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谈中国历史上的招安传统
本帖最后由 christianism 于 2013-6-24 11:03 编辑扯谈中国历史上的招安传统
原创者：christianism于2013-6-24上午
我昨天下午看了数字电视中某卫视台上演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一集，恰好演到宋氏朝廷招安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地方割据集团，以便利用梁山地方割据集团来剿灭另一个地方割据集团（已经称皇称帝的方腊割据势力），在朝廷太师和高太尉看来，这是以贼攻贼的妙策。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地方割据集团，自然与朝廷老奸巨猾的朝臣奸佞之辈，有着不同的打算或办法。所以，当宋江以朝廷“大将军”统帅十多万大军仗势欺人之地位，围住方腊所据守的杭州城之后，就想要既能够保住自己的实力、又能够使方腊归顺朝廷，为此而谋求与方腊进行会面。而方腊也是想趁机说服宋江与其联合，共同拱倒宋氏朝廷政权，所以就接受了宋江所提议的会面。方腊与宋江各自乘船在杭州城外会面，互相劝服对方，指斥对方的不义，但是宋江明显是属于装腔作势，而方腊则是义正词严地批驳宋江。如果联系到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实际状况，不免使我对于中国历史上所盛行的招安型政治文化传统，如同有鲠在喉而欲吐之一快，所以就有了这个不成敬意的短文。是谓序。
何谓招安？为什么要招安？招安的条件或前提何在？招安的后果如何？对于招安的主体和对象而言，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所谓招安，就是指已经在位很久且名正言顺的世俗政权，对于其所统治的国度内所出现的异己的、已经形成气候的反对派势力，给予某种安抚、许愿，以便使其放弃先前所抱持的对立的政治立场，而改为为自己所用的政治笼络权术。已经在位许久且名正言顺的世俗政权，为什么要招安那种反对自己的异己性势力呢？这是因为异己性势力已经成了气候，朝廷在弹压、围剿多年之后，难以真正地剿灭，所以就开始使用退而求其次的缓和性办法。例如宋氏朝廷对于宋江一伙梁山好汉的招安，就是如此最基本的动机。所以，招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异己的、已经握有武装力量的反对派势力之存在及其虎视眈眈，足以令已经在位许久且名正言顺的世俗政权感到害怕、恐惧。在明白了招安的基本内涵和原因之后，对于招安的后果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一般来说，一项政治招安完成之后的结局，都是有利于那个已经在位许久且名正言顺的世俗政权的政治统治的；而不利于被招安对象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军事集团的继续存在，使得被招安的集团往往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在被招安主体即朝廷欺骗、利用、栽赃陷害之后，就会如同垃圾一般地被丢弃，甚至被当初极力主张归顺朝廷的头目被砍头，从而上演出一出人间政治悲剧。宋江被朝廷招安之后，不仅要委曲求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于朝廷（尤其是朝廷中的奸臣高太尉），而且还弄得内部怨声四起，终至于被朝廷所陷害，徒令世人扼腕叹息。因为朝廷对于被招安的对象，对于已经归顺的异己势力，仍然是不放心的，所以必欲在利用完之后除之而后快。所以，凡是被招安了的对象，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不妙的。甚至连宋江自己，也不是没有逆料到这种悲剧性的下场。以上就是招安作为一种政治博弈、政治游戏、政治诈术的基本规定性。
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非常盛行招安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呢（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炉火纯青的招安传统是中国政治史对于普世人类政治史的一大贡献）？这就我们需要探讨中华民族的三千年历史大的文化传统了。中国历史是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历史，这种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历史，是与君主专制主义的极权政治传统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关系的，甚至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狼狈为奸的关系。而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东南临大海，西北为众多大山所环绕而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使得在中国这块大陆中一切先后出现的政治势力都非常希望、也非常有可能地一统江山的。尤其是，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绝对君主制和绝对极权主义的儒教文化双重大一统的控制之下，中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即农民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是非常可悲可怜之至的，必然会经常地发生农民阶级难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即生理方面的温饱问题。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经常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可以说，在整个人类世界历史上，尤其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最为频繁、持久、规模宏大，这也是儒教这种魔鬼教、撒旦教所必然造成的政治结局和人间悲剧。 而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不外出有两种：第一种结果，成功的结果，但即使是成功了，也只不过是建立了新的皇权专制，所以无论是起初作为农民起义的方腊集团还是宋江集团，以及明代末年的李秀成集团、清朝后期的洪秀全集团，都毫无例外地在暂时成功之后就开始在内部恢复并实行皇权专制。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就是窃取了农民起义的成果，摇身一变而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帝的。中国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第二结果，就是失败的结果。这种失败的结果，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由于暂时的、局部的成功，而被所谓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例如李自成的例子；有的是由于起义军内部争权夺利，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吴广杀害了陈胜，再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翟让李密之间的内争之结果是李密杀害了翟让，也包括太平天国起义军首领洪秀全在南京称帝之后所发生的内部派系间的争斗残杀，这种起义军内部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的内讧，必然失败；有的是因为起义军的力量太过弱势，而朝廷的大军重兵疯狂地镇压和剿杀，加上朝廷从内部收买内奸之阴谋的破坏而导致的失败；还有一种失败情形，就是由于朝廷面对势如破竹的农民起义军，在多年镇压围剿无效之后就转而采取收买、拉拢的更具有歹毒阴险性的阳谋办法，即以所谓招安的政策来对待之。
招安型政治之策，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国家内部居于正统合法地位的政权当局与其国内反对派势力相互之间的政治博弈、权术较量，是世俗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而不属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政治较量。这是就招安的国内性质而言的；同时，招安的主体与对象都是世俗势力，而非招安主体对于非世俗势力（例如宗教会众）的招安。这是就招安的世俗性、政治性而言的。但上述无论是就招安的国内性质而言，还是就招安的世俗性、政治性而言，都是就招安的一般性政治涵义而言的。
但招安在中国历史上还具有特殊性政治涵义。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俗政权高度集权极权主义的专制君主制盛行，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凯撒皇帝们除了对于国内世俗反对派势力予以招安之外，在对于非世俗的异己势力，例如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宗教势力，也是采取类似招安劝降术的。例如佛教最初传播到中国的时候，是非常强调独立于世俗政权的，强调“沙弥不敬王者”的严正信仰立场。但佛教面对强权势力的招安术，面对具有极强的同化能力、腐蚀能力的儒教徒们的敌挡和破坏，最后也就难以不归顺于世俗强权而成为世俗强权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精神工具了。
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也难免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文化价值观的腐蚀和影响，而必然地发生了某种具有中国化、特色化的变异或变种。毛泽东当年所搞的文革，确实是想要纯洁革命队伍内部的共产主义信仰。但毛泽东无论具有多么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影响力，终究难以敌挡过中国近三千年的儒教文化传统本身强大而深入国人灵魂的影响力、腐蚀力，所以文革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了。中国无神论政权及其所宗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于儒教文化的投降，也是在所难免的。
而今，中国儒教这个魔鬼工具，通过无神论政权这个中介，开始了对于来自域外的宗教基督宗教各个教派的统御和招安之术。所以，儒教与基督宗教这两种不同精神力量、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斗争，真的如同圣神之琴兄弟所暗示的那样，就是魔鬼撒殚与天主圣神两种势力的斗争。但是，这种原本是属于神鬼之间的较量，因为有中国政府当局即无神论世俗政权的参与及其对于儒教、基督宗教两者、亲疏远近的不同态度，有国际上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西方强权势力的客观存在和虎视眈眈，有中国国内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存在，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现在，不仅中国的人民和生活在中国的天主教友在关注着这一问题，国际社会和其他宗教也在关注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历史抉择。
当年，魔鬼曾经极力地期望要把圣子耶稣基督给招安了：魔鬼曾经三次诱惑被圣神充满且引领到旷野四十天不吃不喝的耶稣。但魔鬼的诡计阴谋和招安许愿，却没有得逞。魔鬼在耶稣基督那里不能够得逞的招安阴谋，未必就代表着魔鬼的子孙在基督的门徒身上就不能够得逞。所以，需要基督徒及其团体严重注意之，不可等闲视之也。
有神论者例如基督徒不能够干成的事情，不代表着无神论者例如中国无神论政府当局就干不成。但愿中国无神论政府当局能够把一切帝国主义敌对势力都给招安了，从而改写、丰富并发展中国历史上盛行不衰的招安型政治文化传统。届时，“中国梦”也一定会毫无疑义地完美地实现了吧？
补充：当年，魔鬼曾经极力地期望要把圣子耶稣基督给招安了：魔鬼曾经三次诱惑被圣神充满且引领到旷野四十天不吃不喝的耶稣。
尤其是魔鬼第三次诱惑试探耶稣违背天父命令而犯罪的做法，十足富有中国属土凯撒的招安性质：“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玛窦福音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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