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化”及其前途
一、“本地化”属于“处境化“吗？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或论者会认同“本地化”就是“处境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地”与“境”也许是存在某种想象的联系的，但这还只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本地化”与“处境化”形似而质异，两者具有本质性的区别。首先，这涉及到到在“本地”与外来两种文化和信仰间何为主体和“化”的根本目的的不同。对于“本地化”而言，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信仰方面，其根本性的立场在于“本位化”，也即是说，是以“我”为主体的文化适应和信仰改造，其目的也是以“己”化“外”。而“处境化”在对待两者关系上，则与之根本相反，其是以“外”为主，具体天主教而言，则体现为是基督信仰的“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的主动的“屈尊”和“迁就”，这与“本地化”对于基督信仰的“改造”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意味着信仰的“重生”，而后者意味着信仰本真的流失。其次，今日中国天主教会所讲的“本地化”，如前所述，更多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目的，因此与本来意义上的“本地化”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根本无法将其纳入与“处境化”形似的序列之中。二、“处境化”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有论者较武断地指出，“处境化”是当代神学和教会发展的趋势。这已经被实践证明并不是历史的事实，本文稍后即会做出说明。在此只是要说明，“处境化”仅仅是我们观察、思考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一种视角，是要反对所谓“本地化”那种无的放矢的观察和思考；“处境化”只是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神学和教会建设进行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同时还受到下面我们即将展开的一些根本性原则的限制。因此，我们在反对“唯本地化”的同时，也坚决反对“唯处境化”。“处境化”仅仅是作为“中华归主”的一种手段，绝非目的，如果是一种目的的话，那最终仍要落入“本地化”的窠臼。三、值得吸取教训的“处境化”实践“处境神学”似乎是当代神学的一个时髦词汇，它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也有着种种的不同表现形式。如西方神学中的“政治神学”、“女权神学”、“生态神学”，在亚非拉美地区的“解放神学”、“黑人神学”、“草根神学”、“斗争神学”、“贱民神学”、“神苦神学”、“水牛神学”以及台湾的“新士林神哲学”等。“处境神学”最终基本上都会走向“政治神学”或“文化神学”，前者如拉美的“解放神学”，后者如台湾的“新士林哲学”。“解放神学”固然曾经在当代神学发展中轰动一时，但是这种神学并没有成为天主教神学的主流神学思潮，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唯处境化”的神学处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信仰的根本，而且也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拉美现实的政治选择，因此这一神学思潮并不为罗马教廷所肯定。因此，我们认为“由福音走向政治”本身并没有错，但这同时需要平衡政治与信仰，斗争与灵修两个方面。现在的拉美神学家们也注意到这个方面，出现了向传统神学的回归的趋向。台湾的“新士林神哲学”是将天主教传统的多玛斯主义神学与中古的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结合起来的一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神学探索。但是，这种神学之探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与基督信仰的南辕北辙的局面，也许连新士林哲学家们都不会去接受自己所研究出的“圣父是太极，圣子是理，圣神是气”的这样一种纯粹形而上的信仰。在这种神学原则指导下，台湾也曾一度掀起关于建设“地方教会”的讨论与实践，但是讨论大于实践，实践导致混乱，结果就是如今日大陆某些教会搞的一套，耶稣圣像前叠起了长明灯，瓜果桃李上了祭台，圣母成了观音菩萨…因此，我们认为“处境化”的思考和实践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切不可实行“唯处境化”。处境化应该有其新的原则要求和信仰前途。四、“处境化”的前途是“基督化”吗？有论者认为应该抛弃“本地化”和“处境化”的对待，而应该采取“基督化”的对待，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更为高明和超越的认识，但实质上是一种更为糊涂的认识。有论者已经对这种糊涂认识提出了批评，理由是“基督化”并不是抽象的一个概念，而有其具体的有形表现形式，也即是说“基督化”应该是与天主教信仰相关的“基督化”而非其它。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基督”本身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由此也就为多元宗教论打开了大门，也就是说，“基督”的形象可以是耶稣，也可以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黑天神、玉皇大帝…等。这样的话，讲“基督化”就有混同基督宗教信仰与其它信仰的危险。因此，应该讲“耶稣基督化”，按照日本神学家八木诚一的理解，“基督”是“厄玛奴耳的原事实”，“耶稣”是“厄玛奴耳的第二义”，前者是普遍的，后者则是独特的，是基督宗教之为基督宗教的根基所在。在今日中国基督宗教信仰的现实语境下，从天主教信仰的立场，讲“耶稣基督信仰化”仍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必然会混淆天主教信仰与基督新教信仰的界限，因此不可以离开“罗马化”而笼统地去讲“基督化”。“基督化”自然不能成为“处境化”的前途。五、“处境化”需要遵守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倾听”原则。既然“处境化”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是一种更好地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形式，那么这种手段和形式就可以理解为是达到天主教信仰本真及其表现形式的“间接”的方式。是否实行“处境化”和怎样实行“处境化”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倾听”的原则。通过对于福音的“倾听”而去决断是否采取“处境化”的策略。有些时候，有些地区也许根本不同采取这种策略，根本没有必要绕一个圈子去接近福音，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消除了各种固有的文化障碍的进程中。在此，可以借鉴奥康的“如无必要，勿增假设”的原则。这样来看，“倾听”不仅是“处境化”思考和对待的起点，也是对于“处境化”本身的一种实践。遵守传统的原则。“处境化”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的色彩，这样在实践中就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对于传统的背离。在神学层面上，各种的处境神学都体现了当代神学的“人类学”转向的旨趣，这种神学是对于以形而上神学为基础的古典神学的一种反动。这种转向，使神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为神学的发展埋下了深刻的危机，因为完全地抛却形上学的讨论的神学最终只能导致神学讨论的混乱。对此，天主教会的主流神学一直持谨慎对待的态度。处境化神学并不代表现在以及将来神学发展的趋势，它只是神学发展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它也根本无法企及多纳斯神学所获得的“永恒神哲学”的美誉。而且，可以预见，但并不必如教父般“可以负责任”地说的是，未来神学的发展会对现在的各种处境神学有一个反动，会去“重塑”形而上传统，会实现向传统的一种回归。因此，对于在今日中国还未起步的“处境神学”也应该未雨绸缪，自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协调，不断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而不是改弦易张，另搞一套。在教会层面上，“处境化”需要遵守的原则仍然是圣统制。对此，不同的人都多有论述，因此不必细述。批判性超越的原则。“处境化”是无法遏制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批判的冲动的，这是由“处境化”所关注的特殊主题有密切关系。“处境化”所关注的主题是“正义”问题，是要以福音为武器，去追逐教会和社会的正义。因此，“处境化”会对教会和社会以及政治中的种种不公，种种剥削和腐败履行先知批判的角色，是在对当代社会政治的参与中，发出教会应有的声音和呐喊，并最终以福音去圣化所处的时代。在此过程中，“处境化”并不沦落为一种庸俗的政治哲学和斗争策略，它批判并超越现有的一切，对于现实，它既是“在场”，同时又是“他者”,这是“处境化”推进者们必须值得注意的一点，否则就会被现实所淹没，也会最终放弃福音的目标和任务。整合性原则。各种不同的处境对于“处境化”要求不同，因此，“处境化”要针对不同的处境发问和回答。这样“处境化”就会不断地“道成肉身”，因而成离散型放射性结构分布。这样一种分布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神学和教会两个方面的一定的失序和紊乱。这就需要进行一项整合的工作，对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处境加以通盘的审视，明确一个时代的和民族的根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如何，从而防止“处境化”走向混乱和分裂。这样一种整合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肉身成道”的逆向回归过程，在这样一种“道成肉身——肉身成道”的循环中，实现福音与处境的完美结合。六、“处境化”之前途如前所述，“处境化”并非当今天主教神学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它也不可能如其他论者所言独领风骚几百年。“处境化”仅仅为我们神学思考和教会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践行福音的视角，是为达到更大的综合和更高的阶段的一种预备，而且这种综合和更高的阶段并不是对于神学和教会传统的抛弃，而是天主启示的更显明的“敞开”,是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启示的主动回应的一种酬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我们认为，欲争取“处境化”的光明前途，都应该以一种超性的认知来对待“处境化”。建设“神学的神学”。如前所述，“处境神学”是神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结果，而且现在这种神学已经与各种形式的“后现代神学”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神学的根本特征是放弃原来的对于天主的确证，至少是神哲学上确证，主张神学探究的多元化和非形而上学化。这样就导致了神学研究的琐碎化和平面化，神学对于教会的指导性意义也会随之逐渐丧失。反者道之动，如前所述，这种“处境神学”也必然引发新一轮的神学反动，教会会重新找回其所丧失的形而上传统，建设卡斯培所说的那种“神学的神学”。因此，作为神学研究者，决不可为西方的一些如汉斯·昆之类的并非主流的神学家的一些时髦的词汇所误导，而应该以更加前瞻性的目光来看待和从事天主教的神学理论研究。指向基督奥体的教会论。“处境化”关注教会的现实和在此岸世界的作为，但是，这样并不是要忽视或否认作为基督奥体的教会的圣事性。“处境化”要彰显有形教会对于现实参与的一面，但是同时也应该强调教会对于世界的圣化，强调走向天国的旅途教会的一面。固然，耶稣基督在今日的中国天主教会中也许采取了一种“隐匿”的形式，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基督的临在也正是这种隐匿，耶稣基督就是以这种悖论式的存在临格于中国教会之中。因此，教会绝不是一种世俗机构，教职也绝不是一种封官加爵的阶梯，“处境化”的教会是为了更好地将天主的选民归于一栈，是为了更好地带领她的子民勇敢地去走天国之路。指向末世论的生存论。笔者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会末世论的失却多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每个基督徒而言，对于个人的信仰生活应该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认信天主并不是意味着去追逐和享受各种复杂人生境遇中功利性的福乐平安，而是要意味着踏上一条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理解的天主相伴的冒险之途。信德为一些人是极大的恩宠，但为另一些人则会经常遭受良心的不安。这就需要不断地去培养一种“望德”。这个时代和民族的现实也许会最终对我们的信仰本身产生质疑，我们目前无法获得一种确定性的未来的预期。这也正是为何我们选择“处境化”的理由之一。但是我们还有“希望”，“得救还是在于希望”。因此，作为今日基督徒，我们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体现了“较弱的信德”的“希望神学”和“存在主义神学”。在这种残酷的生存处境中，在指向末世论的人生矢量中，在向死而生的人生抉择中，我们去拥抱亲吻十字架，我们去完成至少是发自我们良知的信仰托付！ 高瞻远瞩“处境化”的前途不容易，先要把握住“处境化”在中国的现实状况。 高瞻远瞩“处境化”的前途不容易，先要把握住“处境化”在中国的现实状况。 学习了！唯有十字架时目标，‘处境化’只是在此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方法，具体实践操作上必须有谨慎的坚持和超越性的批判。求主赐予诚朴而又机警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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