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
整部 《西游记》，描述了孙悟空从一个性情顽劣的猴子，变成一个佛门圣者的故事。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无父无母，没有接受任何文化教养。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习惯了顽皮捣蛋，惹事生非，最后竟然大闹天宫，搅得天地不得安宁，玉帝拿他都没办法。最后，得到佛祖和观音菩萨的教化，孙悟空保护三藏法师赴西天求取真经，终于得道成佛。使“猴子”变成佛，显示了宗教的“教化”之功。人一旦失去“教化”，纵然有知识，也只能当猴子。1919年，中国人开始捣毁古代偶像，焚烧古代的典籍，切断历史，灭绝传统。在文化上，中国人变得“无父无母”了。这不正是刚出世的孙猴子吗？孙猴子是要大闹天宫的，所有人都怕他，拿他当妖怪。可是猴子自我感觉却很好，可以享受自由，无需敬畏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打翻、什么都可以打倒，残酷迫害异己、甚至同志也不必有顾虑。折腾够了、累了，要想重新变回人，就只能靠宗教、靠信仰了。宗教是人类数十万年智慧的积累，是文明的象征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300万年前，森林古猿进化为人类，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20—30万年以前，宗教就开始出现。随后，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为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民族或部落是不存在的，即使未开化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澳洲、非洲等地仍然存在着一些原始部落，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些未开化的部落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宗教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能力低下，无法理解和战胜自然的产物。这一点不可过分强调，否则无法解释人类产生的前200万年为何没有产生宗教现象。原始宗教必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第一，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提高，产生了一般概念和较强的想象力。第二，人的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有了提高，能较多地向自然界索取到生活资料。那些有宗教现象的民族或部落，比如非洲南部的猿人能够使用粗糙的生产工具，中国猿人会制造多种工具和用火，尼安德特人有了石刀、矛头、石钻、刮削器，这表明宗教观念是在对自然界斗争的胜利中而不是失败中诞生的。第三，人的认识的迷误，人们遭遇了无法解释的现象，需要某种理论对之进行解释。巫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近亲。宗教经历了自然宗教、巫术宗教、伦理宗教的发展过程。弗雷泽则认为，原始人最初企图用巫术来控制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失效后，转向了对神灵的祈求，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巫术与现代科学，在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巫术相信有某种非人的力量对世界包括神灵的支配作用，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操作和利用这种力量。科学同样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与巫术不同，宗教不是利用神灵，而是采取祈祷、祭祀等温和的谄媚手段，取悦于神灵获得福报。巫术发展到宗教，巫师就转变为祭司。马克斯•韦伯说，宗教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进程。弗雷泽则认为，巫师在对自然界长期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自然进程的规则，其中有些是珍贵的。今天，这些珍贵的规则被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应用科学的主体，那些谬误的规则被称为巫术。文字，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目前已经最早出现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从这些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人们可以知道，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并预测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承担极为重要的水利灌溉管理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祭司的出现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人类最早的学校，也是苏美尔的祭司创办的。祭司和管理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需要学习文字，苏美尔人在神庙附设置了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们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后来，祭司或教士一直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者的角色，宗教是人类知识传承的机构。大学，是宗教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有些人会纳闷，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怎么成了宗教的？实际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这些世界闻名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大学诞生于被称作“黑暗时代”的西方中世纪。12世纪后期，城市中出现了大学组织，“大学”（Universitias）原意为“统一体”，是教者与学者的共同体，它拥有相对于教会和政府的独立管理权。1158年，罗马皇帝费迪南德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力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地方。大学一般按专业分为神学院、艺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四部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都以神学院著名。起初，一名神父在巴黎圣母院讲授神学和逻辑学，形成了一个自由讲学的群体。1150年，依托巴黎圣母院，巴黎大学在塞纳河畔诞生，成为“世界大学之母”。1168年，一批从巴黎大学回国的英国学生创办了牛津大学。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逃到了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1636年，在美国的清教徒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其后的康奈尔、耶鲁、普林斯顿等知名大学也都是由教会出资创办。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信仰宗教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科学家信教。2004年，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调查表明：美国有40%的科学家信教。其实，这并不奇怪。早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基督教学校里就在讲授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教会大学的诞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尤其大学教学包含“授课”与“争辩”两个环节，提倡师生间自由争辩，求真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人们当然可以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人们却不能忘记，哥白尼头脑里拥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教会学校的传授，哥白尼本人也是神学院的神甫，哥白尼的科学成果实为理性主义在教会中长期孕育的产物。布鲁诺也是如此，他虽然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却根源于宗教学术内部的分歧。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上帝是无限实体，万物是上帝的“展开”，是上帝的杰作。人要认识上帝，就要到“上帝亲手写的书”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用数学写成的，宇宙万物间充满了和谐的数学关系。这些观念，把信徒对上帝的虔诚转化为探索自然的热情，“用数学研究自然”的观点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基督教内还孕育着人文思想。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不仅教授基督教神学，还包括“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它们对后来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这就可以解释，文艺复兴何以首先是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实际上，“人文主义”的最初意思就是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atatis），它大致相当于古罗马传授的博雅学科（liberal arts）。通过文艺复兴，人不再是匍匐在上帝脚下的被造物，而是上帝的杰作，世间最宝贵的生灵。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尊严获得了崇高的价值。基督教还是“人人平等”的倡导者，它宣称，在主内，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今天，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使人呈现异化的趋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是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有力武器。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1839年11月1日，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马里逊学校”。该校是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学校。在随后的日子里，基督教学校在中国迅猛发展。1898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拥有155个教会和849个分会，4万余名中国教徒，有初等学校1032所，学生16310人，有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1912年，全国基督教会举办的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约14万人，加上当时天主教所办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8万人，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外国人在华办学学生总数约22万余人。1917年，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学生数占中国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教育4%；中等教育11%，高等教育80%。1926年，全国有基督教小学5000多所，中学200所，大学16所，学生30万名；天主教小学和神学约9000所，中学200多所，大学3所，学生50万名，两者合计，共有学生80万名。中国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如1845年创办的之江大学，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大学，1888年创办的私立岭南大学。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成为近代中国的中流砥柱。如东吴大学有金庸、费孝通、潘汉典、李政道，金陵大学有南怀瑾、方东美、程千帆、陶行知、程抱一、赛珍珠，辅仁大学有王光美、叶嘉莹、周一良、王光英，燕京大学有冰心、周南、黄华、俞大纲、萧乾，圣约翰大学有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荣毅仁、曹云祥、俞大维，岭南大学有陈荣捷、梁羽生、钟荣光、林思齐，沪江大学有徐志摩、李公朴、李道豫等。遗憾的是，所有教会大学都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而合并到公立大学。从此，教会大学在中国绝迹了。更让人痛心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沿袭成为中国近代大学，西方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也随之失传了。中国人失去宗教后，已经呈现出病状祖辈们凭借着祖先崇拜、儒家伦理、多神信仰得以保持了心灵的健全。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为中国带来了科学昌明和现代文明的曙光。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文化大扫荡”，所有这一切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丢，被打为“四旧”、“封建”、“迷信”、“大毒草”，甚至一度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钦定共产主义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实际上，祖辈的信仰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宗教“替代物”的作用。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完美，却维持了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底线。祖先崇拜，让民众心灵有一个最终的归属，承载了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儒家思想，维护者社会基本的道德秩序。多神信仰，惩恶扬善、敦化风俗。基督教则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宗教、传统的覆灭，中国人失去了一切信仰。上帝宣扬的世人之爱被遗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主义”横行，社会风俗凋薄，乱象丛生。中国人变得有权就腐败，有钱就霸道，出现了人人为私的世界奇观。文革中，政治人物扯下遮羞布，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读书人斯文扫地，他们不仅向官员讨好献媚，甚至揭发迫害与自己素无瓜葛的知识分子，把自己“从人变成魔”；普通百姓也被动员起来，上演了一幕幕父子相残，夫妻相讦，兄弟反目，学生蹂躏师长的人伦惨剧。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此带来的伤痛：人而无信，相互猜疑，亲情淡薄，自私自利。当官的，只知道贪赃枉法、包养二奶、有意无意地欺压良善。暴富者，鲜有怜悯之心，对弱势群体的处境无动于衷，反而以炫耀自己的财富为荣。中纪委委员康日新家里堆放着7000万欧元、“我爸是李刚”都是社会蕴藏危机的危险信号。更严重的也许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敢于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没有人敢再批评中国社会，中国失去了社会的良心。自我改良机制就此丧失了。逢此乱世，真可谓：官不官、士不士、父不父、子不子。没有信仰，人只会变成争权夺利的动物，有知识而无文化。失去信仰的人，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没有任何行事的准则，为了私利，他不择手段，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即便他得到了他谋求的东西，他也不会满足，他忍受着烦恼的折磨，生活空虚而无意义。人生活的意义不在任何物上，而在于人的灵魂之中。李洪志能够一呼百应，开山立教，正表明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被破坏后，人们的信仰出现空白的饥渴状况。恢复宗教信仰，走上幸福生活之路要医治社会的弊端、补救信仰的缺失，唯有恢复宗教信仰。不仅要提倡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还要鼓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一些宗教，早已为人类确立了“平等”的理念，比如基督教、佛教。它们都能为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提供信仰基础。佛教认为人的本性相同，“人人皆具佛性”，这是人类平等的基础。佛教甚至主张众生也是平等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在现代看来，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宗教使人心中产生敬畏，有了敬畏，做事就会遵守一定的规则，产生道德，为社会建立底线。对个体而言，宗教在个人心灵中建立信仰和价值，使生活充满意义。这是个人幸福生活的源泉。实际上，早在传统覆灭之际，国父孙中山就曾大力提倡基督教。在《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一文中，孙中山表示：中国“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孙中山是明智的，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基督教对世界文明乃至现代政治文明的功绩。孙中山皈依基督教了，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生命弥留之际，孙中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文章原创于2011年1月)原文转自信力建凤凰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26633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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