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永亮/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回顾
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这题目，值得我们作深入的历史研究。笔者在此只简略地概述中国大陆三间天主教大学的成立和停办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和发展。正如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指出，中国正迈向大众高等教育，并鼓励私立高等教育，作为满足巨大社会需求的方法，因此，基督徒大学的经验对未来更加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在几年前不能想像到的。中文大学的梁元生教授也认为，如果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趋势持继，而且在教育界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则在中国重新成立基督徒学院或大学就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梦。与此同时，多些朋友则持较怀疑的态度。上海震旦大学（震旦书院）
马相伯（1840-1939）在蔡元培（1868-1940）和其他有改革理想的中国学者支持下，于一九零三年成立震旦学院。马相伯，一八四零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一个富裕的公教家庭。在十二岁那年，他入读法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徐家汇新开办的徐汇公学。在三十岁那年，即一八七零年，他考获神学学位，并于同年晋铎。两年后，他出任徐汇公学校长。马相伯擅长天文学、数学和拉丁文。他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把欧洲的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一八七六年，马相伯离开铎职，在商界和官场开始为期二十一年的事业，协助推动自强运动。他因其职位而会经出国到访韩国、美国和欧洲等地。
马相伯在妻子和母亲逝世后，于一八九八年在上海重新加入耶稣会。五年后，即一九零三年二月廿八日，他在耶稣会的徐家汇老天文台旧址开办震旦学院。学院最初有廿四名来自各省的学生入学。对于马相伯而言，“震旦”（意谓“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名称象征中国的光明前途已展开，就旭日初升的破晓。学院将专门研究翻译中国现代化所需的西方书籍，并发展中国的大学所需要的文理科课本。一年后，学院已有一百零六人入读，包括八名翰林院士，还有超过二十名举人。一九零五年九月二日，清廷废除已存在超过一千年的举科考试。
震旦学院提供两年制课程。学生学好拉丁文并专门研究一个欧洲语言——法文、英文、德文或意文。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并透过独立的学习，学生要发展文学以外的知识。他们有两个选择：文科（哲学、地理、政治、社会学、经济，以及国际法）和理科（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马相伯反对在校内讨论宗教教理或传教。虽然课程内容不同，但保存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的师徒方式，还有在星期天举行公开辩论，以培养批判的思想。震旦学院的一个特色，就是与改革和革命背景之间的关连。着名的改革者如梁启超和蔡元培，都要求马相伯教他们拉丁文，又如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及其他革命者，也曾入读震旦学院。
一九零四年九月，耶稣会士南从周（Francoise Perrin）神父出任学院的副校长和教务长，因为法国耶稣会士对于马相伯以非正统的方式来办学感到越来越不安。一九零五年八月，马相伯辞去震旦学院校长一职，连同一百廿八名投票反对耶稣会士提出的改变而退学的学生，按他们的要求开办一所新学院。南从周与其他耶稣会士在下一个秋天重开震旦学院。当马相伯和离校的学生知道这消息后，便把他们的学校定名为“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复旦”，取其恢复“震旦”之意。马相伯运用自己在朝廷服务的关系，争取朝廷向复旦拨款。除了教务长之外，教职员的质素都是普通的，而课程主要是准备学生加入外国公司或大学。蔡元培所力主把复旦建基于纯粹世俗的价值观之上，但事实证明是失败的。这正如魏扬波（Jean-Paul Wiest）所指出，也许是马相伯最终离开这所新学院的原因。身为中坚的民族主义者，马相伯最终明白到，失去精神价值的民族主义，是不能产生一个稳固的现代国家的。这亦是马相伯个人在忠于基督宗教和自己专长的中国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心争斗。
震旦学院在法籍耶稣会士的管理下，逐渐发展成一所成熟的高等教育学府，由最初的两年（没有预科课程）或三年制课程，最终变成四年制的文科及理科课程。在一九零六年，有一百七十二名学生注册。他们不准参加任何革命活动。翌年，学院在卢家湾建成新校园。一九零九年，震旦学院开办圣玛利亚医院（后来改名广慈医院，即现时的瑞金医院）和医学院，设有两年制预科课程。一九一二年，医学院年制定了五年课程，并于一九一七年增设医学博士学位课程。一九三四年，学院还开设一所护士学校。在中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医院，有超过百份之七十五的医生是震旦学院的毕业生。一九四七年，医学院的学生人数多达三白九十人。
一九一七年，震旦学院改名震旦大学院，并于一九三零年改名震日大学。一九三二年，震旦大学的四个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医学院）已向政府注册。同年，在几位法籍耶稣会士自一九零五年相继做了短期的校长后，校方委任华人胡文耀为校长，他一直任职至一九五二年。在一九三零年代，也有外籍学生入读。一九三四年，大学有一百一十三位来自廿二个国家的学生。一九三七年，在美国圣心修女会的资助下，震旦大学增设一所女子附属学校——文理书院。一九五二年，震旦大学的所有学院分别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以及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院合并。
北京辅仁大学（辅仁学院）
一九二五年，天主教辅仁大学建于北京前贝勒府。大学的名称源自孔子的弟子会子的话：“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十二章廿四节）。
自从法籍的宗座代牧樊国梁（Alphonse Favier）主教拒绝清廷的要求，管理一八九八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1827-1916）接纳朝廷的提议。他早在一八六九年即获委任为同文馆的总教习，而其后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标志洋务运动的开始。继义和团起义后，天主教会于一九零六年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地区会议，会上提出在北京开办天主教大学的建议，但没有实行。
一九一二年七月，两位天主教华人英敛之及马相伯致函教宗庇护十世，要求教廷支持在北京开办天主教大学。两人是相识已久的朋友。马相伯会鼓励英敛之透过汤若望的着作来学习基督宗教，而英敛之亦于一八九五年，即廿八岁那年皈依。他们的书函没有提及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并由法籍耶稣会士自一九零五年以来管理的新震旦学院。由于罗马没有回覆，英敛之便在北京附近的香山创办一所私立学校，即“辅仁社”。由于经费拮据，该校于一九一八年停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教宗本笃十五世重新考虑天主教华人的倡议，并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光主教（Budes de Guebriant,1860-1935）为巡阅使，来华研究他们的建议的可行性。
一九二零年，传信部邀请美国本笃会（宾夕凡尼亚州圣文森会院）来开办大学。
校方于一九二五年成立预科，取名辅仁社国学专修科（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中国政府于一九二七年正式承认该校，并改名为“辅仁大学”。本笃会奥图尔（George Barry 0'Toole）神父于一九二五年出任首任校长，直至一九二九年。辅仁大学开始时设立文学院，包括四个学系（中文、历史、英文和哲学），并收录了一百五十名学生。民国政府要求校方成立董事会，包括十五名成员：校长、副校长、大学的三位教授（两位华人和一位外籍人士）、主教、七位司铎，以及其余两名由董事会主席邀请的成员。当政府于一九二九年颁布新的私立学校规则时，辅仁的董事会重组，并包括教育家、知识渊博的政治人物、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和宗教代表，好能提升大学的水平。
一九二五年，在罗马的王老松（Willem Marinus van Rossum）枢机、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 1878-1958）总主教和英敛之邀请比利时籍建筑师，本笃会葛里森（AdelbertGresnigt）神父从玛肋索会院来北京。葛里森神父把西方的建筑特色融合到整个中国传统建筑物之内。北京辅仁大学、河北省宣化府主徒会会院以及香港华南总修院（即现时圣神修院院舍的前身），都在视觉上的显出刚恒毅和葛里森对中国文化的敏锐感觉。
一九二九年，除了文学院外，辅仁大学还发展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系。一九三一年，比利时籍传教士、圣母圣心会吕滕（Joseph Rutten,1874-1950）神父在辅仁大学成立微生物实验室，以研究华北发生的流行性（人虱型）斑疹伤寒。同年，他把疫苗带到中国。他的学生张汉民会经在震旦大学及鲁汶大学攻读医学，进一步扩充实验室和生物系。辅仁大学于一九二九年成立教育学院，并于一九三六年成立农业学院。由于美国本笃会的财政负担过于沉重，于是办理大学的责任于一九三三年转交圣言会。
最近的两份大陆出版物（一本由孙邦华着，另一本由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出版）提供了有关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的丰富中文资料。上述的书刊包括历史回顾、《华裔学志》等学术杂志的创办、大学的行政、各学院及属校的历史，以及讲师和毕业生的传略。它们也报导学生运动的出现（例如中日战争期间的抗日运动）、校园生活、附属的中小学、校友会，以及大事年表等。书中的附录更载有历任校长、系主任、讲师和行政人员的名字、各学院学生名单及注册日期、修生姓名，以及统计资料等。
在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辅仁大学因其文科课程的高质素，以及初期对国学的重视而闻名。着名讲师当中，包括陈垣（1880-1971），他原藉广东，本身是历史学家，于一九二九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至一九五二年；此外还有英千里（1900-1969），他是英敛之的儿子，毕业于伦敦大学，以及胡适（1891-1962），他是一九二零年代杰出的中国知识份子，后来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讲师的名单中，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计有周作人（1885-1967）、郑振铎（1898-1958）、沈从文（1902-1988年），和台静农（1903-1990年）；语言学家有沈兼士（1886-1947）、罗常培（1899-1958）和周祖谟（1914-1995）；书法家有启功（1912-2005）；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张星烺（1888-1951）、朱希祖（1897-1944）、邓之诚（1887-1960）、范文澜（1893-1969）和容肇祖（1897年生）；古文书学家有唐兰（1901-1979）和于省吾（1896-1984）；哲学家有张岱年（1909-2004）和朱光潜（1897-1986），以及印度学专家季羡林（1911年生）。原籍浙江省的历史学家方豪（ 1910 -1980）神父也会在辅仁大学任教。他原本在圣公会领洗，但方氏一家于一九二零年皈依天主教。
辅仁大学在北京的历史中（1925-1952），总共有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名学生注册。在其五千名毕业生当中，校友名录的编辑们只拣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以及其他二百八十二位着名人物的传记资料。大学于一九三六年开始收录女生。很多天主教修士和司铎也曾在辅大读书。
外人对于辅大校园生活的印象，是认为它相当保守。大多数学生和讲师都穿着传统中国服装。一九二九年，辅大成立戏剧组，会演出多个传统京剧剧目，例如“玉堂春”、“四郎探母”等。一个现代话剧团亦上演着名的言情戏剧及其他西方话剧，演出的包括男女演员。在体育方面，辅大的“紫星”足球队经常击败北京另外四所着名大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中国大陆天主教大学的时代结束。一九六三年，辅仁大学在台湾重新建立。现时在前辅仁大学的园校上，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大学于一九五二年合并。
天津工商大学（工商学院）
天津工商学院是由河北省献县宗座代牧区的耶稣会士创办和管理的。学院的原名是圣心书院。学院于一九二一年七月迁往天津时改名为工商大学。新校园位于天津英租界马场道。一九三二年，大学开设预科课程，共有四十八名学生。一九二七年，大学开办工学院和商学院。一九三一年，注册的学生人数增至六百名。一九三三年，大学正式以天津工商学院的名称向政府注册。
大学也包括一所自然博物馆，称为黄河—白河博物馆或北疆博物馆。这所博物馆是两个法籍耶稣会士德日进（Pierre Teilard de Chardin,1881-1955）神父和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 -1952）神父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至一九三零年代初期间在华北地区进行地质研究探险的成果。法籍耶稣会士朱巴鲁（Pierre Jubaru）神父是文学博士，获委任为大学首任校长（1923-1925年），继任人是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父和赵振声神父。赵神父在比利时考获博士学位，并于一九三七年祝圣为献县教区主教。一九四三年，大学为女学生开办文学院。由于大学的学术要求很严格，所以学生人数不多。一九四七年，大学总共有七百六十一名学生和九十一名教授。一九四八年，大学改名为津沽大学。一九五二年，津沽大学与天津、南开和天津师范等大学合并。其后，这些高等教育学府合并为河北大学，于一九七零年迁往河北省保定，并于二零零一年庆祝建校八十周年。
(陈爱洁 译)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将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上海市各有关高等学校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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