部装置标准四面时钟。碑体于1947年7月基本完工，但是四面时钟却没能同时购得，通过多方面的途径，得知五四路天主教“真原堂”内尚存有四面时钟一座。为此，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即于10月14日亲自给“真原堂”主教尚维善写信一封，托“抗战胜利纪功碑筹建委员会”里面一位姓李的电气工程师持函前往洽商。10月18日，尚维善主教亲笔回函张笃伦市长，内云：“拜读手书，聆悉本市抗战胜利纪功碑落成以后，碑顶须装置四面钟一座，以壮观瞻，嘱敝堂价让等语。接奉之余，当即召集本市各堂教友代表会商，佥以天主堂撤回之时钟，本拟俟该堂钟楼恢复后搬回装置……..今纪功碑落成，我天主教教胞亦市民之一员，理应捐赠比项时钟，以表纪念之微意。当场一致热烈通过，由维善代表赠送。专此奉复，即请察照。” 该四面钟于200？年年底被市政府花20万人民币购得的一款瑞士劳力士石英钟代替，换下来的老钟，归还给了渝中区天主教若瑟堂，现此钟静静地躺在若瑟堂的某个角落，作为历史沉淀下来的一段真实的记忆保存着。
中共建政后，由于历史原因，教堂被没收占用，蹇家桥真原堂建筑群（九幢八十八间）被重庆市某某局占用作为办公地点，经过这些年不断拆除和改建，现仅存一幢三层欧式建筑，作为该局的档案室使用，平时此处高墙围着，门口有警卫荷枪实弹地守着，外人是无法进入欣赏和考察的。2005年年底某某局迁出真原堂，迁入了位于江北黄泥磅的新址后，此地被划归国泰艺术中心的改造范围内，据该中心负责人介绍，这幢建筑将变身成为一座具有英国特色的艺术沙龙中心。
该建筑于2009年2月被重庆市列为首批152处近代优秀建筑之一，此建筑与南岸区南滨路上的法国水师兵营（已变身香榭里·1902咖啡馆）和渝中区仁爱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此建筑已于2010年全部拆毁）在建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在外观上有很多相似的特征，这些法国人设计建造的建筑物，既是重庆开埠历史的见证，也是重庆老建筑中精品。
重庆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正是这些建筑为重庆增添了独特的文化气质。
本人于2009年初专程前往这个承载了重庆天主教会太多沉重的记忆的重庆教区（川东教区）主教府“蹇家桥真原堂”考察，在征得守楼人员的同意后，得以进入建筑内，拍摄了大量的图片，现选出其中的部分图片，发在帖子后，供大家欣赏。
附：
根据《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表中所述，重庆教区（四川教省）的历史沿革为：1659年教廷在安南东京（越南）成立代牧区，兼管四川教务；1680年福建成立代牧区，兼管四川教务；1696年四川自成代牧区，其辖区包括西藏；1715年贵州并入四川代牧区；1846年西藏脱离四川；1856年4月2日，四川代牧区分为四川西北代牧区和四川东境代牧区和川南代牧区；1924年12月3日，川西北改称成都，蜀东改称重庆，蜀南改称叙府（后称宜宾），四川东境代牧区根据主教驻地更名为重庆代牧区；1929年8月，划出东北部成立万县代牧区；1946年4月11日，重庆代牧区升为重庆总教区。教省下辖：成都教区、康定教区、叙府教区、宁远教区（1910年由叙府分出建昌代牧区，后改称宁远）、万县教区（1929年重庆分出万县代牧区）、顺庆教区（1929年成都分出顺庆代牧区）、嘉定教区（1929年由叙府分出雅州监牧区，1938年升代牧区，同时改名嘉定）7个教区。
历任教长四川东境代牧区宗座代牧
范若瑟（Archbishop Eugène-Jean-Claude-Joseph Desflèches, M.E.P.） 1856年4月2日－1883年2月20日法国籍
顾巴德（Bishop Eugène-Paul Coupat, M.E.P.）1883年2月20日－1890年1月26日法国籍
白署理 1890-1891
舒福隆（Bishop Célestin-Félix-Joseph Chouvellon, M.E.P.）1891年9月25日－1924年5月11日法国籍
重庆代牧区宗座代牧
尚惟善（Archbishop Louis-Gabriel-Xavier Jantzen, M.E.P.）1925年2月16日－1946年4月11日法国籍
重庆总教区总主教
尚惟善（Archbishop Louis-Gabriel-Xavier Jantzen, M.E.P.）（1946年4月11日－1950年10月24日）
侯国扬（1988年－1989年）
重庆教区主教（自选自圣）
石明亮（Archbishop Shi Ming-liang）（1963年3月31日－1968年9月）（自选自圣，后未获宗座认可）
刘宗渔（Archbishop Simon Liu Zong-yu）（1981年12月21日－1992年9月30日）（自选自圣，后未获宗座认可）
骆北瞻（Archbishop Peter Luo Bei-zhan）（1993年5月14日 - 2001年3月26日）（自选自圣，后获宗座认可）
楼主抱歉啊，希望我的跟帖没有喧宾夺主。有关这个教堂我曾专门找到重庆教区公开教会的神职人员们询问，但一问三不知，或装着不知道。重庆教区（川东教区）主教府蹇家桥真原堂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我一直在关注着这幢神父楼的变化，前不久专程前往拍下了一些近照~~~ 楼主发现的圣伯多禄堂与我拍下的蹇家桥真原堂都有相似的命运，眼睁睁看着它们失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蹇家桥真原堂的现状（拍摄时间：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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