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与“爱教爱国”是两种不同的理念
“爱国爱教”与“爱教爱国”是两种不同的理念作者：渔猎耕织从字面来看，“爱国爱教”与“爱教爱国”，好像并没有啥不同，似乎只是字面顺序的不同吧了。但若深究其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确是两种极为不同的理念，因为强调顺序的不同就难免有理论上的区别和事实上的必然影响结局。“爱国爱教”是以政治为首要价值、终极目的，以宗教作为次要价值和相对目的，将宗教视作政治的工具，将政治视作宗教的统帅（将世俗政权视作宗教信仰的最高领导者），从而必然地在事实上难以避免地坚持那种权力强奸真理、良知、天理和人心的逻辑，而无论在思辨理性论证辩护方面似乎多么无懈可击或自圆其说。与“爱国爱教”截然不同，“爱教爱国”是以宗教为首要价值、终极目的，以政治作为次要价值和相对目的，将政治视作宗教的工具，将宗教视作政治的统帅（将宗教信仰视作世俗政权的终极领导者），从而能够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比较能够坚持那种真理、良知、天理和人心高于世俗权力的逻辑。一般来说，“爱国爱教”是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教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国际因素和人性因素所共同地综合地起作用而导致的。例如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盛行的世俗君王高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在该传统之下所必然养成的人民作为被统治者逆来顺受、不敢抗争、仰望权力恩赐的臣民文化模式），在面对远远强过自己的西方列强势力而为了谋求生存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考虑，在反对西方列强对于本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及其所给自己国家人民造成非常深刻痛苦经历的回忆，以及借此而衍生的所谓爱国主义、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冠冕堂皇名义但却是处心积虑地谋求对于本国人民进行无缝隙政治控制即追求极权以便谋取最超级垄断利润（远比资本垄断更为扭曲、更为放荡不羁、更为有恃无恐和丧心病狂）的阴暗罪恶人性，在反对外部超级大国和强权政治的美好借口下却在本国内部对于其人民进行了另一种同样是“强权政治”的统治。这些方面的因素相互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和“互为寄生”的共存共亡机制。而“爱教爱国”则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教关系模式。该模式同样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主要是西方文明所由出自的“两希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犹太-基督教文明）自身的超越性及其强大的改造世界、重塑人心的历史影响力所使然。无论是强调思辨理性哲学的古希腊文明，还是强调对于最高神明天主（上帝）之信望爱的广义基督教，都是极力地强调某种高于世俗政权的终极本体或最高的存在，在这种哲学和宗教的影响之下，世俗政权及其价值本身就必然地在理论合法性方面和人心世道方面都成为了非终极、非神圣的价值范畴，都成为了相对价值和有限目的的事物。正是由于两希文明的强大影响力，所以才能够使得本来非常落后晚起的西方世界各国最终能够必然地在近代之初开始领先并日益远远超过了东方世界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并在为了将基督福音广传的名义而实际上却是欲霸占全世界落后地区的资源财富和市场方面，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征服和殖民统治。并且在历史方面和现实方面，都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爱国爱教”与“爱教爱国”这两种分别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教关系模式，都具有历史延续性，但更具有因为人性所必然地导致的人为有意性。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想要最终地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必然借鉴并力行“爱教爱国”的模式，而非继续始终不移地抱残守缺、顽冥不化地沿袭着“爱国爱教”的模式不放手，否则就必然为历史或天主（上帝）所抛弃，因为落后而被动地挨打。舍此无他途。虽然继续奉行“爱国爱教”模式的当事国统治集团能够获得极大的权势和虚荣，但最终会作茧自缚、自害己命，难以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的政治愿望。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教”，主要是指真正的真理之教即基督宗教，而非其他的宗教。写于2012-7-6早 如果要重整国人道德规范，加强国人的自我行为约束，使经济的快车不脱轨。什么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等等都不顶用，只有信仰才有此强大的力量，让人自内而外地遵守道德规范，要唤起国人的良知，必须建立国人正确的信仰！ 我担忧：爱国会自选自圣地恶搞天主教，最后很有可能称为中国变的前奏或序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无教不成国。但不是所有类型的教都是真正地有益于邦国的。
真正地有益于邦国者，惟有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的生命力是缘于天主的德能上智，是真理与正义的本体。 中国不是世俗国家。
中国是社会主义神权国家，党权超越国家权力，党的利益超越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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