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中国未来十年展望----斯伟江律师

PAUL.ZHANG

　相关链接：斯伟江：胎动——未来十年中国展望（上）


　　王者必改制——《春秋繁露》


　　早了，夹生饭，晚了，饭焦了。


　　第二部分：中国转型面临的困难、将遭遇的阵痛，分娩自然是伴随剧痛，剧痛之后未必能顺利分娩。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总胜过没有准备。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向来是破易，立难。从路径依赖上来说，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对从来没有玩过民主、法治游戏的大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个是否准备好了问题，有人说准备好了，有人说，没有准备好，当然，更多的人说，万事做中学，不存在是否准备好的问题。


　　对于一个大国，在推进民主、法治的时候，不能光看这些美好的词汇，必须看到词汇是要落地生根，能否成活，能否壮大，其面对的土壤、气候困难。所以，尽管被动改革不可避免，但是，对转型复杂程度的评估和心理准备，必须具备，如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现在的政体，精英和民众的思维，强调政改会如何复杂，都不过分。以下的问题，恐怕谁都无法简单客服，悲催的是，中国不只有一个问题。当转型来临时，这些问题集中爆发，转型不是武力征服，可以用亚历山大大帝之剑，砍断一切纠结。


　　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有的越早改革，似乎越好解决。有的问题，晚点转型似乎更有利。这就是看谁主要利弊，这些转型议程，哪些是最重要的。饭到底熟了没有，取决于等到什么时候歇火，早了是夹生饭？晚了，饭焦了。


　　一，上层：利益集团的判断失误


　　1，利益集团


　　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的主要部门，发改委、公检法这些强力部门。他们对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虽然其中有少数人，能超越部门利益，希望做些自我限制的改革，往往会碍于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而罢手。人世间，很少有人会放弃眼前的利益，除非他们看到现实的危险，民间称之为，不见棺材不掉泪。问题是，见了棺材，大错铸就。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会未雨绸缪，明见未来。这就需要执政集团里面有足够的人才，改革共识大于不折腾共识。


　　2，人才匮乏


　　如《胎动》部分引用龚自珍的三世论，其认为人才决定统治质量及社会质量。独裁者斯大林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因素，这固然也重视人才，但是作为执行的奴才使用。英国式的民主为什么会走向全世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激发了每个人的潜力，这是英国人早就日不落帝国的根本原因，由英国清教徒等移民造就的美国，其成为世界强国也离不开这个原因。


　　如今的体制，昔日乃至今天，确实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但进入之后，大多会精于酒桌觥筹交错，而荒于学习进取。如今的转型社会，笔者再努力学习，都觉得新东西太多，时间不够用，何况，合书不读，虽说，事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毕竟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新的典范。在旧的典范下无法学到新的知识。旧文化强调的忠，到新的文化中会陷国家于不义。旧文化中的关系，会成新文化中的犯罪。


　　体制内人才缺乏，即便有人才也不能重用，从而，才人选择出走。因为人才缺乏竞争机制，其选拔往往是平庸者以其交际、裙带等原因而得升迁。另外，从晚近以来，大量的一流人才，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其不选择抑制灵性的体制，导致体制内人才后继无人。毋庸讳言，移民国外，更是精英们选择避世，乘桴浮于海，虽然对于个体而已，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社会而已，无疑是一种损失。爱因斯坦等到了美国，原子弹的开发，美国就先行一步，这一步之先，决定了后面很多步。


　　体制内有人才，但是，多的是专业化的精英，但，知识机构不完善，很多人受了高等教育，但仍是毛粉，不识普世价值。有的人才，就是缺乏道德感、责任感，历史感，甘心做顺民。


　　体制内有人才，但昔日精英们与世界脱节，与社会脱节，日益成为被网民诟病的娱乐对象。也由于他们自己部分自卑和部分骄傲，让他们在判断世情上，会停留在过去。故以九州之铁，铸成大错。


　　体制内的一些精英人才，也会陷入权力的骄傲之中，会因为昔日的成功，经济的辉煌，一次次地从政治斗争中赢得胜利，而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最终陷入不理性之中。毛不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吗？把国家带入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而不自省，陷家人于危急之中，而不自察。一死而妻侄入囹圄。


　　3，判断失误


　　只要是人，都会犯错。很多人由于远离中枢，天天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神祗一样的领袖，认为他们睿智聪灵，不会犯错。因此，执政会长期延续。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犹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在外打仗时，仍认为中枢英明，一直到自己入京之后，才知道中枢已不可恃。朝无人才，清朝抽心一烂，土崩瓦解，都不能偏安江南。


　　而在朝的人，由于威权压力下，很少有人会讲真话，导致认为天下虽有骚乱，但不会导致有很大的问题。胡萝卜和大棒一贯好使，认为可以一直使下去。却不知，流年暗度，兵器更新。如晚清中国以八旗弓箭铁骑，对付西方坚船利炮。以后的转型，是硬实力对付软实力，以少数利器对付民众汪洋大海，拳头打棉花，无处着力。


　　判断失误，不但清王朝有，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人就会犯错。就连美国中情局局长David Petraeus 也会搞婚外情，认为自己可以不被发现。此人是美国的战争英雄，无论是心智、头脑、自制力，都是一流。人毕竟不是神。美国时代杂志对CIA局长绯闻时间的分析是：“那些有权势的男人是天生的冒险者，他们的智商足以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但是，多年的仕途顺遂让他们相信，一般规律不适用于他们”。


　　因此，中枢的判断力在关键时候，判断失误，可能会把民族带向灾难。本来开放言论空间，或可以让他们保持点清醒，可惜的是，小秘书们把大多逆耳的忠言给删除了。警察们把这些早起的鸟儿劳教了。最终，只剩下唱欢歌的喉舌和近侍们。


　　4，国企改革


　　国企现在尾大不掉，垄断资源，并提供了一大批政府官员。这些人思想保守，占有巨大的利益资源。国企对市场经济的阻扰，实际上阻碍了市场的发育，如果在不透明，不公平的情形下进行变卖，容易会出现寡头。如果不改革，则会阻碍市场。而且，国企其实充当了第二税务局的角色，其从民间抽取的利润，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支撑执政者。殊不知，这是饮鸩止渴，败坏了社会经济的造血功能，长远影响了财政收入来源。可谓，饕餮天下，胡不食肉糜；涸泽而渔，不知乱之降至。


　　5，缺乏竞争和体内循环


　　福山在他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中讲到，“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促使政治发展，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政治衰败过程。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制度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政治衰败，就是反制度化。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制度，甚至觉察不到已出的毛病，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


　　福山说：“衰败的第二种形式是，家族制的复辟。这两种政治衰败，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记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竭力阻止改革。如果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出来收拾残局”。


　　读这样的书，返照现实，不能不长叹一声，却又只能承认规律有其客观性。所谓形势比人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是无可阻挡的规律，这次不行，下次还是珠胎暗结，民众类似的冲动和两性之间的吸引完全类似。可以说，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法扼杀的，一部人类思想史，也就是一部冲击权威的历史。一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就是一部遏制威权的历史。只是，如今，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轮回，而是需要建立新规则。古人说，不知来，视诸往。现在的变化，不能光看中国古代的诸往，而是要看看世界上的类似政治制度的变迁，我们的经济腾飞是和南韩，台湾，南美，墨西哥类似，政治虽有些变异，但，大的类型恐怕是弹子难以跳出这民主圆盘。


　　二，机构的先天不足


　　1，军队和文官


　　谁都知道，这是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执政者会忽视这个因素。因为政权的最直接的支撑力量。军队的因素也是最复杂的。在十八大前，先确定军委成员，也是表明，先处理重要的人事安排，上了保险之后，插枪入鞘。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有文官统治的国家，所谓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这是大治时期，但一旦中枢不稳，中国也是一个军人干政史料丰富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军人干政简直是一个习惯性动作。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缅甸到韩国，哪个不是军人插手。当国家的文官体系威信扫地，唯一组织化的力量就是军队。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着力讲了普力夺主义，就是暴力力量的干涉。


　　军队是否国家化，是今年来一直在高调反对的问题，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显著花，就是，军人是否可以干涉内政？避免军人干政是转型期间最需要预防的问题。这就要求转型稳定、有序，不出现混乱，一旦出现混乱，军人的分量剧增，军人干政的分量也剧增。


　　如《胎动》的分析，不到一定的压力，中国不会启动改革，但是，一旦有压力过大，或者是社会骚动性压力，就必须尽量迅速达成妥协，否则，军人将成为决断力量，如埃及。由于中国因素非常敏感，无法再具体分析。但有一定，少壮派军人，既具有开明的力量，也是容易走向骄傲的自信，认为自己能带领国家走向富强，如韩国的全斗焕之类，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这样的人物是不需要的。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军人的荣誉在于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敌，而不是介入内政，介入内政党政的军人，很少有好的出路。


　　2，规则的缺乏


　　选举制度的弊病。去年的独立候选人时间，开始于风起云涌，终结于于无声处。政府面上的活，就一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文字游戏：“独立候选人是非法的”。底下的活，都是非常暗的。问题是，最终无一当选，一说明，气候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选举规则是不透明，不合理，没有剧场化。选举基本上是不能诉讼的，（除了选民资格案件），一旦别人违反所谓的规则，你无处控告。其次是，选举本来极其重要的领域，却没有规则。如，如何宣传，如何募集资金，如正式候选人名单的酝酿程序，等等。


　　更重要的是，选区的划分、各地代表的名额等。要知道，要真正试行代议制，一个二千多号人的议会，根本是无法运作的。一旦议会正式成为议事机构，必须缩小规模，这就面临重新确定各地、各族的议会代表。比例制还是单一制？对谁有利？你是否信任一人一票，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李泽厚先生就担心一人一票的后果。很多精英都会担心这个无解的问题。现在却再也回不去：一个农民只顶四分之一个城里人的选票了。


　　重新制定规则，必定是一个最大的博弈，谁都知道，选举制度，是整个民主制度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要把自己的人选上去，多多益善，对手，当然是“没有你最重要”，无法抹去你，你方人越少越好。


　　3，缺乏仲裁机构


　　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转型阶段，谁来参与制宪，如何制定游戏规则。另外，在游戏规则产生前后，选举舞弊无法避免。由于中国没有中立的司法，导致解释宪法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即便是解释合理，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如俄罗斯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冲突最后通过坦克来解决，是因为宪法法院院长左袒在议会一边，最后摊牌，直接导致了流血，并使叶利钦单方掌握了制宪权，俄罗斯强势总统，普京大帝的滥觞部分来自叶利钦宪法，如同修建新房，一旦基础价格落定，很难更动。


　　三，中下层的思想和情绪


　　1，国家崇拜和民族主义


　　人类是需要偶像的。当政教合一被打乱之后，一神就开始变为诸神，个人信奉各的神，如毛，邓，但是，无疑，最大的偶像仍是国家。国家也用一个个的盛会，壮举，让信徒们感觉良好，如奥运会，如嫦娥飞天。版图巨大，人口众多，大国崛起，一个个大力丸，让一些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如何，充满“信仰”。


　　文革时，只要是毛主席说的，下面都会不经思考地执行。现在，只要说是XXX反对国家，或者是国家利益需要而XXX，下面的人也会无条件执行，似乎是神父为了神的利益，而可以不顾一切。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合伙来设立一个神，然后各人分别将各人利益附上去，并异口同声地对他们各自所骄傲的事情大加赞扬“。（Philip Leon The Ethics of Power).这种团体骄傲对于那些具有自卑感的个人确实是一个非常的诱惑。所以“近代XX斯的国家主义与中下阶层的自卑心理和不安感有重大关系”。（尼布尔，人的本性）。


　　当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很累，他需要自立，独立思考，并承担作出决策的责任。而当有一个偶像时，他只需要执行，犯错了，他可以推给偶像。因此，是信徒造就了偶像，还是统治者造就偶像？或者可以说，市场需要偶像，市场就提供了偶像。


　　民族主义也是一样的，“无论对民族是爱是恨，民族从未衰落，也不会在短期消失”《Gil DEIANNOI).民族主义本来就是来自一种朴素的情感，犹如日耳曼人自认为优秀一样，任何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例外的，休谟说的民族自恋。中国有辉煌的文明，在历史上。在近代受到屈辱之后，天朝在饱含自卑之后，在现近的十几年似乎又感受到民族复兴的可能。这过山车，让官方甚至民间都感觉良好。在反日游行之后，海南有朋友为中日谁强而刀兵相残，一人死亡。CCTV不断向受众灌输中国强大的信息。民族和民族国家正成为不能触碰的神灵。如歌曲所唱，在爱与恨的边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最后是双刃剑，也会导致极大的麻烦。法国国家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主人德拉诺瓦说，分裂及欧洲发展进程，分裂早在古代最初的基督教政教分离中出现，并在后来的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中获得强化，分裂也给政治形态留下了痕迹：帝国发展时，城邦衰落，而民族国家繁荣之日，则是帝国衰落之时。很多人都不曾想过，有人说，中国或许是最后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这事，说来敏感，各自领会吧。


　　国家、民族，都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但是，将这些人造的存在偶像化、神灵化，必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中，成为巨大的拦路虎。


　　2，仇恨：不宽容的文化


　　如前面所说，中国文化转型中，威权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民族主义也是一个爱与恨的准宗教。从实用主义，到自由、民主、妥协，都需要学习，尤其是精英人士。即便是开明官员，其开明程度，也难说达到自由、宽容的地步，当别人指着鼻子骂时，难以唾面自干。如微博上很多人，看似开明，一旦遇到尖锐的批评，就会忍不住发火。这种胸襟，很难在短期内改观。文化是受制度影响很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同意有些同仁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适合专制，不适合民主，这是倒因为果的说法。台湾、香港完全已经证伪了这种文化决定论。
　　如佛朗西斯 福山所批评：所谓类似的制度，要在今日出现，必须要有类似条件，各国因独特的历史背景已经被锁定在各自单一的发展路径上。这是对他的误解。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制度，总是被他人复制和改进。


　　这种文化决定论，其实是最适合统治者的心态，也适合不作为者的心态。因为文化不行，中国没希望，所以，我可以不作为，也就是为什么鲁迅会受欢迎的原因。前面讲的民族主义，其实也需要仇恨。反日游行是最明显的体现。文化决定论已经被证伪，但是，反过来讲，也无法否认，文化是支撑制度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批从旧制度中熏陶多年的精英们，如何去支撑、建立、运作一个新制度，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适应，再学习或者淘汰的过程。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一代代不被洗脑或者洗脑不能之后，新文化的浸润，会造就一个宽容、慈爱、理性的民族，如同台湾的今日。


　　3，脆弱的中产


　　在沿海一带，已经有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不用按照国外的理论，中产阶级是稳定阶级，某种程度上是既得利益，如果你把工薪阶层也归入中产阶级的话，就未必了。毕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薪水差别，没有中国那么悬殊。不管如何，中产阶级和商业精英一样，即希望变，又不喜欢乱，毕竟当下生活仍可以继续。但，他们受的教育和心中的正义感，让他们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士的精神，不可以不弘毅。


　　汪丁丁先生在其文章《愚民政策和社会动乱》中说， 通常，一个社会由三类群体组成——中产阶级、上层和底层。其中，中产阶级具有最高的“骚乱”阈值，他们最不愿意有社会动乱。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于是，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


　　目前所谓的公知，起重要启蒙作用的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学者、记者，中小企业家，律师、职员，他们中鱼龙混杂，最关键的是，多数，也是一知半解，在破上用力，在立上乏力。如果光知道破，就是会迎合日益偏激的社会心态。能否宽容、理性，不偏激，不认为自己掌握真理，能够反省和谦卑。在脆弱的转型时期，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共识推进转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现实困难


　　1，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主转型，首先会遇到的时，民主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或者高度自治问题）同时发生。如果中原遭遇了动荡，可以肯定的是，边疆会更不稳定。这是历史规律。在当今时代，还产生了新型的威胁：恐怖活动。


　　由于目前体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现行的体制，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因此，到中国转型开始，就会出现一些分裂势力，激进派会要求独立，温和派只有在激进派头破血流之后，才会主张高度自治等。而如上所言，中国目前很多民众都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崇拜，很多人无法接受公鸡的屁股残缺。


　　西班牙在转型阶段，尽管很和平，但巴斯分裂主义者仍杀害了800多人，大部分在转型开始的第一二阶段。一旦流血，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而转型阶段的汉族领袖只能选择强硬，从而出现更多流血事件。这种流血事件反而会影响民主进程，因为领袖需要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资源，而民主本身就是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转型阶段对其他民族的欠债，也会导致少数民族地区不认可转型后政权的合法性。最能干的边臣也无法解决目前的民族问题，只能减缓问题的爆发，有的疆吏反而激化矛盾，让人扼腕叹息。


　　2，如何对待历史，是否清算原罪。


　　这恐怕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原罪存在，由于面的问题，和原罪清算显然会阻碍转型。因此，比较明智的是，制定豁免法。但是，这和后面一个问题息息相关，就是，谁来代表民众来制定豁免法？


　　49年以来，太多的历史积怨者。如镇反，反右，文革，天/安/门事件，晚近的积怨者，如在拆迁，征地，冤狱，绝对数量不少，他们的遭遇，如钱云会的家人，让他宽容、豁免，并不是那么容易！


　　研究东欧剧变，虽然有的国家制定了一些法律，但真正追究原罪的，极少。象征性地追诉几个手中有鲜血的人。原因很简单，很多事情过去多年，人们的仇恨会被时间冲淡，对体制了解越多，对人性的弱点也会有更多同情。对于很多基于体制命令而做的恶，会有一定程度的谅解。当然，对于主动作恶者，恐怕，即便国家不提供正义，民间自也有报应。这毕竟是个别。


　　但大规模地追诉原罪，无疑会激起反弹，也会阻扰转型。阿根廷是最典型的例子，对军政府领导人的追诉，激起了军队的反叛，最终，虽然镇压了叛乱，但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否愿意付出代价，和转型前的作恶是否深厚有关，罪孽深重，自然会激起转型正义，如果，顺势而为，往往会赢得宽容，前苏联几乎没有追诉前领导人，原因都很清楚，因为戈氏主动转型，而接棒的叶利钦，本身就是体制内高官。


　　3，乌合之众：没有谈判对手


　　很多转型会面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由于目前没有组团存在不少障碍，因此，会面临没有谈判对手，或者谈判对手不稳定，没有代表性，这样最后，只会走向激进化，无法达成共识，只能对决，流血。埃及还有穆斯林兄弟会，而我国，最大的可能仍只能是党内开明派来收拾残局，但，党内开明派毕竟和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有利有弊。


　　社会反抗情绪，已经毋庸讳言，是越来越激进，温和的言辞，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停下忙碌的眼球和头脑，思考下，什么样的道路，才是对民众、对国家有利的，多数人在想，在老头子死后，管他洪水滔天，问题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打开潘多拉之盒？


　　4，如何走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来临是才会改革。但是，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转型政府无法解决经济危机，也会导致合法性受挑战。守旧派会怀恋旧日的繁荣，经济腾飞，秩序。如同台湾刚转型时，遭遇经济危机，有人会想起蒋经国。台湾相对来说，规模小，不会有大规模动荡，但仍有红衫军的“爱如潮水”。中国能否经得起这种冲击，以及如红衫军那样的自制力？


　　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政不够用，这时，往往会产生，政权征用民间的资产，通过各种方式，如打黑，如通货膨胀，如加收地产税，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破产，最后危机加重。所谓民主制度有其合法性，但根本的合法性或许来自其表现，尤其是经济上的表现，否则，很脆弱。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让渡于其他政权，不是个案。


　　5，制度选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偏好强人政治，如前所说，民众不喜欢独立思考，也就需要大海航行的舵手，这样自己只需要跟随。另外，因为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需要一个灵活应对的中枢，所谓定于一尊。


　　中国最怕是出现政治僵局。因此，在制度选择上，民众会偏好总统制。事实上，从晚清结束，孙中山选择的就是总统制，袁世凯就任总统，他非常不习惯被总理制约，所以，当总理唐绍仪去总统府时，袁的随从会说，少川又来欺负总统了。随着宋教仁被刺杀，之后的总理都被袁控制。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总统制，毛泽东实际行使的权力远远超过一般总统，总理基本是个当差的。


　　一旦民选，如果是直接选择，就会出现强人总统，加上转型期间的民族问题等，议会很难对总统形成制约。如果选择议会制，则要冒议会僵局的危险，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强势多数的议会，会导致政治治理能力的下降，如果时间一久，民众反而会怀念旧时的秩序，从而给强人觊觎政权带来方便。拿破仑用大炮带来秩序，曾获得一片欢呼声，接下来，法国人民陷入精疲力尽的战争之中，魏玛共和国的教训，也很深刻。


　　五，对症下药


　　以上问题的提出，笔者认为，是需要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去提前做些预防和减压工作。改革，对民族问题来说，转型越早越好，因为，可以减少历史负债，但是，民智问题，转型晚些未必不是好事，但就民众情绪和贪腐问题而已，又需要提早转型，建立负责任，受监督的政府。当我在福州看守所，听着念斌，一个被判了三次死刑的人，控诉警察用竹片插入肋骨缝隙之间，刑讯逼供，咬舌自尽都不能时，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早些转型？


　　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远途何须愁日暮，你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走，自然会有进步。所谓的西方这套法治制度不适合中国，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那为什么你会坐上西方汽车、飞机？器物和制度，晚清曾文正遇到的问题，百年之后，谁能说没有答案？关键是共识。


　　《诗经》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民主法治，犹如棠棣之花朵，你要真正思念她，千山万水，开山架桥，何远之有？你若有心，便是晴天！心若有伞，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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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 创世纪第11章 巴贝耳塔 注定了人类的命运